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利兵

记得在刚入大学后不久，我到学校图书馆找社会学专业书来读，印象最深的一次是读到《乡土足音》《行行重行行》等书中关于费孝通先生早年开展社会学人类学调查与研究的情景，尤其是他在讲述自己与前妻一起到广西大瑶山进行人类学考察时的不幸遭遇，对我触动很大。我之所以会在身心感受上有比较大的触动，主要是他们作为年轻的社会学者能够积极投身于他们所处时代所面临的学术问题，深入发掘，勇于探索和钻研，彰显了老一代知识分子强烈的理性关怀和厚重的历史担当。也许正是那一次读书的触动，我一直对社会学人类学情有独钟，甚至可以说长期以来关注费孝通先生的“足迹、笔迹、心迹”就成为我学习、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费先生在《从实求知录》中自述到，作为一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他一生的学术志向就是“志在富民”四个字。这也是我在阅读其论著时受到的又一次触动，看似简单的四个字，实际上道出了一个知识分子与时代社会之关系的根本性话题。近日由张冠生记录整理出版的《费孝通晚年谈话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一书，更加系统全面展示了費先生对1980年代初中国城乡社会步入改革开放时代后如何进一步发展、繁荣的全景式观察和睿智思考。如：1987年7月在一次关于农业问题的谈话中，费孝通指出：“农村发展战略研究的出发点，必须是对既往历史的真实总结，而不是我们想象应当怎样就怎样。我们要从中国农村发展过程的实际中去总结、反思，总结一下发生过什么问题、为什么会发生。根据自己的体会，认为怎样才能解决这些问题，促进我们的目标早日实现。”1995年9月在谈及教育问题时，他强调说：“什么是教育？或者说，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我说教育就是讲做人的道理，教人怎么做人……我们都在做学问。学问要做出点意思来。意思在什么地方？在于这学问的用处。用到什么地方？用到改善群众的生活上，用到提高生产力。学以致用，这是中国文人的老传统，好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