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煜

明代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刑部侍郎张仙写了一篇《开煤洞记》，文中记载了河南邓州知州潘廷楠历经千辛万苦，先后开办两个煤洞，且大获成功，得到州民赞扬的情况。在我国明代及以前，详细记载煤炭勘查与开采过程的文献是不多的。而杂记、札记等散文形式的文章则少之又少。由之这篇《开煤洞记》更加可贵。

《开煤洞记》一文见于清代乾隆《邓州志》卷二十二“艺文”，在明代嘉靖《邓州志》卷二“郡记”中所记与之基本相同。作者张仙在写此文的七年前也曾任邓州知州，也曾组织勘找煤炭，但无功而止。后两位继任者也未能如愿。嘉靖四十一年（1562）秋，潘廷楠继任邓州知州。他在前几任均开煤未果的情况下，开煤意志坚定，采取各种措施，坚持到底，终于大功告成。州民无不欢呼雀跃。由之向前任知州、当时的刑部侍郎张仙反映这一情况，诚请张仙把潘知州开煤的政绩与过程写出来。于是，张仙以“乌敢以不文辞”的态度，欣然命笔，写下这篇传世的《开煤洞记》。

《开煤洞记》并不长，大约千字。文中虽有些许的八股痕迹，但充满热情，特别是对于开凿煤洞的艰辛过程以及开煤成功所取得的显著效果，所记甚详，文字也朴素实在，是值得一读的煤矿杂记。这里根据此文所记，介绍其主要内容。

《开煤洞记》一开始就介绍了居民燃料的重要，以及邓州开采煤炭以供饮爨的紧迫性。他指出，燃料紧缺一直是邓州的一大难题。因为邓州地处平壤，“四望平旷”“独无山谷以繁林木”，而所产蒲苇也有限，“民之樵采无所给”。“资之以炊者，惟黍秆焉、麻秸焉耳”，也根本不敷使用。“苟遇旱涝，则所出益寡，价愈腾贵”。中人之家尚有举火之难，而那些穷苦人家，则又难之加难，“嗷嗷转而为殍也”！这种情况是真实而严重的，凸显了邓州开挖煤炭的急迫性。

然而他又指出，此前邓州的主政者并非不知道开取煤炭的重要性。而且正德年间前州守“于公觅工凿之，嘉靖年间州守王公及予（指作者张仙）相继取之”，“然举之无焰”“获少而费倍，事每中辍”，不得不停下来。张仙在文中列举了一连三位邓州知州开煤没有成功事实，不仅说明了开煤洞之艰难，而且为突出知州潘廷楠的开煤功绩做了铺垫。

此后重点记述了潘廷楠开煤洞的過程与采取的有力措施：

一是，潘廷楠“毅主斯事”，意志坚定，下定决心，把开煤洞这项邓州第一要务办成。

二是，招募懂得开煤技术的工匠。本地没有，就“征匠于南召，得善煤者数人”。这是关键之举。

三是，选派有管理和组织能力又勤于其事者，主持开煤事务。他命“勤事之乡耆刘有庆董之”。选人得当，这是不可或缺的措施。

四是，投入资金。不仅按时付给工钱，“给之工值”，还制定奖励办法，“颁之犒赏”，调动积极性。此举使得“耆匠之承役者亦殚力遍搜”。

五是，坚持到底，毫不退缩。特别是在干了三个月还无效的情况下，“严敕耆匠必期于获而止”。不成功，绝不罢手。

六是，他写一份开煤山祭文，“率吏民诣山祭告”。企望神灵保佑开煤成功，降福于邓州百姓。这虽有迷信成分，但潘知州知道，这是在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下，借助神力，鼓舞士气，动员与组织老百姓积极支持参与，比较有效的一种形式。

由于采取了上述符合实际情况的措施，功夫不负苦心人。先是在洞儿山一带“得煤穴一道”，挖出的煤“其焰灼灼然”，取得成功。继而一鼓作气，“又命乡耆张廷翠”到“内乡（县）之西二十五里花墓山”，访获一洞，“前往凿之”，过三个月又获得成功，产量与煤质比洞儿山过之。至此潘廷楠把开煤洞之事办成了。

作者笔锋一转，以欢快的笔触记述了开采煤炭大获成功之后的情况：“自是民朝夕咸赖以爨”，“老稚欢呼，各得其养矣”！作者还把柴草燃料的价格作了前后对比：“向之黍秆、麻秸减价十之三四”。这更烘托出潘廷楠“精诚所积”开煤洞的功德之巨，政绩之巨。至于“默祷于天”“鬼神依顺”等话，则是时人的贯常用语，是时代使然。

值得注意的是，在封建社会一般前任官吏对于继任者的政绩多是不以为然的，少有为表彰继任者政绩而著文者。但张仙作为一个已经升任朝廷的刑部侍郎，能把自己没办成而后继者办的事情，即“予以所欲而未成者”，热情记之、赞之，使之流传于世，青史留名，这种胸怀之大度，实值得敬佩与效法。

另外，从张仙《开煤洞记》中所讲，为解决邓州居民燃料用煤问题，先后有四任知州相继组织勘找开挖煤炭，这种情况在产煤州县是不多见的。四位知州对于开发煤炭的正确态度无疑是值得称道的。这也是笔者认为《开煤洞记》值得一阅的根据。

（2019年10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