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 代红豆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研究对象 生产方式 生产关系 生产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12月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概念首次出现在中央层面的会议上，对其学科建设和发展具有深远意义。自此，学界围绕它的概念范畴、研究方法、基本原则、理论体系、特征问题等议题进行了大量深入系统的研究。事实上，研究对象一直是一个学科建设发展的首要基本问题，要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并更好地探讨与其相关的一系列重要理论命题，首先要廓清的就是它的研究对象。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研究概况与主要观点

回顾国内学界近几年来关于该议题的整体研究情况，尽管研究时限不长，但学者们就此议题进行了十分有益的探索和积极尝试，在学术观点上呈现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面貌，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

1.研究概况

通过CNKI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研究文献进行检索，设置检索条件为主题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检索时间段不限，文献范围不限。对检索到的文献进行整理，删去书评、公告等，得到有效文献65篇。从时间上看，关于这一议题的研究集中出现在2015年后，这与它自身的学科发展历史是相契合的。就该议题的问题域而言，检索后系统自动反馈相关搜索，包括但不限于：“研究对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生产力”“理论体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本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等。上述关联词基本反映了关于该议题的大体研究轮廓，且相关研究成果大多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经济学家》《政治经济学评论》《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教学与研究》《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等知名刊物。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不断完善其理论体系等重大问题予以了高度强调并作了系列阐述。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讨论，学界则出现了不同的声音，究其原因：一方面，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本身就是一大理论难题，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就已言明其研究对象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①但实际上如果没有深厚的文本积淀、抽象的理论思维以及严谨的学术态度，绝对无法真正完整准确地理解这一研究对象;另一方面，要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与现实的、复杂变化着的中国实际实现某种结合或融合，如何结合、结合的度该怎样把控、结合者自身对现实的中国实际又有多少了解等一系列问题都成为了研究这一议题的难点和分歧点。因此，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这一重要议题，当前学界主要呈现三种研究取向：一是坚持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基于生产关系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本质和核心，主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仍旧还是生产关系;二是强调立足现实中国实践的情况和需要，结合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在研究生产关系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其中又可划分为主张既要研究生产力、也要研究上层建筑以及生产力和上层建筑都要研究这三种代表性观点;三是试图避开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的传统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界定，从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作新的阐释。

2.主要观点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适应、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适应”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的深刻揭示，政治经济学归根究底是“揭示现代社会经济运动规律”的科学，学者们大多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确立及其相关理论出发，结合发展变化着的中国实际，基于不同视角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进行了界定。总的来看，可大致分为以下五种不同的学术观点：

（1）以“生产关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持该观点的学者们认为正是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才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得以区别于以往一切政治经济学，并深入到问题的本质层展开分析。是否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不仅关涉理论传承，更决定着理论性质，尽管时代与实践的变化要求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探索这一研究对象的具体内涵，但并不意味着需要变革研究对象。如周新城就立场鲜明地指出，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总是企图从原本复杂多元的经济社会中抽离出能够适用一切的一般原则，这样的做法实属舍本逐末，但遗憾的是国内政治经济学研究仍难免深受其影响，因而其主张回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生产关系”上，认为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需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包含多层次内容的生产关系”。②杨继国、袁仁书提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问题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难题”，主张不能只停留于个别文本的字句之争，应从《资本论》的整体结构去把握，事实上，以“广义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贯穿了《资本论》整体体系。③ 朱鹏华、王天义则基于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科学合理性的论证，认为正是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它才能科学地揭示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历史规律，这是其区别于其他经济学理论的显著特征和关键优势。④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要研究生产关系也要研究生产力。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要继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更应结合新的社会历史条件加以发展和创新。研究对象必然成为首要议题而被纳入其中。该类观点的一个重要理论出发点即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密切联系、不可分割。韩喜平、王晓慧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始终坚持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有机结合的整体性视域中实现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完整考察，应当注重把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关系，不能脱离一方孤立探讨或发展另一方。① 卫兴华则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比较中来论述后者的研究对象应有創新发展，他透彻地分析了两者的密切联系和所面临时代任务的差别，指出前者主要是革命的经济学，而后者则主要是建设的经济学，因此两者在研究对象上既有相同又有差异，相同点是它们都研究生产关系，不同点是后者还要从理论上研究怎样更好更快地发展生产力，同时他指出是研究社会层面而非技术层面的生产力。② 洪银兴对该观点所依据的实践要求作了说明，他从社会主义的发展任务、其所处历史阶段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体实践三个方面展开分析，指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中国必然要将经济发展问题放在首要位置，因此也应相应地将生产力纳入研究对象，而不是一味地依崇西方经济学或增长经济学。③

（3）强调研究上层建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为研究对象。一些学者着眼于中国经济整体发展的需要，主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要研究生产关系，又要研究生产力，还要研究上层建筑。如蒋永穆、卢洋试图从整体综合视角对该议题进行解答，并从总体和具体结构两个层面界定其具体内涵，认为从总体上来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具体结构层面则包含生产关系、生产力和上层建筑三个方面，并就这三方面内容进一步划分逻辑层次：生产关系为首要研究对象，生产力为必要研究对象，上层建筑则为重要研究对象。④ 张宇则从辨明学科特性、促进学科发展的视角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研究其他或西方或社会主义的经济学说，它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形态”为研究对象，研究并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这其中既包括生产关系层面的问题，也涵盖生产力及上层建筑层面的问题。⑤ 罗丽娟、李鹏从议题独创性的角度进行了探讨，认为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历史的科学，研究对象应伴随历史的发展作出与时俱进的调整，同时事实上，马克思本人也无法预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的产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具体发展，故不同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它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研究对象。⑥

（4）以“生产方式”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这里要涉及到一个学界长期争论不断的议题，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究竟是以“生产方式”还是“生产关系”为核心范畴，这一议题会在本文第二部分关于争论的梳理中详细论及，故不在此赘述。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来说，“生产关系”揭示了问题的抽象本质，但“生产方式”比“生产关系”更为丰富、更为具体，也因此，“生产方式”相较“生产关系”更具解释张力，生产方式理论是马克思确立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关键依据。颜鹏飞梳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历史表述，发现生产方式总体一直是其研究对象的核心范畴，并进一步分析生产方式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考察的重要作用，主张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总体及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运动规律”作为研究对象。⑦ 余斌认为应结合《资本论》序言中提到的研究目的来理解该书的研究对象，研究对象的确立应服务于研究目的的实现。相应地，余斌认为，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为：“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多种生产方式以及和它们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① 逄锦聚也直接指出研究对象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方式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

（5）试图避开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的传统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界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作新的阐释。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利益关系说。侯风云提出了不同于大多数政治经济学家的观点，认为西方历史上的政治经济学一直都着眼于研究“利益关系”。事实上，促使马克思由哲学转入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就是他对物质利益关系的思索与困惑，因此整个《资本论》探讨的也是“不同阶级之间的利益关系”问题，但是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不存在尖锐的阶级矛盾，取而代之的是利益集团的形式，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关系”。③ 马艳等则着眼于逻辑框架和理论体系构建对这一观点加以深化，进一步将中国特殊利益关系概括为“劳资利益关系、资资利益关系、资本与社会的利益关系、国际利益关系、意识形态的利益博弈关系以及生态利益关系”六大关系。④ 二是剩余产品说。王朝科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建设过程中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會主义经济建设和发展的根本目的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和社会发展进步的物质内容是剩余产品，由此，“剩余产品”应该作为该学科的逻辑起点，因为只有剩余产品才是真正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⑤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共识与争论

总的来看，就这一尚无统一定论的重大理论命题来说，只有置于关于它的共识与争论中，才能厘清讨论前提，拓宽理论视域，方能真正理解为何学者们就这一问题会形成不同学术观点以及这些观点背后的理论缘由和现实根基。

1.共识

目前学界关于该议题所达成的共识，基于不同视角可以有不同总结，本文主要着眼于共识与争论之间的有机联系，聚焦于研究对象及其确立，将共识集中概括为以下三点：

（1）强调确立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重要性。研究对象与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理论体系等密切关联，并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性质，对该学科的相关理论研究至关重要。洪银兴强调了研究对象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首要地位，他认为结合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史来看，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经典的经济学科，无论在任何时期其研究对象都应当是明确的，马克思在《资本论》开篇便已言明他的研究对象，而当前的现实情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同于资本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新发展必然首先对其研究对象提出新的要求，由此该议题愈发重要。⑥ 邱海平以《资本论》为分析蓝本，说明研究对象规定着理论体系和研究内容，揭示出研究对象对整体理论研究的重要作用。他分析指出：《资本论》的理论体系正是围绕其研究对象来构建和布局的，第一、二、三卷分别研究资本的生产过程、流通过程以及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共同构成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整体考察。基于此，要构建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并推动相关理论研究，必须率先明确其研究对象。

（2）从研究态度和取向上来看，坚持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践加以丰富发展。顾钰民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具备两个基本要素：一是与时代发展相同步;二是随实践进步而创新，以保持长盛不衰的生命力。②周文、包炜杰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要强调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针对资本主义所界定的研究对象的继承，又要强化对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实践的规律性成果的提炼和总结，如此就须一方面坚持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辩证统一，另一方面突破西方经济学以资源配置为对象所造成的突出微观淡化宏观的既定框架，把握好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逻辑线索。基于此一逻辑，周文、包炜杰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定位为“强起来”的政治经济学。③ 韩喜平、王晓慧也认为，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在将中国的具体国情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做有机结合的基础之上进行探索，由此，进一步聚焦到研究对象这一问题上，则既要回归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中，又应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有所变化。④

（3）学者们一致认为要根据发展变化着的中国实际拓展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研究对象的确立应服务于时代赋予的研究任务，不同时代下研究任务的根本不同必然导致研究对象存在差别，因此要创新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如卫兴华在《创新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一文中分析指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任务根本不同，前者主要服务于革命，而后者则更多服务于建设，由此研究对象必然存在差别。⑤ 侯为民基于时代性要求阐释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体现在既能揭示社会现实的本质，又能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由此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应至少具备总体规定性和层次性两个特征，在总体规定性上应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原理和基本规律，在层次性上应结合特定历史阶段分析现实的生产关系。⑥ 白永秀等认为，政治经济学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之上的，正如恩格斯所论，它本质上就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因此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是由具体的经济社会现实决定的，相应地，它的适用性也应服从于具体阶段的社会历史条件。⑦ 此外，即使是主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就是“生产关系”的那批学者，也都认为应结合时代發展丰富研究对象的具体内涵，这点通过前面的论述便可得到证明。

2.争论

梳理目前国内学界关于该议题所形成的争论，必先溯及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争议，此外对该学科理论特性的不同理解必然导致对研究对象的不同观点，而关于“生产关系”“生产力”问题的探讨则始终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为此，特将以上争论梳理如下：

（1）关于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问题。讨论此议题，必须提及两个重要文本：一是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直接言明该书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⑧二是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开篇即提到“摆在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⑨ 由此引发两大重要学术问题：第一，对作为《资本论》研究对象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该作何理解？第二，马克思为何要提出“摆在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为此，学界历年来主要围绕上述两个文本和两大问题，对该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探讨。当前国内主要存在三种观点：一是生产关系论，二是生产力论，三是生产方式论。其中尤以“究竟是将‘生产关系还是‘生产方式作为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核心范畴”这一争论为盛。

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争论，最重要的文献当首提吴易风1997年发表的《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他在该文至少阐释了两大理论观点：第一，言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研究对象的界定，是建立在“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而非“生产力-生产关系”原理基础之上，借助“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能更全面理解经济社会发展的丰富内涵，由此，马克思关于《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第一个组成部分为生产方式，第二个组成部分是生产关系，生产力不是研究对象;第二，言明将“生产方式”作为研究对象的核心范畴，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提出的研究对象所包含的丰富内涵，方能有效应对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提出的挑战，他指出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就研究对象这一问题的真正分歧，不在于要不要研究资源配置，而在于资源配置在经济研究中的合理地位以及怎样研究资源配置，西方经济学只是孤立地研究稀缺资源的优化配置问题，马克思经济学则结合特定生产方式具体考察资源配置。① 而与之相反，卫兴华则认为“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基本原理一致，问题的关键在于对马克思“生产方式”概念的具体界定和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完整把握，他言明“生产方式”一定程度上属于“广义生产关系”，如若脱离生产力的决定作用便没有真正意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并指出由当时的特定历史任务决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运动规律”。② 吴宣恭也持同一立场，认为无论如何界定“生产方式”，都不能说明它独立于“生产关系”之外，相反由于“生产关系”直接关涉生产资料归谁所有以及人民的社会生活地位等重大问题，一旦否定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极易导致公有制的解体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覆灭。③

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不同理解必然导致学者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界定存在差异，同样的理论问题在该学科建构的历史时期再次浮现。如：陈伯庚在探讨此议题时指出，历年来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争议主要在于是否包含生产力。他梳理了经典作家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历史表述，认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脱离生产力孤立地考察生产关系，它以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④ 此观点一经提出，田超伟、卫兴华旋即在《再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问题———与陈伯庚教授商榷》一文中提出商榷意见：第一，作为《资本论》研究对象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是陈伯庚理解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统一”，而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相结合的生产方式”;第二，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开篇所言是意在主张将“物质生产”而非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分配”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和着重点，但并非将其作为研究对象。⑤

（2）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特性的争论：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在前一种解读中，该学科依旧遵循传统观点，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组成部分而存在，只是额外强调其“中国特色”;而在后一种解读中，该学科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研究对象，获得独立且完整的存在。邱海平专门就这一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他认为首先应探讨的是政治经济学理论能否具有国别特色，他指出，事实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进行的分析，几乎全部来自他对英国经济现状和经济史的考察，而不是将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事实进行汇总，这显然是不可能也不科学的。进一步，后一种解读将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一切从实际出发紧密结合：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研究方法，通过考察具体的经济事实分析社会发展的抽象实质;另一方面更加注重实践性和民族性，坚持历史唯物主义。① 张宇也持同样的观点，认为前一种解读强调社会主义经济一般，后一种解读则更强调中国实践，主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经济，也不是其它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②而理论特性影响对研究对象的判定，很多关于研究对象的争论实则都源自对学科理论特性的不同理解。

（3）如何理解和研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关系”。在统一主张将“生产关系”作为该学科研究对象的学者内部，由于“生产关系”这一概念本身的抽象性和现实实践的复杂性，学者们就如何理解和研究“生产关系”持不同观点，尚无统一定论。如：程承坪和邹升平两位学者都主张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先解答好两个问题，即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且都赞同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但由于两人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不同，导致在对“生产关系”的理解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实现等诸多问题上存在差异。在程承坪看来，关于“社会主义是什么”，存在制度观、社会观和价值观三种观点，而社会主义历史实践已经表明：制度观的社会主义把现象当本质（不顾客观实际，一味照搬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制度构想），社会观的社会主义把手段当目的（过分强调生产力的发展，忽视生产力发展应从社会中的“人”出发），只有价值观的社会主义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意，又符合社会发展的实践要求。由此，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关系及其调整”既要注重生产力原则，又要注重社会主义价值观原则，旨在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目标而努力。③ 而在邹升平看来，“社会主义是社会制度、社会形态与价值观的统一”，程承坪主张的“价值观社会主义”窄化了社会主义的丰富内涵，不可能从根本上真正实现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调整必须联系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而非停留于价值口号。④

（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否包括生产力。赞同的声音多着眼于当代中国发展的实际需要和从该学科的独特使命出发，认为作为主要服务于“建设”的政治经济学说，应将生产力纳入研究对象。如洪银兴主张构建“解放、发展和保护生产力的系统性经济学说”，认为由社会主义的发展任务、所处历史阶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共同客观决定，必须与时俱进地将生产力纳入研究对象，存在诸多不容质疑的理由。⑤ 杨角、岳宏志认为目前的中国社会与马克思所考察的资本主义社会存在显著差异———尚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同时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又对经济社会发展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强调将经济发展摆在突出重要位置，主张应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力”作为研究对象。⑥ 而另一批学者则与他们持相反意见。杨继国从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性质的立场提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生产关系”与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资源配置”存在显著差异，对“生产关系”的考察旨在探求经济社会发展实质，而资源配置问题则过多停留于問题的表象层。他认为，是否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实则关系着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性质，生产力问题与资源配置问题同属问题表层，因此“生产力”不能纳入研究对象。⑦ 朱鹏华等也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的工作重心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与“将生产力纳入研究对象”两者之间不存在必然的逻辑联系，不能因为前者而直接推出后者，认为“如何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渐进式地调整生产关系，充分发挥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主要任务。①

对此，尤其要提及的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关于“是否将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即资源配置纳入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这一议题的探讨，可喜的是老一辈经济学家们早已就此问题给出了正确解答。吴易风首先分析了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就研究对象这一问题的真正分歧，指出问题不在于要不要研究资源配置，而在于资源配置在经济研究中的合理地位以及怎样研究资源配置。他认为相较于西方经济学，马克思经济学主张结合特定的生产方式研究资源配置，既可避免西方经济学抽象孤立地研究资源配置，又可做到结合具体的历史实际展开分析。②显然将经济学研究对象仅仅定义为资源配置是不够准确的，无法涵盖经济学研究对象所必需的丰富内涵。当前学界赞同将资源配置及经济运行等方面的问题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范畴，但它们不能揭示“社会的经济运行规律”本质层的问题，它们只有在特定社会生产方式或生产关系下才具有特定内涵与意义，不可作为研究对象。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研究成效与不足

整体看来，自2015年以来，基于党中央的号召和中国经济实践发展的迫切需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这一重大理论命题已引起学者们的高度重视，其研究得到不断推进，形成了众多研究成果。许多学者围绕这一议题提出了各具特色的鲜明学术主张，在这些不同的学术主张中，既有交锋，也有共鸣，共同构成对这一议题的基本观点，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可将其取得的成效简要概括为：第一，明确了确立该学科研究对象的立场和基本原则;第二，体现了强烈的时代意识，主张结合变化发展着的中国实际拓展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第三，对研究对象的具体界定进行了一系列有益探索。但要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将研究对象这一高度抽象且极其重要的理论命题研究清楚存在诸多困难。因此，上述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主要包括：

1.难以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正如杨继国等指出的一般，“现有所有论述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论文基本停留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作字句考释，有的通过马克思的其他文献考证，但也停留于字句考证”。③ 事实上已无需在此多加赘述这一问题，只需留心阅读前一部分关于争论的梳理便可轻易探知。笔者认为，要做到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确实是一大理论难题，需要研究者自身具备较强的理论积淀与持之以恒的毅力，要树立对待文本的正确态度：坚持和尊重文本但亦不可僵化，不能只停留于字句考证。既要置于与研究任务、研究方法、理论体系等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相关的重大命题的有机联系中，又要置于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理论、资本积累理论和生产方式的整体理论中，深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说中把握其研究对象。

2.缺乏专门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系统研究。如前所述，在CNKI对该议题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检索，得到有效相关文献68篇，而其中真正以该议题为主题展开专门探讨的文献仅有13篇。可见关于这一议题的研究本就不多，而真正专门针对这一议题展开系统研究的文献则如同凤毛麟角，此议题在该学科理论研究中的空缺亟待填补。导致此问题产生的一个认识误区是，认为研究对象是一个抽象且晦涩的纯理论问题，而忽视明确研究对象对政治经济学研究整体的先导性和决定性作用，对研究对象的问题避而不谈。而事实上，马克思在进行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时，一开始就对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等关乎学科界定和发展方向的重要命题进行了深入思考与探讨，这也使得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一开始就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学理性。《〈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写于1857年8月下旬，马克思在其中详细论述了他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系统思考以及对理论体系的初步思考;《〈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写于1589年1月，马克思在开篇就说明了“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的顺序”亦即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经典巨著《资本论》第一卷则发表于1867年7月，马克思更是在序言中直接言明了其研究对象。可见研究对象作为政治经济学学科发展的先导性和决定性议题，必须首先被纳入研究。另一个现实困境则是，研究此问题面对较多理论困难，既需要大量时间的耗费，又需要研究者本身具备一定的理论领悟力，由此，针对这一问题的系统研究便更少了。

3.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考察缺乏深入的学理性分析，以抽象或纯粹思维演绎的分析居多。事实上，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这一理论命题并不仅仅只是抽象的思维演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一开始就是现实的、革命的和批判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以现实的政治经济学考察为基础，并作为其导引而发挥反作用。马克思将研究对象这一议题置于政治经济学说中，一方面，它与研究任务、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等学科建构层面的重大命题息息相关，另一方面，它与所要揭示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内容更是密切关联。反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的政治经济学考察，一方面，他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仅有短短几页篇幅）中专门统一说明了他的理论体系建构方法、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揭示了三者的密切联系以及它们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特殊重要性，在马克思看来它们之间的密切联系不言自明，所以并没用过多重复的话语加以赘述，但从他的这一举动便可窥见其深远用意;另一方面，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以他所创立发展的一系列经典理论为基础而得以真正成立，劳动价值论为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奠定前提，剩余价值理论系统说明了资本生产的实质，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在资本积累理论中得到发展，三者统一为马克思特有的生产方式理论并揭示出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和必然趋势，共同构成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整体考察。

四、进一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研究

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这一重大理论问题，归根结底，我们要解答的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前提和背景下，如何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之上，结合现实的中国实践，确立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从理论发展来看，这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命题，也是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关键一环;从现实实践需要来看，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发展的历史必然，更是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重要理论助力。为此，就该问题可进一步展开为：

1.如何完整準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首先，思维意识上应明确“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要坚持和尊重经典文本，既不能曲解也不能僵化照搬，应变刻板的字句解读为完整的范本研究，实现文本经典研究范式的科学转换;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者相互渗透、相互补充，构成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可脱离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探讨其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只有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奠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才能具备社会性和历史性，同时也只有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向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方能真正具备实践性和革命性;最后，学科的研究对象绝不是一句口号，它依托于学科自身的整体研究而真正存在，考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既要置于与研究方法、研究任务、理论体系等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相关的重大命题的有机联系中，又要置于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理论、资本积累理论和生产方式的整体理论中，深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说中完整科学地把握其研究对象。

2.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有何新的历史意义和历史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命题，某种意义上它更是一个现实的实践命题。因此，该命题必须以现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为根基并服务于现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同时事实上，一切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都应有共同的特定研究范围，但在不同历史时期其研究对象又有不同侧重，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它们共同传承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世界观并寻求更好的经济社会发展，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侧重解决“革命”的问题，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处于探索和强调社会主义联合的阶段，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是中国迈向“强起来”的政治经济学，一言以蔽之，要结合特定时期的历史实际把握研究对象所要切中的关键问题。置于这样的理论视野，明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意义和历史需要便愈发重要了。现实的中国大地正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进入新时代的三个意味着揭示了中国在以往发展中所取得的伟大历史成就。① 但同时进入新时代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发生深刻变化，经济发展也进入新的阶段，亟待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和寻求新的增长动力。这一系列新发展、新变化、新问题都有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加强相关研究，有待纳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考量中。

3.如何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合理推导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实际上这些问题层层相关，第一个问题是开启，第二个问题为第一个问题的当代解答提供现实依据，第一、二问题的解答共同构成回答好第三个问题的基础，因此要真正解答好本题，必先回答好前两个问题。此外，需要厘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系：后者是前者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对前者的继承与发展，要继承就要有所坚守，要发展就要有所创新。由此，一方面，回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确立及其相关研究的展开中，不难发现，要确立好研究对象，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以现实为指引、以其研究方法和基本理论为根基，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得以超越以往一切政治经济学而透彻分析社会现实的关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坚持传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则遵循;另一方面，“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借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合理成分但绝非完全照搬其研究对象，必须明确两者所处的社会阶段和历史时期存在显著差异，诞生于中国土壤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自身的独特使命与任务，它的研究对象脱胎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但绝不与之简单等同，应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的基础上，始终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注重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经验的总结凝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