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芳民

关键词蜀道行旅 悬拟想象 亲历纪行 蜀道诗路

自古以来，秦、蜀两地山水相连，交通往来却殊为不易。铜梁、玉垒之艰辛，发为歌吟，乃有《蜀道难》之乐府古歌，至李白因古题而铺排，“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遂成为咏叹蜀道艰难之绝唱。①秦、蜀间虽山高水险，然自战国以降，开掘打通两地往来之路的努力却未曾停息，逮至唐时，由秦入蜀之道途已广，加以天下一统，交通发达，驿路四至，人既不惮于远行，致使金城、天府之间，亦多仆仆之旅人。其间官员之晋谒赴任，士子之求仕往返，旅人之因事征行，来往之频繁，已大大超越前代。而当其跨越秦岭之际，莫不经历拳局万仞、崩危九冥之险，因此，蜀道经行，往往成为唐人行旅的一种特殊体验。在诗歌兴盛的唐代，这也为诗人的创作提供了一个重要而独特的表现领域，蜀道书写也就成为唐诗研究中不可忽视的论题。本文拟从追溯蜀道开通之历史出发，考察蜀道与唐人蜀道行旅之关系以及诗歌表现，论述其基本特征，藉以说明蜀道行旅对唐人诗歌创作所产生的影响。

一

由于秦岭的阻隔，秦、蜀两地在气候、物产、民情、风俗等诸多方面，都存在显见的差异。但是，两地的联系却源远流长。《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陽，高阳有圣鰆焉。”②《华阳国志》亦载云：“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喾，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武王伐纣，蜀与焉。其地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地称天府，原曰华阳……与秦同分，故多悍勇。”①但是，山川之险造成的交流障碍以及独有的地理形势，也易造成蜀地的离心倾向，故“有周之世，限于秦巴，虽奉王职，不得与春秋盟会，君长莫同书轨”，逮至战国时，“周失纲纪，蜀先称王”。②因蜀据有山川险阻而易成割据，故后人乃有“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之警语。

然而，秦、蜀间终究山水相连、声气相接，往来是无法割断的，而因蜀道之交通演绎出的故事，流传也极为久远，其中影响最著者，则有所谓“石牛粪金”“五丁开山”的故事。北齐刘昼《刘子·贪爱》云：

蜀侯性贪，秦惠王闻而欲伐之，山涧峻险，兵路不通，乃琢石为牛，多与金，日置牛后，号牛粪，言以遗蜀侯。蜀侯贪之，乃斩山填谷，使五丁力士以迎石牛，秦人帅师随后，而至灭国亡身，为天下所笑。③

此二事早已见载于扬雄《蜀王本纪》及常璩《华阳国志》，其中《华阳国志》所载尤详：

周显王之世，蜀王有褒汉之地，因猎谷中，与秦惠王遇。惠王以金一笥遗蜀王，王报珍玩之物，物化为土。惠王怒，群臣贺曰：“天奉我矣，王将得蜀土地！”惠王喜，乃作石牛五头，朝泻金其后，曰“牛便金”，有养卒百人。蜀人悦之，使使请石牛，惠王许之。乃遣五丁迎石牛，既不便金，怒，遣还之。乃嘲秦人曰：“东方牧犊儿！”秦人笑之，曰：“吾虽牧犊，当得蜀也！”

周显王二十二年，蜀侯使朝秦，秦惠王数以美女进，蜀王感之，故朝焉。惠王知蜀王好色，许嫁五女于蜀。蜀遣五丁迎之，还到梓潼，见一大"入穴中，一人揽其尾掣之，不禁，至五人相助，大呼窪"，山崩，时压杀五人及秦五女并将从，而山分为五岭，直顶上有平石。蜀王痛伤，乃登之，因命曰“五妇冢”，山川平石上为望妇堠，作思妻台。今其山或名五丁冢。⑤

但无论是“石牛粪金”还是“五丁开山”故事，表

面似记秦蜀之交涉往来，但皆与秦伐蜀之图谋有关。《战国策》曾载秦惠王与臣下讨论伐韩与取蜀之先后，张仪与司马错争论于王前，而秦王终用司马错之议，定取蜀为先之策。⑥ 所谓“石牛粪金”“五丁开山”，皆关乎秦之此谋，而此后这两个故事传说，也被认为是蜀道开通之滥觞。⑦

秦蜀穿越秦岭的道路，或以为在三皇之世，⑧但就现存文献资料看，当以始于秦惠王时较为可信。惠王之后，秦并蜀而置巴郡，两地之间的往来更趋频繁，蜀道之建设自然有所加强，其中最显著的，乃秦岭山间栈道之修建。据《史记》所载，秦昭王时秦蜀之间已修建了较长的栈道，⑨则栈道之修建，当在惠王之后，昭王之前。

秦汉之际，秦蜀栈道应仍畅通。秦末楚汉相争，封为汉王的刘邦入汉中，用张良策而烧绝栈道，示无东顾意。逮后来取关中，又用韩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之计，声东击西，出陈仓而定三秦。刘邦当年初入汉中所经之道，据严耕望考证，乃后来连通秦蜀之子午谷道。由此看，秦汉之际由秦地越秦岭，除了褒斜谷道外，子午谷道当已开通，此外还有经由大散关出陈仓而至关中之陈仓道。汉末三国鼎立，魏蜀攻伐不断，由秦岭北经骆谷而南出的骆谷道也始见史载。① 以上几条通道，虽时有通塞变化，但新道出现，旧道大多不废，前后相沿，迄隋唐变化不大。这样，自战国以后，秦蜀之间的交通，大致就形成褒斜道、子午道、陈仓道、骆谷道四条，而唐代秦蜀之交通，即建立在此基础上。

唐代国力强盛，驿道发达，秦蜀间之交通，因此较前代亦有所发展。据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自秦岭以北出秦岭南口之主要通道，由东至西，分别为子午谷道、骆谷道、汉唐褒斜道、散关凤兴汉中道。自长安东南行至蓝田武关道，公私行旅而远适东川者，亦或经此而行，但毕竟较为纡远，以入蜀之主道而言，终以前述之四道为主。而自秦岭之南口入巴蜀，自东至西，则有天宝荔枝道，兴元府南巴岭大竹道，洋、金南越巴山诸谷道及金牛道。以上诸道之历史沿革、道里远近、驿站设置及道途情况，严氏均已有详考。以下据严氏之考证，撮要述之，以为考察唐人公私行旅诗歌创作之基础。

子午谷道，亦名子午道。据严考，其开通不晚于战国、秦世。西汉久堙，至平帝时，王莽复开通，始名曰子午道。此道北口在长安县（今长安区）南60里之子午谷，向南40里为子午关，自此而南直通金州安康县境，全程634里。唐初此道曾经置驿，开元时废置，至天宝间因贡荔枝而复置之。安史乱后，其交通之重要性则已不及褒斜、骆谷诸道了。

骆谷道，其北口曰骆谷，在銩稨县南30里;南口曰傥谷，亦名骆谷，在洋州兴道县北30里。其大略行程为，自长安向西南历县、銩稨入骆谷，出骆谷至洋州治所兴道县，全程640里。严氏称，“大抵承平时代，京师向西南交通，西南取斜谷或大散关，东南取蓝田路;子午、骆谷皆居次要。安史之乱，仓促之间，朝士多取骆谷捷径南逃，其后遂见有大臣自骆谷往来者。行旅渐盛，盖渐置驿矣。”②则骆谷道在唐代行旅之盛，当始自安史乱后，考之唐人诗歌创作情况，亦以此后为多。

汉唐褒斜道，是秦蜀之间交通之主要干道。据严考，此道汉唐之所称，其名实之间，实有分别。唐之褒斜道，非汉魏之褒斜旧道，而是指北魏自梁泉东南至褒谷所开之回车道。严考称：“汉魏古道之开通当在战国以前……其道以循褒斜两河谷而受名：由褒中（今褒城县南十里打钟坝）循褒水河谷北入石门，经赤崖，西北达褒斜二水分水岭之衙岭山（今县北九十里），经今留坝县东北九十里西江口（E107°·N33°44′）之二十四孔阁，复北循斜水河谷东北行至眉县（今县东北）南，出谷口，达秦川。谷道全程约四百七十里，多凿危崖植大木为栈阁以通人马。”而所谓回车道，乃因晋室南迁以后，南北对峙，汉魏褒斜古道少修治，渐见废塞，“北魏据有汉中，乃由散关大道中梁泉县（今凤县）东南六十里之回车戍，别凿一道，东南达褒谷，亦循谷而南，出石门，达褒中，全长三百里，称为回车道。当时史家亦称之为褒斜道，此为名实淆乱之始。”唐代前期，“汉中通秦川之驿道则迂回兴州（今略阳）、逾青泥岭，经凤州（今凤县），出大散关;而褒斜不置馆驿，非主道”，“自中唐至五代，褒斜道复置馆驿，为南北交通干线”，唐人修治此道，“惟宝历二年裴度奏修之褒斜道为汉魏古道，其余历次修治与君主行幸、时人行旅，凡称褒斜道而可确知所指者，皆属凤州至褒城道，即北魏创修之回车道，非复眉褒间之汉魏古道矣。自此回车道更以其交通干线之优越地位进而专据‘褒斜道‘斜谷道之显名，眉褒间真正之褒斜古道反被遗忘”

散关兴凤汉中道，严考据杜佑《通典》所记，乃唐时汉中至京师长安之驿道。其南自汉中西北行取兴州顺政县（今略阳）、凤州河池县（今凤县），折而东北，出大散关，经凤翔府扶风县（今凤翔），再东至长安，全程1223里。

自秦岭南面至巴蜀之四道，究其实，应为三道。所谓天宝荔枝道，乃因贡荔枝而得名。天寶间，因杨贵妃嗜食荔枝，且欲其新鲜，玄宗乃特置急驿自南方驰贡，遂有此道。荔枝出岭南，蜀之涪州亦有产，而涪州较岭南之距离为近，保鲜程度自胜之，故天宝之荔枝道，乃自蜀中驿运荔枝之道。其大致自蜀之涪陵县，经通州（今四川达州市）取西乡县，入子午谷而至长安。“其行程由涪州治所涪陵县取蜀江水路三百五十里至忠州治所临江县（今忠县），又二百六十里至万州治所南浦县（今万县），又直北取陆路小道一百六十里至开州治所盛山县（今开县），又直北经通州之宜汉县（今万源西南至宜汉间），越巴山山脉，至天宝间之洋州治所西乡县，盖凡八百四十里。又东北取子午谷越大秦岭，三交驿，入子午谷关，约六百三十里至长安。共凡二千二百四十里。”①

兴元府南巴岭大竹道，后世也称之为米仓道，盖以其经米仓山而得名。清范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谓此道乃自南郑而南，循山岭达于四川保宁府之巴州。严考谓在唐世，“盖由兴元府（今南郑）越巴岭南至集（今南江）、巴（今巴中）等州地。”②“论其行程：由兴元西南行四十里至鹄鸣驿，又六十九里至大巴岭…… 逾巴岭，复经小巴山、米仓山及截贤岭，约百里……又约百里至集州治所难江县（今南江）……又南偏西盖略沿难江（今南江）而行，约一百一二十里至大牟县（约今两河口E106°45′·N32°5′），又约六七十里至巴州治所化城县（今巴中）。”通计道里，约五百里左右。

洋、金南越巴山诸谷道，乃自“洋州治所西乡县东南越巴山山脉至通州之宜汉县（今万源县西南至宜汉县间），又直南至开州治所盛山县（今开县），洋开间盖凡八百里至八百四十里。又直南小道一百六十里至万州治所南浦县（今万县），由万州取蜀江水道二百六十里至忠州治所临江县（今忠县），又三百五十里至涪州治所涪陵县”，③ 考其所经，则此道实与荔枝道有所重合，二者所经行之秦岭以南部分之道途全同，只是少了自洋州越秦岭至长安一段。

金牛道，乃由秦入蜀之咽喉。严引范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云：“自沔县而西南至四川剑阁之大剑关口，皆谓之金牛道，即秦惠王入蜀之路也。自秦以后，由汉中至蜀者必取途于此，所谓蜀之喉嗌也……由金牛而南至朝天岭，岭最高。由岭而西，自剑阁趋绵、汉，以达于成都。由岭而南，则自保宁趋潼川，达于成都。保宁迁，而剑阁捷，故剑阁最为要冲。”④而在唐代，无论是自汉中向西南入蜀，还是由兴州向东南入蜀，皆经由金牛道，故称其为由秦入蜀之咽喉，诚非虚语。此道自金牛县西南经三泉、利州、剑州、绵州、汉州而至成都，全程1070里。严考谓：“自成都至鹿头关一百八十三里，道路平坦。鹿头至剑州三百八十七里，渐入山区。剑州至金牛五百里间，途极险峻，多栈阁，是为南栈阁，建设桥阁盖至数万，所谓蜀道之险，全在此段，唐人诗文已尽状摩之能事。

自战国已降，历秦汉至唐，秦蜀之道经不断开拓，已形成多路入蜀之局面。但是，秦岭山高谷深，道路因雨涝之冲击而变化，故新旧各道亦时有通塞变化。同时，不同之线路，因道里之远近、驿站之有无、社会之治乱以及路途之稳便与否等，都会对行旅者道路的选择产生影响，故以上诸道，在唐代实际交通运行中，实有繁紧松弛之别。就唐人秦蜀行旅情况看，因秦中为京城所在，益州为天府之邦，故秦蜀行旅往来，以跨越秦岭之往来为多，由此而子午、骆谷、褒斜与汉中兴凤四道，遂为主要之交通线路。但四道之中，子午道山水险急，通塞不常，骆谷道因战乱而兴，故褒斜与汉中兴凤二道，实为唐人行旅之首选。至若由秦岭南麓入蜀之诸道，因金牛道为由秦入蜀之咽喉，故公私行旅南出秦岭后，多经此道而南行。唐代入蜀道途的这种情况，也自然影响到文人行旅及其诗歌表现。从唐人秦蜀之道诗歌创作情况看，也主要是围绕以上道路所展开的书写。不过，秦蜀之道的行旅诗歌主体，有亲历经行与住地送行之异，故其诗歌也呈现出悬拟想象与亲历纪实两种不同的样态。

二

唐人蜀道行旅之情形，因为有诗歌之记录描述，其丰富生动要远胜于其他时代。《全唐诗》中与秦蜀两地相关之诗歌数量甚多，若严格以仅涉及秦蜀间道途往来者计，则约有100多位诗人的诗歌约350首左右。蜀道沿途所经，山高水险，环境恶劣，行旅往来，非如寻幽探胜者那样恣情快意，而公私之征行，多有出于不得已者。因为蜀道多艰，安危难期，故每出蜀道，送行之亲友也多有关心，其珍重道别之意，亦多发之于赠行诗歌。但就送行者而言，由于其大多缺少蜀道行旅的直接体验，诗中的相关描写，也就只能藉悬拟想象以骋词。

悬拟想象虽可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但其基础仍不离于先在的经验与知识积累。唐人诗歌有关蜀道的想象书写也是如此。蜀道因为历史悠久，一些相关的地理、自然物象与人文意象，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很自然地就演变为蜀道的标识物，也构成了人们对蜀道的文化记忆。当诗人写作与蜀道相关的诗歌时，这些文化记忆就成为其展开想象与描写的基础。

行旅过程总是由连续经行的地名串联起来的，线性连接起来的不同城市、村镇、关隘、山水之名，构成了旅人交通线路上印象最深的记忆。对于行旅者而言，这些都是他们必须一一经历而无法跃过的，但对于送行赠别者而言，他们既不可能熟知被送者沿途的每一经行之所，更无法也无须在有限的诗歌篇幅里，对之逐一作记录与描绘。他们只能根据自己的经验与所知，选择行旅者途中最具有特色的地理意象来悬想其所经。就蜀道行旅而言，最能引起送别者注意的，首先是送别之地与目的地两个节点，因此秦、蜀两地及两地之相关地理景观与地理名称，也就成为蜀道送别诗中高频出现的诗歌意象。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一开端即以富于典型地理特征的地名点明其送别之地长安与旅人所要到达之地蜀中，但诗人对两地的描写，实际上是建立在悬拟想象的基础上的。“城阙辅三秦”出于诗人的想象，“风烟望五津”更是如此。如果说因为诗人之送别地在长安，“城阙辅三秦”的想象尚有一定现实基础，那么，“风烟望五津”则是较纯粹的拟想。众所周知，“五津”乃嘉陵江上白华津、万里津、江首津、涉头津、江南津五个渡口之合称，杜少府赴任蜀中，就其行程而言，五津未必为其所全部必经，因此，“风烟望五津”就当然不可能是对杜少府行程的真实记述，而是以之作为蜀中的地理标志，化为诗人对所送者行程的拟构与悬想。而以下两诗，亦同样可说明蜀道送别诗的这一特点：

金门去蜀道，玉垒望长安。岂言千里远，方寻九折难。西上君飞盖，东归我挂冠。猿声出峡断，月彩落江寒。从今与君别，花月几新残。（崔信明《送金竟陵入蜀》）

欲谒明光殿，先趋建礼门。仙郎去得意，亚相正承恩。竹里巴山道，花间汉水源。凭将两行泪，为访邵平园。（岑参《送崔员外入秦因访故园》）

前诗写作者在长安送别金竟陵赴蜀中，因此诗中既突出了“金门”“长安”这类秦地的地理意象，同时，也把“玉垒”“蜀道”作为行旅者的目的地的标志做了呈示，形成了两地之间的呼应与映照。但是，不仅被送者金竟陵的出发地“金门”与所到之地“玉垒”不是实写，其“猿声出峡断，月彩落寒江”二句，更是完全的想象。因为由秦入蜀，其经行之路线，乃是穿越秦岭之行，所谓三峡之猿声、寒江之落月，根本就不在被送者经行的线路之上。后诗所写乃作者在蜀中送人还京，故其突出的是被送者目的地京城长安的宫殿建筑与地名意象，也即“明光殿”“建礼门”“邵平园”。但不论是“明光殿”“建礼门”还是“邵平园”，其也只是作为政治空间的代称，而非唐都长安的现实景观。至若“巴山竹道”“汉水花溪”，当然也是出于作者之悬想。由此可见，当诗人在赋写蜀道送别时，看重的只是以相关的物象、意象点染的送别之意，而未必考虑被送者沿途经历之地的真实性。

除了对送别地与到达地地理名称的拟想外，对沿途重要地名与物象的想象，也是蜀道送别诗中表现突出的特征之一。这类地名与物象的想象，当然一方面切合蜀道蜀地之特点，但另一方面也往往带有象征性色彩。其中出现频率较高的物象有褒斜（谷）、剑门（阁）、鸟道、蜀门、刀州、巴山（水、边）、栈阁（畔、梁、道）、杜鹃（杜宇、子规）、猿声（啼）等。如：

京洛风尘远，褒斜烟露深。（卢照邻《送梓州高参军还京》）

剑阁望梁州，是君断肠处。孤云伤客心，落日感君深。（李颀《临别送张醔入蜀》）

刀州重入梦，剑阁再题词。春草连青绶，晴花间赤旗。（岑参《送严黄门拜御史大夫再镇蜀川兼觐省》）

一骑西南远，翩翩入剑门。客衣筒布润，山舍荔枝繁。（韩罖《送故人归蜀》）

剑门千转尽（大剑山，即剑门也），巴水一支长（嘉陵江、潼江、小剑水、皆巴水也）。请语愁猿道，无烦促泪行。（李端《送郑宥入蜀迎觐》）

游子出咸京，巴山万里程。白云连鸟道，青壁？猿声。（徐凝《送马向入蜀》）

云深九折刀州远，路绕千岩剑阁斜。（武元衡《送温况游蜀》）

剑门当石隘，栈阁入云危。……旅梦惊蝴蝶，残芳怨子规。（陈羽《西蜀送许中庸归秦赴举》）

子规啼欲死，君听固无愁。……东川横剑阁，南斗近刀州。（姚合《送任畹及第归蜀中觐亲》）

剑路红蕉明栈阁，巴村绿树荫神祠。（朱庆馀《送李馀及第归蜀》）

棧畔谁高步，巴边自问津。凄然莫滴血，杜宇正哀春。（喻凫《送友人罢举归蜀》）

雪封山崦白，鸟拂栈梁飞。谁比趋庭恋，骊珠耀彩衣。（姚鹄《送李潜归绵州省亲》）

蜀马知归路，巴山似旧游。星临剑阁动，花落锦江流。（李频《送友人游蜀》）

剑门秋断雁，褒谷夜多砧。自古西南路，艰难直至今。（许棠《送友人游蜀》）

剑水啼猿在，关林转栈迟。日光低峡口，雨势出蛾眉。（无可《送杜司马再游蜀中》）

以上所举，只是唐人蜀道送别诗中之一部分，但由诗人赋诗之际对蜀道有关的物象想象与选择倾向则不难看出。其实，除了标志性的地理名称与蜀道相关的物象外，对人文景观的拟想与想象也很常见，而这一点尤以对蜀地的表现最为突出。

自战国特别是秦汉以后，随着中原王朝对巴蜀的经营，巴蜀地区的文化有了巨大的发展，出现了不少在政治、文化、文学等方面的杰出人才，这些人物以及他们的事迹与遗风、遗迹，在后世也逐渐演变为巴蜀地域文化的标志，因此，当送别亲友入蜀之际，诗人也往往飞驰想象，将其作为蜀道送别诗的人文意象加以表现。就蜀道送别诗来看，寫的较多的是司马相如与卓文君、文翁、严君平、扬雄这些与蜀地关系密切的人物及其事迹。如：

成都滞游地，酒客须醉杀。莫恋卓家垆，相如已屑屑。（张祜《送蜀客》）

尝闻卖卜处，犹忆下帘时。驱传应经此，怀贤倘问之。（张九龄《送姚评事入蜀各赋一物得卜肆》）

升沉应已定，不必问君平。（李白《送友人入蜀》）

劝尔成都住，文翁有草堂。（李端《送何兆下第归蜀》）

君到临邛问酒垆，近来还有长卿无。金徽却是无情物，不许文君忆故夫。（李商隐《寄蜀客》）

导骑已多行剑阁，亲军全到近绵州。文翁劝学人应恋，魏绛和戎戍自休。（薛能《送崔学士赴东川》）

献赋何时至，明君忆长卿。（王维《送严秀才还蜀》）

卓家人寂寞，扬子业荒残。唯见岷山水，悠悠带月寒。（耿蔊《送蜀客还》）

但是，有些诗歌也常常将地理标志、自然物象及人文意象融合为一体，从而使其蜀道送别的特色表现得更为鲜明。如：

万壑树参天，千山响杜鹃。山中一半雨，树杪百重泉。汉女输？布，巴人讼芋田。文翁翻教授，不敢倚先贤。（王维《送梓州李使君》）

诗中对蜀地自然物象的刻画，不惟万壑之大树、千山之杜鹃、树杪之重泉，描写得生动传神，其汉女？布、巴人讼田与文翁教化的刻画，尤见蜀地之地域色彩。诗虽只是送别李使君赴梓州任，但作者通过其有关蜀地的文化记忆，充分发挥想象的功能，以地域物象与意象的选择，使李使君经行之蜀道特点，得到鲜明的呈现。而若论对蜀道的悬拟想象最突出者，则以李白的《蜀道难》称首，从《蜀道难》的内容看，其所写当是自长安而西入蜀中之路线。李白一生漫游天下，但似未曾有过经蜀道出入秦蜀的经历，因此，他对蜀道的书写，应是藉助他先在的蜀道印象做出的拟想与悬构。李白家于蜀之绵州，距蜀之门户剑阁不远，对于大小剑阁之险峻，当较他人有更多了解。且绵州为由秦入蜀出入金牛道者之常经，蜀道沿途艰险之状，也必定会在当地有所传播，这些都应该是李白展开其蜀道书写时想象的基础。但就蜀道之想象书写而言，诗中融合蚕丛、喻凫、五丁开山等神话传说，加上鸟道、石栈、黄鹤、猿猱、子规、夜月、剑阁、锦城以及六龙回日、枯松倒挂、飞湍瀑流等意象创造，可谓将蜀道之特点，渲染得淋漓尽致。因此，李白的《蜀道难》，可以说是唐人对蜀道之想象性书写中，最为出色的代表之作。

三

长安为唐代政治文化中心，蜀中自古也有天府之誉，两地无论政治、经济还是文化，都是唐王朝极为重要的地区，由此，由秦入蜀之蜀道交通往来，在唐代也远较其他时代为盛，唐人因亲历蜀道所写的纪行之作，也成为记录唐代蜀道状况最有价值的作品。因其所具有的纪实性，唐人所创作的蜀道诗歌，不仅成为后世考索蜀道通塞状况之可贵文献，同时也成为认识秦岭与巴蜀间地域文化及其文学活动的重要内容。

就现存唐人蜀道纪实性诗歌来看，在唐诗中记述较多者，其在秦岭部分，主要为汉唐之褒斜道、出大散关经凤兴至汉中之驿道与自銩稨至兴道县之骆谷道。其秦岭以南部分，则为以上三道南出经由金牛道而向南的蜀道部分。以上道路因各自具体情况不同，故诗歌描写的内容与特点也各有差异。

前文已说明汉、唐之褒斜道有所不同，唐前之褒斜道乃褒斜古道，其由眉县循斜谷南接褒谷，再循褒谷南抵褒城。而唐中叶以后之褒斜道，则指自大散关南经凤县东南至褒城，称为褒斜新道，也即北魏所开之回车道。此道自凤县以下东南至褒城，全长360里，大抵皆于谷道中沿水穴山架木为栈阁，行道艰险，但自凤县以北之道，则较褒斜旧道平坦许多。而与自大散关经凤兴而南行之唐代驿道相比，又缩短很多，故唐人经褒斜入蜀，多取此道。关于此道之情形，严耕望云：“全线皆行于山区中，西侧山峰海拔多达二千五百公尺以上。其北段一般等高线亦约一千五百公尺，而南段循褒水河谷而行，近处等高线多在一千至一千五百公尺，下陷为河谷，河口地带且在六百公尺以下，故南段溪谷尤为深峻，亦最险恶。通道逶迤于高山深谷间，或侧迳颠岩，盘阁梯天，或缀木峭壁，危耸万端，或悬梁渡豁，下临无地，如此飞栈凌空，诚极天下之极险，行者上天入地，陟危崖绝壁，涉怒涧骇涛，心摇目眩，人马俱困。唐人行旅，多有道其险恶者，如陆贽、孙樵、刘禹锡等，皆极写其惊险之万状，‘良以褒斜峻阻，素号畏途也。而南段石门、武休间尤甚，盖以山高谷深，海拔差距尤大;北段少深谷峻崖，道行平地，反较平夷也。”①由此可知，行于此道，应极为艰难。也可能由于行路太过艰难，诗人留下的诗歌并不多。盛唐时张说入蜀，曾两经此道，其《再使蜀道》诗，写了其行经此道之亲历所见与所感：

眇眇葭萌道，苍苍褒斜谷。烟壑争晦深，云山共重复。古来风尘子，同眩望乡目。芸阁有儒生，轺车倦驰逐。青春客岷岭，白露摇江服。岁月镇羁孤，山川俄反复。鱼游恋深水，鸟迁恋乔木。如何别亲爱，坐去文章国。蟋蟀鸣户庭，#蛸网琴筑

诗开首二句写其道途之感。葭萌关在蜀中，故当其行于深邃绵延的褒斜谷中时，不禁感慨入蜀道路之渺远。“烟壑”二句，状褒斜烟云晦暝与山间之沟壑重叠，是诗人亲历目睹之感受实写。“古来”二句，从侧面写出蜀道经行之艰危。“芸阁”二句，点明其身份。“青春”以下四句，是旅途心绪的展露。“鱼游”四句，发恋乡去国之牢愁。末尾二句点明行旅之时令特点。诗中对褒斜道之描述，除“烟壑争晦深，云山共重复”二句外，其余多以抒写感受为主。而雍陶的《到蜀后记途中经历》则描写沿途所经较细：

剑峰重迭雪云漫，忆昨来时处处难。大散岭头春足雨，褒斜谷里夏犹寒。蜀门去国三千里，巴路登山八十盘。自到成都烧酒熟，不思身更入长安。

此诗首联以“处处难”概括蜀道经历的总感受，颔联两句分写大散岭、褒斜谷之经历，颈联写入蜀道途之遥与道路之曲，而归结于畏于蜀道之艰辛而不欲再入长安，可谓将对蜀道之畏惧写足了。他的《西归出斜谷》则更见其出褒斜谷后的轻松愉快：

行过险栈出褒斜，出尽平川似到家。万里客愁今日散，马前初见米囊花。

自长安经大散关历凤州、兴州入蜀的驿道，其路程较褒斜、骆谷二道为远，但相对较为安全，故求行旅之安稳，则出此道。因此道乃唐之驿道，故描写此道之诗，在唐诗中多有出色之作。开元中，王维入蜀之行，即取道此路，其行至大散岭有《自大散以往深林密竹磴道盘曲四五十里至黄牛岭见黄花川》诗记之，①诗云：

危径几万转，数里将三休。回环见徒侣，隐映隔林丘。飒飒松上雨，潺潺石中流。静言深溪里，长啸高山头。望见南山阳，白露霭悠悠。青皋丽已净，绿树郁如浮。曾是厌蒙密，旷然销人忧。

这是王维以亲身经历，对自大散关以南入蜀途中四五十里山路之真实记述。由诗可见，自大散关以南由秦岭入蜀之道，山路亦是林深道阻，回环曲折，高下不平，但较之褒斜道，似少了些许危险，故诗末乃有“旷然销人忧”之语。又其《清溪》一诗，亦当为同时之作：

言入黄花川，每逐青溪水。随山将万转，趣途百余里。声喧乱石中，色静深松里。漾漾泛菱荇，澄澄映葭苇。我心素已闲，清川淡如此。请留磐石上，垂钓将已矣！

诗所写悠闲之趣，与张说、雍陶等人之记褒斜道之行旅感受，大为不同，虽也许与王维入蜀之行的心情有关，但也从侧面反映了经此道之旅行，应较褒斜道安稳。

此道自散关而后，西南行至凤州之梁泉县，下经两当县，再西南逾青泥岭，南下稍东至兴州之顺政县，然后东南经分水流、百牢关，与金牛道相接。经行此道之诗人，比较著名的有李商隐、薛能、吴融诸人。李商隐经行此道，在开成二年令狐楚镇兴元时，因省视令狐楚，往返之际，两经此道。经两当县时，当地有圣女祠，先后作有《圣女祠》两首。经分水流时，又有《自南山北归经分水岭》诗。后者云：

水急愁无地，山深故有云。那通极目望，又作断肠分。郑驿来虽及，燕台哭不闻。犹余遗意在，许刻镇南勋。

诗乃令狐楚去世后，诗人料理后事毕，北归时所作。令狐楚对李商隐有知遇之恩，临终又特召李商隐至兴元托付身后事，故诗人写作此诗时，心情是极为沉痛的，诗借眼前分水岭之景，抒发其与令狐楚生死分离之伤痛，是一首将纪行与抒情紧密融合之作。

相较而言，薛能的诗写景纪实性更强一些，其经过此道所历之西县时，分别有《西县途中三十韵》与《西县作》之作。前诗写途中所见所感甚细致，文长不录，后者为七律，虽不及前诗描写之委曲，但亦约略可见道途之风光：

三年西蜀去如沉，西县西来出万岑。树石向闻清汉浪，水风初见绿萍阴。平郊不爱行增气，好井无疑漱入心。从此渐知光景异，锦都回首尽愁吟。

“西县”以下五句，主要写西县周边风景，大致可见此道沿途山水之状。而末尾二句，乃是其在经历自蜀中剑阁以北至金牛驿五百多里极为险峻难行之蜀道后所发的感慨。

据严考，骆谷道乃安史乱后行人始见盛，故于诗歌，中唐诗人之诗乃多有及之，其中元稹因赴东川之任的一组纪行之作，特色突出，待后再论。其余写及此道之诗，当以李绅《南梁行》值得注意。诗写诗人元和十四年春在山南西道节度使任职之情况以及同年五月调任右拾遗经骆谷归长安沿途所见景物，并写及遭贬与作诗时的感受。其中于蜀道之骆谷道部分的描写，对了解唐代骆谷道的情况，价值甚大。诗云：

江城郁郁春草长，悠悠汉水浮青光。杂英飞尽空昼景，绿杨重阴官舍静。此时醉客纵横书，公言可荐承明庐。青天沼下宠光至，颁籍金闺征石渠。秭归山路烟岚隔，山木幽深晚花拆。涧底红光夺火燃，摇风扇毒愁行客。杜鹃啼咽花亦殷，声悲绝艳连空山。斜阳瞥映浅深树，云雨翻迷崖谷间。山鸡锦质矜毛羽，透竹穿萝命俦侣。乔木幽？上下同，雄雌不惑飞栖处。望秦峰回过商颜，浪叠云堆万簇山。行尽杳冥青嶂外，九重钟漏紫霄间。元和列侍明光殿，谏草初焚？朝变。北阙趋臣半隙尘，南梁笑客皆飞霰。追思感叹却昏迷，霜$愁吟到晓鸡。故箧岁深开断简，秋堂月曙掩遗题。呜呜晓角霞辉粲，抚剑当应一长叹。刍狗无由学圣贤，空持感激终昏旦。

自“秭归山路”句以下至“行尽杳冥青嶂外”，皆为其北归时行经骆谷道所见沿途之情状，对其山水、烟雾、林木、花草、禽鸟、藤萝等均作了细致的记述，写出了道路艰辛、行旅凄苦的氛围，为骆谷道留下了史志所无的史料。特别是其对一些人所不易了解情况所作的注释说明，意义尤大。①

秦岭以南入蜀之道，前已说明以经金牛道为主，自金牛道西南行，即入蜀大道。沿途不僅道路艰险，栈阁绵延，而且关隘与遗迹亦多，加之为入蜀之咽喉，诗人入蜀，几为必经之途，故为蜀道诗歌之最集中者，诗人、诗歌之数量，亦以此为最，凡于此经行而为诗者，亦多纪实，其中最突出者，一为杜甫，一为元稹。杜甫自乾元二年冬晚自同谷出发开始入蜀之行，其自同谷东行至河池，即进入凤兴汉中道，然后经河池折而南，逾青泥岭至长举县，再至兴州，由兴州而南，然后取金牛道、剑阁道至成都。杜甫入蜀及其纪行诗，学界论述已多，严耕望又对其之所经行有详细的考述，②故这里不拟再做讨论。而元稹蜀道纪行诗之意义，论者尚少，故以下围绕元稹《使东川并序》组诗，略作阐述。

元稹此次入蜀之行在宪宗元和四年。本年二月其为监察御史出使东川，三月，充剑南东川详覆使，按任敬仲狱。组诗之《序》交待云：“元和四年三月七日，予以监察御史使东川，往来鞍马间，赋诗凡三十二章。秘书省校书郎白行简，为予手写为东川卷。今所录者，但七言绝句、长句耳，起《骆口驿》，尽《望驿台》二十二首云。”③可知其东川之行，前后所作诗共31首，组诗未选录者有10首，今其集所见有《褒城驿》《西州院》《使东川》诗，当亦是其此行之作而未选录者。④ 组诗所录，虽经汰选，但作为唐人蜀道纪行之纪实之作，其意义与价值仍不可低估。就其大者而言，以下几点是特别值得注意的。

第一，组诗顺次纪行，完整地呈现了其南出秦岭后，自骆口驿至望喜驿之一路所经，呈现此一段蜀道上的驿站与沿途风光，为由秦入蜀之蜀道留下了极为难得的唐代蜀道交通史料。据组诗，元稹此行当由骆谷道南出，然后诗从骆谷道南口之第一驿骆口驿开始纪行。其由骆口驿西行，经兴元府而西，过褒城驿，再西行经百牢关，入金牛道，自三泉县而南行，沿嘉陵江，历嘉川、深渡、嘉陵、望喜诸驿。组诗之末首为望驿台，当在望喜驿附近。诗始骆口驿，终望喜驿，沿途所经江行情况及所历关隘百牢关与汉川、嘉川、嘉陵、西县、望喜等主要驿站，皆有所记述与描写。在唐人蜀道纪行之作中，如此完整而有次序的以诗纪行，除杜甫之外，尚未之见。

第二，组诗记述沿途独特之物华风光，为唐代其他诗人之蜀道诗所不及，因而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与意义。如组诗中之《亚枝红》写于褒城驿所见之花木，⑤西縣驿写所闻之汉江笛声，《江花落》写嘉陵边之梨花，百牢关所闻之如鼓江声等等，皆以耳闻目睹，选取典型，记录特殊风物景观，为蜀道交通路线留下了难得的剪影。

第三，组诗细致地记录了诗人作为唐代官员公务行旅的复杂心绪，这也为唐代的蜀道纪行诗增添了新的内容。从组诗看，诗人行旅蜀道途中，有不少诗篇都涉及到对京城长安及其与亲友人欢聚同游的回忆。其《梦梁州》《江楼月》《惭问囚》《汉江闻笛》《邮亭月》等，皆将旅途感受与回忆往昔相结合，而为了展示其心之所思所感，诗人多在诗题下特别作注，以作特别的说明。如《梦梁州》题下注云：“是夜宿汉川驿，梦与杓直、乐天同游曲江，兼入慈恩寺诸院。倏然而寤，则递乘及阶，邮使已传呼报晓矣。”①《江楼月》题下自注：“嘉川驿望月，忆杓直、乐天、知退、拒非、顺之数贤，居近曲江，闲夜多同步月。”②而其《惭问囚》诗，除了其诗题下自注“蜀门夜行，忆与顺之在司马炼师坛上话出处时”的文字外，③其诗亦颇值得玩味：

司马子微坛上头，与君深结白云俦。尚平村落拟连买，王屋山泉为别游。各待陆浑求一尉，共资三径便同休。那知今夜蜀门路，带月夜行缘问囚。

诗人此次入蜀，是以监察御史充剑南东川详覆使的身份去覆狱的，这种公务，想来不会轻松。其后来到东川后所作《西州院》诗，曾有“文案床席满，卷舒赃罪名。惨凄且烦倦，弃之阶下行”的诗句记述其事，可以佐证。因此当其经历艰险而又漫长的蜀道之行从事于此时，自然会将目前之俗务与当初高雅的隐遁之志相对照，从而产生惭愧之意。这种复杂的意绪，可谓是唐代官员公务行旅所特有的一种情感反应。

第四，其对沿途诗人题壁情况的记录，保留下了唐代蜀道行旅诗创作的相关信息，为研究唐代蜀道与诗歌创作的关系提供了难得的材料。骆口是骆谷道秦岭南出之谷口，骆谷驿为骆谷道出秦岭之第一个驿站，在经历了险峻的秦岭山行后，诗人们也许心情改观，故在骆口驿的题名题诗尤多。元稹于《骆口驿二首》题下注云：“东壁上有李十二员外逢吉、崔二十二侍御韶使云南题名处，北壁有翰林白二十二居易题拥石关云开雪红树等篇，有王质夫和焉。王不知是何人也。”④ 其《邮亭月》下亦有自注云：“于骆口驿见崔二十二题名处。数夜后，于青山驿玩月，忆得崔生好持确论，每于宵话之中，常曰人生昼务夜安，步月闲行，吾不与也。言讫坚卧。他人虽千百其词，难动摇矣。至是怆然，思此题，因有献。”⑤这些都难能可贵地记录并反映了唐人蜀道诗歌创作的情形。而由于元稹亦可能将其所作题于驿壁，故又引起了后来经行蜀道的诗人薛能的注意，并写下《褒城驿有故元相公旧题诗，因仰叹而作》诗。由于薛诗亦提供了唐人与蜀道题诗的相关信息，因将之摘抄如下：

鄂相顷题应好池，题云万竹与千梨。我来已变当初地，前过应无继此诗。敢叹临行殊旧境，惟愁后事劣今时。闲吟四壁堪搔首，频见青苹白鹭鸶。

驿壁题诗，应不限于元、白等诗人，诗人贾岛贬谪蜀中，亦曾在蜀道之嘉陵驿题诗，薛能亦有《嘉陵驿见贾岛旧题》云：

贾子命堪悲，唐人独解诗。左迁今已矣，清绝更无之。毕竟吾犹许，商量众莫疑。嘉陵40字，一一是天资。

对贾岛命运之不幸深表同情，对其清绝的诗才大加赞赏，所惜者，贾岛体现其清绝天资的四十字题诗，未能传至今日。

悬拟想象与亲历纪实，是唐人蜀道诗的两种主要书写形式，其写作的思维方式不同，表现的侧重点也有异，但都是诗人们围绕蜀道展开的艺术创造，并且也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为唐代的蜀道诗歌艺术发展作出了贡献。大致而言，悬拟想象类蜀道诗，偏重于诗歌意象的形塑，故而通过其诗歌创作，栈阁、蜀门、剑门、子规、杜鹃、猿啼等意象以及文翁教化、君平卖卜、子云献赋、文君当垆等，遂成为蜀道诗歌的典型意象与语汇元素。而亲历纪行类蜀道诗，则不仅为唐代蜀道沿途的交通状况、自然风物特征，留下了珍贵的历史文献，而且也记录了唐人行旅蜀道期间的所思所感，展现了唐人蜀道行旅复杂的心灵世界。进而言之，无论悬拟想象抑或亲历纪行，对于研究古代秦岭与巴蜀地域文化及其文学活动，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当代唐诗研究围绕唐诗之路的探讨，已引起了学界的关注，而唐代诗人有关蜀道之诗歌书写，无论就诗人与诗歌之数量，还是诗歌艺术之创造，都应引起研究者的重视，由此，唐代诗人围绕秦蜀交通的蜀道书写，似可以以“蜀道诗路”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