俞林　印建兵

【摘 要】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的深入，农民工与城市融合已成趋势，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能力与其职业转换的关系值得研究和关注。通过文献梳理、概念界定及关系假设，借助设计问卷实地调研，运用计量模型探究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能力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换及市民转化的影响作用。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文化心理能力、社交能力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换意愿、职业转换行为影响显著;经济能力、政治能力对其职业转换意愿影响较明显，而对职业转换行为影响不明显。研究结论为引导和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积极向上的职业流动提供了新的视角。

【关键词】职业能力;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换;能力积累

【中图分类号】G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794（2020）03-0036-06

【作者简介】俞林（1979—），男，江苏泰州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农村经济、企业管理;印建兵（1973—），男，江苏泰州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及人力资源。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新型城镇化的深入推进，在城务工的农村转移人口逐步适应城市环境，其身份认同、职业选择、生活习惯等许多方面与城市融合已成趋势，但在城镇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能力能否对职业转换起到积极的引导和促进作用值得探究。现阶段，农民工的流动性仍然非常显著，不仅明显高于城市从业人员，也数倍于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国家的劳动者。

[1]2016年政府网有关数据显示，①我国2亿多农民工尚未解决户籍上市民转化问题，其中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中的主体部分，而且他们大多在城市之间自由流动。沙占华、赵颖霞研究认为，这种内在的农民工职业素质也是一种“自我发展能力”，或者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能力是促进其职业向上流动的内在驱动力。[2]本文通过探讨新型城镇化视角下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能力与职业转换之间的关系，为引导和促进农民工有序的职业流动和职业转换提供新的视角。

一、研究概念、研究假设及模型构建

（一）研究概念：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

1相关文献综述

在研究文献中发现，市民化素质和市民化能力一般未加严格区分。杨春华研究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表现在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由生存能力向生活能力进行转变，从单一农民角色向多重市民化角色认同能力转变，从单纯挣钱能力向注重自身发展能力转变。[3]张建丽、李雪铭等研究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可看作城市适应能力，主要包括在城市的生存适应能力、工作适应能力、生活适应能力及沟通适应能力等。[4]董金秋、孟祥林研究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素质可以体现为某些市民化程度或者市民化属性，如职业属性、社会保障属性、社会参与性、生活方式以及市民自我认同性等方面。[5]李贵成在研究农民工消费能力时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消费处于较低的水平，在公共服务与文化市场的夹心层位置。[6]张乃仁通过对农民工市民化研究的述评提出，户籍的非农化只是基于技术层面，不能视作为素质或能力，真正提升农民工市民化能力主要在于使得农民工在城镇中长期生活、工作的能力，制度赋予农民工的保障能力以及与城市社会的融合能力。[7]

2文献述评

综合文献研究，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除了政府政策或制度赋予的“外赋”能力外，其实就是一种内在综合素质的表现。综合素质的形成也就是随着城镇化的进程与城市融合过程中所获得的各种适应或发展能力。无疑，市民化能力是职业转换不可或缺的内在驱动力，决定着他们向上还是向下的职业流动。[8]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转换已经不同于上一代以生存为目的的职业迁移。职业转换需要一个通畅的向上流动的通道，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转换意愿也就是他们追求实现人生价值的美好愿望。[9]概括起来，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能力包括外在能力和内在能力两大方面，可以深层次细分为经济能力、社交能力、文化心理能力以及政治能力，它们之间相互影响、互为渗透，而且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又受自身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心理资本的影响，同时也受制度环境、社会环境、人文环境及法律环境的制约。

（二）关系假设及模型构建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做进一步假设。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结构分为六个结构变量，其中，职业转换意愿既作为中间变量又作为结果变量，职业转化行为作为结果变量，将经济能力、社交能力、文化心理能力、政治能力设为前置变量，即作为职业转换意愿和职业转换行为的自变量。变量之间的单向箭头表示各项市民化能力对职业转换意愿和职业转换行为的影响。根据“市民化能力越高越有利于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换”这一基本假设，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对职业转换意愿与职业转换行为有一定的影响，构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职业转换意愿和职业转换行为之间的关系假设模型（见图1）。

根据相关文献，我们做出如下几方面假设：

假设1（H1）：新生代农民工经济能力与职业转换意愿、职业转换行为之间存在正向关系;

假设2（H2）：新生代农民工文化心理能力与职业转换意愿、职业转换行为之间存在正向关系;

假设3（H3）：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能力与职业转换意愿、职业转换行为之间存在正向关系;

假设4（H4）：新生代农民工社交能力与职业转换意愿、职业转换行为之间存在正向关系;

假设5（H5）：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换意愿与职业转换行为之间存在正向关系。

二、研究设计

（一）问卷设计

综合各种文献，用经济能力、文化心理能力、政治能力和社交能力组成并衡量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参照Entzinger、ArendsToth等研究成果，采用Likert标准五点量表构建各测量表，[10]本量表設计也结合采用了标准化的心理测量程序 （Nunnally，1978），量表构建经过文献查阅、专家访谈、小范围群体抽样等阶段。最后形成经济能力、文化心理能力、政治能力及社交能力与职业转换意愿和职业转换行为的结构量表。

（二）小样本预调研

将所形成的问卷进行小样本预调研的试验，调查组选择了江苏无锡江阴、泰州靖江两地的20家企业，并针对随机抽取的100名20—35岁的农民工群体进行了问卷预调查。针对有效的87份问卷运用SPSS 21.0计算出信度，结果值达0.785，符合进一步大规模调查的要求。在小样本检验的基础上，我们对调研所使用的原始测量量表的各个指标进行适切性研究，对问卷中被访者不易理解的测项，我们在修订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以便于被访者答题。另外，我们还对问卷中意义相同或相似测项进行归类汇总合并，从而进一步提升问卷的有效性，确保各测项表述准确性，最大限度地减少误差。

（三）大规模数据采集

在预调研的基础上，我们修订形成了最终的正式问卷。接下来，课题组在江苏省范围内进行大样本调研，调研时我们采用分层抽样和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法，既有现场调研，又有网络调研。本次调研课题组发放问卷合计1 500份，其中现场调研发放问卷1 000份，网络调研发放问卷500份，合计回收问卷1 362份，剔除填写缺项、重复填写等情况，最后获得有效问卷1 294份，有效问卷回收率86.27%。

大样本调研结束后，课题组对有效问卷进行了整理和汇总，对问卷中的人口统计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经统计，我们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年龄分布基本均衡，没有出现特殊情况，被调研样本的年龄分布在16—20周岁、21—25周岁、26—30周岁以及31—36周岁中比例分别为22.66%、28.52%、27.93%、20.89%。对被调研对象的受教育程度进行分析，我们发现他们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高中（含中职）以上学历者占比为61.25%，其中有超过15%的受访者受教育程度为大专（含高职）以上，初中及以下学历者占比38.75%，其中小学学历占3.32%。被调研对象月收入较高，月薪平均约3 000元，其婚姻状况以已婚为主，占比为71.51%。另外，通过调研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务工岗位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的企业，譬如餐饮业、建筑业、制造业、家政服务业等，而在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企业就业者相对较少。

（四）信度、效度及相关性分析

数据收集后，通过SPSS 21.0软件对大样本调研数据进行相关统计检验，经SPSS 21.0软件运算，得到KMO值为0.853，这一结果与Kaise提出的0.8

首先针对信度检验，各结构变量信度均在0.70以上，总体信度为0.814，总体来说，所调研的数据保持了良好的信度。其次，各结构变量的共同度的均值为0.727，表明所调研的数据也保持了良好的信度。从各结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看，经济能力、文化心理能力、政治能力、社交能力与职业转换意愿的相关性分别为0.2311、0.2684、0.2418、0.2773，存在显著相关;文化心理能力、社交能力与职业转换行为的相关性为0.2649、0.2775，存在显著相关。结果也显示，经济能力、政治能力与职业转换行为相关性却不高，分别为0.1204、0.1167。

三、市民化能力对职业转换意愿、行为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多元回归分析

将经济能力、文化心理能力、政治能力和社交能力作为自变量，职业转换意愿和职业转换行为作为因变量，借助多元回归分析的方法可检验出经济能力、文化心理能力、政治能力和社交能力对职业转换意愿和职业转换行为的影响。从表1可看出，新生代农民工经济能力、文化心理能力、政治能力和社交能力与职业转换意愿之间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是0.134、0.163、0.146、0.157，T值均在1.96以上，在95%置信区间通过T检验。文化心理能力、社交能力与职业转换行为之间的标准化路径系数是0.258、0.295，T值均在1.96以上，在95%置信区间通过T检验。但经济能力、政治能力与职业转换行为之间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负值，T值明显在1.96水平以下，未能在95%置信区间通过T檢验，说明与职业转换意愿之间的关系不同，经济能力、政治能力对职业转换行为的影响不明显。从表2 可看出，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换意愿与职业转换行为之间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291，T值在1.96以上，在95%置信区间通过T检验，说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换意愿与职业转换行为之间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二）模型路径系数分析

为了进一步验证以上影响关系，运用AMOS软件运算出新生代农民工经济能力、文化心理能力、政治能力、社交能力对职业转换意愿影响的关系值。图2所示，经济能力、文化心理能力、政治能力和社交能力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换意愿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134、0.163、0.146、0.157。相比较而言，文化心理能力、社交能力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换意愿的影响系数大于经济能力和政治能力，其中文化心理能力的影响系数为最大。经济能力、文化心理能力、政治能力和社交能力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换行为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053、0.258、-0.082、0.295，相比较而言，文化心理能力、社交能力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换行为的影响系数大于经济能力和政治能力，其中社交能力的影响系数为最大。

四、研究结论分析

（一）市民化能力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换有显著影响

以上研究结果说明市民化能力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换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根据文献研究所提出的关系假设大体一致。市民化能力素质在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换过程中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因素，应给予重视。在市民化能力结构中，文化心理能力、社交能力无论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换意愿还是其行为的影响既直接又显著，尤其注意到社交能力对职业转换行为的直接影响作用。

经济能力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换意愿的影响较为直接和显著，但是对其职业转换行为的影响作用不大。一方面说明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整体文化素质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特别是近些年来职业教育、培训大规模地发展，职业能力提升增加了经济收入，对职业、岗位、工种等类型有了一定程度的追求。另一方面也同时说明了现有的整体经济能力还不足以引导和促进积极且有正向意义的职业转换行为，结合现实调查情况，超过半数以上的农民工工作时间、工作强度、经济、家庭压力使得他们几乎没有选择理想职业的余地。目前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能力对职业转换意愿的影响也较为直接和显著，但是对其职业转换行为的影响作用不大。说明目前政治能力在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换的积极作用方面很不明显。由此，政府、企业及其他相关单位应该予以重视，结合现实调查情况，有些单位存在一定程度的“传统”意识，认为农民工天生就有的“小农”意识很难形成城市市民的政治意识，这种认识须加以转变。

（二）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整体水平较低，结构不平衡

从整体市民化能力水平看，各量表中各测项的均值低于中位数，说明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水平尚处于较低的层次水平。从外在能力和内在能力结构看，能力结构水平不平衡，在外在能力结构方面，社交能力高于经济能力，新生代农民工整体文化水平有了提高，并且容易接受开放的环境，随着QQ、微信等交流工具的普及，社会交流范围日益扩大。在内在能力结构方面，文化心理能力高于政治能力，新生代农民工容易接受城市文化，适应城市消费，结合现实调查情况，78.26%的被调查者不愿意被称为或者不认为自己是从农村来的“打工仔”，并且愿意接受、融入所认同的企业文化。另一方面，实证结果说明新生代农民工经济能力水平虽然有了提高，但是还没有对职业转换愿望、行为起到积极的引导和促进作用。新生代农民政治意识偏弱，政治参与能力较弱，虽然有一些参政、议政、维权的欲望，但是其行为能力却偏低。

（三）帮助新生代农民工构建新型社会资本

实证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具有强烈的社交欲望，社交能力对职业转换行为的直接影响关系值为0.295。实证结果基本上符合目前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交往状况，但是也要剖析这一数据背后的深层次原因。目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在与城市社会融入及市民身份认同方面已经有了改善，其社会交往圈有了明显的拓展，然而，这些还不足以帮助其构建新型社会资本。根据课题组的实地调研情况，我们发现年轻的农民工群体由于初进城市，在就业单位和岗位、就业工资待遇以及身份地位和城市居民的态度等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心理落差，因此他们心理上会存在被城市边缘化的感知。究其原因，我们认为主要是由于在城市的生存压力导致他们一味忙于工作，与其他人交往较少。因此建议他们应不断扩大交际圈，不断扩大交际网络，可以先从血缘、地缘或者业缘等方面扩大人际交往范围，这才能不断提升其社会资本和职业能力。

政府及相关企业单位必须重视并帮助新生代农民工构建新型社会资本。一是相关组织应为新生代农民工构建契约型或组织型社会资本，让他们尽量多参加社交活动，进而拓展其人际社交圈，从而使得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组织化程度得以不断提升。二是各组织工会应构建与企业领导利益沟通协调机制，切实为新生代农民工争取合理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另外需要不断加强宣传，鼓励新生代农民工积极参与工会活动，提升自身的话语权，这样才能切实保障其权益。三是采取措施进一步完善制度型社会资本，以此来不断规范公共产品的社会供给。建议相关企业关注农民工群体的诉求，保障农民工群体相关权益，制定鼓励他们参与单位活动的相关制度，提升其积极性。实证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具有强烈的社交欲望，社交能力对职业转换行为的直接影响关系值为0.295。实证结果基本上符合目前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交往状况，但是也要剖析这一数据背后的深层次原因。目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在与城市社会融入以及市民身份认同方面已经有了改善，其社会交往圈有了明显的拓展。

（四）关注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换率较高问题

实证结果显示，职业转换意愿与职业转换行为的影响关系值较高（0.291），能否解释当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转换率较高，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对促进职业转换究竟起到有多大的正向影响。笔者认为，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换意愿与职业转换行为之间的关系密切，但不能简单地将“意愿”等同于“行为”，应加以区分。本文实证结果与相关文献研究结论基本上一致，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水平总体上偏低，由此还不能认为对职业转换行为起到了積极的引导和促进作用。或者说，新生代农民工市民转化现有能力的综合水平与积极向上的职业流动的愿望还相差甚远。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换率较高的主要原因不在于其“主动性意愿”，而在于其“被动性意愿”。结合现实调查情况，90.47%的受访者从事过不止一种职业或岗位，57.68%的受访者不满意现有职业或岗位抱着且做且看的态度，27.41%的受访者认为对于目前的职业、岗位还不能完全适应。由此说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岗位选择余地不大，职业流动很大程度上在于“被迫”离职，政府及相关企业单位必须高度关注这种现象，注重培养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素质，从而提高其职业能力素质。

五、职业能力积累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转化的具体策略

通过上述实证分析，我们认为可以从强化职业技能培训、职业教育等方面入手，进一步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转化能力。经过细致分析，建议从制度、模式及机制等方面进行改革，进而有效提升新时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能力。

（一）完善职业技能培训体制机制，提升人力资本质量

政府部门应发挥主导作用，不断完善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在制度建设过程中，应当坚持公益原则，进而以制度建设带动农民工社会培训，有效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切实实现城市融合。具体措施包括：一是构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积分制度，鼓励用工单位适时参考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情况。优化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资源配置方案，出台举措积极引导农民工参与培训，进而让农民工切实享受制度革新带来的权益。二是鼓励培训机构构建分层分类培训体系，能够根据农民工的培训需求设置合适的培训内容，针对不同行业和岗位设置不同层级的培训方案，进而使得培训内容进一步与社会需求、企业需求相吻合。不断加强培训奖励制度建设，通过对参与职业技能培训的农民工进行补贴、奖励等，进一步调动农民工参与培训的积极性。三是完善农民工培训机制，从动力、投入、收益及保障等方面进行机制建设，并能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构建培训、就业一体化的服务机制，减少中介环节，切实增强就业的透明度，进而有效激发农民工参与培训的热情。四是要积极探索政府引导，市场参与的培训模式，既要发挥政府的牵引作用，又要充分激发市场、企业的培训参与热情，这样才能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提供合适的培训模式，提升职业技能培训的效能和质量，提高其市民转化的意愿和能力，最终切实有效地确保新时代农民工融入城镇成为城市居民。

（二）优化构建社会网络体系，提升社会资本深度与广度

政府应当通过进行人口治理制度建设，优化城镇与乡村的人口空间布局，进而优化构建社会网络，为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本的提升提供支撑。一是建议社区要不断发展和健全工会组织，鼓励新生代农民工积极加入组织，经常举办各种活动，提升社会组织化程度，以此确保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就业得到应有的城镇居民权益。二是建议地方政府通过制订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明确农民工在城务工的公民权利，让他们拥有相应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鼓励新生代农民工积极参与城市管理，这有助于他们通过相应渠道表达想法和观点，切实享有主人翁的感觉。三是要鼓励城镇居民与新生代农民工经常沟通交流，进一步让农民工融入城镇，积极参与社区活动，摆脱封闭，主动与城市居民交往，不断扩大社会网络，进而使得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实力不断提升，这有助于其市民转化能力和意愿的增强。四是要不断改进现有的社会治理架构和体系，消除明显的阶层差异，让新生代农民工从内心切实愿意融入城镇，成为城镇居民。鼓励社会各阶层之间相互沟通交流，不断强化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交往范围，进而缩小与城镇居民间的网络层级距离。让城镇居民与农民工之间相互理解，提升网络沟通深度和广度，进而切实提升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成为城镇居民的意愿，最终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转化。

【注释】

①参照“关于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http：//www.gov.cn/xinwen/2017-04/28/content_5189509.htm#1

【参考文献】

[1][8]柳延恒.从再次流动看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方向：水平、向下抑或向上：基于主动流动方式视角[J].农业技术经济，2014（10）：29—37.

[2]沙占华，赵颖霞.自我发展能力：农民工市民化的内在驱动力[J].农村经济，2013（8）：112—115.

[3]杨春华.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思考[J].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10（3）：17—19.

[4]张建丽，李雪铭，张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与空间分异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3）：82—88.

[5]董金秋，孟祥林.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水平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河北691个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0（4）：11—15+126.

[6]李贵成.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家园的现实困境及其构建机制研究[J].东南学术，2015（5）：88—95.

[7]张乃仁.农民工市民化研究述评：内涵、约束与路径[J].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16（1）：50—54.

[9]殷红霞，宋会芳.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换的影响因素分析[J].统计与信息论坛，2014（6）：98—102.

[10]俞林.新型城镇化视角下农民工城市融合对消费决策的影响研究[J].商业经济研究，2016（19）：42—43.

【Abstract】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new urbanization process， the integ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and cities has become a tre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vocational ability for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and their vocational transformation deserves research and attention. Through the literature review， concept definition and relationship hypothesis， with the help of designing questionnaire on-the-spot investigation， this paper uses the measurement model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the vocational ability for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on the vocational transformation of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and the citizen transformation.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cultural psychology ability and the social ability have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career change intension and behavior; economic ability and political ability have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ir career change intension， but have littl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ir career change behavior. The conclusion of the study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guiding and promoting the positive career mobility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Key words】vocational ability;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vocational transformation; ability accumulation

（編辑/徐 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