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斯科塞斯谈漫威电影

2019年10月5日的《纽约时报》网站上，刊载了著名导演马丁·斯科塞斯的文章，题为《我说过漫威电影不是电影，让我解释一下》。此前，因为在访谈时的一句“漫威电影不是电影”，斯科塞斯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2019年10月初，在接受英国《帝国》杂志采访时，斯科塞斯就漫威电影如此回答说：“我试着看了几部，但都不适合我;在我看来，它们更接近主题公园，而不是我一生都熟悉和喜爱的电影，因此说到底，我不认为它们是电影。”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斯科塞斯看来，电影关乎的是“启示”——美学的、情感的和精神的启示;它关乎的是“角色”——人的复杂性和他们充满反差、有时甚至自相矛盾的本性，他们彼此相爱相杀而又突然直面自我;它关乎的是在银幕上遭遇我们意想不到的东西、是被它以戏剧化的方式加以诠释了的现实生活，是对于艺术形式之可能性的拓展。斯科塞斯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电影是一种艺术形式，就此而言，它与文学、音乐或舞蹈是平起平坐的。

你当然也可以举例说，希区柯克的电影也类似“主题公园”，你甚至可以说，希区柯克的电影也有点千篇一律，但斯科塞斯指出，希区柯克的“千篇一律”，与如今漫威电影的“千篇一律”，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我们能在漫威电影中找到诸多界定了“电影”的元素，但它们没有“启示”、没有神秘感或者真正情感上的危险性，没有任何人或事处于生死攸关的情境之中。这些电影只是被用来满足一些特定的需求、它们只是一些有限主题的变种;它们名义上是续集，但在精神内核上更像是翻拍，它的内容全都是官方允准的，并不可能有其他的发展和走向——而这些特点正反映了漫威所代表的现代系列电影的本质：市场调查、观众测试、内容审查、内容修改、再审查、再修改，直到合乎上映要求。

斯科塞斯进而指出，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电影业界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而这其中悄然发生的最坏的变化就是，对于风险持续而又稳定的消除。當下的很多电影都是为快速消费而生产出来的完美产品，它们中的很多还都是由才华横溢的团队完成的。但这些团队也一样缺少对于电影而言至关重要的东西：个体艺术家所具有的一体化的愿景，原因当然在于，个体艺术家本身就是其中最具风险性的因素。现在的情况是，我们有两个各自分离的领域，一个是全球视听娱乐领域，另一个是电影领域，它们仍然会时有重叠，但这种情形正在变得越发稀罕。而斯科塞斯担心，两者中的一种在金融上的主导地位，会被用来边缘化甚至贬低另一方的存在。

斯科塞斯最后忧心忡忡地指出，对于那些梦想拍电影，或者那些电影事业刚刚起步的人来说，现在的情况正是残忍的、不欢迎艺术的——在他看来，如今的时代，并不值得欢庆。

（韩晓露）

汉德克属于哪一种文学经典？

2019年10月11日的《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网站上，刊载了本·哈钦森针对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汉德克的评论文章，题为《彼得·汉德克：进入古怪的经血》。

汉德克获得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一出，就立刻引出了轩然大波，众多名家议论纷纷：拉什迪称其为“年度国际白痴”、齐泽克说他是“战争罪行的辩护士”、美国犹太裔作家乔纳森·利特尔骂他是“混账”。所有这些反应，都是基于汉德克的政治立场，即他对前南领导人米洛舍维奇的公开支持。这当然把我们引向了某些更为“经典”的话题，比如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作家的美学成就与其道德行为之间的关系——我们已经有了纳粹分子克努特·汉姆生、反犹分子路易斯·费迪南德·赛琳、法西斯分子庞德，如今，战争罪行辩护士汉德克也步入了这一古怪的经典行列之中。

但汉德克的文学才干究竟如何？哈钦森即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哈钦森指出：首先，汉德克是一个高产作家，小说、诗歌、戏剧和电影剧本，加起来早已过百;另一方面，他很早即踏入文坛，1966年其第一部小说《大黄蜂》出版时，他年仅二十二岁。而作为“愤怒的偶像破坏者”而成长起来的1960一代，汉德克不仅对君特·格拉斯和汉斯·韦尔纳·里希特等著名人物持有异议，他更是对整个战后德国文学的道德倾向不敢苟同——在1960年代的时代氛围之中，汉德克似乎对前辈持有某种“弑父”式的敌意，就此而言，他其实正是当年的所谓“反文化”之子。也因此，汉德克的早期作品所秉持的，就是“作为挑衅的艺术”这样一种观念，比如他的早期名作《骂观众》，就是靠说而不是靠演，并且是对布莱希特间离效果的某种重写——在这个剧里，观众不是被用来教育的，而是被用来辱骂的。他因此试图寻找一种新的戏剧形式，在其中，是演员观察观众，而不是观众观察演员。而在汉德克1970和1980年代的作品中，“走”变成了某种极端的存在主义隐喻，他这一时期的写作常常是高度视觉化和电影式的，其作品读起来往往就像“慢动作”，而“走”这一主题也一直贯穿其作品至今：他笔下的人物往往像西西弗斯一样，起点即终点，周而复始，而又一无所获;另一方面，此一时期，他开始与德国电影导演文德斯合作，并完成了《柏林苍穹下》等名作，汉德克的忧郁与文德斯的抒情风格相得益彰，这也使得汉德克的这些剧本成为其代表作。

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词如此称赞汉德克：“凭借着具有语言学才能的有影响力的作品，探索了人类体验的外延和特性。”而在哈钦森看来，汉德克对于他之所谓主流意见的反对态度，并不会因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与否而改变，这个安静、固执而又不屈不挠的人，将注定因为他所步入的那个古怪的经典行列，而继续让很多人感到不安。

（孙锡莲）

并未被“祛魅”的资本主义“意义”世界

2019年10月25日的《波士顿评论》网站上，刊载了詹姆斯·G·查佩尔针对尤金-麦克卡拉赫之著作《钱迷心窍：资本主义如何成为现代性的宗教》的书评，题为《糟糕的罗曼史》。

马斯洛的“人类需求层次理论”众人皆知，根据这一理论，人类的需求层次等级分明，先要有吃有穿，才能追求友谊和爱情，而人类的“自我实现”，则处于需求层级的塔尖。但不为人知的是，马斯洛还是二战之后资本主义的拥趸，他在加州做过管理顾问，以人道主义者自居，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使得资本主义能与人类的内在渴求密切相关。换言之，他试图探寻的，正是晚期资本主义的精神逻辑。

而麦克卡拉赫这本著作所关心的问题，正与马斯洛有关——在麦克卡拉赫看来，人之为人，其主要目的并非“自我实现”，而是要努力生活在一个有家庭、有工作、有朋友、有自然的“亲爱者共同体”之中，就此而言，与马斯洛的设想不同，麦克卡拉赫认为，人是只有先了解了世界，才能了解自我的，而我们现在所生存的世界，其最大问题，就是没能给我们提供生存意义。但该书又并非简单的怀旧之作，即认为随着现代性的来临，以往那个充满意义的世界遭到“祛魅”，人们由此生活在一个“上帝已死”的世俗化世界之中。麦克卡拉赫并不认同这种说法，他认为，“祛魅”从未发生，因为资本主义其实是一个“爱情故事”，在资本主义体制下，人们关于欲望的诗学被转译成了关于市场交换的散文，资本主义为我们提供了社群、信仰、仪式、自然崇拜等诸多意义;但它同时又是“黑魔法”，因为它将我们的友邻之爱变成了异化、将我们的愿望变成了剥削，因此资本主义的问题不在于价值的匮乏，而在于价值导向的错误。比如“消费社会”：广告公司总是试图告诉我们，它们的产品所提供的，不仅是新鲜的体验，而且更是一个美丽新世界;经理们和人力资源专员们要强调的，总是“家庭”和“友爱”，而不是“冲突”和“剥削”。但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又是一个令人心碎的“爱情故事”，因为比如说“消费文化”所能给出的，总是与人类的“真实需求”相悖的东西——不管广告和购物具有怎样的魔法，它能不能解决实际存在的现实问题，却总是令人心生疑窦的。

查佩尔认为，麦克卡拉赫的这本著作，堪称美国文化和思想史中的杰作，它试图在马克思的“资本批判”思路之外另辟蹊径，但也因此存在一些明显的问题——比如，在马克思的阶级分析之外，“性别”和“种族”应该都是重要议题，但该书并未认真考虑过这些议题，即使作者明显知道资本主义的诸多批评者中往往不乏种族主义者，或者持有厌女症情绪的人：如果要对资本主义进行道德批判，这两类人其实是应该纳入我们的考虑范围的。

（岳海关）

谁需要文学？

2019年11月11日的《洛杉矶书评》网站上，刊载了著名作家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的文章《谁需要文学？》，该文原发表于1963年，由大卫·斯特隆伯格新近译出。

辛格自问：如今谁还需要文学？因为一方面，人类的想象力永远无法跟上现实在事实和心理方面给人带来的意外，另一方面，即使是像《安娜·卡列宁娜》和《包法利夫人》这样的杰作，也是不无瑕疵的。进而言之，现代读者对于心理学已经知道得越来越多，他们往往觉得作家的解释要么不对，要么过时;他们能从广播、报纸、杂志、电视、电影那里看到诸多事实，因此没什么主题能让他们觉得惊讶了;即使是“科幻小说”，与人类实际的科技进步相比，也还是相形见绌。反过来讲，现代小说也深受影响：它可能包含心理学和精神分析、诸多新闻素材、真真假假的科学知识、笑话和段子、政治意见和信息等等——更有甚者，文学可以是这一切，只要它能被改编成电视节目或电影。

辛格设想，在当今时代，《包法利夫人》可能被如此重写：以二战为背景，该小说除了保留不忠女人的故事，还将涉及希特勒上台、斯大林肃反、对犹太人的灭絕、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中国革命等世界大事;摩登包法利夫人也不必偏居一隅，她可以环游世界，或者是双面甚至三面间谍。当面对这样的故事，读者也会被其中的惊悚、悬疑所蛊惑，因而手不释卷、挑灯夜读。但辛格认为，对于那些真正关心文学的人来说，这却并非什么值得欢喜的现象，因为这样一种“文学无政府状态”只对大的出版社、电视台和好莱坞有利，却并非文学的福音。

在辛格看来，文学的本质是角色的塑造和个性的表达，但任何时代的读者对此其实都并非孜孜以求：人们会去博物馆，但并非是去看藏品，而很可能是约人见面;在大众媒体普及之前的时代，人们没有报纸、没有杂志，而小说则往往担负了为人们提供信息的职能——比如《战争与和平》，你可以从中找寻关于拿破仑战争、俄国贵族制甚至旅行的信息;更多时候，人们看小说是因为想了解小说里的人们是如何相爱、如何穿衣打扮、如何打发时间的;还有一些人读小说，则纯粹是因为想学习语法。但在如今时代，大众媒体发达、资讯丰富多样，人们可以环游世界因而见多识广，如果文学还要生存，它就需要有对于人性和个性具有强烈兴趣的读者，但这样的读者却是太少了。

但也正因为如此，正因为人们如今正被涵盖一切的信息的海洋所淹没，真正的艺术家就尤其需要给出更多艺术的纯正、更多本质性的东西、更加关注对于角色和个性的塑造。但要达到这一点谈何容易，因为这需要格外的天赋——而在辛格看来，在如今的时代，要想原创和创新，是格外艰难了。

（梁雷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