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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笔记

2020-03-25 04:07:47 《天涯》 2020年1期

马丁·斯科塞斯谈漫威电影

2019年10月5日的《纽约时报》网站上,刊载了著名导演马丁·斯科塞斯的文章,题为《我说过漫威电影不是电影,让我解释一下》。此前,因为在访谈时的一句“漫威电影不是电影”,斯科塞斯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2019年10月初,在接受英国《帝国》杂志采访时,斯科塞斯就漫威电影如此回答说:“我试着看了几部,但都不适合我;在我看来,它们更接近主题公园,而不是我一生都熟悉和喜爱的电影,因此说到底,我不认为它们是电影。”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斯科塞斯看来,电影关乎的是“启示”——美学的、情感的和精神的启示;它关乎的是“角色”——人的复杂性和他们充满反差、有时甚至自相矛盾的本性,他们彼此相爱相杀而又突然直面自我;它关乎的是在银幕上遭遇我们意想不到的东西、是被它以戏剧化的方式加以诠释了的现实生活,是对于艺术形式之可能性的拓展。斯科塞斯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电影是一种艺术形式,就此而言,它与文学、音乐或舞蹈是平起平坐的。

你当然也可以举例说,希区柯克的电影也类似“主题公园”,你甚至可以说,希区柯克的电影也有点千篇一律,但斯科塞斯指出,希区柯克的“千篇一律”,与如今漫威电影的“千篇一律”,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我们能在漫威电影中找到诸多界定了“电影”的元素,但它们没有“启示”、没有神秘感或者真正情感上的危险性,没有任何人或事处于生死攸关的情境之中。这些电影只是被用来满足一些特定的需求、它们只是一些有限主题的变种;它们名义上是续集,但在精神内核上更像是翻拍,它的内容全都是官方允准的,并不可能有其他的发展和走向——而这些特点正反映了漫威所代表的现代系列电影的本质:市场调查、观众测试、内容审查、内容修改、再审查、再修改,直到合乎上映要求。

斯科塞斯进而指出,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电影业界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而这其中悄然发生的最坏的变化就是,对于风险持续而又稳定的消除。當下的很多电影都是为快速消费而生产出来的完美产品,它们中的很多还都是由才华横溢的团队完成的。但这些团队也一样缺少对于电影而言至关重要的东西:个体艺术家所具有的一体化的愿景,原因当然在于,个体艺术家本身就是其中最具风险性的因素。现在的情况是,我们有两个各自分离的领域,一个是全球视听娱乐领域,另一个是电影领域,它们仍然会时有重叠,但这种情形正在变得越发稀罕。而斯科塞斯担心,两者中的一种在金融上的主导地位,会被用来边缘化甚至贬低另一方的存在。

斯科塞斯最后忧心忡忡地指出,对于那些梦想拍电影,或者那些电影事业刚刚起步的人来说,现在的情况正是残忍的、不欢迎艺术的——在他看来,如今的时代,并不值得欢庆。

(韩晓露)

汉德克属于哪一种文学经典?

2019年10月11日的《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网站上,刊载了本·哈钦森针对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汉德克的评论文章,题为《彼得·汉德克:进入古怪的经血》。

汉德克获得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一出,就立刻引出了轩然大波,众多名家议论纷纷:拉什迪称其为“年度国际白痴”、齐泽克说他是“战争罪行的辩护士”、美国犹太裔作家乔纳森·利特尔骂他是“混账”。所有这些反应,都是基于汉德克的政治立场,即他对前南领导人米洛舍维奇的公开支持。这当然把我们引向了某些更为“经典”的话题,比如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作家的美学成就与其道德行为之间的关系——我们已经有了纳粹分子克努特·汉姆生、反犹分子路易斯·费迪南德·赛琳、法西斯分子庞德,如今,战争罪行辩护士汉德克也步入了这一古怪的经典行列之中。

但汉德克的文学才干究竟如何?哈钦森即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哈钦森指出:首先,汉德克是一个高产作家,小说、诗歌、戏剧和电影剧本,加起来早已过百;另一方面,他很早即踏入文坛,1966年其第一部小说《大黄蜂》出版时,他年仅二十二岁。而作为“愤怒的偶像破坏者”而成长起来的1960一代,汉德克不仅对君特·格拉斯和汉斯·韦尔纳·里希特等著名人物持有异议,他更是对整个战后德国文学的道德倾向不敢苟同——在1960年代的时代氛围之中,汉德克似乎对前辈持有某种“弑父”式的敌意,就此而言,他其实正是当年的所谓“反文化”之子。也因此,汉德克的早期作品所秉持的,就是“作为挑衅的艺术”这样一种观念,比如他的早期名作《骂观众》,就是靠说而不是靠演,并且是对布莱希特间离效果的某种重写——在这个剧里,观众不是被用来教育的,而是被用来辱骂的。他因此试图寻找一种新的戏剧形式,在其中,是演员观察观众,而不是观众观察演员。而在汉德克1970和1980年代的作品中,“走”变成了某种极端的存在主义隐喻,他这一时期的写作常常是高度视觉化和电影式的,其作品读起来往往就像“慢动作”,而“走”这一主题也一直贯穿其作品至今:他笔下的人物往往像西西弗斯一样,起点即终点,周而复始,而又一无所获;另一方面,此一时期,他开始与德国电影导演文德斯合作,并完成了《柏林苍穹下》等名作,汉德克的忧郁与文德斯的抒情风格相得益彰,这也使得汉德克的这些剧本成为其代表作。

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词如此称赞汉德克:“凭借着具有语言学才能的有影响力的作品,探索了人类体验的外延和特性。”而在哈钦森看来,汉德克对于他之所谓主流意见的反对态度,并不会因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与否而改变,这个安静、固执而又不屈不挠的人,将注定因为他所步入的那个古怪的经典行列,而继续让很多人感到不安。

(孙锡莲)

并未被“祛魅”的资本主义“意义”世界

2019年10月25日的《波士顿评论》网站上,刊载了詹姆斯·G·查佩尔针对尤金-麦克卡拉赫之著作《钱迷心窍:资本主义如何成为现代性的宗教》的书评,题为《糟糕的罗曼史》。

马斯洛的“人类需求层次理论”众人皆知,根据这一理论,人类的需求层次等级分明,先要有吃有穿,才能追求友谊和爱情,而人类的“自我实现”,则处于需求层级的塔尖。但不为人知的是,马斯洛还是二战之后资本主义的拥趸,他在加州做过管理顾问,以人道主义者自居,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使得资本主义能与人类的内在渴求密切相关。换言之,他试图探寻的,正是晚期资本主义的精神逻辑。

而麦克卡拉赫这本著作所关心的问题,正与马斯洛有关——在麦克卡拉赫看来,人之为人,其主要目的并非“自我实现”,而是要努力生活在一个有家庭、有工作、有朋友、有自然的“亲爱者共同体”之中,就此而言,与马斯洛的设想不同,麦克卡拉赫认为,人是只有先了解了世界,才能了解自我的,而我们现在所生存的世界,其最大问题,就是没能给我们提供生存意义。但该书又并非简单的怀旧之作,即认为随着现代性的来临,以往那个充满意义的世界遭到“祛魅”,人们由此生活在一个“上帝已死”的世俗化世界之中。麦克卡拉赫并不认同这种说法,他认为,“祛魅”从未发生,因为资本主义其实是一个“爱情故事”,在资本主义体制下,人们关于欲望的诗学被转译成了关于市场交换的散文,资本主义为我们提供了社群、信仰、仪式、自然崇拜等诸多意义;但它同时又是“黑魔法”,因为它将我们的友邻之爱变成了异化、将我们的愿望变成了剥削,因此资本主义的问题不在于价值的匮乏,而在于价值导向的错误。比如“消费社会”:广告公司总是试图告诉我们,它们的产品所提供的,不仅是新鲜的体验,而且更是一个美丽新世界;经理们和人力资源专员们要强调的,总是“家庭”和“友爱”,而不是“冲突”和“剥削”。但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又是一个令人心碎的“爱情故事”,因为比如说“消费文化”所能给出的,总是与人类的“真实需求”相悖的东西——不管广告和购物具有怎样的魔法,它能不能解决实际存在的现实问题,却总是令人心生疑窦的。

查佩尔认为,麦克卡拉赫的这本著作,堪称美国文化和思想史中的杰作,它试图在马克思的“资本批判”思路之外另辟蹊径,但也因此存在一些明显的问题——比如,在马克思的阶级分析之外,“性别”和“种族”应该都是重要议题,但该书并未认真考虑过这些议题,即使作者明显知道资本主义的诸多批评者中往往不乏种族主义者,或者持有厌女症情绪的人:如果要对资本主义进行道德批判,这两类人其实是应该纳入我们的考虑范围的。

(岳海关)

谁需要文学?

2019年11月11日的《洛杉矶书评》网站上,刊载了著名作家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的文章《谁需要文学?》,该文原发表于1963年,由大卫·斯特隆伯格新近译出。

辛格自问:如今谁还需要文学?因为一方面,人类的想象力永远无法跟上现实在事实和心理方面给人带来的意外,另一方面,即使是像《安娜·卡列宁娜》和《包法利夫人》这样的杰作,也是不无瑕疵的。进而言之,现代读者对于心理学已经知道得越来越多,他们往往觉得作家的解释要么不对,要么过时;他们能从广播、报纸、杂志、电视、电影那里看到诸多事实,因此没什么主题能让他们觉得惊讶了;即使是“科幻小说”,与人类实际的科技进步相比,也还是相形见绌。反过来讲,现代小说也深受影响:它可能包含心理学和精神分析、诸多新闻素材、真真假假的科学知识、笑话和段子、政治意见和信息等等——更有甚者,文学可以是这一切,只要它能被改编成电视节目或电影。

辛格设想,在当今时代,《包法利夫人》可能被如此重写:以二战为背景,该小说除了保留不忠女人的故事,还将涉及希特勒上台、斯大林肃反、对犹太人的灭絕、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中国革命等世界大事;摩登包法利夫人也不必偏居一隅,她可以环游世界,或者是双面甚至三面间谍。当面对这样的故事,读者也会被其中的惊悚、悬疑所蛊惑,因而手不释卷、挑灯夜读。但辛格认为,对于那些真正关心文学的人来说,这却并非什么值得欢喜的现象,因为这样一种“文学无政府状态”只对大的出版社、电视台和好莱坞有利,却并非文学的福音。

在辛格看来,文学的本质是角色的塑造和个性的表达,但任何时代的读者对此其实都并非孜孜以求:人们会去博物馆,但并非是去看藏品,而很可能是约人见面;在大众媒体普及之前的时代,人们没有报纸、没有杂志,而小说则往往担负了为人们提供信息的职能——比如《战争与和平》,你可以从中找寻关于拿破仑战争、俄国贵族制甚至旅行的信息;更多时候,人们看小说是因为想了解小说里的人们是如何相爱、如何穿衣打扮、如何打发时间的;还有一些人读小说,则纯粹是因为想学习语法。但在如今时代,大众媒体发达、资讯丰富多样,人们可以环游世界因而见多识广,如果文学还要生存,它就需要有对于人性和个性具有强烈兴趣的读者,但这样的读者却是太少了。

但也正因为如此,正因为人们如今正被涵盖一切的信息的海洋所淹没,真正的艺术家就尤其需要给出更多艺术的纯正、更多本质性的东西、更加关注对于角色和个性的塑造。但要达到这一点谈何容易,因为这需要格外的天赋——而在辛格看来,在如今的时代,要想原创和创新,是格外艰难了。

(梁雷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