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网


生死记

2020-03-25 04:07:47 《天涯》 2020年1期

多年前,父母就催促为他们选一块墓地,说是越来越贵了。我不想选,似乎选这么早,就是在等着他们的那一天了。后来拖不过,还是去选了,甚至破例请了风水。先生说,这块地好。你望那边看看。我看看,背靠青山,面对黄河,河对面的山也没有破土。果然好。

父母后来问,说,选好了,还请了风水。

你爷爷走得早,父亲说,那年我三岁。你奶奶走的时候,我十三。

十三就是孤儿了,我心里想。虽然父亲还有一个姐姐。

父亲先是做保卫干部,后来是警察,算是危险职业,却一生无碍。母亲却在二十六岁时,差点走了。那天下班,她急着回家,穿越运转场,遭遇车祸,残了一条腿。母亲没走,是因为牵挂我们三个孩子,死神逼近的时候,她拼了一把,逃出了半条命。我后来想,上苍慈悲,若是那年母亲走了,我和两个弟弟也就孤儿一样了。父亲,毕竟是父亲。残疾的母亲,也是母亲。

母亲没走,隔壁的李婶却走了。母亲出院,汽车进了院子,是邻居李婶的丈夫背回来的。李婶好看,有点黛玉的病态的美,蓝布衫永远干干净净、平展展的。李婶走的时候,不到三十,说是肺结核,跟黛玉一个病。

再走的是秋芳阿姨。每年秋天,家里不知从什么地方买了麻,我就去她家借纺车。母亲做鞋,纳鞋底和绱鞋帮都需要细麻绳,这纺车就是用来纺麻绳的。

秋芳跟母亲一起从河南来西北,算是很亲的人。她常来家里,跟母亲两个在灶房里择菜,说话。中午或晚上,秋芳吃了饭走了。母亲将她的碗筷煮了消毒。秋芳也是肺结核,可是很欢快,喜欢笑,笑起来“嘎嘎”的,嗓子是哑的。

李婶走了,李叔又娶了一个。不好看。秋芳走了,秋芳的男人也娶了一个,也不好看。我那时小,不懂得,心里疑惑,走了就走了,娶什么呢?

几十年过去,我还记得秋芳阿姨说,俺家最好找,市郊车牟家庄下车,大杨树第二排,第二家。

李婶呢虢过什么话环记得了。

李婶和秋芳走了,觉得奇怪,人怎么就那么走了。走了,去了哪儿呢?人为什么要走呢?

最苦的是老家的三姨。先是大表哥、小瑞,后来是姨夫、表姐夫、大表姐。家里连着走了好几个,三姨怎么受得了。那边先是瞒着,瞒不过,才说了。

父亲说,三姨心大。我心里说,心不大,怎么活。

大表哥的走,是武斗,跑不及,他给人追上,一顿乱打乱砍。太表哥叫卿贤,生得秀气,身板挺拔,写一笔好字。

小瑞跟我有点莫名其妙的关系。母亲伤残,三姨曾想把小瑞说给我,让她帮着照料。可也只是那么想一下。

小时候回老家,小瑞瘦弱弱的,眼睛黑溜溜,站在家门口陌生地望着我。熟了一点,我们去河边玩,她小解,我背过身子在远处等着。过河的时候,她怕,我背着她。她轻轻趴在我背上,小手凉凉的,搂着我的脖子。

小瑞的死,是表姐夫到兰州才告诉我的。因为淋了雨,又来例假,感冒了,也没人操心,以为过几天就好了,却不知怎么就患了尿毒症。那年月哪里知道换肾,即便是有,也换不起。我因三姨的那句也许是随意的话,心里忘不了小瑞。可几次回老家,都没想起要去她的坟上看看。一晃,小瑞走了四十多年了。墓草年年青,哪年回去,还是去坟上看看她吧。

小时候去三姨家,门背后有一个大水缸,缸上贴着一片红纸,上面写着记得添水!我小,不认几个字,将“添”听成“甜”。心里疑惑,为什么是记得“甜”水呢?写这字条的姨夫也走了。姨夫倔强,右派平反,他拒绝回学校教书,一直在街道拉架子车,一直到死。学校补发那些年的工资,他也不去领。三姨还是背着他去领了。

表姐夫算是“恶死”。很早就偷着做生意的他,一次带着不知从哪里收来的黄金还是银元,去南方兑换,不巧给乘警查到。趁人不注意,他打开车窗就下去了。他若活着,该是大生意人了。

大表姐也走了。表姐夫走了以后,她嫁了两次。后来,她从很高的楼上跳了下去。我从高楼上往下看过,太恐惧了。跳楼的人,得有多决绝,才能跳下去。

妻子的表弟杨筱一家,是另一种不幸。先是父亲、母亲,癌症。再是哥哥,癌症。弟弟,癌症。我跟妻子去过西安他的家,两间小平房,没几件家具,空落落的凄凉样子。我们去,他不在。门上挂着锁。那时没电话。我和妻子撬开锁进去,自己煮掛面吃。第二天,他才回来。他写日记,给我一个本子,上面记了很多,我记得有,年难过,年难过,年年过。

杨筱的弟弟小红我见过几次。一年他在西边当兵,路过兰州来看我们。弟弟个子很高,很精神。不知为什么,他返回时竟然是坐飞机。那时候很少人坐飞机。妻子安排他吃饭,迟了,误了班车,还找了熟人开车送他去机场。部队复员后,小红回到西安。他有了未婚妻,小巧好看的一个女孩。结婚一年多,小红就走了。小红的妻子,现在怎么样了呢?想想,她也五十多了。

杨筱家里,床底下是几个骨灰盒。父母的、哥哥的、弟弟的。不知为什么没有安葬。问他,他说算了,就这么放着,以后再说吧。

我总是疑心他们住的地方不对,有什么放射物。可那个院子里住着不少人,也似乎都没事。真是奇怪。

去年在广州见到杨筱,他脸色灰暗,说是身体不好,没力气,也不想吃饭。大舅子是学医的,安排他去医院检查,他也不去。

一个多月后,他在西安查了,还把片子拍在手机上发来。癌症,他的语气很淡,似乎知道迟早会有这一天,逃不了。家里因为这个病,走了好几个人,杨筱已经有些麻木了。

我去西安,本想看看他。去了,还是没见。见了他,说些什么呢?什么也不说,就是俩人喝酒,说些闲话,可他也不喝酒的。一个谨小慎微的人,知道死神在背后跟着的人,一辈子不喝酒不抽烟,没有坏的生活习惯,躲着,可还是逃不了。

大舅子说,就是遗传,家族体质。活不过四十岁。他活到快六十,算是命大了。

学医的人,见惯了死亡,那么冷静。他们似乎能窥视到死亡一点一点地生长,直到覆盖了生命。反过来说,在医生的眼里,可能死亡也是一种生命,反生命的生命。癌细胞不也是生命么?

杨筱的妻子知道丈夫的家族史,可还是嫁给了他。妻子不简单。好多年没有见她了。他们有一个儿子,但愿妻子的基因更强大,儿子能健健康康,不再遗传下去。

几个月过去了。杨筱怎么样了呢弛许,我再去西安的时候,他就不在了。

身边的死,是见过的。

初中时候,一天后半夜了,忽然有人敲门,声音很急。父亲好像不在家。开了门,知道是邻居天福家的奶奶不行了。天福的父亲上过朝鲜战场,受了伤,一直在家里养着。天福的母亲是解放脚,使不上劲。我跟天福用床单兜着奶奶去医院。医生翻开奶奶的眼皮看看,说,已经走了。去太平间吧。

太平间的门打开的声音格外疹人。进了太平问,通道两边,一间间的停尸问都停着尸体,只有最里面右侧还空着一间。日光灯的灯光幽暗。其实日光灯应该叫月光灯才对。硬着头皮往里走,心突突跳,往两边的隔断看看,一具具的尸体都用白布盖着,只是朝外露出惨白的脚。

到了那个停尸间,放下担架上的奶奶。奶奶的身子斜着,胡乱往正里推推,心里害怕,就赶紧往外走。出去的时候,虽然害怕,但还是忍不住往两边看看那些惨白的脚。大冬天,那些脚不冷么?

天福的奶奶死了,不是病死,是老死的。老死的若是大象,老了,它们就离开象群,独自往森林深处走。走不动了,就倒下了,慢慢成了白骨。人呢环行。人能往哪儿走呢?

意外的死,也见过。

几年前过马路,旁边一个年轻女子匆忙赶了几步,却给一辆车撞飞了。她飞起来,落在几米远的地上。几秒钟后,她竟然无事一样坐了起来。汽车急忙刹住,司机下来,她却忽地又倒了下去,口鼻涌出一股股的血。

我俩是并排走的,若是我快走两步,那个躺在地上的人就该是我了。心乱跳,站在那儿,不知道该怎么办。到了路那边,心再次跳起来,比刚才跳得还厉害。之后几个月,每次过马路,都战战兢兢。

因这样的车祸,想起母亲的遭遇,才知道那一瞬人该是如何恐惧。要真是自己被撞了,死了,出过车祸的母亲又该怎么活呢?

多数人,是无奈才走了。可也有自杀的,不想活了的。

牛大夫有一个脑瘫的孩子,叫星星。生产的时候,因为缺氧,造成脑瘫。接生的医生说,不要了吧环要了。跟妻子也说好了,可出了医院门,妻子却反悔了。

我见到星星那年,他该有十一二岁了。见人来,星星兴奋地想说什么,却说不清楚,只是手脚无法控制地乱动,嘴角的口水乱淌。因母亲的残疾,我看不得这样的人,赶紧转过脸去。星星也不能咀嚼,母亲和姥姥不嫌弃,顿顿将饭菜咀嚼烂了,用勺子喂他,才活了下来。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这是真的。

星星电视里见到泰山,想去看看。他的小舅待他好,下决心带他上泰山。几个人抬着他,终于上了泰山。泰山不过是山,再难,只要有人就能上去。可另一件事就难了。星星虽然脑瘫,发育却正常。二十多岁的时候,已经有了一米七那么高了。他说不清楚的话,母亲和姥姥却听得懂.他要媳妇!

牛大夫为了多挣点钱,私下里跟人开了一个诊所。也许是因为星星带来的心理压力,牛大夫后来竟然注射毒品减压。一次,也许是过量,也许是他故意,死在了诊所里。

因为毒瘾,走了的还有宝善的妹妹兰花。兰花,多好的名字。他们的母亲早年走了,留下一堆孩子。父亲懦弱,几个孩子多有不学好的。兰花后来不知跟着什么人学会了吸毒。哥哥宝善为此甚至几次打她。可是打她也没用。一次,宝善为了怕她出去,将她锁在自己家里。谁知,兰花竟然从六楼跳了下去。

我还记得兰花,圆圆的脸,乖巧的样子。

关于自杀,母亲似乎也想过。一次母亲住院,我打水回来,看见她拄着拐杖站在窗前,正往下面看着。母亲听见我回来,回头笑笑,那笑也有些诡异。她问我,从这儿跳下去会怎么样?

我探头看看,说,跳不下去,下面是阳台。

我不知母亲为何忽然要说那样的话。也许,她现在老了,做不了什么,一切都要我们照料。她是想不给我们添麻烦吧。

我说,你可不能,人家该说我们几个不孝顺了。

活着真难,母亲说。

难,也得活着。人这一輩子就是这样,我说。为自己活,也为别人活。为奠名其妙的什么活。

小何命中没有儿子,这是算卦的人跟他说的。

为了要儿子,老婆连着生了三个女儿。小何认了,罚多少钱都认。老婆又怀上了,托人去医院一照,是个儿子。计生人员堵到门上,小何虚应着,一家人连夜从陕北逃到了兰州。

儿子长大了,很乖,放学就回家,从不出门。可那天就那么奇怪,放学后跟两个同学出去了。三个孩子拎着鞋,在河边的沙滩上赤着脚玩耍。河滩的沙子很细,细细的沙子从脚趾头缝里涌上来,慢慢盖住了脚面。

一会,那两个孩子往前走,小何的儿子落在了后面。他看着水浅,就在水边走走。河里有人挖沙子,表面看起来没什么,好像水浅浅的,可有的地方下面很深。

两个孩子忽地听见小何的儿子叫了一声。回头,人就不见了。

两个孩子吓傻了,跑过去喊,也喊人。可空荡荡的河边没有人。两个孩子不知道该怎么办环知是谁的主意,两个孩子把小何儿子慌乱中丢在岸边的一只鞋,在河边挖了一个坑,埋了起来。

两个孩子回家了,一脸的惊恐,大人自然看得出来。孩子说了实话。这两家的太人碰在一起,说好了,谁也不说。

孩子没回来,小何急得四处找,也去两个孩子的家里找,都说是不知道。小何报案了。警察来了,孩子害怕了。警察去河边,挖出了小何儿子的一只鞋。

小何把工作扔了,沿了黄河去找儿子。小何找了半个月,找了一个月,也没找到。

找不到人,小何有什么办法呢?小何哭,小何喊老天爷你太狠了!

小何喊完.又喊:儿子没了就没了,干嘛把他的鞋埋起来呀?!

警察调解.让那两家给赔点钱。说好了。那两家却不给。小何是外地人,斗不过此地人,只能伤心地远远搬走了。

儿子的死,让小何绝望。三个女儿,就这一个儿子。为这个儿子,夫妻二人还流浪一样远离家乡。老天爷真是太狠了!

小何的儿子死了不久,二好的爹走了。他的走,我却莫名觉得是自然甚至喜悦的。

二好的爹,不大說话,整天乐乐呵呵的,极勤快,乡里种地的人一样勤快。他住一楼,顺便将窗子外面的一块空地圈起来,盖了一间小屋,种了几棵树,也有一棵梨树。墙外边,二好的爹还种了许多爬山虎。初春时候,他弄来沤得臭乎乎的什么黑水,沿着墙,浇那些爬山虎的根。院子里的人路过,捂着鼻子,躲着,可春天了,夏天了,藤蔓生出来,绿油油爬满了墙,人们也喜欢。

路过围墙,看到几个掉下来摔碎了的梨,忽然想起二好的爹。过不多久,这些梨就熟了,熟了,谁来摘呢?往年这些梨,二好的爹也似乎没有特意去摘,谁问,就摘几个孩子们路过,仰脸望望,他看见了,也给摘几个。余下的,要到最后他才摘了。也有几个,十几个,在树尖上的,就由着它们自己落了,或是干枯了。

那么结实,欢欢喜喜一个人,怎么说走就走了卜脸粗拉拉的样子,憨憨的,他走的时候,也是欢欢喜喜的吧?一个人,农夫一样满脸笑着,憨憨地浇水、上肥、剪枝,那么结实,不会生病那样的结实,怎么可能就走了认们看到那几棵树,看到梨树上又结梨了,才想起二好的爹真的不在了。

二好的爹,是生病走的么环会。那样一个人,不会生病。也许,只是干活乏了,要歇歇。

他不在几年,梨树也不好好长叶子,也不大结梨。

爬山虎呢?丕是结实样子,每年还是呼呼地往墙上攀爬。绿绿的,黑油油的绿,总也不会死那样。

前几年,高老师也走了。我小时候喜欢画画,父亲的同事介绍就认识了他。高老师跟我的父母也认识了。年节和生日的时候,也相互走动一下。

过了几年,我工作调动,远了,也就很少去。

偶尔去看他,高老师很高兴。高老师不把我当学生,去了,叫师母炒几个菜,跟我喝酒划拳。他不善酒,输赢,都是我喝酒,他陪我抿一点。

再后来,去得越来越少了,一年也不一定去一次。

十多年后,我几乎不去了。很少的一两次看他,带了茶叶。他说,啥都不要带,来了就是。

我不去看他,他却每年的春节去看我的父母。父母的生日,我时常忘了,他却记得。父母电话,说高老师来了,你赶紧过来。我赶过去,他也并不埋怨我,只是说我忙。

这几年,很少有高老师的消息。回家,父亲说,高老师过节也不来个电话。

我跟高老师的儿子川洲偶尔有联系,知道他生病,住院,可总也没去看望他。真有那么忙吗弛并不是。去年,电话再联系,川洲说,我爸又住院了。拖了一阵,依旧是没去看他。又过几天,川洲来电话说,我爸走了。他要埋在老家,我们正在回去的路上。

回家,父母有时会问有没有高老师的消息。我说,没有。弟弟插话,这么久没消息,又有病,说不定早走了。

我没见到高老师的死,也就觉得他好像没死。他喜欢乡里,尤其是喜欢老家的北山,喜欢那些流水石头树木。他在那儿画了很多速写。

这样一个喜欢太自然的人会死么?我不知道。

而姑姑的死是确切的。姑姑吝啬。当然,她家孩子多,虽然姑父当领导,工资高,但毕竟是在那个年代,没有额外收入。我小时候偶尔去姑姑家。晚上,孩子们睡了,姑姑在厨房单独给姑父弄吃的,荷包蛋,麦乳精什么。

几个孩子也跟着姑姑,十分节俭。过年的时候,姑姑家包饺子,表哥说,我们不喜欢吃肉,于是饺子馅里掺了很多白菜。

姑姑活到八十多岁,终于住院了。她这一辈子,就住了这一回医院。

姑姑死了。表哥想让我写悼词。普通人家写什么悼词呢?无非是一个女人的任劳任怨。可哪个女人不是任劳任怨呢?我在外地,也就借故推了。

姑姑住院的时候,跟父亲说,怎么没想起,家里拆房子的时候,墙里还藏着几十块银元呢。

母亲说,她还是钱多。不然,怎么会想不起来呢。

母亲有点怨她。家里最困难的时候,借了姑姑五十块钱,到了开工资的日子,姑姑就打发表哥来家里等着拿钱。父亲一个月才九十块钱,还了五十,余下四十,五口人的日子怎么过呢?

姑姑比父亲大十几岁,相貌也差得多,似乎也不亲,我总疑心父亲是他们家抱养的。

姑姑的死,我一点也不难过。似乎死了也就死了。人,都是有私心的。

老所长周建平也死了。

周建平五十多岁的时候.脾气还是很火爆。主管副厅长在台上批评他。他二话不说,上去揪住副厅长的领子,就给扯了下来。到底是副厅长,厅办开会,就把他停职了。

停职归停职,工资是照发的。

我见到周建平的时候,他又上班了。那位副厅长退休了,现任厅长不能就让这么一个人闲待着。

周建平爱喝酒。也许以前他就爱喝酒,也许是给停职的那几年,心里闷的,借酒浇愁。有时我们出差,路上不便,他就把酒灌在矿泉水的瓶子里,走一路喝一路。

一年多过去,他到龄退休。退休没几年,他生病了。我去看他。儿子送我出来,悄悄对我说,我爸是癌。

他住院了,依旧喝酒。先是明着,后来暗着。他还能动,医生护士又不能时时看着他。夫人和儿子心里明白,没办法,愿意喝,就喝吧。

周建平问大夫,什么病?大夫不说明白。周建平知道越是不说的病,越是吞吞吐吐,越麻烦。

他终于知道了。他不甘心,要去上海。夫人陪着去了,几家医院看下来,没有办法。他不想回来。他知道上海没办法,这边也没有办法。可是,总得回来呀。

周妈妈跟我说,他不想离开上海,不想呀!可是没办法。上海也没办法。

我去看他。他瘦成六七十斤,像一个孩子大小。瘦弱的样子,叫我想起川端康成的一张照片。

周妈妈说,谁谁来看你了。

他把脸转到墙里边,不肯转过来。

出来,周妈妈哭着对我说,我睡在床上,想让他把脸转过来,他不转。我背靠着他,他也不转过来。

周建平死了,開头那几年,每年春节我都去看周妈妈。周妈妈也经常给我打电话,说,来拿酸菜呀!周妈妈是东北人。周建平呢?好像是河北人。

一晃,差不多十年过去了。

跟周建平不同的,是我的老师。我经常跟人介绍说,我的坏老师。坏老师不坏,少有的洒脱。老师也从不体检,他的逻辑是小病不用看,大病看不了。偶尔一次牙疼,也许是疼得受不了,他竟然用一根烧红的铁丝,对着镜子,将牙疼的地方戳了一下。

他说,戳一下,就不疼了。

小时候女儿嫌他长得老,也不好看,开家长会不准他去。坏老师对女儿说,老有老的好,你有一个爸爸爱你,还有一个像是爷爷一样的爸爸爱你,多好!

老师退休后去了天津,每年夏天回来住一段。他回来,分批请各样的人喝酒。他请的有些人,我很不喜欢。有意思的是,他会把那些我不喜欢的人请在一起。老师语言俏皮,犀利,没人敢跟他斗嘴。个子小小的坏老师,气场却很大,压得住乱七八糟的阵脚。

前年,忽然收到老师手机发来的微信老师身体不好。知道是师母发来的。老师从来不用微信。赶紧电话过去,老师住院了。

第二天赶早飞过去。几个人编好了话,说是天津有活动。及至进去,老师不动声色,问,这边谁请的?几个人乱答,老师只是笑笑,也不点透。

快中午了,老师吩咐家里人请大家喝酒,并特别交代,把某某某某一定叫上。

第二天一早,不到六点,师母忽然电话,说老师不行了。待赶到医院,老师已经走了。

老师的眼睛没有闭上,嘴也半张着。我把老师的眼皮往下抿抿,把下巴往上托托,他的眼睛和嘴巴还是没彻底闭拢。

老师生前只写诗,而跟我们平时聊天,不时有精彩的话。几个人建议他写点笔记,他却不肯。也许,他是觉得有什么可说的呢?世界广大无边,人能说什么呢?老师也研读《易经》,似乎是会算命的人,可从不给人算。

想起古人那句话,老师就是视死如归的人吧。

坏老师给我的母亲过过生日。奇怪的是,不大会说话的母亲,跟老师说起话来,却不大寻常。回去路上,老师说,你母亲不简单。

母亲内秀,没念过几个月的书,却能写一笔颜体。母亲说,家里不让上。小时候我画画,画手画不像,母亲补上几笔,就像了。母亲若有机会念书,会是什么样呢?

母亲也就是那样的命吧。

母亲早年没什么病,有病是几个孩子长大以后。也许是我们长大了,她累了,一松懈,病就上身了。一连串的病,哮喘、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先是哮喘,几乎每个月都输液。住院不计其数。我担心母亲的哮喘会发展严重,影响到肺部。奇怪的是,母亲几十年哮喘却一直没有大碍,只是因为服用某种民间的药,里面有激素,母亲胖了很多。

父亲呢,也是各样的病。去年,他的手心不知为什么起了筋疙瘩,影响到无名指和小拇指的活动。我去看望,总是见到无事的父亲呆坐在沙发上,看着自己的手,默默搓着。

父亲格外关心医药广告,见到那些所谓神效的药,就打电话过去询问。每每我在药监局的网站上查,他买的那些药要么是夸大药效,要么是假药。几次说他,他不听,也只能由着他。

一次回家,父亲说,电视上说了,治愈糖尿病的药出来了。我说,怎么可能。中央台播的,你去找找。我上哪儿去找。父亲因为糖尿病,已经瘦得不成样子。

前几天我外出,母亲感冒了。她觉得自己没有力气.觉得要走了,让父亲打电话叫我回来。我回来的时候,她说,想叫你爸打电话,叫你回来。我这样,不会得白血病吧?

父亲是有点怕死的。母亲呢环怕。她只是怕给我们添麻烦。

父母亲八十多了。因父母的年龄,我也想起自己。前几年过生日,写了一首《墓志铭》:

我这一生都想站得笔直,

可都没有站好。

此刻,我还是躺下,

与地平线平行,

望着天上的流云,

带走我不能继续随行的……

我们一家人,五十多年前从老家漂泊到西北的一个小站打柴沟,再到兰州,再分开。小弟兰州,大弟西安,我在广州兰州两边奔波。

父母百年之后,将在异乡安身。父母之后.自然是我。尼采说,人要在恰当的时候死亡。恰当,哪里那么容易呢?我也不过是遵循自然规律。我学不上老师,但周建平那样绝望,可能也不会。

从高楼上望着窗外,那么多人在忙碌。那么人死了,那么多孩子出生。

这会儿正是夏天,四季轮回,阳光明媚,大地平安。一年年老去,也不断新生的世界呢,并没有因为什么变得太好,可也并没变得太差。

人邻,作家,现居兰州。主要著作有《白纸上的风景》《闲情偶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