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英聘

摘 要：本文从现存明代贵州四部省志入手，叙述了这四部省志编修的基本情况，探讨了省志舆图的设置与编绘，通过所设地理图和城图的分析，总结了这几部省志舆图的发展变化，以及编绘的特点，进而分析明代贵州所处的重要地位。

关键词：明代 贵州 舆图 编绘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20）01-94-106

省志是地方综合性志书的一种，以一省为记述范围。行省制度始于元代，明代为加强中央集权，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但习惯上仍称为行省，简称为省。贵州作为省的建置，是在永乐十一年（1413），是年设贵州等处承宣布政使司，与都指挥司同治1。贵州省的建立，有效地加强了中央对贵州的行政管辖，在强有力的行政保障下，也促使了贵州方志编修活动的顺利开展。据统计，明代贵州省志官修有四种2，私修有六种3，保存至今的有官修三种，私修二种，但王士性《黔志》仅为一卷，且均为文字性记述。因此，本文拟以现存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嘉靖《贵州通志》、万历《贵州通志》、郭子章《黔记》为研究对象，系统地考察舆图的设置情况，探讨其编绘特点及与军政的联系和影响。

一、现存明代贵州省志基本情况

明代贵州省志现存有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嘉靖《贵州通志》、万历《贵州通志》和万历《黔记》，前三部均为官修，只有《黔记》是私修，但是也是卷帙最多的一部。

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共设十七卷，由沈庠修、赵瓒等纂。沈庠是上元（今江苏南京）人，弘治九年（1496）由刑部郎中任贵州等处提刑按察使司副使4，主要负责督察学校的教育。赵瓒，叶榆（今属云南大理）人，时任贵州宣慰使司儒学教授，主要负责总纂编辑，另有四川峨眉县教谕贵州人易絃以及庠生王佐同编，最后由沈庠删正定稿1。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记述下限至弘治十三年2，志书编修时间当在弘治十三年以后的弘治年间3。该志遵照宋祝穆《方舆胜览》和《大明一统志》的体例，按照宣慰使司、府、州、卫、所的次序记述，其下设建置沿革、郡名、至到、形胜、风俗、山川、土产、公署、学校、书院、宫室、寺观、祠庙、关梁、馆驿、古迹、陵墓、名宦、流寓、人物、科贡、列女、仙释、题咏。对于这部志书的体例设置，虽然有学者认为“既不是‘图经，也不合‘通志体例”4，但是该志却为其后嘉靖、万历省志编修奠定了基础5。特别是该志的舆图绘制，在“图经”之名下传承了图的传统，尽管该志仍然文重于图，但在卷首总图以外，每个府州卫所都设地理之图，其中有的还成为其后省志绘图所遵循的样本。

嘉靖《贵州通志》在贵州首次以“通志”为名，该志共设十二卷，由谢东山修、张道纂。谢东山是四川射洪人，嘉靖二十年（1541）中进士6，曾历官兵部郎中，嘉靖三十一年（1552）任贵州提刑按察使司副使，主管学校的教育7。张道，籍贯未详，官贵州宣慰使司训导。该志于嘉靖三十四年成书，其体例设置按照十二生肖地支顺序排列，由子字号到亥字号，设有地图、建置沿革、郡名、星野、疆域、山川、形胜、风俗、土产、土贡、土田、户口、财赋、徭役、城池、关隘、桥渡、兵防、职官、公署、宦迹、学校、科目、岁贡、祠祀、寺观、宫室、坊市、惠政、古迹、丘墓、名宦、人物、贞节、孝义、仙释、隐逸、迁谪、流寓、兵燹、艺文等门类，其中地图集中设置，其余分为四十门类。该志为弘治《贵州图经新志》的续纂，记事非贯通古今，所记内容均为明朝史事。虽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批评该志“无体例”8，类目设置混乱，但从资料采择角度，该志博引经史子集，又走访故老、儒生，进行实地调查采访，终使其“浃洽而罔遗，精炼而无秕”9，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万历《贵州通志》设有二十四卷10，由沈思充等修、陈尚象等纂。沈思充为万历十四年（1586）进士，任工部主事，后补屯田司刑部员外郎中，再转贵州提学佥事。康熙《贵州通志》记载沈思充“留心文献”，召集绅士之有学识者“会纂《贵州通志》，手自裁定”11。陈尚象为贵州都匀人，万历八年（1580）中进士，以中书舍人选任户科给事中，后转任刑科给事中，因建储事被削籍家居，期间受贵州巡抚江东之延请修志。该志成书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其体例兼采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和嘉靖《贵州通志》之长，又参考其他省志的做法，兼顾省会和其他门类设置，其地图亦按照省会、府州卫所分地汇编1。

万历《黔记》共设六十卷，由郭子章撰。郭子章为江西泰和人，隆庆五年（1571）中进士。万历二十七年（1599），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贵州兼督理湖北等处2，并辅佐总督李化龙平定播州杨应龙的叛乱。至万历三十五年（1607）七月辞官回家奉养父母，一个月后复官3。万历四十年（1612）五月，因抗击苗人有功升至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该书成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但卷首丘禾实序题“万历癸卯重九日”;陈尚象序亦题“癸卯岁”，落款时间又为“万历甲辰初正上元日”，此即万历三十二年（1604）上元节。又据《黔记》卷二《大事记》，其下限为万历三十六年（1608）秋七月，而正文记事则止于万历三十五年，说明该书成书后曾陆续增补。该志共设六十卷，现存有五十八卷，其中卷二十五、二十六讨逆志4两卷已佚失，其余为大事记、星野志、舆图志、山水志、灾祥志、群祀志、止榷志、艺文志、学校志、职官志、贡赋志、兵戎志、邮传志、公署志、公侯伯总兵参将都司守备表、总督巡按藩臬表、守令表、文武科第表、貤恩表、帝王事纪、宦贤列传、乡贤列传、孝子列传、栖逸列传、淑媛列传、方外列传、宣慰列传、故宣慰列传、土官列传、诸夷、西南夷总论，除大事记和西南夷总论外，有二十八门，全书体例比較严整，卷帙繁复，门类创新较多，为明代贵州省志最为宏富的一部。该志仍为续修志书，其记述时限除大事记等外，主要接续万历《贵州通志》，记述明代之史事。

从总体情况来看，明代现存四部省志在体例和记述内容上，都有一定的继承性，而且是逐步完善，其中除弘治志是通志外，其余均以记述明朝史事为主。

二、明代贵州省志舆图设置

现存明代贵州几部省志一个突出的特点，各志的舆图设置都极其丰富。舆图是方志重要内容，宋元以前方志一个重要形式是图经，图即是地图，经是指说明性文字，后来逐渐演变为图少文多，即便如此舆图仍然不可或缺。贵州省志舆图设置，弘治《贵州图经新志》首肇其端，其后逐渐在此基础上予以调整或完善，但大体没有脱离弘治志设置的窠臼。

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其体例仿《大明一统志》，因此舆图设置亦仿于此。据《大明一统志图叙》记载：“天命统一华夷……疆理之制，则以京畿府州直隶六部，天下分为十三布政司……以统诸府州县，而都司卫所则措（错）置于其间，以为防御。总之为府一百四十九，为州二百一十八，为县一千一百五，而边陲之地都司卫所及宣慰、招讨、宣抚、安抚等司，与夫四夷受官封执臣礼者，皆以次具载于志焉。顾昔《周官》诏观事则有志，诏地事则有图。故今复为图，分置于两畿、各布政司之前，又为天下总图于首”，说明了《大明一统志》舆图设置的原则。同时，“图叙”还阐述了舆图设置的功用和意义，认为“披图而观，庶天下疆域广轮之大，了然在目，如视诸掌”5，透过图可以洞察一切。《大明一统志》卷一之前设《京师畿内地理之图》《大明一统之图》，卷六之前设《南京畿内之图》，之后十三布政使司卷首各设地理之图。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认为《大明一统志》出现后，其“程式之美足为万世志法”1，所以仿其体例于卷首设《贵州布政使司地理之图》，之后各卷按照贵州宣慰使司和各府州卫所依次设置，有《贵州宣慰使司地理之图》和思州府、思南府、镇远府、石阡府、铜仁府、黎平府、程番府、都匀府八府，永宁州、镇宁州、安顺州、普安州四州，龙里卫、新添卫、平越卫、清平卫、兴隆卫、威清卫、平坝卫、普定卫、安庄卫、安南衛、毕节卫、乌撒卫、赤水卫、永宁卫十四卫，黄平千户所、普市千户所二所，共三十幅图，均为地理之图。

之后明代几部省志编修，均参照或在此基础上进行调整。嘉靖《贵州通志》是在弘治志基础上续纂，不同的是舆图设置均集中在卷一《地图》一目，与《建置沿革》并设。所设地图有《贵州布政司总图》，增设了《省城图》，仍有思州府、思南府、镇远府、石阡府、铜仁府、都匀府、程番府、黎平府八府，永宁州、镇宁州、安顺州、普安州四州，龙里卫、新添卫、平越卫、清平卫、威清卫、兴隆卫、平坝卫、普定卫、安庄卫、安南卫、毕节卫、乌撒卫、赤水卫、永宁卫十四卫，黄平千户所、普市千户所二所，除增加的《省城图》外，基本依照弘治志的舆图设置，共三十幅图。

万历《贵州通志》兼采弘治和嘉靖两志，并“参之他省志，首以省会提纲，中以各属分纪维之”2。舆图设置分别在省会志和合属志，第一卷、第二卷为省会志，第一卷省会之下首设“舆图”类目，设《贵州全省舆图》《省城图》;从第三卷到第十七卷属于合属志，按照各道统摄府州卫所排列，明代在贵州设安平道、贵宁道、新镇道、思仁道，这种以道辖属分卷可以说该志的一个特点，也反映了以贵州巡抚江东之负责通志编修事宜，凸显巡抚系统的修志特色。该志第一卷舆图有《贵州全省舆图》《省城图》，图后为建置沿革。第三卷和第五卷至第九卷为安平道属，第四卷、第十卷、十一卷为贵宁道属，第十二卷至十五卷为新镇道属，第十六卷、十七卷思仁道属。安平道管辖贵阳府、贵州卫、贵州前卫、威清卫、平坝卫、安顺州、普定卫、镇宁州、安庄卫、永宁州、安南卫，一府、三州、七卫。贵宁道管辖贵州宣慰使司、毕节卫、乌撒卫、赤水卫、永宁卫、普市千户所，宣慰使司外四卫、一所。新镇道管辖龙里卫、新添卫、平越卫、清平卫、兴隆卫、黄平千户所、都匀府、都匀卫、镇远府、黎平府，三府、六卫、一所。思仁道管辖思州府、思南府、石阡府、铜仁府。

万历志第三卷贵阳府之下首设“地图”《宣慰司、贵阳府、贵前二卫图》，之后是“沿革”，其他府州卫地图设置同贵阳府。第四卷宣慰使司，因宣慰使司与贵阳府、贵前二卫同城，故卷首仍设《宣慰司、贵阳府、贵前二卫图》，且与贵阳府卷首图为同一张图，其他府州卫均首设舆图。这些图皆为地理之图，除贵州全省舆图、宣慰使司和贵阳府、贵前二卫图外，府有都匀府、镇远府、黎平府、思州府、思南府、石阡府、铜仁府图，此时府仍为八府，只是之前的程番府改为贵阳府。州有安顺州、镇宁州、永宁州、普安州四州，卫有贵阳卫、贵阳前卫、威清卫、平坝卫、普定卫、安庄卫、安南卫、普安卫、毕节卫、乌撒卫、赤水卫、永宁卫、龙里卫、新添卫、平越卫、清平卫、兴隆卫、都匀卫十八卫。之前弘治志《贵州宣慰使司地理之图》、嘉靖志《省城图》均涉及贵州卫和贵州前卫，且二卫在城内，所以没有在图的名称上显示。安顺州、普定卫同城，镇宁州、安庄卫同城，永宁州、安南卫同城，普安州和普安卫同城，都匀府、都匀卫同城，均为同一幅图，加上贵州省全图和省城图，共二十六幅图。

万历《黔记》与前三志不同，从卷四至卷七专设舆图志四卷，卷四舆图志一包括贵阳府卫州、宣慰司、上六卫、西四卫，设贵州总图说、省城图说、贵阳府州图说、贵阳府卫宣慰司图说、上六卫所图说、西四卫所图说，涉及州有定番州、镇宁州，上六卫有威清卫、平坝卫、普定卫、安庄卫、安南卫、永宁卫，千户所有普安所、安南所、安龙所、平夷所、乐民所、阿落密千户所、赤水卫前千户所、摩尼千户所、白撒千户所九个，西四卫有毕节卫、乌撒卫、永宁卫、赤水卫。卷五舆图志二，包括下七府、下六卫，附四卫，下七府有平越府、都匀府、镇远府、石阡府、思南府、思州府、铜仁府、黎平府，州县黄平州、独山州、麻哈州  瓮安县、余庆县、湄潭县、施秉县、龙泉县、印江县、婺川县、永从县十一个，下六卫有龙里卫、新添卫、平越卫、清平卫、兴隆卫、偏桥卫，附四卫：镇远卫、清浪卫、平溪卫、五开卫。卷六舆图志三、卷七舆图志四，名为“舆图”，实为三代、秦汉、蜀、晋、唐宋元、明历代地名沿革，并无舆图。全志共有图九十二幅，从数量上为明代省志舆图之冠，从图的内容上看有总图、省城图、各府州卫所城图及府州卫地理图，与前三志相比，增加了府州卫所的城图。

从以上四部贵州省志舆图的设置来看，这些图大体仿照《大明一统志》各图，以地理图为主，各图都有全省总图，嘉靖、万历二志增加了《省城图》，至万历《黔记》，各府、州、卫均有城图和地理图，还增加了所城图，说明此时方志编修对城图的重视，这与当时重视城市防御功能无不关系。

附：明代贵州省志舆图设置表

三、明代贵州省志舆图编绘

明代贵州几部省志舆图设置，从总图到各府州卫所图多为地理之图，万历《黔记》配置了城图，从编绘方法上看大体仿照《大明一统志》，变化不是太明显，有所变化的是总图和图的比例。以《大明一统志》所设《贵州地理之图》6为例，该图在方位上采用上北下南，标注四至八到，东抵湖广界，东北抵四川界，东南抵广西界;西抵云南界，西北抵云南界，西南抵广西界;南抵广西界;北抵四川界，布政司、贵州宣慰司以及各府州卫皆以黑方框符号表示，方框内注明地名，山脉用写景山水画大写意的方法，以山相隔，整体布局用示意图的方式（参见图1）。

弘治《贵州图经新志》的《贵州布政使司地理之图》，基本沿袭了《大明一统志》绘图方法，在方位上采用上北下南的形式，标注四至八到，东、东北、东南抵湖广界，西、西南抵云南界，南抵广西界，北、西北抵四川界。图中标注了贵州布政使司、贵州宣慰使司和各府、州、卫、所在位置，地名仍用方框符号表示，主要侧重地理疆域，但与《大明一统志》疆域范围有所不同，说明这期间贵州疆域仍在变化中。在编绘手法上，仍以示意图的方式，增加了河流走向，河流用双曲线表示，从总体上看山水的绘制比《大明一统志》更为简约（参见图2）。

嘉靖《贵州省志》的《贵州布政司总图》沿袭了弘治《贵州图经新志》的《贵州布政使司地理之图》，方位上仍为上北下南，疆域范圍标注四至八到，但更为具体。如东抵湖广偏桥卫界，东北抵湖广界，东南抵湖广界;西抵云南曲靖卫界，西北抵四川界，西南抵云南界;南抵广西泗城州界;北抵四川綦江县界、四川泸州界，东西南北方向具体到州县、卫。绘图仍用方框符号表示地名定位，山水亦用写景大写意的方法，双曲线表示河流，不同的是图中增加了驿站地名，还有西北的雪山关、西南的关岭，东与湖广交界并属于湖广布政使司管辖的偏桥卫、镇远卫、清浪卫、平溪卫在图上标注，此四卫在万历年间归属贵州布政使司管辖。北部四川的播州宣慰司、乌江驿、黄滩、平茶司、邑梅司以及湖广的永顺司、保靖司等交界地区比较重要的地名，也在图上标注，由此可以清晰地看出贵州周边的疆界（参见图3）。

嘉靖年间，罗洪先在元代朱思本绘制《广舆图》的基础上，进行改编增补，成为中国古代第一本综合性地图集，把中国传统的地图绘制技术推上了新的高度。该图集地图的绘制采用计里画方的方法，其中舆地总图按照每方五百里，分省图按照每方百里，其他图画方不等。该图集还首次使用了“图例”符号，“舆地总图”作为首幅地图，划分为三百四十二方，每方为五百里。因此，使图中海岸线轮廓、河流走向以及城邑位置的标注都较为准确，而且府州地名与名山、湖泊、河流的名称亦均有标注。分省图每方百里，各省内府州县、卫所、关隘、镇、营、堡等均采用标准符号表示，并注有名称，图上绘出了府界，由于采用画方，精度较高1。万历《贵州通志》的《贵州全省舆图》就是参考《广舆图》中的《贵州舆图》，“参之睹记，稍订其讹，补其阙”2而成。据该志“凡例”云：“舆地故有图，止分布诸属名，而于列方计里、名川源委，总无当也，今更画之。”3说明之前方志舆图只反映分布和所属地名，没有采用计里画方的方法，对名川源流绘制不太妥当，所以采用《广舆图》的绘制方法（参见图4）。《贵州全省舆图》与《广舆图》的《贵州舆图》比较，在一幅图的右下角增加了“图例”，同现代地图的图例绘制是一样的，此图例亦是参照《广舆图》的图例进行修订（参见图5）。两相比较可以看出，“水”“界”“路”“府”“卫”的符号都稍有变化，一些地名未像《贵州舆图》标注符号那么严格，图例的使用有所减省。两幅图同样标注了河流的渊源。在图的左上角，还注明了舆图绘制标注地名的原则：“贵州山丛故多不载，水难测故辨其脉，路崎岖故指其向，府卫错治故识其处，府与卫同城者书府不书卫，卫与州县同城者书卫不书州县”，这个原则也是各个府州卫所图绘制原则。

万历《黔记》中贵州省舆图直接采用了罗洪先《贵州舆图》（参见图6），与万历《贵州通志》相比，左边绘图标注地名的原则皆相沿袭，没有注明图例。但在图说中，说明了绘制舆图的原则、目的和意义：“贵州一线，路外即苗穴矣。即苗即贼，不窥吾路则窥吾城，故图疆域之远近、道里之险易，令守路者知其去来之踪;图城郭之广狭、民居之疏密，令守城者曲为平陂之防，庶于弥盗稍有裨乎？是吾作舆图意也。贵州东抵平溪卫界，五百五十里;南抵泗城州界，三百四十里;西抵曲靖卫界，七百二十里;北抵泸州界，七百五十五里;东南抵荔波县界，五百八十五里;西北抵建昌行都司界，一千六百里，西南抵亦佐县界，九百二十五里;东北抵湖广五寨司界，八百里;抵南京四千二百五十里，抵京师七千六百七十里，其幅员广矣。睹吾乡罗文恭公舆图，其夷险晰矣。”1又引嘉靖间桂萼《贵州图叙》：“山箐峭深，地瘠寡利，夷性猾诈，殆有甚焉。”2郭子章作《黔记》时，已平定播州杨应龙之乱，但是对防守仍很重视，尤其是对城池的防守。因此，《黔记》的《舆图志》有四卷，对明及以前地理沿革用详尽的文字予以阐述，在舆图的设置上，除了地理图还增加了城图。

从嘉靖《贵州通志》开始，虽晚仍以地理图为主，但对城图的绘制开始重视，不仅增设了《省城图》，而且城图在图中占比渐重，对城池的表示不再是一个符号。万历《贵州通志》除《贵州全省舆图》变化较大外，其余《省城图》及府州县卫所图均沿袭了嘉靖志的做法。至《黔记》地图的绘制又有一个大的变化与发展，不仅数量比前几部志书远远多出，而且除《省城图》外，各府州卫所都有一幅城图与地理图并设。

从以上四部省志舆图编绘来看，从受《大明一统志》的影响，到受《广舆图》的影响，反映了舆图编绘向准确、规范发展的方向。

四、明代省志舆图编绘的特点

从现存明代四部省志来看，在编修体例上具有很强的继承性，每一次编修都是在前志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舆图的编绘也是如此。从总体来看，明代贵州省志舆图与其他地区相比，有不少特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舆图的数量较多。一般的方志舆图多为地理图、城图、衙署图、儒学图等，数量较少，每种图只有一幅，而且多集中在卷首。从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到万历《黔记》，除了全省地理图外，府州卫所还有地理图、城图两种，弘治志、嘉靖志均为三十幅，万历志二十六幅，至万历《黔记》多达九十二幅，这在明代方志中是不多见的，充分说明贵州方志编修对舆图的重视。

二是贵州省志舆图受《大明一统志》影响。弘治《贵州图经新志》是现存贵州省志最早的一部，其全省地理图以及各府州卫所都受到《大明一统志》的影响，《贵州布政司地理之图》基本照搬《大明一统志》，甚至绘制符号亦仿照《大明一统志》，之后的嘉靖《贵州通志》从布政使司到各府州卫所基本沿袭，万历《贵州通志》和万历《黔记》除全图之外，各府州卫所之图亦是沿袭前志的做法。

三是貴州省志舆图反映了明代地图绘制水平的进步。地图起源很早，“可能在人类发明象形文字以前就有地图了，因为原始的地图都是形象化的山川、道路、树木，用图画实物来表示，以为旅行和渔猎的指针，而象形文字却多少带符号性质，是比较进步的文化”，认为“现存的《山海经》，原来是有图的”3。因此，万历《贵州通志》亦记载：“俯察分疆万国，敷土九州。《禹贡》之作，舆经鼻祖。殷缵旧服，周掌职方，迨汉萧何收之，秦府咸阳之炬，图籍未灭”4，提到商周至秦汉时期舆图的情况。西晋初年，裴秀拟订制图六体，尤其重视分率和准望，也就是使每幅图全部依据统一的比例尺和开方计里的纵横平行线定位，对于地图的精确性提出更高的要求，推动了舆图之作的水平。从隋唐至宋元，地图制作呈现多样化，边境地图得到重视。元代地图杰出的作品是朱思本的《舆地图》，明代罗洪先在此基础上增编，除了将元代的区划改成明代区划外，还增补了许多具有新内容的专图。在绘图中还创制了二十四种符号，初步形成了地图符号系统，使地图绘制趋于标准化。万历《贵州通志》和《黔记》的贵州全图，借鉴并采纳了舆图绘制的最新成果，在方志地图制作的准确和标准规范方面前进了一大步。二志虽然采用了罗洪先《广舆图》中的《贵州舆图》，但没有拘泥于此，而是根据实际情况作了修订，以使舆图更为符合实际。

四是注重城市建设与布局规划。明朝对地方城池的修筑极为重视，在元末明初，朱元璋在拓展军事战果的同时，也兼顾地方的经略与城池的修筑，并提出经略地方的一些理念。如至正十八年（1358），朱元璋听取儒士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1的建议，注重城池的修筑。至正二十五年（1365）五月，“以王天锡为湖广行省都事，谕之曰：‘汝往襄阳，赞助邓平章设施政治，当参酌事宜，修城池、练甲兵、撙节财用、抚绥人民”2，将修城池与练甲兵、撙节财用、抚绥人民并重。至正二十五年，还提出了“凡守城者譬之守器，当谨防损伤。若防之不固，致使缺坏，则器为废器，守者亦不得无责矣”3，将守城当作守护武器。因此，筑城安民，据守一城一池，成为明代经略地方的一个重要策略。从明初以来，各地非常重视城池的修筑与建设，贵州也不例外。从各志记载来看，贵州各府州卫所城大部分在洪武时期就初具规模，之后屡次加固，尤其是明中期开始贵州有土司之乱，对城池的修筑和防护更为重视。因此，弘治《贵州图经新志》收录的都是地理之图，说明明代前期对贵州地区的重心还在开疆固土，嘉靖以后渐有变化。嘉靖《贵州通志》首次将《省城图》入志，不仅有城墙及各门，还标注了各重要官府衙门及卫所，周边的山川形势亦一目了然。而且嘉靖志各府州卫所图，亦改变了弘治志只是图示的做法，凸显了每座城市的布局和重要机构所在地。万历《贵州通志》由于借鉴罗洪先《广舆图》的绘制方法，在绘图的准确方面更进一步。万历《黔记》在前几次修志基础上，更为重视城市图入志，除了省城图之外，所有入志的府州卫所均配备了城图和地理图，在每幅城图之后还有图说，详细记载这座城市修造建筑的历史与规模，“图城郭之广狭、民居之疏密，令守城者曲为平陂之防，庶于弥盗”4，这也就是城图入志的目的和意义（参见图7）。

五是注重安邦抚民军政功能的呈现。现存明代四部贵州省志的地图以地理之图为主，后来增加了城市图，这些图多画以山川、地形、官署、卫所、疆域，所以其功能不仅在于安邦抚民，而且还有一定的军政功能。秦末萧何收秦丞相律令图书，当时主要了解“天下厄塞”5险易。秦汉时期分封诸侯，亦按舆地图。《史记·三王世家》记载：“太仆臣贺行御史大夫事昧死言：‘太常臣充言卜入四月二十八日乙巳，可立诸侯王。臣昧死奏舆地图，请所立国名。”6《汉书·淮南王传》还记载部署兵事使用舆地图：“日夜与左吴等按舆地图，部署兵所从入”1。从汉代至隋唐，各种地图大致都在各地继续流传，各地的图经、图记之类的书籍，其中既有一定地区的地图，又有比较详细的叙述，这一时期随着边境形势的发展，有关边防的图也有所发展2，这一传统一直延续至宋元及明代。明代贵州省志地图的编绘，都很重视实用功能。

嘉靖《贵州通志》记载：“《周礼》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以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而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而隶于司马。先正曰：‘谨之也。盖谓司徒营之，即藏之司马，秘不得见，所以弥奸而防患也。山则谓此特为九畿郡国言耳！若乃天下沿边厄塞，则固为边备者所宜悉知，不但使秘不得见而已。唐人设兵部，属有四，一曰职方部，我朝因之。职方所掌者，兵戎边防之政，而沿边图本实在焉，意固有在矣。贵州古西南夷徼，今诸夷环列如故也。惯见鞭长，虞成尾大，然则地之有志，志之有图，其可忽诸？”3叙述了职掌地图的机构职责、地图绘制的目的与意义等，凸显了方志地图的功用。万历《贵州通志》也指出：“皇明肇启黔藩，襟川带粤，枕楚距滇，窟丛万山，丝悬一线，盘蜒曲折，东西冥迷，指南籍图于兹为亟。”4说明绘制地图的重要意义。因此，从各部省志所绘舆图来看，标注疆域形势、山川走向、府州县城市、卫所分布，而且对“府与卫同城者书府不书卫，卫与州县同城者书卫不书州县”的处理，显然都是从实用和军政功能考虑的。

五、结语

方志编修是随着各地行政建置的演变进而发展的，透过方志的记载，不仅反映了地理版图的变迁，而且反映了国家行政管理职能的变化。明代贵州建省以后，方志编修逐步与全国同步，不仅有省志而且府州县志亦普遍展开，明代贵州方志流传下来的较少，现存的几部省志具有很强的传承性和继承性，其中方志舆图的绘制也是很有特点的，反映了明代方志编修的水平。这些数量丰富的方志地图，展示了贵州的山川形势，凸显了贵州在明代所处的重要地位。

Editing and Features of Guizhou Province Gazetteer Maps

in Ming Dynasty

Zhang Yingpin

Abstract： This article starts from the existing four provincial Gazetteers of Guizhou in the Ming Dynasty， which describes the basic situation of the compilation of these four provincial Gazetteers， and it also discusses the setting and editing of provincial Gazetteers maps. It summarizes these provincial Gazetteers map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geographic and city maps setting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as well 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diting， and then it analyzes the important position of Guizhou in the Ming Dynasty.

Key words： Ming Dynasty;Guizhou;Gazetteer map;Editing

责任编辑：黄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