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雨

斯蒂夫·布洛克，博士，1971年出生在澳大利亚南部的阿德莱德。出版诗集3部，包括《双釉》《大地的诗歌：马普切三种语言文选》等，现在南澳大利亚大学工作。

洛杉矶

洛杉矶，一座孤独城堡。B级演员告诉我时，我在圣雷莫酒店的酒吧，旧金山的北海滩。

一切被证实于我所抵达时，无人接听的电话。

我试图寻找，曾为布可夫斯基服务的酒吧侍者，在Musso & Frank烧烤店，在好莱坞星光大道，当它击中我。也许是酒的感觉，迎面而来。红色卡座排列着，连同穿红色夹克的侍者，在我两侧跃动。

黄色微光，在灯下、在墙上。

又一排速度感袭来，充盈我内心，就好像我在穿越，前面两个卡座的红色木板。

我意识到，我似在一幅蒙德里安画中。

我猜想这个城市，也是如此之快。

在杰克先生家居住

星期六晚上，一个孩子在墙上打滚。当皮特打开录音软件“他很快就会累的”，我开始朗读第一首诗。读到半程时，负鼠跳上了屋顶。我们又开始朗诵，蜂鸣般的嗡嗡声围绕着灯光。

“丽蝇吗？”

“不，是一只蜜蜂。我一直在捕捉它们。”皮特制造一个塑料容器，当我看钟表时，他快速而熟练地扑向蜜蜂。

他把它带到外面，这小小的胜利。背对Monsanto，我们继续录音，杰克先生走了进来，用2号簧片奏出萨克斯的铃声，就像一只经验丰富的工作室猫，安静地走动。

我们又恢复录音，有人敲门，沙伦出现了。皮特叹息起来：

“这是我们的入侵者，她给了他一个吻，在麦克风后面。”

我沉思着这是一首诗，一首反向的诗。句子在所有的重量下弯曲，我们不让步，我想把它向众人展示，把它变成一个骨骼硕大蜿蜒的事物，这种不可能的亲子关系，就像杰克先生一样，超越生命。

活在鸟世界里的人

十岁之时，我生活在乡下，暑假时节我和姑妈、表兄妹在一起。我们去捉蟹，或射杀一些桃红鹦鹉，用22号步枪和诱饵。

当姑妈把它们堆在冰箱里，用塑料袋包裹起来时，她提醒我：你最好不要告诉你父亲。

十二年前，我姑妈死于乳腺癌，在她去世后的周年纪念日，我坐在冠动脉护理室，在灰暗的房间里听我父亲一边说话，一边叹息。

我看到排成一行的桃红鹦鹉，浮现在我脑海的冰柜里。

豆豆

我带着父亲的狗，去海滩散步，想象一瓣花也在街上，追逐她的豆豆。他们会成为一对很好的伴侣，豆豆和我听不见声音的父亲。

一个瞎子，一个聋子。

父亲逐渐降低了追求，有一天又带着他的狗散步。

我把她从皮带上解开，就那样看着她，跑到水边。

静物

写诗，就像一碗柠檬在晨光中、在厨房桌子上，你需要柠檬的乐观主义，确定风格和形式以及能力，出让自己就像卑微的柠檬一样，适应你生活中其他的部分，和你的家人一起工作，直到有一天你有足够的“柠檬”，去独自面对生活。

当她洗自己的头发

当她洗自己的头发，木梳静静躺在抽屉。微风吹动打开的书页。羊皮纸上的墨水变干了，茶叶在壶里膨胀又冷却。水龙头打开，热水在沸腾中歌唱，整个世界在等待她头发上，淡淡的香水味。

在秘鲁的朱利亚卡车站

来自库斯科的火车，在朱利亚卡站久久停留。

我们邀请一对友好的秘鲁夫妇，照看座位。然后走出来，踏入温暖的夜空。

远离站台和街头小贩，我们在空车厢的暗影里，抽几根烟。

两个克丘亚女人在夜色里显现，她们的脸如同两颗受惊的月亮，在这样的夜晚。我们示意这里是安全的，她们反复观察，并沿着铁轨奔跑，然后跳上火车。

那时，她们背负的重物，在色彩鲜艳的披毯下，摇晃不断。

当我想起保罗·策兰的信

在巴塞罗那的公寓，失眠的夜晚。我想起了保罗·策兰，他在信中抱怨，住在巴黎公寓十字路口上方时，噪音把他逼疯了，他担心会影响他的写作。

当时读他的信，我觉得自己会喜欢住在那种声音嘈杂的巴黎公寓楼。现在我明白当时是如何呈现那种意境的。

我过去常常担心来自高速公路的、远处的嗡嗡声。但是从欧洲回来，才发现这里听起来如此平静，特别是那树上的鸟和风。

我又从星空找到了方向。在欧洲时，我只看到其中的一些，当我排队买票去阿罕布拉的时刻。

這看起来多么像是一个小奇迹，为了能自己煮咖啡，我把手伸进冰箱去取果汁和酸奶。我又是个拿着水果碗的男人了，做了吐司，把厨房搞得一团糟，一直到很晚。

在我的梦里，有柔软的东西。在我的赤脚上，她轻轻地咬，把我拉出来，进入猫一样的意识。

我未曾熟睡，床上那只猫陪着我，整整三个星期。每次醒来，我都如此兴奋。

太阳和月亮

在我面前的酒吧，一个前臂上纹着太阳的男人，向酒吧职员卖力地比划，我点了啤酒喝一小口，静静地坐在我的凳子上。

那孤单而古老的月亮，披着凹陷的衣袋。

逝友

你问我对此事的感受，事件发生后的几周，我觉得自己不知道该怎么想，这当然不是世俗，期望我的感受是那种典型方式的。

更像是坐火车旅行的人，当有一个人在站台上等着时，你对空间感、时间感的理解，与爱因斯坦的定理稍有不同，我下车时会无端哭泣。这让我想，也许他的死对我影响比我想象的要大，所以我会在人群中看到他的肖像，如同他就在我前面某个地方。

当我们这样谈论死亡时，它让我想起十几岁的时候，我们会分享最亲密的想法，就像我们想象的星期三是蓝色的，星期二是黄色的，星期一——一种白色的夹心，这就是我对死亡的感觉，在言语无法触及的地方。

现在，他的女儿每周六下午都来和我女儿一起学钢琴，我和他的遗孀坐下来交谈，我们仔细回味他生活的诸多细节，如同在寻找线索，或者我们可以补救的事情。有时，她的女儿会来到她身边，跑来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