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昆 王雯 舒缨淇

关键词董事国际化 企业创新 管理层短视 董事会文化融合度

一、前言

企业创新是提升企业自身核心竞争力，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宏观经济发展转型的重要途径。①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的中国，提升本土企业主创新能力，实现经济发展由要素投资驱动转向技术创新驱动已经成为现阶段国家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与一般投资活动不同，企业创新依赖于公司治理机制的完善，②而董事会建设作为公司治理的关键一环，③对企业创新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与推进，其对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管理能力与创新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国企业对外籍人才的需求也相应增加。据统计，在200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中有181名外籍董事，到2016年已增至613人，十年间增长了2.39倍。④ 外籍董事成员的加入，不仅会为董事会带来新的技术资讯，同时还会带来母国的先进管理经验与技术，这些因素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⑤

着外籍董事的不断引进，董事会国际化的特征已引起部分学者们的关注，研究者们重点关注了董事会国际化中的国籍特征对现金股利分配、审计师选择、违规行为、盈余管理等方面的影响，①以及董事会国际化中的海外经历特征对企业业绩、企业创新的影响，②但是鲜有研究关注中国董事会国际化中的国籍特征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关于董事会国际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現有的文献研究尚未得出一致性的结论。一种观点认为董事会国际化会增强董事会成员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促进内部信息的共享，使资源可以得到最大化的利用，进而提升企业创新水平;③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董事会国际化容易产生董事会成员内部的断裂带，会阻碍董事会成员之间的交流、信息的共享和相互的信任，减少董事会成员围绕企业创新等相关问题的讨论，对企业创新行为将会产生消极的阻碍作用。④ 这些研究均以发达国家为背景，很少有文献关注处于转型和发展中的中国市场，尚未发现有文献专门研究中国董事会国际化中的国籍特征对企业创新影响的研究，尚缺乏对董事会国际化内部运行问题的探讨，忽略了董事会国际化对企业创新影响的内在作用机理，难以刻画董事会国际化如何有效发挥其在咨询、监督等方面的功能价值。

为了弥补以上研究的不足，本文基于高阶梯队理论，采用2007-2016年中国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重点关注董事会国际化中的国籍特征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从董事会国际化的功能价值发挥的角度挖掘其内在的影响机制。与已有文献相比，本文的贡献之处在于：（1）以往文献缺少从董事会国际化中的国籍特征角度对企业创新展开研究，本文基于中国制度背景，通过手工收集与整理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的国籍背景数据，实证发现董事会国际化对企业创新具有促进作用。研究结论不仅有助于拓宽董事会特征对企业创新影响的研究，为企业提升创新水平提供新的思路，还为董事会国际化与企业创新领域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补充;（2）现有研究关注了董事会国际化的积极作用，但并没有关注如何有效安排外籍董事职务。本文研究发现，外籍董事担任非独立董事和非董事长职务更有助于提升企业创新水平，该研究结论为企业合理安排外籍董事职务，加强董事会国际化制度建设提供了经验证据和参考;（3）目前关于董事会特征对企业创新影响的研究，很少涉及其中间的作用机制问题，本文则从董事会职能发挥的角度实证探究了董事会国际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发现董事会国际化可以通过增强董事会文化融合度、抑制管理层短视的路径来提升企业创新水平。研究结论为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完善董事会制度建设提供了微观基础与经验证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董事会国际化是与董事会本土化相对应的概念，不同之处在于董事成员的来源，国际化的董事会中会有外籍董事的加入，而本土董事会则仅包含中国籍董事。董事会国际化包括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的内容，狭义上仅指董事会成员包含外籍董事，广义上的内容则更为宽泛，并不局限于外籍董事成员，也包括具有海外留学经历或海外工作经历的董事成员。由于已有研究论证了董事海外背景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⑤本文选取狭义上的定义来考察董事会国际化的国籍特征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引入外籍董事加入董事会后，会对董事会团队的思维和决策活动产生影响，进而也会影响企业活动的各个方面。那么，董事会国际化究竟会对现代企业创新行为产生怎样的影响？本文主要基于高阶梯队理论对其进行理论分析。

高阶梯队理论认为，由于组织产出（如战略决策）的复杂性和高阶领导的有限理性，高阶领导会基于其认知和价值观进行决策，组织产出成为高阶领导个人特征的反映。① 董事会的异质性会导致更具有影响力和独创性的企业创新产出，并通过产生更稳健的政策选择，来提高创新活动的效率。②董事会国际化的核心内容是董事会中具有不同国籍来源的董事，是董事会异质性在董事国籍特征上的体现，即董事会国籍特征的异质性。董事会国籍异质性将对企业创新行为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通过发挥外籍董事的知识、经验、技术，为企业的技术创新提供咨询服务，进而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外籍董事的引入会给董事会成员的来源带来异质性，外籍董事由于具有不同的国情背景特征和成长经历，有着与本土董事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并在董事会的相关会议中提供不同的观点，提高董事会异质性。③ 外籍董事通常具备全球化视野与思维，可以在董事会的决策会议中，从全球视野的角度为企业的决策提供咨询服务，有效降低信息因地理距离、决策者视野等因素造成的不对称性，使企业在创新活动中可以充分掌握创新信息，提升企业创新水平。第二，通过发挥外籍董事的监督职能来提升企业的创新水平。董事会国际化中的外籍特征通常被看作是拥有卓越才能的一种标识，外籍董事的引入可以带动本土董事学习先进的治理标准，以有效发挥董事会的监督职能。④ 此外，外籍董事会对创新活动的不确定性容忍度更高，鼓励员工分享交流更多的想法，同时还会监督管理层的短视行为，尽可能减少研发失败带来的风险和惩罚，进而有助于提升创新产出水平。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1：

假设1：公司董事会国际化程度越高，企业的创新水平越高。

事实上，董事会异质性并不一定都会带来积极的影响，也有可能存在董事会断裂带而带来负面影响。断裂带是基于群体成员的一个乃至多个相似属性，将群体划分为若干相对同质子群体的一种虚拟分割线。⑤子群体成员会将该群体的成员看作是“我们”，把群体外的成员看作是“他们”，这种社会分类过程会导致群体内的支持和群体外的歧视。群体断裂带会加剧子群体之间的冲突，弱化组织沟通及团队合作。⑥ 断裂带是内生于董事会当中的。⑦ 国际化的董事会由外籍董事和本土董事构成，国籍背景的不同容易形成董事会内部的群体断裂带，该断裂带的存在会减少董事会成员围绕企业创新等相关问题的讨论，预期将对企业创新行为产生消极的阻碍作用。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外籍董事与本土董事因国籍、文化、认知等方面的不同，难以融入本土董事的“圈子”，与其之间存在群体断裂带，董事成员更认可的是其所在的“圈子”，而不是整个董事会，⑧这阻碍了外籍董事与本土董事之间自由的信息交换与知识的共享。由于国籍背景的差异，一方面既有的国籍偏见，使得外籍董事难以融入本土董事的“圈子”，降低了外籍董事与本土董事之间的信任与合作，难以充分发挥董事会的监督职能;①另一方面，由于外籍董事除了在国籍背景上与本土董事存在差异，在文化上也有所不同，外籍董事对中国特有的人际交往文化并不是很熟悉，在与本土董事的沟通上存在文化上的差异与障碍，难以进行有效的沟通，②而这些沟通的后果直接影响外籍董事监督的效果，进而带来企业创新水平的下降。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2：

假设2：公司董事会国际化程度越高，企业的创新水平越低。

三、研究设计

1.样本与数据来源

选取2007-2016年中国全部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同时对数据进行了如下处理：①剔除行业类型为金融保险类的上市公司样本;②剔除ST、ST、PT类型的上市公司样本;③剔除不能通过手工整理补齐财务数据以及公司治理数据缺失的样本;④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上下1%分位的缩尾处理。最后得到16088个有效样本数据，涉及2517家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主要来源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其中外籍董事数据主要通过手工翻阅上市公司年报整理获得，并利用问财、新浪财经、百度以及上市公司官方网站进行双重数据检查，为了避免董事人员之间的重名，全部按照公司代码加董事姓名的办法查找董事的国籍信息进而判定其国籍归属，最后获得3924名外籍董事的样本数据，来自34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

2.模型设计与变量说明

为了检验假设1和假设2，本文构建了如下回归模型（1）和模型（2），其中模型（2）是为了考察董事会国际化与企业创新之间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具体模型如下：

被解释变量为企业创新（Applygrant），借鉴虞义华等的研究，③用企业创新产出指标来量化企业创新变量，以公司t+1期发明专利、实用性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的授权总量1后取自然对数来衡量。

董事会国际化为核心解释变量，参照等的做法，④以董事会中是否聘请有外籍董事以及所聘请外籍董事的比例来衡量董事会国际化，包括董事国际化的连续变量和虚拟变2）两个指标，其中董事会国际化的连续变量以外籍董事人数占公司董事会成员总人数的比值来衡量;如果公司董事会成员中包含外籍董事成员则取值为1，否则为0，以衡量董事会国际化的虚拟变量。

参考相关的研究，⑤本文还控制了董事会治理变量，包括两职合一、独立董事比例、董事会规模、董事会的性别、董事会的年龄、董事会的任期;企业特征变量，包括公司管理层能力、产权性质、公司规模、企业成长性、财务杠杆、股权集中度、公司业绩、公司所在区域。此外还控制了年份与行业变量。其中管理层能力变量参照DEMRTJIAN等的研究分两步来测度：①第一步是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测算公司效率;第二步，将管理层的贡献从公司效率中分离出来，得到管理层才能的数据。其余各变量的定义详见表1所示。

表1变量定义

四、实证检验与分析

1.基础回归结果

表2的列（1）至列（3）报告了董事会国际化与企业创新之间关系的实证检验结果。由列（1）和列（2）可以看出，无论是董事会国际化的连续变量还是虚拟变量，其与企业创新之间均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分别在10% 和5% 的水平上显著），说明董事会国际化程度越高，越有助于提升企业创新产出水平，支持和验证了假设1的研究结论。列（3）呈现了董事会国际化连续变量的平方项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两者之间没有呈现显著性的影响，说明董事会国际化与企业创新之间不存在非线性关系，支持研究假设1的观点。

2.内生性问题处理

上文通过实证研究表明，董事会国际化对企业创新水平具有正向影响，但企业本身在选择外籍董事时可能会存在内生性问题，即创新水平较高的企业自身实力一般较强，更有可能组建国际化董事会。为了避免内生性问题带来的选择性偏误，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SM）与工具变量法对样本进行内生性检验与分析。

表2董事会国际化对企业创新影响的实证检验结果

（1）倾向得分匹配（PSM）检验与分析。将拥有外籍董事的样本企业作为处理组，没有外籍董事的样本企业作为控制组，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用匹配后的样本重新检验董事会国际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具体的匹配处理步骤为：首先构建一个logit回归模型，被解释變量为董事会国际化的虚拟变量，解释变量为上文的控制变量，然后通过logit回归计算出倾向得分值（PS），最后采取1∶1有放回的最近邻匹配，得到匹配后的2755个有效样本量。为了验证样本匹配的合理性，本文对其进行共同支撑假设和平行假设检验，结果显示通过了共同支撑假设和平行假设，说明以上样本匹配结果是合理和有效的。表2的列（4）至列（6）是根据匹配后的样本对董事会国际化与企业创新之间关系的PSM回归检验结果。结果显示，董事会国际化的连续变量、虚拟变量与企业创新之间均在5%的水平上呈显著正向关系，说明董事会国际化程度越高，其越有助于提升企业创新产出水平，进一步支持了假设1的观点。董事会国际化连续变量的平方项对企业创新仍不存在显著性影响，说明董事会国际化与企业创新之间不存在非线性关系，支持上文的研究结论。

（2）IV-2SLS检验与分析。PSM 方法在消除选择性偏差和处理变量的内生性等问题时，只考虑可观测因素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而忽略了不可观测因素的作用，①此时的PSM方法将产生有偏误的估计系数。为了解决这一問题，本文进一步采取工具变量法来解决可能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外籍董事母国的失业率变量（Unemp）作为董事会国际化的工具变量，外籍董事母国的失业率数据来自国际劳工组织公布的2007-2016年全球各国失业率数据。外籍董事母国的失业率越高，其母国就业环境和薪酬水平将会恶化，此时中国引进外籍董事的概率和可能性越大，即外籍董事母国失业率与中国引进外籍董事的人数具有正向关系，但外籍董事母国失业率的高低并不会直接影响中国企业创新水平情况，满足工具变量外生性的要求。为了进一步验证工具变量选择的有效性，本文采取弱工具变量检验，检验结果显示F统计量分别为14.43和4881，均超过10且p值小于0.0001，拒绝“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说明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相关，工具变量的选择是有效的。表3是董事会国际化对企业创新影响的检验结果。由表3可以看出，在第一阶段模型中，外籍董事母国失业率与董事会国际化之间均在1% 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进一步说明工具变量的选择是有效的。在第二阶段模型中，董事会国际化与企业创新之间均在10% 的统计水平上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董事会国际化有助于促进企业创新产出提升，进一步验证和支持了假设1的研究结论。

3异质性分析

（1）创新类型差异分析。上文论证董事会国际化对专利授权总量的影响，这里按照专利类型进一步划分为发明专利授权、实用性专利授权和外观设计专利授权，分别取其T+1期相应授权数量加1的自然对数。表4是董事会国际化对企业创新类型影响的实证检验结果。从中可以看出，无论是董事会国际化的连续变量还是其虚拟变量它们对外观设计专利授权的影响均显著为正;董事会国际化的虚拟变量对发明专利授权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董事会国际化对实用性专利授权的影响尽管不显著，但仍呈现正效应。以上结果表明，董事会国际化对每一类企业创新类型均具有正向影响，进一步支持假设1的研究结论。

表3董事会国际化对企业创新影响的IV-2SLS检验结果

（2）外籍董事身份差异分析。考虑到引入的外籍董事可能会因其是否具备独立董事身份，从而带来董事会国际化对企业创新影响上的差异，本文将外籍董事划分为外籍非独立董事与外籍独立董事，并设置外籍独立董事和外籍非独立董事的连续变量，其中外籍独立董事变量以外籍独立董事与董事会成员总人数的比值来衡量;同理，用外籍非独立董事与董事会成员总人数的比值来衡量外籍非独立董事变量。此外，考虑到外籍董事是否担任董事长，将总样本划分为两组，一组是外籍董事长组，另一组是非外籍董事长组。表5是外籍董事身份差异下董事会国际化对企业创新影响的实证检验结果。从中可以看出，与外籍独立董事相比，外籍非独立董事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由外籍董事担任非独立董事职务更有助于促进企业的创新产出水平提升。根据表5中的列（3）和列（4）可以看出，当外籍董事担任董事长时，董事会国际化难以发挥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而由中国籍董事担任董事长有助于协调董事会内部的各项矛盾与利益关系，有助于董事会国际化更好地发挥其促进企业创新的积极作用。因此，中国上市公司在董事会国际化的进程中，应充分发挥中国籍董事长在董事会国际化运行中的积极作用，不能全部将董事会的要职（董事长）委托给外籍董事，否则可能会弱化董事会国际化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

表4董事会国际化对企业创新类型影响的实证检验结果

4.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验证以上研究结论的稳健性和可靠性，本文通过替换企业创新变量，进行了如下稳健性检验：一是用创新效率（FDD）变量来衡量和替代企业创新。参考等的研究，①企业创新效率指标采用如下公式测算

其中，RD为企业的研发费用，以企业研发投入的自然对数来衡量。用测算的创新效率变量（Eff）的t+1期值替换上文中的创新产出变量，并代入模型重新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表明上述研究结论具有较好的稳健性。二是用专利申请来测度企业创新变量。用t+1期专利申请数量的自然对数来重新衡量企业创新变量，然后代入上述模型（1）重新进行回归，结果表明前文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

表5外籍董事身份差异下董事会国际化对企业创新影响的实证检验结果

囿于篇幅，上述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在文中未予报告，备索。

五、影响机制分析

前文已经证实了董事会国际化能够促进企业创新，本部分重点分析董事会国际化影响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董事会的主要职责在于制定管理政策、监督管理者和为公司提供资源，同时具备咨询与监督的双重角色。① 有鉴于此，国际化的董事会也应具备咨询和监督两个方面的职能，其中咨询职能主要是通过投资、战略等专业委员会来履行其咨询服务;监督职能主要是监督管理层是否做出有违企业长期发展利益的行为。②

委托代理理论认为，由于股东和高管具有不同的利益，高管很可能为了自身的短期利益而牺牲公司的长远利益。相关研究也已证实，管理层短视行为与技术创新的长期行为导向相违背，只有抑制管理層的短视行为，才能有效提升企业的创新水平。③ 具有国际化董事会的企业，其董事会中的外籍董事有助于发挥积极的监督作用，比如监督管理层的违规行为，④管理层短视行为不利于公司长期利益的实现，外籍董事在面对管理层短视行为时通常会表现出比较强硬的态度和独立性。外籍董事持有的长期导向观点和态度易获得中国籍董事的支持和赞同，对管理层短视行为起到较好的监督和抑制作用，进而促进企业创新水平提升。据此认为，董事会国际化可通过有效发挥其监督功能、抑制管理层短视行为的途径来提升企业创新水平。

董事会咨询功能的发挥则需要从董事会成员内部入手，董事会国际化的显著特征是董事们具有多样性的国籍，不同国籍董事在一起能否有效发挥其咨询功能的关键在于，如何将具有不同文化进行有效融合。中国属于“集体主义”文化，强调论资排辈、尊卑有序，⑤这种“集体主义”文化能否有效促进企业创新，往往受到位尊者的能力限制，缺乏长效机制。而“个人主义”文化的核心价值是个人的自由和自主，强调个人成就、独立性、非一致性、自我实现、允许公开讨论与反驳以及个人拥有自主权。⑥ “个人主义”文化允许和鼓励不同层级和级别的人员自由、大胆地提出自己的意见，沟通路线更短，也更为灵活，有助于企业创新水平的提高。⑦ 不难发现，董事会国际化可以通过增强董事会文化融合性的路径来提升企业的创新水平。

为了验证董事会国际化对企业创新影响的作用机制，我们从董事会国际化有效发挥其监督与咨询功能的角度构建管理层短视程度和董事会文化融合度（IDV）两个变量。借鉴虞义华等的研究，采用当期短期投资占期初资产总额的比重来衡量管理层短视程度;⑧借鉴等的研究，采用董事会个人主义文化的均值与中国籍董事个人主义文化得分的比值来衡量董事会文化融合度。① 为了验证管理层短视程度和董事会文化融合度是否对董事会国际化与企业创新之间关系具有中介效应，我们在前文模型（1）的基础上进一步构建如下模型：

六、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高阶梯队理论，采用2007-2016年中国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实证探究了董事会国际化对企业创新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公司董事会国际化程度越高，企业的创新水平越高。进一步研究发现，与外籍董事担任独立董事相比，外籍非独立董事对企业创新水平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与由外籍董事担任董事长相比，中国籍董事担任董事长情形下董事会国际化更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创新水平。影响机制检验结果显示，董事会国际化可以通过增强董事会文化融合度、抑制管理层短视的路径来提升企业创新水平。

表6董事会国际化与企业创新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如下启示。对企业而言：首先，加强对董事会国际化的建设力度。董事会国际化建设需要企业花重金引进外籍董事，外籍董事引进后还有可能存在“水土不服”的现实问题，董事会国际化建设的成本收益问题是中国企业不得不考虑和担忧的问题。本文实证研究发现，董事会国际化程度越高，企业的创新产出水平越高。因此，中国企业可以从董事会治理的角度出发，积极展开对外籍董事的引进、吸纳工作，利用外籍董事的国际经验与知识背景提升企业创新的软实力。其次，重视董事会国际化建设中的制度安排。中国企业需要借助外籍董事这一“外力”来提升企业创新水平，但并不意味着“一引就灵”，还需要注重其中的制度安排。本文已证实外籍董事担任非独立董事和非董事长职务时，其对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更为有效。因此，在董事会国际化制度安排上要合理安排外籍董事的职务，不建议外籍董事担任董事长职务，而由其担任非独立董事职务的效果更佳。

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首先，由于引进具有与中国不同文化背景的外籍董事有助于加强文化的融合，进而提升企业的创新水平，因此，政策的制定者在制定外籍人才引进政策时，应倾向于引进那些个人主义文化得分较高国家的外籍人才。政府要进一步完善外籍高层次人才引进政策，在政策中应考虑外籍人才母国文化与中国文化的融合问题，在政策的制定上优先考虑来自有助于文化融合的国家人才。其次，进一步完善中国独立董事制度，建议政策制定者考虑由外籍董事担任非独立董事一职，不仅有助于发挥外籍董事的监督功能，还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创新水平。最后，企业创新是一项具有风险、不确定性的长期过程，政府要进一步加大对企业创新的政策支持力度，鼓励企业摒弃短期行为，在长期创新导向上予以重点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