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星

摘  要：对于一个文学时代的风度而言，五四时代代表的是弥足珍贵的开拓精神，三四十年代代表的是建设中的雄浑气魄，那么在茅盾、巴金以及老舍身上，充分具备这种具有时代意义的开拓者和建设者的气魄。这点毋庸置疑，我们可以从外国作家的评价和角度加以印证。在五四年代的作家们之所以热爱国外文学，不仅仅只是易卜生和卢梭等人所引起的中外文学开放思潮，还加上了莫泊桑、契科夫等人怪诞思维。

关键词：茅盾  巴金  老舍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20）01（a）-0249-02

1  茅盾、巴金、老舍的文学地位

对于列夫托尔斯泰，虽然那时候国内已经翻译了关于他的十几个诗集，但是就五四年代对于他的理解，还只是局限于他那本“艺术论”身上。到了三四十年代，特别是在茅盾等几位文学大家，尤为喜欢一些气魄宏大和境界高明的国外作家。老舍喜欢狄更斯、康拉德、福楼拜，就狄更斯而言，他的作品在艺术的表现形式上是比较粗糙的，但是正是由于这种粗糙，使得他的作品让更多作家直观地感受他的狂野和粗放，使得作家的灵感变得汪洋肆意，汹涌澎湃，其气魄的舒展如细水长流不失圆润，这大概就是老舍热衷于此的原因。而巴金则是更加倾向于列夫托尔斯泰，这是他后期的喜爱，前期则是喜欢左拉的“卢贡-马加尔家族”，正是巴金在阅读这些优秀作品时，激发了他深邃不见底的创作欲望。在另一个角度上，他对于鲁迅的评价也是相当之高，对其针砭时弊、锋芒露骨、毫不留情的笔力所折服，虽然他对于鲁迅颇为佩服，但是受到他的影响也只是局限在短篇小说上，他曾说过鲁迅的“孔乙己”写得多好啊，寥寥千字就刻画出了一个活生生的人物，对于“故乡”和“祝福”等短篇小说则是用精美来形容。整体而言，巴金是从小说的凝练和深刻上汲取鲁迅先生的精华，但是谈到“气魄”一词时，他则提起了左拉。而对于茅盾，对于气魄宏大的外国作家的喜爱是不言而喻的，例如英国的司各德，法国的大仲马以及当时俄国的列夫托尔斯泰。他曾说过，“我在开始写小说时还是在读一些国外小说，读得很杂，各个国家的代表作品都有涉猎。”“英国的司各德，法国的大仲马，俄国的列夫托尔斯泰这些作家常常在隔一段时间后就拿出来读一遍。”在谈论“谈我研究”中，他对于列夫托尔斯泰的理解早已不再局限于“艺术论”，而是上升到了一个更加高深的层次或者领悟境界。他说：“读托翁的大作，至少要下3种功夫：一是研究他文章的布局结构;二是研究他是如何进行对人物的刻画;三是他笔下的热闹场景。”在“爱读的书”里面，显然他对列夫托尔斯泰的理解已经上升到思维和主体。

以上就是对这位作家从外国作品上映射出来的气魄，谁借鉴谁，就像一面镜子，将借鉴者的高矮、水平统统映照了出来，而30年的气魄，则已经初步具备了一代文学大家的气象。

2  茅盾、巴金、老舍的文化类型差异

茅盾、巴金、老舍3位作家是在同样的文化背景下造就的，其文化素质互有通融，但也存在差异，同为文学作家，他们所讲究的无非两点：个性和创造才能。正因为如此，才使得他们在文化类型和审美上有着明显的差异。在以往的文学界曾流传有这样一句话：20岁的时候喜欢巴金，30岁尤爱茅盾，不惑之后唯鲁迅爱不释手。这句话其实从审美和年龄的层次可以窥见一斑，从文化类型入手，茅盾是个十足的政治家和经济家，巴金是个倾向于思想和情感的作家，老舍则是个文化型、平易近人的作家，3人从不同的审美和独特的认知角度表现出社会历史的进程以及丰富多彩的人际关系，所谓三足鼎立，雄浑而各有神采，不过如此。当然，这些作家观察感受生活是多角度多侧面的，不是单角度单侧面的。所以我们在这里需要补充一下，茅盾是以政治和经济为主，在心理和文化方面为辅，老舍是以人文和风俗为主，然后以伦理作为辅助。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对于不同作家的评价会因为时代背景的沉浮和评论家的个人水平而变化不定，而评价角度也过于片面。比如在政治标准作为第一评判标准时，茅盾的作品成就就要高于巴金和老舍，而当出现文化热潮时，老舍的成就就能在一定程度上高于茅盾和巴金。

对于茅盾先生而言，他在观察问题的角度上就加突出时代性，所以他把叶圣陶的“倪焕之”当作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篇长篇小说，在读“倪焕之”这一书内，他表达出了自己的观点：“所谓的时代性，除了要表示时代空气外，还需要具备两个要点：一是时代给了人一种什么样的影响;二是人们的活力又是怎样推动力时代的发展方向和潮流。换而言之，便是推进历史进入必然性的新时代;再换而言之，就是由于人们的集团活动及早地实现了历史的必然性。所以在这样的意义之中，现代的现实文章应该要表现出应有的时代性。”而不止是呼吁现实文作家，他还以身作则，在他的小说“虹”中，就写出了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这段时期内整个中国的思想潮流变化和社会环境的变化，在“虹”中，他曾言：“欲为中国这10年之壮举，留一印痕。”文中梅女士从家庭走向社会，然后冲出社会四川的樊笼去往上海，尽力了受到革命家和政治家影响的这样一个心里历程来反映出中国这10年来的社会变化进程。在“子夜”这篇文章中，也是带有明显的政治动机的，这部小说的初始创作意图实际上和当时的社会性质有关，其目的时反驳“中国已经走向了资本主义的道路”和“中国应该由资产阶级来接任反帝和反封建的重任”的怪诞理论，同时还反对“中国资产阶级可以反对共产党所领导的民族革命运动”，种种迹象，充分表明他的政治立场和政治动机。而值得意味深长的是，他的小说还有没有写完的地方，颇有争议和留白，而正是这些留白之处，恰好是政治色彩最为浓重之处。

巴金属于完全不同的文化类型，他的文字是充满热血和激情的，同时又不乏少有的青春气息，这样的创作思维和他的文学观念和文化背景密不可分。“我只是把写小说当作我生活中的一部分，我在写作上的道路和现实中所走的道路是完全相同的，我的一生都在争扎中度过，正如我的作品……”正如巴金自己所说，他将现实写入作品，作品融入现实，每一篇文章中都饱含眼泪和深情，且唤醒了他在绝望和痛苦中的回忆，但是他却不甘于此，更要呼喊出对于光明的祈求。由此可见，在他的作品中，鲜血和热泪交织，呐喊和呻吟缠绵，最终产生出光明与黑暗产生激烈碰撞发人颤栗的作品。

而老舍的心理历程是比较曲折的，他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时一度接受西方文化的熏陶，后来几经辗转回归故土，从而形成了他在人文风俗上的创作动机，别开生面。正是因为中西方两种文化的冲击，使得他在思维上必然无意地产生一种对比意识，也正是如此，导致他的作品冲破了文化和时代的桎梏，对同一种文化要更加感慨和开阔。在后面的“黑白李”創作之后，老舍的政治意识也逐渐加强。

3  结语

毋庸置疑，这3位一流作家在中国近代文坛上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更是添加了史诗级的雄浑气魄，正是因为3位的笔耕不辍，让30年代以后的文学作品如百家争鸣，争奇斗艳，涌现出一大批思想独到、境界高深的文学作家，为我们现代文学大厦的建立奠定了基石。

参考文献

[1] 刘勇.论中国现代文学史诗意识的建构[D].武汉大学，2005.

[2] 杨义.茅盾、巴金、老舍的文化类型比较[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8（1）：298-299.

[3] 杨义.茅盾、巴金、老舍的文化类型比较[J].文艺研究，1987（4）：78-86.

[4] 王明科.怨恨：中国现代十位小说家文化反思的现代性体验[D].山东师范大学，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