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八飞

（1817—1827）

贝多芬创作的黄金时期以《庄严弥撒》开篇。

文艺复兴后，欧洲教堂音乐一直面临两难：是回归16世纪特伦托宗教会议后帕莱斯特里式的清澈弥撒呢，还是携手浪漫主义表现作曲家的个人情感呢？

贝多芬的《庄严弥撒》，是这两者最成功的荟萃。

《D大调弥撒曲》（作品123号）1817年开写，1823年完成。题献鲁道夫大公。因为本来这部作品就是为他写作的。1819年，按奥地利皇室精心安排，贝多芬学生、皇子鲁道夫大公被封为奥洛穆茨大主教。贝多芬曾题献他很多作品，但大主教就任仪式是件大事，当然得专门来部新的，所以贝多芬1817年开始为就职典礼创作《庄严弥撒》。不过，鲁道夫拿到这部作品时已就职4年，首演则更是要等到1824年4月18日，而且地点还非奥地利，远在俄罗斯的圣彼得堡，曲稿由贝多芬的贵族朋友格雷卿夫人送去。

弥撒是天主教最隆重的祈祷，即在教堂重新表演耶稣“最后的晚餐”，凸显耶稣即基督（救世主）。在最后的晚餐上耶稣以自己为祭品替世上所有罪人赎罪，他拿起饼说：“这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牺牲”，并令门徒日后这样纪念他。此即弥撒。教堂弥撒分三大部分：1.恭读《圣经》;2.圣祭，即重演最后的晚餐;3.全体信徒领受用面包代表的“圣体”。只有天主教徒可以领取，新教、东正教、英国圣公会教徒等非天主教的基督徒不能领取。

所以，当时的大作曲家，都会创作弥撒配乐。

跟莫扎特不一样，贝多芬虽生长于天主教家庭，却并非虔诚基督徒。在创作《庄严弥撒》

时（1819）他曾公然宣布“归根到底基督不过是一个被钉死的犹太人”，引起轩然大波，差点被当局起诉。他一生推崇的“人类靠自己的力量通过奋斗战胜痛苦夺取胜利”，不仅完全不符合以服从赎罪为主调的基督教教义，而且也根本没有给上帝安排位置。他跟米开朗基罗一样，用艺术拆除了人世与教会之间的高墙。他说：“音乐是超过一切智慧与哲学的启示”，而《庄严弥撒》是“从我心里流出来，流到大众心里去”。在这个方面，贝多芬跟尼采相似。尼采曾说：“如果有上帝，那么我不能容忍那个上帝不是我！”

贝多芬生前只在维也纳上演过《庄严弥撒》的三個乐章，并且不是在教堂，而是为配合《第九交响曲》音乐会暖场。贝多芬并没有打算出版这部弥撒，而是将之献给欧洲各大皇室。普鲁士国王、沙皇、法国和丹麦国王都有认购。1827年3月贝多芬去世，4月出版社蹭热度出版《D大调庄严弥撒》，结果全欧洲订购超过两百部，可谓洛阳纸贵。但刚开始时作品上演不多，难得一次也是节选，直到19世纪中才开始频繁演出，但多在音乐会，并非教堂。

也就是说，教堂也不认为这部作品是为教堂创作的。

全曲按例分为五大颂曲：1.《怜悯经》;2.《荣耀经》;3.《信经》;4.《圣哉经》;5.《羔羊经》。歌词来自弥撒祭歌，除《慈悲经》使用希腊语，其他均用拉丁语。贝多芬描写的耶稣苦难，其实就是他自己的苦难，在受难、下葬等壮烈悲哀之后，复活的主题出现，上帝最终胜利！然后是欢乐大爆发，紧接着是祈祷，苍茫的、神秘的、虔诚的信徒匍匐在地，主的眷顾漫天降临……

这部作品比1807年的《C大调弥撒》更宏大，而贝多芬对歌词的处理非常特别，《信经》唱到歌词“从天堂降临”时，乐声下沉，而唱到“飞入天堂”时则乐采飞扬。当“化为肉身”一句来临，音乐捧出神秘，《圣哉经》里的独奏小提琴轻灵飘逸，听众简直可以看见天使从眼前走过。《庄严弥撒》总谱扉页上贝多芬的题词“生于心，向于心”，从此成为维也纳爱乐乐团的铭言。

《庄严弥撒》首演获多方赞誉。并非虔诚教徒的贝多芬多次在谈话和信中称《庄严弥撒》是自己最伟大的作品，而申德勒写道：“从创作一开始，他就一脱老朋友印象中的那副精神面貌。我得承认，此前与此后我都再没见过贝多芬显出1819年时这般超凡脱俗之气。”申德勒这句话应当不是骗人，施皮勒医生于1826年看见他，觉得他气色变好了，同年奥地利著名剧作家格里帕策最后一次见到贝多芬，结果倒是重病的贝多芬来安慰这颓丧的年轻诗人：“啊，他说，要是我能有千分之一的你的体力和强毅的话！”格里帕策呻吟道，“言论检查杀了我。如果要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就得去美国。”

虽然贝多芬与王公贵族交好，但他确实是那个年代德意志唯一的自由之声，他把音乐献给“将来的人类”，赋予他们勇气，斥责他们的懦怯，致信侄子卡尔时他说：“我们的时代需要强有力的心灵来鞭策这些可怜的人群。”1827年米勒医生说：“贝多芬对政府、警察、贵族，永远自由发表意见，甚至在大庭广众之下。”贝多芬在1819年的对话册中写道：“欧洲政治目前所走的路令人无金钱无银行便什么事都做不了”，“贵族统治者什么也不曾学过，什么也不曾忘记。”在致学生鲁道夫大公的信中贝多芬写道：“自由与进步是艺术的目标，生命也是如此。”拿破仑称帝后贝多芬大声宣布：“50年后，世界上到处都是共和国。”

环顾21世纪的世界，贝多芬错了吗？！

贝多芬生性爱自由。

看官须知，在等级森严的中世纪并没有什么音乐家，只有音乐奴仆，供王公贵族饭后消食儿。文艺复兴时期新兴资产阶级和手工业者有钱了，也想听音乐，歌剧、器乐和协奏曲随之出现。1637年威尼斯卡斯方诺剧院是世界上第一家公众歌剧院，随后其他歌剧院大兴。随之，歌剧院票房和出售乐谱又反过来让音乐家不用再仰教会和宫廷鼻息，获得创作自主权。

音乐市场出现！

市场登场，等级倒塌，维也纳古典乐派应运而生，成为冲击创作自由的先锋。先锋中的先锋，是海顿老爹。1791年元旦，海顿应J. P.扎洛蒙之邀前往伦敦创作、指挥演出1部歌剧、6

部交响乐和 20 部其他乐曲，获酬巨款1200英镑。回维也纳之后新任亲王批评海顿出售作品牟利有失体面，海顿理直气壮地回敬：“尊敬的殿下，那是我自己的事情。”不过，海顿仍然终生供职贵族宫廷，退休后也在宫廷拿退休金。

随后的歌剧天才莫扎特凭《后宫诱逃》《魔笛》《唐乔瓦尼》《费加罗的婚礼》等歌剧暴富，不过他虽毅然摆脱萨尔兹堡主教，但后来却不得不依赖维也纳宫廷贵族和出版商生活。

维也纳还有一个音乐商业奇才是小施特劳斯，即我们中国人熟知的“圆舞曲之王”。他父亲老施特劳斯是维也纳舞蹈音乐之王，而当时他最大的竞争对手是大儿子小施特劳斯，两人针锋相对，互不相让。小施特劳斯宣布要开演奏会，老施特劳斯立刻宣布同一天举办音乐会，19 岁的小施特劳斯毫不动摇，坚持跟父亲对阵，结果很喜庆：两个音乐会都大卖。小施特劳斯顺势成立“施特劳斯”公司，统治了19 世纪下半叶的维也纳音乐市场。

不过，世界音乐史上第一位完全摆脱王公贵族和教堂而靠独立创作和表演谋生的音乐家，当之无愧是贝多芬，虽然他1819 年致信李斯特感叹：“为面包而作曲是一件多么辛酸的事”，虽然他大部分作品都题献给王公贵族，但他并不真正依附于某个特定的王公贵族。他的作品大多并非王公贵族指定主题，而是表达他自己的情感，改“你要音乐享受”为“我要表达自己”，一念之间，主次易位。贝多芬是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自由音乐家。贝多芬在这方面的开拓作用，可与拜伦之于欧洲诗人和威廉·透纳之于欧洲画家相比。所以，罗曼·罗兰说贝多芬“贫病交加”，确实是给贝多芬脸上贴金，错了至少一半。

贝多芬并不贫。

举个例子：1795年贝多芬为出版作品第1号而与出版公司阿塔利亚签的协议就充分体现了他的营销才能。在那个没有版权法的年代，一个刚出道的25岁青年，能谈成这样的合同，不仅必须有精明的营销头脑，而且还要有坚强的谈判意志。作为回报，作品第1号的发行赢得艺术和经济的双丰收，之后维也纳数家出版社和国外出版社争相出版作品第1号。

实际上贝多芬是音乐史上第一位为营销而严格规范作品号的音乐家，他在维也纳第一个10年主要目标是成为伟大的钢琴演奏家，1795（作品第1号）到1800（作品第14号）这5年间，他的26部作品中就有18部是钢琴作品。贝多芬总能为自己的钢琴作品“等到他的心理价位”，不是偶然的。成名后他与布莱特科普夫、朔特、迪阿贝里、克列门蒂等出版商及很多王公贵族交易，尽量扩大销售市场，并频繁举行公开演奏，不仅门票收入不菲，而且也成为他自己作品最好的营销广告。

因此，虽然确实有很多金主，但贝多芬的财务自由，并非任何人恩赐，而是他乘18世纪末公众音乐会和出版业大发展的东风赢来的。到1801年，贝多芬在维也纳确立自由钢琴家地位，随后又进军管弦乐。1800年4月2日贝多芬自费在维也纳帝国宫廷剧院上演《C大调第一交响曲》（作品第21号）和bE大调弦乐和木管七重奏，再次赢得巨大成功。随后几年贝多芬创作了更多的管弦乐与合唱，成为具备极强抵御市场风险能力的作曲家。

虽然鲁道夫、里希诺夫斯基、金斯基、拉祖莫夫斯基等都曾付给贝多芬丰厚年金，但这与海顿得到的宫廷庇荫截然区别：在所有这种关系中贝多芬始终是独立的。1812年11月，贝多芬在林茨伙同当地警察局干涉小弟约翰跟特蕾泽·奥博迈尔婚事失败，气冲牛斗返回维也纳（同一天拿破仑撤离莫斯科），就听说金斯基骑马出事故身亡。这对贝多芬影响巨大，因为金斯基的财产要进行遗产认证，所以他承诺给贝多芬的年金随之冻结，而这是他当时最大的一宗收入。于是，贝多芬丝毫不顾及金斯基夫人的丧夫之痛，立即提起诉讼强迫她履行亡夫承诺。

这是海顿绝对不敢做、莫扎特绝对不会做的。

对金斯基这样，对他有知遇之恩的里希诺夫斯基，同樣。里希诺夫斯基的母亲有次跪求贝多芬弹琴，他不但拒绝，甚至坐在沙发上连站都不站起来。

这还不是最激烈的。最激烈的在后面。1805年法军第一次占领维也纳，不少法军军官住在里希诺夫斯基家。里希诺夫斯基邀请贝多芬为法国军官演奏，贝多芬拒绝。当着占领军被自己的家仆回绝，里希诺夫斯基侯爵当场

翻脸，改“邀请”为“命令”。贝多芬毫不畏惧地再次回绝并摔门而出。回家后他找出里希诺夫斯基送他的一尊侯爵的胸像摔得粉碎，然后，他给里希诺夫斯基写了一封信：“侯爵，您所以是侯爵，不过因为偶然出生在王侯之家;而我之所以成为贝多芬，完全靠我自己。你这样的侯爵现在遍地都是，将来也遍地都是，但贝多芬，永远只有一个！”

213年之后，我们可以确认，贝多芬所言不虚。

当然是艺术家的狂狷。但这样的狂狷，是以“老子能养活自己”的经济基础打底的。

经济是基础。所有的上层建筑，没有经济基础，都是浮云。

因此，即使褪去申德勒和罗曼·罗兰等人强行给贝多芬涂上的黄金，依然丝毫不能减损贝多芬作为世界音乐史上第一个自由音乐家的耀眼光芒。

因为，贝多芬，是音乐史自由王冠上的那颗钻石！

贝多芬并不是只为自己赢得了自由。

他为世界上所有音乐家赢得了自由。

随着公众音乐会的出现和出版业的兴盛，随着欧洲市民阶层的形成，音乐市场渐成气候，音乐家开始大批脱离贵族和教堂。1750年之前维也纳几乎所有重要音乐家都在贵族宫廷供职。贝多芬出生（1770）之后，几乎再没有重要音乐家供职贵族宫廷。

音乐，终于从教堂和王公贵族那里赢回了独立。

成名后的贝多芬经常无视特务监视去啤酒坊与从事地下活动的共和主义者聚会，因此荣登黑名单，但贝多芬仍公开咒骂复辟回朝的奥地利皇帝：“他（指奥地利皇帝）首先应该被吊死在第一棵树上！ ”他觉得欧洲只有英国人还靠谱儿，1817年在维也纳拜访贝多芬的英国指挥西普里亚尼·波特后来说：“贝多芬用尽一切诅咒字眼痛骂奥国政府，他一心要到英国来看看下院的情况。他说：‘你们英国人的脑袋确实还在肩膀上。”当局知道贝多芬的这些言论，但因为他跟皇室关系好，而且一个音乐家也没什么政治威胁，就把这些看成艺术家的疯话，并没有惩治他。所以，贝多芬实际上对基督教跟对皇帝一样颇为不敬，虽然他端的是他们的饭碗。而且，贝多芬与弟媳约翰娜争夺侄子卡尔的长期官司让他接触到奥地利司法的腐败，因此他严厉抨击政府腐败以及法院的专制与依附权势、程序烦琐、妨害诉讼、警权滥用，他同时抨击颓废贵族享有特权，霸占国家最高职位。

但是话又要说回来，如果没有皇帝，他还真保不住他的侄子卡尔。

此事又要回头从1813年春天说起。当时大弟卡斯帕·凡·贝多芬健康急剧恶化，请求贝多芬帮助。卡斯帕音乐天赋比不上贝多芬，从波恩来维也纳后靠教贝多芬多余的学生为生，日子过得也算不错。只是他从小就身体病弱，到维也纳后又爱上了裱糊商的女儿约翰娜。约翰娜很漂亮，但为人放荡，贝多芬不同意这门婚事，但卡斯帕还是娶了约翰娜。结果证明贝多芬是对的。婚后约翰娜经常打扮得花枝招展出去与别人约会，卡斯帕稍有阻拦就会遭到破口大骂，家庭生活很不圆满。此前贝多芬知道卡斯帕病情恶化马上把自己仅有的积蓄寄给他，当贝多芬准备巡演欧洲时卡斯帕又来信了。贝多芬万分焦急，改变行程前往卡斯帕家中看望。此时的卡斯帕被病痛折磨得面色惨白，呼吸都费力，还咳嗽吐血。卡斯帕去世前贝多芬分几次帮他还钱，他在给兰兹的信中说他借钱替卡斯帕付了一万弗罗林债务，只希望“这样可以让他生活得安逸一些”。

对自己的两个弟弟而言，贝多芬是实实在在的“长兄为父”，一手把他们拉扯大。可惜，他也跟中国所有“为父”的长兄一样专横霸道。1813年4月12日他哄着卡斯帕当着四位证人签署文件：“由于本人深信哥哥路德维希·凡·贝多芬坦率正直的人格，因此希望我死后由他负责监护我的儿子卡尔·贝多芬，我未成年的孩子。本人请求尊贵的法庭在我死后授予我哥哥以上监护权，并恳求我亲爱的哥哥接受，以言语和行为帮助我儿子的成长。”

没一个字提到卡斯帕的妻子、卡尔亲妈约翰娜！

当然约翰娜并非模范母亲，两年前她被指控盗窃一条珍珠项链，差点被判入狱。她与卡斯帕住在一栋很大的出租公寓，生活铺张，总是缺钱。他俩还经常拳脚相向，有次卡斯帕居

然拿餐刀刺穿了约翰娜的手，他俩的儿子卡尔每天都会看到这个伤疤……像绝大多数父亲一样，长兄为父的贝多芬早就判断他们的婚姻毫无爱情，更无法保证他侄子卡尔的健康发展。这一年聪明的卡尔已6岁半，很可能是贝多芬整个家族中唯一的下一代，除非同样违背贝多芬意愿结婚的林茨的小弟约翰突然老来得子。

这时让贝多芬烦心的并不是只有卡斯帕八面漏风的家庭生活。1814年从新年到年尾贝多芬一直在等待法院判决，因为他同时有3件诉讼案子，不胜其烦，他每天不停地咒骂这些烂人。1815年1月贝多芬终于打赢一个官司;1815年3月贝多芬收到1812年11月起被拖欠的2500弗罗林。此后，直到贝多芬去世为止，他每年总计可获得3400弗罗林年金。《费德里奥》上演16次，家喻户晓，商店橱窗陈列他的雕像，常常有人给他汇款。到1816年贝多芬的经济状况大为改观，他去世时存款有7400弗罗林之多，来自捐赠、音乐会收入和年金等，但贝多芬仍然拖欠别人错给他的钱，并不停抱怨自己很穷。

1815年秋卡斯帕肺结核进入晚期。1815年11月14日，他在遗嘱上签字，贝多芬改动了其中一句很重要的话，卡斯帕的原意为：“除我妻子，我指派我的哥哥路德维希·凡·贝多芬共同监护我的儿子。”贝多芬让卡斯帕去掉了“除我妻子”和后面的“共同”，等于剥夺妈妈约翰娜对儿子卡尔的监护权。约翰娜当天发现后强烈反对，于是卡斯帕再加一条附录，考虑到“我哥哥和妻子之间无法存在最佳和谐关系”，鉴于贝多芬渴望让卡尔“完全归属于他一个人”，并且准备“将他从他母亲的监管和教导下带走”，他修改自己的遗嘱为：“我绝不希望我儿子被从他母亲身边夺走，我的希望是，他应该一直——而且只要他未来的职业允许——与他母亲在一起。为达此目的，他的监护权由我的妻子与我哥哥共同执行……为了我孩子的幸福，我建议我的妻子能顺服，而我哥哥能多一点温和。我感谢我的妻子，同时更对我的兄长表示敬意。为了我儿子卡尔的幸福，希望上帝能够让他们两人和谐相处。”

也就是说，深知哥哥贝多芬脾性的卡斯帕拒绝让贝多芬单独监护卡尔。

第二天卡斯帕过世，时年41岁，留下9岁的卡尔。卡尔很漂亮，两道浓眉下忽闪着一双长睫毛的大眼睛，手指细长秀气，很有音乐家潜力，非常讨人喜欢，贝多芬第一次见到卡尔就视同己出。已经对结婚生子绝望的贝多芬，决心让卡尔继承贝多芬家族的事业。

下面的情节就精彩了，堪称21世纪孩子监护权争夺案范本。

我认为贝多芬是音乐家中最伟大的诗人，他争夺侄子卡尔的整个过程，就是这个说法的证据。

因为，整个过程中，贝多芬完全就是个敏感、易怒、疑神疑鬼的诗人。

卡斯帕刚去世贝多芬就指控约翰娜毒死丈夫，强迫医生尸检，结果自然找不到丝毫证据。卡斯帕死后第八天贝多芬请求奥皇批准他单独监护卡尔，因为孩子妈妈约翰娜不适合监护他，且信奉邪教。最后，贝多芬主导修改的遗嘱被专门处理贵族案件的帝国皇家普通法庭采纳，他们根本没查卡斯帕的血统证明就接了这案子。毕竟，他可是著名的“凡·贝多芬”的弟弟，不用查了，肯定是贵族。

贝多芬1793年二上维也纳后就一直在贵族圈子活动，所以法庭自动认为贝多芬是贵族。可帝国皇家普通法庭不知道，荷兰语中的“凡”（van）跟德语中的“封”（von）不是一回事。奥地利帝国秘密警察文件直接把贝多芬登记为“封·贝多芬先生”。在德国，“封”证明祖先曾被国王或皇帝分封，所以是贵族，不是你有钱或者官儿大就可以在名字里加个“封”的。此事至今如此。

超级自信的贝多芬本人当然也从未怀疑过自己的贵族血统。

约翰娜就不一样了，她毫无疑问并非贵族。所以，在这个法庭上，约翰娜无论如何占不了上风。为打赢官司，贝多芬再加一磅：他几天后就给自己弄了个“维也纳荣誉公民”。万事皆备，1815年12月13日贝多芬提起诉讼，要求剥夺弟媳约翰娜的共同监护权。他声明“可以提供重要理由排除这个寡妇”，这个重要理由是：他向最高监护權理事会揭发，约翰娜是婚前怀孕生的卡尔，道德首先就低下了，然后还因入室盗窃被定罪。法庭表示强烈兴趣，

于是贝多芬向下一级法庭申请调取他们判决约翰娜盗窃罪的记录。有了这些强有力的证据，在圣诞节休庭之前，贝多芬请求法庭宣布卡斯帕遗嘱附录无效，因为约翰娜女士缺乏“道德和智力”，无法将她儿子妥善抚养成人。在这件事上，贝多芬的法律准备和公关闪电战碾压约翰娜。

圣诞节刚过，1816年1月9日，帝国皇家普通法庭裁决贝多芬为9岁卡尔唯一监护人，要求约翰娜10天内将卡尔交给贝多芬，约翰娜没有自动交出卡尔。1816年2月2日，她眼睁睁看着法警将卡尔从自己家里带走。贝多芬也知道自己的住处并不适合孩子，于是卡尔当天被送进维也纳城郊著名的詹纳塔西奥私立寄宿学校。詹纳塔西奥妻子和两个女儿都是贝多芬粉丝，贝多芬很喜欢这个家庭及这所学校。约翰娜被禁止见卡尔，除非得到贝多芬同意，而贝多芬是不会同意的！“在那里，”贝多芬开心地写道，“他就不用再听到、再看到他卑劣的母亲了。”贝多芬在文字里抱怨约翰娜“刻毒的计谋”，并说：“不能赦免对你的惩罚，法庭决议对此重要事件来说再合适不过了，这还是考虑到你那位——也是我那位——尊贵的亡者。”

一切OK，贝多芬又开始投身音乐创作，晚上有时忙里偷闲去詹纳塔西奥家中做客，了解卡尔的情况。

不过，詹纳塔西奥很快就明白，贝多芬根本无力管教10岁的卡尔：他连自己都管不好！贝多芬想找用人帮忙，可这个生活超级无规律的天才实在太不好伺候了：饭烧好了基本上是不吃的，如果催他，运气好的话他会摔门而去，运气不好的话就会被骂出五色来。而且，工资也并不很高。所以，很难找到厨子伺候他。

其实欣然忘食对贝多芬而言要算日常标配。有天他到一家饭馆用餐，点菜后突然来了灵感，便顺手在菜谱背面作起曲来。侍者看到贝多芬这么投入，根本不敢去打扰他，要不然他要骂人的。一小时后侍者终于忍不住来到贝多芬身边：“先生，上菜吗？”贝多芬如从梦中惊醒，立刻掏钱结账。侍者惊讶地说：“先生，您还没吃饭呢！”“不！我确信我已经吃过了。”贝多芬充耳不闻侍者的解释，扔下饭钱抓起写满音符的菜谱冲出饭馆。

这事儿现在对于咱们当然是大天才的逸事，可对于贝多芬的厨子而言，你是不是天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能顺利完成自己的工作并拿到工钱。恰恰这两点在贝多芬这儿都有问题。

吃饭就无法办，叫他起床更是无法完成的任务，因为你不知道他是几点睡的。贝多芬经常睡到中午，房内臭气熏天，幸好有时会有女粉丝自愿来帮他收拾，还替他洗衣，贝多芬才没有被自己的气味熏死。1816年9月贝多芬从巴登致信詹纳塔西奥，请他们带卡尔光临自己的“新家”。詹纳塔西奥和女儿范妮带着小卡尔如约而至。对于这次丛林探险，范妮是这样记载的：贝多芬请他们去餐厅进餐，此时他已基本全聋，侍者得大声在他耳边喊叫菜名才能完成点菜。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吃完晚餐，回到家中就寝时贝多芬却说没为客人准备床单被褥！詹纳塔西奥很快就明白，贝多芬确实没能力抚养卡尔，但贝多芬却将这一切归罪于用人：“我的家庭就像一只破碎的船，有关我侄子的所有计划与安排全被这些人延误了。”

大家记得贝多芬说过“一年的自由比一百年的专制主义对人类更有用。”然而这话在卡尔这里是不适用的，让我们怀疑卡尔到底算不算人类。范妮印象中的贝多芬跟民主自由差着十万八千里，她在日记中说贝多芬外表严厉，行为冷漠，她怀疑他很快就会放弃他侄子，而且发现主张民主自由的贝多芬对待侄子完全是暴君专制：“我问小男孩哭什么，他说他伯父禁止他告诉别人。”

在《海里根施塔特遗嘱》中贝多芬说：“把‘德行教给你们的孩子：使人幸福的是德行而非金钱。这是我的经验之谈。在患难中支持我的是道德，使我不曾自杀的，除了艺术以外也是道德。”当然，这只限于谈话对方是好友。如果是魔鬼，道德自然就要让位。在卡尔争夺战中，贝多芬从头到尾认为自己在跟魔鬼作战，而魔鬼就是约翰娜。他指控她跟踪自己，有时又怀疑她为满足性欲付钱给他的仆人。“昨夜，”1816年2月中旬他致信卡耶坦·詹纳塔西奥，“夜之女王在艺术家舞会待到三点，暴露的可不仅是她的精神，还有她的肉体——大家附耳相传，20个弗罗林，她才值这个价！噢，太可怕了！”

杀人三千，自损八百。贝多芬虽然打赢了第一仗，但这个英雄的欢呼并不持久：“噢，上帝，上帝啊，请垂怜可怜的贝多芬”，他在日记中写道，“请不要让事情继续下去。”他五内俱焚，无意修饰，破衣烂衫。他的老朋友、钢琴制造师约翰和纳内·施特赖歇尔见到后大吃一惊，专门去为他买了新衣服。贝多芬知道自己状态很糟：“这许多不幸的意外真的快要把我逼成精神错乱”，他于是去寻求妓女慰安，但之后又被更深的道德罪恶感折磨：“没有灵魂结合的肉体结合是野兽行为，永远都是。”

这时他耳聋已十分严重，德国小提琴家施波尔说：“你得用三间房开外都能听到的声音大喊大叫。”贝多芬开始回避陌生人的目光，因为害怕别人知道他耳聋。在这期间雕塑家弗朗茨·克莱因给他做了一个石膏脸模，现存于波恩：紧闭的嘴唇，扭绞着的下巴，可怕的皱眉，满是凹痕的前额下目光低垂。

贝多芬依然英雄，然而，却是迟暮的英雄。

比美人迟暮还悲凉的，就是英雄迟暮。

像绝大多数被剥夺监护权的母亲一样，约翰娜当然不认同法庭的判决。她经常到詹纳塔西奥学校看望卡尔。贝多芬要求拒绝她探望，可根据法院判决约翰娜有权在贝多芬指定的第三人在场时探望卡尔。因此，贝多芬便伙同詹纳塔西奥刁难约翰娜，约翰娜这个绝望的母亲甚至必须伪装成男人才能溜进学校操场看一眼玩耍中的小卡尔，而贝多芬却认为自己是大英雄：“我打了一仗，把一个可怜的、不幸的孩子从他那没资格的母亲魔掌里拯救出来。”他致信安东妮。到1816年春天贝多芬已经不认为卡尔是侄子了。“视卡尔如己出”，他在日记中写道，同时亲口对埃多迪女伯爵说：“我现在是我那过世弟弟的儿子真正的生父了。”他后来对韦格勒说：“你是为人夫为人父。我同样是，只不过没妻子。”

所以我认为贝多芬是诗人。诗人只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一个没妻子的人，怎么会有孩子呢？

那贝多芬不管。

在他的世界里，卡尔就是他的亲生儿子。

见不到小卡尔，约翰娜当然便来找贝多芬要说法，双方唇槍舌剑，几乎大打出手。1816年5月贝多芬致信埃多迪女伯爵说：我弟弟的死对我来说打击巨大。我从弟媳手中挽救我那可爱的侄子的确是沉重负担。我成功了，但现在我对他的最主要工作，就是将他送入一所合适的学校，在我的管理下。怎样的学校才适合他呢？为此事我日思夜想，脑中盘旋着一个又一个计划，设法让这个可爱的孩子能接近我，让我在他的印象中更快地好起来，但要做到这一点，却非易事。”

家庭内部打成一锅粥，外部世界也让人很难开心：这时维也纳流行的是小资的客厅小品和罗西尼喧闹的新歌剧《塞维利亚的理发师》，贝多芬已经过时。负责监视文化界的帝国秘密警察记录：“绝大多数行家已坚决拒绝听贝多芬随后的任何作品。”再看他最忠实的那些金主：金斯基和里希诺夫斯基已去世，瓦德斯坦破产，不久也去世;拉祖莫夫斯基奉召回国，带走了舒潘齐格和其他四重奏成员。到1816年年底，洛布科维茨也将死去，维也纳最后一支私人管弦乐队随之解散。而贝多芬最后的保护神、天性善良的鲁道夫大公则越来越热烈地投身教会事务，对音乐兴趣大减。

1816年，贝多芬写道：“我没有一个朋友，我孤零零地活在这个世界上。”

所罗门认为1816年是“音乐史转折点之一”，他是有道理的，这一年古典主义已达顶峰并开始衰落。韦伯29岁，正在酝酿他充满魔力的歌剧《自由射手》;舒伯特19岁，刚写完典型德意志风格的《魔王》。柏辽兹12岁，门德尔松7岁，肖邦和舒曼6岁，李斯特4岁，浪漫主义音乐家正在茁壮成长，当然，他们无一例外都将用一生来仰望贝多芬。然而，他们也确实正在成长。

成长之后的他们，将埋葬维也纳古典主义。

只活在自己世界中的贝多芬当然完全看不到这些，然而，他胸中仍然汹涌着可以轻易改变音乐史走向的喷薄欲出的源源的天才地火，在他之前，只有巴赫达到过这个高度，而贝多芬确认自己可以超过巴赫：“我的疆域要扩展得更广，而且我们的帝国无人能够轻易抵达”，贝多芬致信莱比锡一位朋友时写道。1816年下半年贝多芬在社交上孤独，在艺术上更孤独。他的下一部作品几乎要再等上一整

年，这个时期，他的旺盛精力完全集中在卡尔身上。

爱得越多，要求就越多，贝多芬向卡尔倾注这么多爱，他的要求也一定会过高过严。卡尔聪明，自然也像多数聪明人一样懒惰和不诚实。后来贝多芬把卡尔交给默德林一个牧师管理，6个月后牧师退货，表示对卡尔无能为力，因为宗教训告对他毫无作用，还经常在教堂扰乱礼拜，邻居们也都抗议卡尔带坏了他们的孩子。最让人惊奇的是卡尔经常在大庭广众诽谤母亲约翰娜，而贝多芬明显鼓励他这样做，还到牧师那里去说约翰娜很坏很贪心。

不过，卡尔并不只是对牧师说谎，他同样对贝多芬说谎。这回轮到贝多芬受伤了，有时他的要求更像哀求：“别说谎，永远做我最亲爱的儿子！如果你像旁人证明的那样用虚伪报答我，那真是太丑恶刺耳了！……别了，我虽不曾生下你，但确曾抚养过你，而且竭尽所能培植你的精神发展，现在我用超过父爱的情爱衷心请求你走上善良与正直的唯一大路，你忠诚的老父。”

我们只看到大师们惊天地泣鬼神的绝世杰作，却并不知道大师们也是常人，他们是在我们同样面对的无数家庭琐事之间完成这些杰作的，而且，他们经常被这些两百年后看上去微小得可以忽略的小事儿逼到发疯，因为，家人当然希望你是天才，然而，他们却并不会像宽容一个别人家的天才那样宽容你。毕竟，在家人眼中，天才也只是儿女、夫妻、父母，他们将要求你尽到儿女、夫妻、父母的义务和责任，而这说起来也并没有什么过分。大家读下米开朗基罗写给兄弟们的信就知道这个旷世天才是如何的痛苦与自责了。贝多芬同样：“我还要再一次得到最卑下的无情作为酬报吗？好吧，如果我们关系要破裂，就让它破裂吧！所有公正的人知道真相后都会恨你……如果联系我们的纽带让你不堪承受，那么，以上帝的名义……我把你交给至圣至高的神明：我已竭尽全力，我可以面对最高的审判。”

但是贝多芬并没有把卡尔交给神明，当然也绝不可能交给约翰娜。1817年9月卡尔因疝气要动手术，约翰娜书面请求到场，贝多芬无情拒绝：“绝不允许她再见到他，因为她会让卡尔想起从前，而我们不能让他想起。”可贝多芬自己却并不在卡尔手术现场，而在巴登的避暑公寓。贝多芬意识到此举甚为不妥，并表现出自责：“我多么想听听我亲爱的儿子现在恢复得怎样了啊，你应该能想象我的心情吧。”卡尔手术后贝多芬致信卡耶坦·詹纳塔西奥，“你也许认为我是个冷漠的半野蛮人……我不能分担我的卡尔所承受的痛苦，这让我很悲伤。”

于是，詹纳塔西奥的女儿范妮陪着刚做完手术的卡尔跋涉15英里前往巴登看望贝多芬，结果是被贝多芬的粗鲁吓晕。晚餐时贝多芬就“每个面包卷跟侍者讨价还价”，第二天早上他出现时脸有抓痕，因为他跟仆人打了一架。范妮和另一位客人卡尔·封·布尔西都觉得“在他心里充满狂暴的恶毒与怨恨”。布尔西在日记中写道：“他藐视一切，不满一切，咒骂奥地利，特别是维也纳和他在这里的生活。他语速很快，配有大幅度动作，常常用拳敲打钢琴，力度之猛让房间充满回声。”事实上，对于绝大多数饭馆的客人而言，他们看到的贝多芬都是一个紧张易怒、危险粗鲁、面目狰狞的老男人。贝多芬的暴力倾向当然来自他父亲，而且这也让人合理怀疑他可能打过卡尔。确定的是，他支持詹納塔西奥必要时鞭打卡尔。作曲家伊曼努埃尔·弗尔斯特的儿子记下他冬天跟贝多芬上的一节钢琴课，贝多芬“用织做工妇粗线外衣的钢针”打了他冻僵的手指。

所有这些记载都让人觉得卡尔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其实不然。说到底，贝多芬不恨卡尔，他爱卡尔。而且非常爱。卡尔是个聪明温柔的孩子，年幼的他屈服于贝多芬的专横，但实际上并不怕他。他们的关系其实很亲密。有次贝多芬与另一位作曲家探讨演奏，那位作曲家演奏时卡尔在旁边睡着了。可当贝多芬把手放到钢琴上，随着第一声的非同凡响升起，卡尔笑着醒了过来：“那是我伯伯弹的！”

贝多芬有次写信尖刻批评卡尔：“像你这样惯坏的孩子学点真诚与朴实决计于你无害;你对我的虚伪行为让我十分痛苦，难以忘怀……上帝做证，我只想离开千里，远离你，远离这可怜的兄弟和这丑恶的家庭……我不能再信任你了。”署名是：“不幸的是：你的父亲……或更好：不是你的父亲”。如果单看这封信，那贝多芬就是一个尖刻的继父，不过实

际上宽恕的信马上接踵而至：“我亲爱的儿子！……啥都不必再说……到我怀抱中来吧，你不会听到一句严厉的话……我的爱不会改变。我们友好共商你的前程……我以名誉为担保，绝不责备你！那毫无用处。你只会得到我殷勤和最亲切的帮助……来吧……来到你父亲忠诚的心里……来吧，接到信马上回家。”（这封信的信封上用法文写着：“如果你不出现，我定将因你而死。” ）

卡尔知道贝多芬需要他远远超过他需要贝多芬。如果我们不知道卡尔是他的侄子，单看文字，我们会认为卡尔是贝多芬“永恒的爱人”。他在日记中写道：“噢，我的上帝，我的城墙，我的防卫，我唯一的托庇所！我的心灵深处，你是一览无余的，我使那些和我争夺卡尔的人受苦时，我的苦痛，你是明鉴的。”并不虔诚的贝多芬反复向上帝请托卡尔：“请你听我呀，我不知如何称呼你的神灵！请你接受我热烈的祈求，我是你造物之中最不幸的可怜虫。”“噢，神哪！救救我吧！你瞧，我被全人类遗弃，因为我不愿与不义妥协！接受我的祈求吧，让我，至少在将来，能和我的卡尔一起生活！……噢，残酷的命运，不可摇撼的命运！不，不，我的苦难永无终了之日！”

如果抹去作者，我们会认为这是一個诗人所写。

你们都知道贝多芬是音乐家。

我知道贝多芬是诗人。

可是，贝多芬的爱无法战胜约翰娜。作为一个被粗暴抢走儿子的母亲，约翰娜的反应跟所有母亲一样：她永不认输。她想让帝国皇家普通法庭改判，至少让她重新成为联合监护人。但只要卡尔仍在詹纳塔西奥学校，她的胜算就很渺茫，而1817年一整年卡尔都在那里。这所学校声誉优良，卡尔变成了一个好学生，钢琴、图画和法文都不错，约翰娜无懈可击。后来贝多芬逼她为卡尔支付两千弗罗林学费，作为交换条件，允许她每月见一次卡尔。约翰娜开始为自己当初的放荡埋单：她被迫卖了房子才凑齐这笔钱。贝多芬非常罕见地忏悔了一次：“上帝，上帝，我的避难所，我的磐石，我的所有，”他在日记中写道，“您能察看到我心最深之处，也看到它多么痛苦，我让另一人被迫受苦，这都是因我对卡尔的良善苦功啊！”他的学生申德勒曾信誓旦旦：“他一生保持童真，从未有何缺德需要忏悔。”我们前面说了，第一句话“一生保持童真”是错的。现在我们知道，第二句话“从未有何缺德需要忏悔”，其实也是错的。伟大的贝多芬，并不是申德勒和罗曼·罗兰笔下的道德楷模，这短暂的忏悔也并没有阻止他继续跟詹纳塔西奥一起策划剥夺约翰娜的监护权。

其实整个1817年贝多芬身体都很糟糕，大部分时间被“严重的、带来低烧的感冒”（支气管炎）折磨，他认为自己得的是当时的不治之症肺结核，所以经常宣布要自杀，还疯狂地随地吐痰。幸好安东妮没见过这时的贝多芬，否则她一定会很伤心。1817年6月贝多芬收到学生里斯一封信。这个在维也纳森林里带领贝多芬去寻找牧羊人的笛声、结果却让贝多芬确认自己已经聋了的学生已结婚并移居伦敦，他来信代表伦敦交响乐协会向贝多芬订购“两部大型交响曲”，预付巨款稿费三百几尼，并邀请贝多芬在新音乐季亲往伦敦指挥。贝多芬答应1818年1月完成，但对协会的其他要求有异议，此事后来不了了之。

不过，里斯的这封信却把贝多芬从卡尔争夺战的狂热中拉回交响乐创作，他为这个计划创作了第一和第二两个乐章的草稿。

此即《第九交响曲》！

不过，真正开展《第九交响曲》的创作，要等到1822年，这时的贝多芬正在努力完成《庄严弥撒》。

1818年春，贝多芬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耳聋严重。不过他还在创作，他借来约翰·施特赖歇尔样品室音量最大的钢琴，挣扎着写了史上最长的键盘奏鸣曲《槌子键琴奏鸣曲》（作品106号，降B调），最后的赋格超级不协和，有一百多个战栗的颤音，让人不得不深刻同情他当时住处加特纳大街的邻居。他的居住条件堪称“海难”（贝多芬自用词），而他的脾气可能相当于空难：他用一把椅子把管家打得头破血流。

就在这个时候，他却冲动地把卡尔从詹纳塔西奥学校接回来住在“家里”。

约翰娜终于等到了自己的机会！

为说服法庭改判，约翰娜必须向帝国皇家普通法庭证明贝多芬的“家”确实是海难。贝

多芬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很快雇了新的管家和厨师，还请了全职家庭教师。但雇人容易管人难，贝多芬完全没想到，在用人给他做饭的同时，他还得给他们饭吃。贫穷出身的贝多芬永远怀疑用人在克扣和浪费自己的钱，他狂热地反复数着洗碗布、盐和袜子的数量，而家庭教师的教学内容也必须完全按贝多芬的要求，可他的要求是达不到的……

贝多芬尽全力不让约翰娜接触卡尔和詹纳塔西奥，避免她知道自己治家无方、精神不稳与体弱重病。他甚至不告诉约翰娜卡尔已经回到他的“家”。但这个锲而不舍的母亲仍然发现了。与亲生儿子分离6个月之后，这个绝望的母亲用钱买通了贝多芬的用人。这并不困难，因为贝多芬跟用人的关系从来没好过，他永远认为他们在欺骗他、毒害他、抢他的钱和背叛他，而约翰娜则送他们咖啡、糖和钱。投桃报李，在贝多芬和卡尔5月准备搬到附近的默德林之前，用人们避开贝多芬安排卡尔秘密见到母亲。这是约翰娜两年多来第一次单独见卡尔。一张匿名便条向贝多芬告了密，贝多芬感到极大的“恐惧”（贝多芬自用词）。他立刻解雇了两个用人，把卡尔安排在默德林一个私立天主教班级。但覆水难收，约翰娜得到了她想要的信息。“这件事让我的心受到了可怕的震惊，我几乎无法从中恢复，”贝多芬致信施特赖歇尔夫人说，“不过，”他接着自嘲，“还没必要把我送进精神病院。”

其实，按当时贝多芬的精神状况，把他送进去还真不能完全算陷害。

9月帝国皇帝普通法庭结束夏休开庭，约翰娜递交陈情书要求解除贝多芬对卡尔的教育控制权，遭到拒绝。她马上另行提交文件指出贝多芬耳聋和身患重病，请求把卡尔送到帝国皇家精修学校。贝多芬那时正为卡尔进入高中而请人给他上课，没理法庭传票。可约翰娜的锲而不舍以及法庭传票上不祥的称呼“联合监护人”让贝多芬警觉起来。他通过一封简短律师函提醒法庭注意之前法庭白纸黑字判定约翰娜“道德上无行为能力”，并称她转移法庭的注意力到“据她所称的贝多芬的耳聋”之上，这本身就表现了她的“恶劣品质”。他坚称自己能“极为自如地”与人交流，当然，他没说这种交流必须通过谈话册。而且，精修学校宽松的探视规定让约翰娜可以随时接近“我的监护对象”，他绝对不能接受。最后，贝多芬强调他为让卡尔接受最好教育花费巨资，“就算是最温柔的父亲爱护自己的儿子都不可能做得更好。”10月3日，约翰娜第二份申请被拒绝，卡尔进入高中，还在贝多芬“家”里补习音乐、法语和绘画。

相反，约翰娜私生活确实比较随便，她曾在艺术家舞会上扮成“夜之女王”，身边还拽着个情人，而此时卡斯帕才过世3个月。所以，贝多芬对她“放荡”的指责并非完全是中伤。不幸的是，约翰娜同时也个性坚强，法律娴熟，是整个维也纳少数几个从未被“皇子鲁道夫老师贝多芬”的名声和天才吓倒的人之一。更精彩的是，她在法庭上提出贝多芬对她的疯狂诋毁源于贝多芬对她的情欲。同样是维也纳骄傲的弗洛伊德提出类似观点可要等到70年之后！贝多芬朋友约瑟夫·卡尔·贝尔纳德在11月谈话册中潦草地问贝多芬：“我也发现行政官法院听到什么就信什么，比如她说你爱上了她。”贝多芬口头回答了这个问题，虽然谈话册没记下贝多芬回答了什么，但显然不会是肯定的回答。总之，道德明显低下但法律娴熟的约翰娜就是知道如何能够精准地伤害贝多芬，比如她建议小弟约翰代替贝多芬出任联合监护人。

约翰娜向全世界证明，永远不要夺走一个母亲的孩子，虽然她可能穷困潦倒、身无分文、道德败坏、阶级低下。

母亲就是母亲就是母亲。

更加精彩的是：约翰娜这时又怀孕了，并产下一个私生女。在私生女受洗时约翰娜再次从背后给了贝多芬一刀：私生女取名“卢多维卡”（Ludovica）！维也纳上层社会几乎都懂点拉丁语，凡是懂点儿拉丁文的人都知道“Ludovica”是贝多芬名字“路德维希”（Ludwig）的拉丁语女性名。约翰娜这一刀砍在贝多芬身上，流出的却是世世代代贝多芬粉和贝多芬黑的血：他们从此对贝多芬与约翰娜上过床深信不疑。最近一个是174年之后的好莱坞导演罗斯，他在其导演的《永恒的爱人》一片中详细描写贝多芬疯狂地意淫与弟媳约翰娜上床。

从历史事实出发，我们只能说，约翰娜够狠，而罗斯的脑洞够大。

1819年2月1日贝多芬在卡尔监护权之争白热化时在维也纳市政府高傲地宣称“我的道德品格举世公认”，但他近乎谩骂的那封信完全是自杀，作为回应，3月26日行政法院指派顾问马蒂亚斯·封·图舍尔代替贝多芬出任共同监护人。贝多芬五雷轰顶，虽然其实他也举荐了图舍尔。行政法院对人脉充沛的贝多芬十分忌惮，但约翰娜又提出令贝多芬倍感尴尬的证明：他有次十分粗暴地把卡尔从椅子上拉下来，导致卡尔疝气手术的伤口出血。1819年6月约翰娜成功说服行政法院把卡尔送到很有名气的布罗希林格尔男校，该校允许约翰娜像任何母亲一样去探望卡尔。贝多芬强烈不满，他给校长写信说：“我的心被撕碎了。”小弟约翰也被贝多芬憎恨，因为他与约翰娜一起配合行政法院。现在，贝多芬的所作所为已成了維也纳人的笑谈。“有人说他是疯子。”德国音乐家策尔特就是此时致信告诉歌德的。

1819年11月17日，判决书公布：约翰娜1811年的罪被判不成立，判决约翰娜与市府官员利奥波特·纽斯波克共同监护卡尔。

贝多芬失去卡尔的监护权！

可以想见贝多芬的疯狂。

他绝不能认输！这已经不仅关乎卡尔，而是关乎他的名誉和在维也纳上流社会的生死。这一仗打败，他可能真的不得不离开维也纳，虽然拿破仑已经退位，他弟弟也不再是威斯特法仑国王。

在行政法庭连续败给约翰娜3次后，贝多芬于1820年1月7日聘请约翰·巴赫博士担任辩护律师，向帝国皇家上诉法庭提出上诉，要求将卡尔监护权判回给他，还附上一封长达48页的悲情请愿书。按这封信错乱的内容完全应该直接把贝多芬送进精神病院。但是，尽管行政法院强烈反对，4月8日，受理上诉的法官还是做出了对贝多芬有利的裁决。据说贝多芬亲自游说了三名法官中的两名。卡尔监护权再次判给贝多芬，并指派法庭顾问卡尔·彼得斯出任联合监护人。双方同意卡尔未来三年都待在布罗希林格尔先生的学校。

贝多芬赢回卡尔！

顽强的约翰娜再次上诉。

7月24日，她被告知该案终审，上诉驳回。

终审法官是奥地利皇帝弗朗茨一世，他亲自驳回了约翰娜最后一次上诉。

贝多芬胜！

约翰娜终于明白，再娴熟的法律知识，再顽强的母亲，也打不倒贝多芬背后的皇帝。说到底，甭管贝多芬如何疯狂，他仍然是皇帝装点门面的金字招牌，而约翰娜，只不过是一个名叫卡尔的小孩儿的母亲。

起伏如超级过山车一样的卡尔争夺战，从情节上看就是《第九交响曲》“通过痛苦斗争最终夺取胜利”心路历程的预演。后来贝多芬致信舒潘齐格说：“我为什么要作曲？……因为我心中蕴蓄必得流露，所以我才写作。”

这可能是世界诉讼史上成果最丰硕的案件：卷入其中的每一个人都十分痛苦，以贝多芬为最。可他就在这次耗时良久、比电影还要精彩的诉讼同时写出了世界音乐史上最伟大的作品：除了给歌德《星空下的夜曲》所作优雅配乐，1819年和1820年初他完成了《庄严弥撒》前两个乐章、《E大调钢琴奏鸣曲，Op.109》第一乐章，以及33部《迪阿贝利主题变奏曲》中的19部。

更重要的是，虽然案件延宕了《第九交响曲》的创作，但那极富想象力的第一乐章已经在他脑海完成了。在贝多芬的大脑中，无数怪物、海妖、恶灵和死敌一直让他“从所有方面都受到折磨，像一头野兽，被误解，被人以最恶劣的方式对待”，而其中最主要的自然就是那个善施魔法的“渡鸦母亲”约翰娜，她的乳房流出的奶汁就是毒药，她有时化身为巫女喀耳刻，有时是一条蛇，有时是“愤怒的美狄亚”。她那“毒害致命的气息”在他那“被瘟疫侵害的社区”扩散开来，散播“可鄙的毁谤之词和恶毒的谣言来中伤我”。是她在帝国皇家法庭逼得贝多芬当庭承认自己并非贵族，是她让卡尔离家出走，是她引诱了牧师——那个礼拜日的醉鬼，拿桦树条鞭打小男孩的虐待狂。

至于卡尔，他属于“那个生出恶毒后代的堕落母亲”。在贝多芬的眼中，卡尔也是极端无情和冷酷，他曾两次——两次！——把手从贝多芬手中挣脱：“我一直用心教导他，为他流干泪水，这个不成器的家伙。”

顺便说一句，虽然有很多贝多芬的画像，可我们现在找不到约翰娜的画像。当时画幅油画非常贵，而贝多芬肯定不会为约翰娜画像出钱。1818年夏天，在他承认自己并非贵族之前，即他失去大部分理智的那段时间里，画家奥古斯特·封·克勒贝尔在默德林给贝多芬画了一幅像，这幅画像后来湮灭，但克勒贝尔留下了描写文字，从中可以看到正跟约翰娜争夺卡尔的贝多芬：银灰头发被风吹得有些凌乱，脸上满是凹坑且被晒成棕色，面容坚忍。他松垮地穿着件浅蓝双排扣外衣，扣子是黄色的，里面是白马甲和白领结。手里拿着一支铅笔和一个笔记本，里面是《槌子键琴奏鸣曲》。他表情严厉，但很安详。在他脚下慵懒地躺在树下的，正是他那永远12岁的“挚爱的儿子”。这幅画像的部分铅笔草稿保存在波恩贝多芬故居。

卡尔争夺战这场官司前后共打了5年，终审下达时卡尔已经是13岁的风华少年。卡尔监护权争夺战耗费了贝多芬大部分精力，他1816—1821这5年间只写了3部钢琴曲（作品第101、102、106号）。在维也纳人看来，贝多芬已经过时了。朋友们提议贝多芬创作华尔兹变奏曲跟上时代，贝多芬却认为这是“愚蠢想法”，不过，为了跟朋友们开玩笑，他写了不少变奏曲，结果这些曲子传到爱丁堡，那边的乐评家却当真了，申德勒曾向贝多芬转达爱丁堡传言：“贝多芬现在除了写这类歌曲外已经写不出其他曲子了，就像老年海顿。”

贝多芬听了后平静地说：“再过一段时间，他们就会知道自己说错了。”

他那些“数目相当可观”的敌人当然更为他江郎才尽而弹冠。毕竟，对于音乐家而言，没有什么比打断敌人的创作更完美的复仇了。

不过，就像约翰娜一样，他们高兴得太早了。

诗人不死，只是凋零。

凋零之前，他们会献出最为华丽炫目的绽放。

诗人贝多芬最后的绽放，是：

《第九交响曲》！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018年10月21日16稿于北京天堂书房

责任编辑 杨新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