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晓群

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核心议程，中国政府2010年启动精准脱贫工程以来，产业扶贫一直被作为其间的重要支撑。从实践来看，绝大多数省区市70%的扶贫开发资金被用作扶贫产业开发和培育工作。2015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明确提出，积极发展特色产业脱贫，并要求积极做好扶贫产业规划，支持贫困村、贫困户因地制宜发展农村种养业、农村手工业等，加快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步伐。毫不夸张的说，中国集中连片贫困山区正在上演人类经济史上规模空前的产业扶贫进程。因此，有理由对这个令人瞩目的经济进程进行客观审视。

产业扶贫的核心内涵

长期以来，在推动扶贫进程中，更多地采取输血式扶贫方式，即贫困农户缺什么即给什么。这种扶贫方式对于解决贫困农户实际生活困难，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这种输血式扶贫的扶贫效果是低水平的，并且难以起到长期作用。

贫困地区致贫原因复杂，除了个体的因病、因学致贫甚至因婚致贫等原因外，更多的是能力缺失。由于贫困地区大多地处偏僻、山高路远、交通闭塞，观念滞后，贫困地区总是被动排除在发展机会之外，难以平等地分享发展成果。机会缺失、能力缺失成為个体致贫外，贫困地区最普遍的系统性致贫因素。

由于能力缺失，贫困农户市场进入能力弱，需要通过市场化机制将贫困农户纳入到市场化的现代产业体系。而产业扶贫可以向贫困地区导入现代产业体系，让农户直接参与产业生产、或者带动贫困农户就地、就近就业，稳妥的增加收入而实现脱贫；或者通过引入现代运营理念，实现贫困地区资源的创新性利用，带来整体经济活力提升，显著改善贫困农户的生产生活状况，达成扶贫绩效大的跃升，对于新时期推动扶贫方式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而且，产业扶贫通过在贫困地区引入现代产业体系，实现贫困地区人口的就业扶贫、生产性扶贫以及资源利用方式创新的扶贫，实际上为贫困地区人口建构了一种崭新的机会公平，并通过这种机会性公平实现后天技能、能力的习得性，逐步提升其就业能力、创业能力的稳步提升，并最终带动观念变革，变贫困地区“内卷化”的贫困重复为自觉性主体式发展，实现贫困地区发展能力的提升，彻底告别贫困奠定坚实基础。

因此，这种创新性理念，对于实现输血式扶贫向贫困农户自身造血式扶贫机制的转变，对于增强扶贫绩效不仅具有实践意义，无疑具有发展经济学的学理意义。不仅如此，依托贫困地区资源禀赋条件达成的扶贫产业发展，为贫困地区从精准脱贫议程接续到乡村振兴的进程中，更具有长远和深远的影响。

产业扶贫的批判性反思

现实逻辑和理想逻辑，总是存在重大差距。进入新时期以来，各地围绕精准脱贫议程，将产业扶贫置于中心地位。然而，此间引致的现实冲突，却有理由静下心来，对风起云涌的产业扶贫进程进行客观思考。

一是扶贫政策统一性和贫困山区异质性存在显著冲突。全国14个集中连片贫困山区，地理条件差异大，资源类型丰富，但差异显著。以重庆市集中连片的国家级片区秦巴山区、武陵山片区和市内贫困发生率较高的大娄山片区为例，其差异也是显著的。由于各地的海拔高层、温光资源、产业成本、产业类型等存在较大差异，其扶贫产业选择也需要差异化发展。然而，由于现行的公共政策往往运用平坝地区的补贴标准拟定，而这种补贴标准运用于贫困村庄的产业发展，往往水土不服。比如，贫困山区沟壑纵横，地势起伏大，其产业成本往往较平坝地区高，但是贫困山区发展农业扶贫产业往往采用平坝地区一般农户的补贴标准，显然难以达成预期效果。类似的，贫困山区乡村旅游设施建设，实际上按照贫困山区实现“两不愁”、“三保障”的补贴标准执行，就解决贫困农户自身生活问题，这种补贴标准是可行的，但是如果用来吸引乡村旅游客户，显然缺乏科学考量。因此，公共政策的统一性在贫困山区的差异性需求，对贫困地区产业发展发挥显著作用，彼此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和冲突，需要深入考察地区之间、产业主体之间、产业类别之间、产业环节之间的特定需求，精准施策，才是科学的产业补贴标准。

二是农业低效性引致扶贫产业选择困境。不可否认，农业是低效率产业，加之农业风险性以及不合理的农商关系及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不科学，转型期的中国农业尤甚。而且，开放体系下的中国农业，源于本身的产业成本高企不下，实际上整个产业处于危险境地，处于本土高产量、高库存和高进口量“三量齐升”的尴尬境地。实际上，由于贫困山区大都处于集中连片地区，山地地貌特征为主，农地碎块化经营，难于形成对劳动力直接替代，引致农业经营的高成本；同时可能温光水热资源季节间分布不均，引致土地产出率低；交通建设滞后，物流成本高，引致参与全国产业竞争存在困难等因素，都进一步加剧贫困山区农业产业的低效，实际上确保农民收入稳步增长都存在较大困难，更别说带动贫困农户致富了。因此，单纯依靠农业产业的充分发展，实现贫困地区农户脱贫致富，其实存在现实悖论。

三是多元化产业主体参与和农户主体地位的利益冲突。不可否认，贫困地区引入现代产业机制需要多元化扶贫产业主体的参与。其中，在财政扶贫资金带动下，吸引市场化资本化主体的参与不可或缺。然而，资本的本质是逐利的，其目标函数与政府目标函数存在较大差异。在资本逐利过程中，有效降低成本往往成为资本化主体的首要考量因素，而地方政府为了引入资本化主体往往给予某种程度，而将农户抛开，实际上形成农户、资本之间难以形成激励相容的治理机制。类似这种状况，其实在全国贫困地区都不同程度存在。而且，这种状况在乡村旅游扶贫开发中，农户往往被动的游离于片区开发之外。与此同时，失去土地的贫困农户，由于缺乏现代市场能力而被排除在美轮美奂的现代旅游体系和商业体系之外，继续重复昔日内卷化的生存状态，这点此前在凤凰古城开发、九寨沟旅游开发中都不同程度的存在。

以重庆为例，已经宣布脱贫的武陵山区有两个情况迥异的村庄，其中A村率先开启旅游开发的路子，形成了资本化为主体的旅游地产开发格局，贫困农户转为农业工人；而邻近的B村则坚持农户主体，实施农家休闲客栈的扶贫旅游开发模式。虽然两个村庄都告别了贫困村的标签，但是A村居民由于失去了资源，其发展动力严重不足；而B村居民则成为全区收入最高的村庄。从这个角度看，如何在有效吸引资本化主体参与扶贫产业开发，并在此过程中保持农户主体地位，是扶贫产业发展中需要重点思考的重要命题。

四是政府包办和政府失灵之间的冲突。按期实现贫困地区脱贫，是中国政府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对贫困农户的庄严承诺。并且，实施五级书记抓扶贫，政府在道路交通设施、扶贫产业规划、建卡贫困户种苗配送等环节，悉数包办。然而，预想中的产业图景和逼仄现实之间，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实际上，蔬菜、果园、茶园种植面积增加了100亩，并不必然引致贫困农户增加这100亩的预计收入。

根据笔者根据有关统计资料分析发现，自从中国政府在2010年启动实施精准脱贫进程以来，全国蔬菜、茶叶、食用菌等吹糠见米的扶贫产业实物量均出现大幅增加。以茶叶为例，2010年全国实有茶园面积1970.2千公顷、茶叶总产量1475069吨，而到2017年全国实有茶园面积2848.7千公顷、茶叶总产量2460409吨，2017年茶园面积及其产量分别增长44.6%、67.3%。其中，扶貧任务较重的贵州省茶园面积迅速增长，达到近700万亩，位居全国第一，超过传统茶叶大省云南和福建。

在紧锣密鼓般的产业扶贫进程中，政府为了如期达成精准脱贫目标，而大规模开启农业产业基地建设，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埋头向下的扶贫产业发展最终能否促进贫困农户增收，依旧需要接受市场法则的检验。换言之，贫困农户能否在大规模的扶贫产业发展中实现产品到商品、然后实现从商品到货币的“惊险一跳”，归根结底还需要市场的连接。

更为重要的是，农产品市场的特点是一个类似于完全竞争市场，农业生产者只能做价格接受者，而不可以成为价格决定者，加之农产品供需弹性偏小，产量增加一点则增太多、产量减少一点则减太多，引致农产品价格大起大落。换言之，短期内农产品的总量的急剧增加，其实很难确保产业扩张为农户带来预想中的收入水平。

概言之，贫困地区市场发育水平差，需要政府强制力推动，才有扶贫产业发展机会。然而，产业发展终究必须接受市场法则检验，如果处置不合理，政府失灵现象可能在扶贫产业发展持续发酵。

五是贫困地区独特资源及其产品叙事的冲突。贫困地区的资源多样化而且独具特质，如果进行科学利用，配以科学的产品叙事和产区叙事，有可能达成极好的市场影响力。近年来，一些地方在扶贫产业开发中，创造性的将高山地区的气候资源加以科学利用，形成了乡村旅游开发的创新性模式，取得了良好的扶贫绩效。但是，不得不承认，目前对于贫困山区多样化农业资源的逻辑叙事，还十分不够。

以全国集中连片的大巴山片区和武陵山片区为例，其产区叙事和产品叙事显然不够。以大巴山为例，域内云雾缭绕，江河纵横，素有茶圣之称的陆羽曾说“巴川高峡出好茶”。云雾、高峡是影响茶品质最重要的产区特质，“除却巫山不是云”，云雾成为这块土地上最美丽最悠远的诉说。在整个北纬30度线上，中国名茶荟萃，包括西湖龙井、太平猴魁、黄山毛尖、庐山云雾、祁门红茶等均产自这个纬度区域云雾缭绕的山梁之间，然而同处北纬30度线上的重庆大巴山地区，却没有因为“冬暖春早”的气候特征，实现富有吸引力的产区叙事逻辑。类似的，素有中药材宝地的武陵山区，其产区叙事逻辑也严重不够。大巴山、三峡云雾、三峡红叶、武陵山等具有全国影响力的自然地理元素，没有成为区域贫困农户和区域农业走向现代的和弦，不能不说是两个集中连片贫困山区扶贫产业发展的重大遗憾。

类似的，其他集中连片贫困地区，都蕴藏丰厚的自然地理元素和人文历史因子，为其增强产业叙事、产区叙事和农产品产制叙事大有裨益，然而在扶贫产业发展都被漠视。笔者曾去延安探访，特地到南泥湾追寻历史的背影。虽然延安市于日前宣告整体脱贫，然而不得不说当地对“陕北好江南”的“南泥湾”品牌利用，其实并不充分，也不精细，更没有建立专门化的供应链体系，不能不说是憾事。

六是优势村庄精英俘获和弱势村庄弱者吸纳并存。在产业扶贫过程中，精英俘获和弱者吸纳同时并存。其中，扶贫领域的精英俘获，泛指对准贫困农户的扶贫资源和项目，或者相关资源，却被农村精英通过优势资源获得；这种情形放大到村庄之间也是成立的，即应该优先分配给贫困村的扶贫项目资源和资金，却被优势村庄率先获得，而贫困村反而在资源分配中被刷下来，贫困村被迫退而求其次只能获得相对弱势资源，即在低水平上吸纳相关资源，最终形成“弱者吸纳”现象。在产业扶贫中，优势村庄一般被竞争能力较强的市场化主体所青睐，而弱势村庄则只能吸纳市场竞争能力较弱的市场化主体；而市场竞争能力强的企业，其带动能力较强，脱贫效果更佳，反之则反。为此，精英俘获和弱者吸纳客观存在于产业扶贫领域，有可能引致贫困固化，形成村庄发展水平的代际传递，不利于脱贫攻坚的长效化。

在产业新趋势中释放冲突困境

形成诸多冲突的原因是多维的，可能有传统的政策路径依赖，比如用平原地区的政策标准先验的应用于贫困山区，并因贫困山区异质性引致水土不服。传统产业路径和传统资源利用路径，也可能成为冲突的重要缘由。即，在产业扶贫发展上没有埋头向下，没有将扶贫产业发展充分对接产业发展趋势及其需求变化，并在这种新趋势中实现产业创新和资源利用方式的创新。

换言之，产业扶贫发展需要在产业新趋势中实现变革性取向，然后才有可能达成冲突困境的释放。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征途上的主旋律。与之相应，消费升级必然要求生产体系和供给體系的变革。引领包括中国农业和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成为适应主要矛盾变化和消费升级的重要议题。

可以预料，中国经济消费升级是史诗性的，不可逆转。在这个大背景下，对于农产品消费由追求数量满足向崇尚安全、健康、道地和品质转变。在传统的农产品市场上，农产品本身因外观难以区分因而是无差异的，然而随着消费新潮流蓬勃发展，农产品供给必须由无差异市场向有差异供给转变。

经验研究表明，当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时候，消费者对品牌的需求开始攀升，当达到7000美元以上时，人们对品牌的忠诚度逐渐成为主流，当人均GDP达到10000美元时候，消费者对品牌具有压倒性的需求。因此，随着收入水平攀升，消费者对于品牌农产品、独特产区等标签农产品的需求日甚。在这个时代，消费者更愿意对道地农产品支付对价，小产区的产品更受欢迎：赣南脐橙、烟台苹果、武夷岩茶……全球化商品供应体系应运而生。

贫困山区大多处于生态秀美、产区安全的自然地域内，其农产品品质远胜于一般产区，为其在消费升级时代脱颖而出，推进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基础，实现“高品质、高价格”提供了可能。产业扶贫发展，需要契合这种产业发展新趋势，充分利用小产区发展趋势，达成自身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除了小产区需求井涌外，实际上以农业为本体产业，融合休闲、康养和旅游、体验于一体的农业衍生化需求开始爆发，催生体验、休闲、观光和旅游等农业新功能、新业态。

随着乡村公路等基础设施不断改善，迎来了休闲健康消费时代。贫困山区往往山色秀丽，风景绮丽，正好为契合大健康、大休闲、大旅游和大养生时代的需求提供了基础，为其创新资源利用和业态创新提供了可能，为贫困山区产业融合化发展和提升资源回报率提供了契机。

与之同时，产业扶贫更需要在新技术演进中达成商业新模式的创新。移动互联网快速发展，积极推动了中国农业领域商业模式的创新浪潮。“互联网+”的引入一定程度上改革了原有的农业组织结构，重新定义了组织间、成员间、组织与成员间的关系，对农村经营创新带来革命性影响。

其中，“互联网+”的跨界功能能够连接市面上的不同的农业经营组织，形成统一有机整体。过去一般只在同一或相邻地区的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和销售相关组织之间进行联合，“互联网+”加入以后，不同地域不同领域的经营主体也能通过虚拟网络平台聚集起来，依靠互联网信息技术实现信息共享与共同管理。相比传统的农业产业集群，新型虚拟农业产业集群是对传统产业链的深化和整合，具备结构更优化，运行更高效，内部信息流通机制更灵活，产业融合程度更深更广，集群风险抵御能力更强等特征。新型虚拟农业产业集群的出现为农业组织内部结构的进一步优化与组织间成熟合作模式的形成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电商、众筹、OTO等新型业态应运而生，包容性治理机制频浮现于贫困地区的山梁间。

对于贫困山区而言，新技术带来的最显著的变化，莫过于电子商务迅猛发展，网络销售正在替代传统实体店。电商既是扶贫产业，也是扶贫市场。通过互联网，一方面工业品进入农村的成本大幅度下降，通过减少支出实现增收。另一方面互联网破除了信息瓶颈制约，让贫困地区优质农产品与消费者对接，为贫困地区获得了换道超车的机会。

而且，随着新技术向农业产业链全面延伸和渗透，重塑了农业资源的配置方式，形成了开放性的农业产业格局，提升了农业产业效率。这种新的格局，让离散的、间断的市场需求，在新技术推动下被有机整合在一起，形成集聚的、持续的农产品市场需求，农产品的深度和广度得到极大的拓展，不仅提高了农业产业经营的稳定性，还降低了经营风险。为此，原来藏在深闺的贫困山区农户，通过新技术和新型业态，形成了农户和现代农业之间的有效连接，为其脱贫致富奠定了市场基础。

因而，产业扶贫需要在需求升级、技术演化、商业模式迭代中寻找新的取向，并通过这种新型模式切换，树立全新的产业发展格局。其间，在坚持农业底色、生态特质和乡村精神原乡基础上实现产业模式的变革，走小产区、高品质的产业取向和融合化、休闲康养式的高品位新型服务业取向，实现产业融合发展，提升土地产出率和要素报酬率，切实增加农户收入。在严格界定政府和市场责任基础上，切实推进贫困山区资源利用方式创新，坚持农户主体地位，形成涵盖集体、农户和资本于一体的包容性混合所有制经济主体，加快培育治理规范、分配有序的包容性新型产业经营主体，形成集体的归集体、农户的归农户、资本的归资本的有序分配机制，切实提升贫困山区的内生发展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