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时期有关煤炭的杂记中，光绪年间江苏南京人胡恩燮的《煤说》，是值得注意的一篇。此文见于胡恩燮《白下愚园集》卷八“患难一家言”中。

胡恩燮是个候选知府，在社会上有些声望。他曾受南洋通商大臣、两江总督左宗棠之命，在江苏铜山县利国驿（在今徐州），“聘洋矿司，入山探验煤铁”，结果当地煤炭适于开采。故“酌拟招商集资章程”，在得到批准后，承办煤矿。此矿后由其子胡光国接办。《煤说》一文，则是后来他在南京家（愚园）中所写文稿中的一篇杂记，记述了他开办煤矿的体会、观点及有关事项，并收录在《白下愚园集》一书中。此书初刊于光绪甲午年（1894年）。

《煤说》一文仅八百多字，内中所说皆为煤事，故为《煤说》。文笔流畅简洁，叙事清晰，充满对矿工的同情。不失为质量较高的煤矿杂文。由于此文较易找到，故仅就其中重点内容，分述其主要观点，以飨读者。

一是，他认为利国驿开煤矿，应“先用土法，参以西器，以撙节而求实效”。他所讲的土法即传统的人工采煤，西法则使用西方机器生产。他并不否认机器生产的“法甚便捷”，但有其弊端，即“弊在糜费”“人少工贵”，人力成本高。而土法生产，可以发挥“我中国工众价廉”，人力成本低的优势。因而他主张，第一步“因地制宜”，以土法为主，并参以西器;第二步待取得实效，有了资金积累之后，“再照西法，大开煤井”。这一看法虽有局限性，但在初办时期却不失为权宜之计。

二是，他对中国矿工（煤夫）之苦，抱有深切的同情。他说：“窃观天下力作之苦，未有若煤夫者”。煤夫劳作“胼手胝足”，“闻有班头威福自擅，各煤夫之进退生死，局总概不与闻者”。他认为这种状况“殊不可为法”。为此他指出开办煤矿必须“优傭值、杜中饱、恤劳苦、戒残虐”。他主张将工人“应得之钱”写入存折，由“本人到局如数给算”，不得由班头代领代发，“即免班头克扣”，“可杜种种弊窦”。

三是，提出一些井下保安措施。主要有：①“井下之水如多，必设提水机器，方有干土可容煤夫”。②加强支护，“煤壁煤穴必多用大木支撑”。③防止地下水涌出。“煤夫最惧地下水”，凡有地水将至预兆，“煤带红色，谓之挂红，即不令煤夫下井”。④加强通风。“必预设通气之井”，“多设火炉在内，升其炭气，引入空气”。⑤“用避火洋灯，预防轰然之变”。不采用明火照明，以免发生爆炸事故。这些措施有的是对传统经验的总结，有的则是采用西式办法。

四是，加强矿工的劳动保护。他要求在工人出井后，有浴锅供洗澡，“酌发新衣，浴后更换”。有疾病，“手足破烂之处，制良药敷治之”。要有休息日，年节放假。煤夫“休息之日，准其会亲友家人”。对于“勤者，加犒赏”。他认为，“煤夫更番力作”，非常辛苦，如此则使煤夫有“生人乐趣”，“苦中得乐”。这些都是可取的措施。

最后他特别指出，开办煤矿必须“因地制宜，力求简便良法，并广行善举，以冀尽心云尔”。这一观点当是他的切身感受与办煤矿的经验之谈，颇有借鉴价值。特别是他认为：“寻常开煤事，非身历者，不得而知”，“煤夫种种情形，罕所传述”。这就告诉人们，开办煤矿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非亲身经历，是不知内中底细的。而“煤夫种种情形，罕所传述”，则深刻地指出一个事实：真正为煤夫呼吁，真实记述矿工苦难与命运的作品是极少的。这种状况是不应该存在、必须加以改变的。一位晚清文人，有如此的看法，有如此發人深思的警句，实为难能可贵，值得思考。

（1989年11月5日）

吴晓煜：河北滦县人，1944年3月生。南开大学历史系毕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自然科学史学会会员，中国煤矿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煤炭工业志》编委会副主任委员、总纂。已出版《华夏与海国游记》《欧非见闻录》《中国古代咏煤诗》《夜耕村杂记》《学林漫笔》《纠正错别字》《中国古代煤炭开发史》《中国煤矿史读本（古代部分）》《中国煤矿安全史话》《煤史钩沉》《修志指要》《矿业史事杂俎》《中国煤炭碑刻》《名人与煤炭》《酒史钩沉》《瘟疫纵横谈》《向善的轨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