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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清初诗文批评略论

2020-03-24周美

贵州文史丛刊 2020年1期
关键词:神韵

周美

摘 要:《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在《四库全书总目》稿本系统中,有着重要作用。《初目》中所收录的清人别集提要,已然能够初显四库馆臣对清初文坛的文学评价,且具有了一定的系统性。这一系统的学术评价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乾嘉朴学思想的初步体现,在《初目》中,馆臣对学有根柢之作均会特别重视,予以积极评价;二是强调温厚雅正文学作品的导向意义;三是标榜“神韵”,馆臣将王士禛对清初文坛的个人评价提升至官方学术层面。

关键词:《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 稿本系统 乾嘉朴学 学术体系 “神韵”说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20)01-67-73

《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以下简称《初目》)是《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的稿本系统之一,是乾隆三十八年《四库全书》开始编修以来,各书提要的第一次汇辑。“虽无《总目》之名,却有《总目》之实,可以说是《四库全书总目》的原始面目”1。《初目》自2012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后,开始进入学界视野。后又经江庆柏、赵望秦等学者的整理、校正,为学界提供了方便。学界对《初目》的研究只有七年,却不乏优秀的学术论作,如夏长朴《〈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初探——编纂时间与文献价值》2,刘浦江《〈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再探——兼谈〈四库全书总目〉的早期编纂史》3,刘桥《〈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与〈四库全书总目〉比较——以宋集部别集类为例》4,马君毅、赵望秦《〈四库全书〉版本调换问题的新例证——基于〈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的探究》5等研究,让学界更加了解《初目》。但是这些研究主要是从文献学的角度出发,意在探讨《初目》的编纂时间、性质等,对其文学性研究有所缺失。《初目》中的馆臣提要语虽不繁杂,然对绝大部分的文人别集都已经出现具体的评价,若拾掇起来,可以观当时的文学风格。据笔者统计,《初目》收录清人别集提要稿七十七篇,这些提要稿中有四库馆臣对文人别集的评价之语四十余条,占所收清人别集提要稿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由此可见,在《初目》清人别集提要稿中,已经呈现出了四库馆臣对清初诗文较为完整的学术评价。研究《初目》中的清人别集提要稿,可以大致了解在官学视野下,四库馆臣所建构出来的清初诗文批评体系以及清初特定时代背景下所呈现出的文学观。

一、清初实学:乾嘉朴学思想之肇端

观《初目》中馆臣对清人别集之评价,从学术层面来看,馆臣对学有根柢的考据之作多加褒扬。如评魏禧《魏叔子集》:“禧文尤纵横奥衍,不名一格,而大致近乎苏洵、苏轼,国初称古文者首推焉。其集,文二十二卷,分十八体,体各冠以题词;诗八卷,非所擅长;《目录》三卷中多精确之论,切于实用,亦非诸家语录空谈性命者比。”1检魏禧文集,集中多实用之文,空谈之言并非没有,但就清初而言,其文尚质。馆臣将魏禧与诸家对比,凸显其古文之“实”。诸如此类的评价还有许多,如汤斌《汤子遗书》“故见于文章,词有根柢,非迂儒高论之比也”2;韩菼《有怀堂诗文稿》“菼以制艺著名,而诗古文亦雍容冲淡,不失大雅之音”3;汪琬《尧峰文钞》“琬经术湛深,言有根柢,尤为当代所重焉”4;储欣《在陆草堂集》“(欣)少笃学,以制艺名于时,而古文尤谨洁明畅,有唐宋家法,大致于苏轼为近”5;杜诏、杜庭珠《唐诗叩弹集》《续集》“其训释考证,亦颇多可采”6。从以上诸多评价可知,在官学体系下,馆臣倡导实用文风、学有根柢,效仿“大雅之音”“唐宋家法”的创作作品皆被予以肯定。

从文学层面来看,馆臣对清人别集作品中浮夸、绮靡的文风进行了批判,有的甚至予以否定,表明其推崇正确文风的做法。如尤侗《西堂全集》提要言:“其诗早摹温、李,多入绮靡,晚涉元白,颇伤率易。杂文品格亦类其诗,所作《汤传楹遗像赞》以‘楚押入‘麻韵中,盖亦风流自命,不屑屑于考证者矣。”7查尤侗早期的创作,确有不少作品因模仿温、李导致风格浮艳,而杂文著述却忽视考证,馆臣确有看出其中的问题所在。又道戚玾《笑门诗集》“所作好为新语而不免纤仄,公安、竟陵之派也”8;称丁炜《问山诗集》《文集》《紫云词》虽“以长短句擅长,诗文亦清切平典,不涉王、李、锺、谭之派,然酝酿未深,微伤于薄”9。在上述的评价当中,整体的诗文风格偏向绮靡、纤仄的作品,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批评。馆臣反对绮丽文风的正面是推崇正确的文风,并不认可清初诗文风格的绮靡笔法。

《初目》所体现出的馆臣崇尚根柢考证之学,而批评空谈绮丽之作的倾向,实际上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初目》纂修的乾隆时期,正是朴学大兴的时代。天子“稽古右文”,且大兴文字狱,这种环境之下,文人如履薄冰,只能从“故纸堆”中讨生活。馆臣作为朝廷官员,学问上必是顺应时代潮流,致力于经史考据、实事求是之学。而四库馆臣本身對考据之学的用功之勤,在为进呈书籍撰写提要稿时,必然会从自身的学术观点出发做出选择和判断,其评判标准与其学术观点相契合,在撰写提要时对根柢考据之作也会有所注意。另外一方面,帝王所推行的文化政策成为学术标杆,因此在馆臣的提要稿当中,便会体现出时代文化政策的标准。我们会发现致力于考证、有根柢之学的作品得到的多是褒赏之语;而空泛、虚无的作品则是批判。馆臣的评价虽然是有所选择偏于一端,但从其对请初诗文的批评中,也可以窥见清初文人对考据、根柢之学的重视,清初讲究实证的精神和务实的态度实开乾嘉学术之肇端。

在乾嘉朴学大兴的时代,朴学大师们回顾前朝,亦会感叹“古学之兴也,顾氏始开其端”1,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当中也提到“清初学者虽不若乾嘉诸师之家法完密,然而筚路蓝缕,开三百年来治学涂术,厥功伟矣”2。

二、推崇雅致:清初文坛风气之转变

《初目》清人别集提要中反映出的馆臣对根柢考证之学的推崇,是受当时的文化环境影响。那么馆臣对于清人别集本身的文学性,又是怎样的态度呢?在其中一部分提要的文学批评中,我们发现,馆臣对雍容雅致的文学是极其推崇的。

《初目》韩菼《有怀堂诗文稿》提要言:“菼以制艺著名,而诗文亦雍容冲淡,不失大雅之音。”3韩菼之诗文,确实多为雍容雅致的作品。他者类似的评价还有孙蕙《笠山诗选》“诗格清丽,无尘俗之气”4;颜光敏《乐圃诗集》则“极推其《太华》《燕子矶》《麦雨》《地震》诸篇,以为出入于工部、昌黎之间”,又“其诗气韵修洁,亦颇有雅人之致也”5;梁清标《蕉林诗集》“其诗作于明季者多感慨讽刺之言,及入本朝以后则沨沨乎舂容之音矣”6;庞垲《丛碧山房集》“垲为诗主于平正冲澹,不求文饰”7;宋琬《安雅堂集》“其诗境澹远,颇有雅人之致”8。从以上诸提要频繁出现的“清丽”“温厚”“大雅之音”“雅人之致”等字眼,可以了解到馆臣对清人别集雅致风格的推崇情况。

四库馆臣对清初诗文“雍容雅致”风格的评价,是符合清初文坛创作风格实际的,但与清初文人自己的诗文评价相对照,两者评价大致相似而又有不同。馆臣在多样化的风格中作了取舍,偏向于雅致风格的呈现。清初文人邓汉仪著有《慎墨堂诗话》,对清初文人作品也有着大量的评点。馆臣提要是建立在整个诗文集的风格上,邓汉仪的评价则深入文人作品本身。邓汉仪在评孙蕙诗文之时,称孙蕙《归鸟》为“取材潘陆而纬以性情,固非循声逐步者”9;《泊舟滞雨》一诗“全诗整而警,句殊出人意表”10;《过渑池》“意刻而气浑,可谓良工惨澹”11,同四库馆臣一样,邓汉仪也认为孙蕙创作多清丽之语。评梁清标的作品,其整体评价则引用了梁的学生汪懋麟的话语,汪言“吾师生长京国,早登上卿,凡所撰著,皆庙堂雅颂之音”12,涉及到具体作品又有所变化。分析梁清标《棠村词》的落脚点在其词作感慨世事,用词悲壮之中。梁清标的创作确实是有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早年是感慨世事之作,后来则是庙堂雅颂之音。言宋琬《萤苑怀古》“用事俱极典雅”13;《竹罂草堂歌》是“笔笔韶秀,其填实处总觉风韵撩人”14;评《姜奉世新寓园亭,故相国申文定公别墅也,余所居西百花巷,相去才二百武,客中无事,晨夕往来,赋诗书壁,以纪岁时二首》为“舂容大雅,而天涯之感自见”15;称《初冬同赵一鹤、欧阳介庵宿鸡山寺》“无意求工而自然隽胜”1。宋琬的诗歌创作,一直以来都是典雅风格,无论是馆臣,或是同时代的文人,对他创作风格的看法皆一致。但是颜光敏《乐圃诗钞》中的不少作品,邓汉仪却多着眼于用词险丽和奇绝,如形容《千尺峡》是“警绝”“又辟一奇”2;《戊申六月十七日齐鲁大地震,歌以纪之》为“精力大、议论强,造语复诡异。此才人呈奇作异之诗,与昌黎对垒者也”3。馆臣在颜光敏的诗集当中所看见的总体的特点是用词气韵修洁,有雅人之致,虽然也提到过出入于昌黎之间的诗作,不过在总体上是偏向其“雅”的特点。邓汉仪则看到他的作品当中的险丽和奇崛,并且以此为主要创作风格。由此可知,馆臣面对文人的多种风格,会更偏向于其诗文的雅人之致,在提要中强调温厚雅正文学作品的导向意义。这种导向意义也是清初统治者极力想要打造出来的一面。

明末清初,文人创作多为明清易代之际的产物,遗民文人的文学创作是高风亮节、慷慨悲歌之作,清初这种文风占据一定的地位。进入康熙时期,政权逐步稳定,这类哀恸的诗文创作,则不再适合时代的需求和境况,因此统治者需要为新朝创造一种新的风气。

清初文坛风气的转变,最直接的影响是来自官方力量的推动。统治者以极大的热情参与和推动文学创作。康熙时期举办过众多大规模的赐宴、赐诗、赐物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文人创作。宴会的举办云集了当时翰林大大小小的官员,这些人后来皆成为了文化推进的主力。康熙在云南平定之后举行赐宴活动云:“朕于宣政听览之馀,讲贯经义,历观史册。于《书》见元首股肱赓飏喜起之盛,于《诗》见《鹿鸣》《天保》诸篇,未尝不慕古之君臣一德一心、相悦若斯之隆也……顾瞻诸臣,或位居谐弼,或职任卿尹,或典文翰,或司献纳,宜共成篇什,以绍雅颂之音。朕发端首倡,效柏梁体,班联递赓,用昭升平盛事,冀垂不朽云。”4从这段话能够知道康熙为了统一文学创作,极力倡导诗教之观念。在康熙下令编订的《御选唐诗》中杜甫、白居易等人反映民生疾苦、社会动乱的作品已经全然不见踪影,其原因正如书序中言:“孔子曰:‘温柔敦厚,诗教也。是编所取虽风格不一,而皆以温柔敦厚为宗。其忧思感愤,倩丽纤巧之作,虽工不录。使览者得宣志达情,以范于和平,盖亦用古人以正声感人之义。”5这些举措证实了温柔敦厚的诗教观念正在以一种官方的形式确立,吟唱盛世的元音渐次取代明末清初之际的凄楚激越的变风变雅之音,自上而下对雅颂之音的推行,自然造就了温和雅致文学的产生。姚鼐对此现象的出现,曾作出中肯的评价,称“国朝诗人少时奔走四方,发言悲壮;既遭恩遇,叙述温雅,其体不同者,莫如查他山”6。

经过官方的推动,清初文人群体对盛世吟诵形成了一种共识,并希望能以个人的影响力来建立诗学意识,改变遗存的晚明诗风,开创清王朝闳雅正大的一代新风。正如宋征舆所言“国之将兴,必有敦庞淳厚之气,畅乎人心。于是发为文章,其象丰斐博大,所以应其休征而协其嘉,则自然之符,不可强也。稽诸往昔,若周之二南,汉之西京,唐之贞永,宋之隆淳,明之洪永,其时能言之士,不为纤靡浮诞之词,而气象壮硕,茁然魁然”7。

文人的自觉认同又在文人群体中推动了清初温雅诗风的确立。在清初文人中,有三人不得不提到,即施闰章、魏裔介和冯溥三人对清初温雅诗风的倡导不遗余力,此三人均以自身的影响力对文坛风气的转变起着推动作用。魏裔介编选的《观始集》,政教色彩相当浓厚,所挑选的作品,无不是“会国家膺图受箓,文章彪炳,思与三代同风,一时名贤,润色鸿业,歌咏至化,系维诗道是赖”1的敦厚雅致作品,而对反映现实表达个体愤懑之作,却称“若夫淫哇之响,侧艳之辞,哀怒怨诽之作,不入于大雅,皆吾集所弗载者也”2。馮溥的贡献主要是在主博学鸿儒科考试之际,广交士子,尽心竭力,“至田野之布衣,白屋之贱士,亦必扫榻以待之,降阶以礼之,而且为燕饮以洽之,延誉以广之;其贫约无以自存者,为馆舍以居之,改衣授食以周之”3。这使得他在当时士子心中建立了良好的声望,于宣传自己的文学主张有着很大的帮助作用,高珩《佳山堂诗集序》记录“千载一时而侧席,幽人风云蔚起,四海人才一时罗之金门玉堂中。……而更喜诸君子得先生为之大冶,咸在函丈之列,一觞一咏,郁郁云章”4。冯溥自觉地以庙堂文人、馆阁之臣的身份,传播主流文学观念,像他在《赠别己未诸子》所说的那样:“诸子何济济,蔚矣廊庙材。菁华不易得,麟凤非凡胎……相励以坚贞,见异迁乃垂。立朝贵正色,匪曰著风裁。”5他是自发地以馆阁之臣的身份对士子进行劝勉。施闰章在扭转清初诗风上所作的贡献虽然没有魏裔介、冯溥两人影响深远,但是施闰章在晚年以博学鸿儒进入朝廷之后,立即成为了冯溥扭转诗坛风气的得力助手。施闰章在《佳山堂诗序》中称冯溥为诗坛风气的重振者:“吾闻古君子在野则思廊庙,立朝不忘江湖,先生处纶扉,密勿献替,以人事君,罔懈夙夜。……夫孔子删诗而雅颂得所,延陵听乐而兴衰是征,诗也者,持也。由是言之,谓先生以诗持世可也。”6以上三人对清初文坛影响很大。一方面是统治者的倡导,文学创作需要符合当时的社会发展;另一方面便是文人本身的认同感和影响力,使得文人创作一直往大雅之音的方向发展。

三、标榜神韵:王士禛诗文批评之价值

在《初目》提要之中,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值得注意,即《初目》清人别集提要稿中多处直接征引王士禛对清初诗文的评价。如孙元衡《赤嵌集》提要中云:“王士正7为点定之,谓其‘追踪建安,蹑迹长公。”8又张实居《萧亭诗选》提要云:“士正序称其古今诗盈千首,乐府古选尤有神解,为择其最者三百余篇。”9评唐梦赉《志壑堂集》:“王士正《渔洋诗话》称其诗出于苏、陆。”10评田雯《古懽堂集》:“王士正《池北偶谈》尝记其好奇。”11评冯廷魁《冯舍人遗诗》:“王士正序之,称其天才超逸,多顿挫悲壮之词。”12宋琬《安雅堂集》:“王士正《池北偶谈》云:‘康熙以来,诗人无出南施北宋之右。盖谓琬及闰章也。……其诗境澹远,颇有雅人之致。”13种种评价,皆为馆臣直接征引王士禛评点之语。王士禛才学渊博,对清初诸家著述颇为了解,且能给出中肯之语,馆臣直接征引体现了王士禛在清初文坛的影响力,以及对其诗文评价的认可。

但值得注意的是,四库馆臣对王士禛的诗文评价也进行了有意的取舍。如评冯廷魁《冯舍人遗诗》,王士禛除了在其序当中的点评,还说过冯廷魁的创作为“文清迥绝俗。歌诗尤超逸,似不从人间来”1。冯廷魁的好友及同乡赵执信也称冯廷魁“标新立异,与时消息,而神韵泠然,去俗远矣。古体取法青莲,极之昌黎、眉山,比兴深切,风格超峻;以余力为奇情险语,迈古骇今”2,但是赵执信还提及“至其潜心孤诣,虽渔洋、田、谢诸公,知之盖不能尽,而况泛泛者乎”3,这些不同的评价展现了冯诗并非一种风格。正如宫泉久所言:“冯廷櫆诗歌多有险语奇情,风格清丽淳朴,故有清警特色。其诗清丽,却非王士禛所说‘歌诗尤超逸, 似不从人间来,是‘诗之中有人在,‘诗之外尚有事在。”4冯氏的著述风格多变,馆臣仅取王世禛评价其诗歌超逸处,可知馆臣是有意彰显清初诗歌创作的“超逸”,以符合主流文化观念的倡导。四库馆臣在提要当中,直接征引王世禛之话语,将其对文人别集的个人评价提升至官方学术层面。这一做法并非意味着王氏之言可完全代表馆臣观点与清初的诗文风格,而是因为他在清初文坛的影响力,以及其创作与评述,刚好符合当时的官学思想和文学价值取向。

康熙己未举行博学鸿儒科前后,是清初文学创作的一个转型期。遗民诗人的凄凉笔调已经不适合太平盛世的发展,急需一种新的风气注入来引导文学创作。博学鸿儒考试期间,众文人汇集京城,结友唱和,希寄能扩大自己的声誉和在诗坛的影响力。在这些人中,有一人不可忽视,便是王士禛。王士禛早于顺治十四年在济南大明湖秋柳唱和,创作了《秋柳》四章,一时之间,王士禛诗文之名在文人团体中流传开。参与这一唱和的“包括冒襄、徐夜、顾炎武、曹溶、许旭、王士禛兄士禄、陈维崧、朱彝尊、汪懋麟等”5。在这些人里面“有始终坚持遗民立场,不与新朝合作者,如冒襄、顾炎武;有开始坚持气节,后来入仕为官者,如陈维崧、朱彝尊;也有一开始即趋向新朝者,如王士禄、汪懋麟,这三类人几乎包括了当时政治社会中的所有人等”6。顺治十五年王士禛任职扬州推官之后,文学创作达到鼎盛状态,举办了很多的唱和活动。当时扬州有一批遗民团体,这个团体中不乏诗坛老前辈,对王士禛名声的传播,有很大的帮助,正如王士禛自述“余在广陵五年,多布衣交”7,其中的布衣便是指遗民团体。严迪昌先生认为“王士禛真正被融化进遗老遗民的文化圈,关键一环节是顺治十八年(1661)三月公差南京,与布衣丁继之交游,并经丁氏的中介而结识遗老中年资最高的诗人林古度”8。王士禛接触并亲近江南的遗民团体的态度颇见成效,很快在遗民诗人团体中占据了话语权,而且得到了大力的支持。与这些文人的交往,必然会扩大自身的影响力,从而确立了自己在清初文坛的地位和影响力。

王士禛的文学创作风格主“神韵”,邓汉仪评其《香山寺月夜》“神韵殊超”9,《金陵晓发》是“隽思雅韵,如见晋宋间人”10,《紅陵》“思洁而体轻,故涉笔即有天然之韵”11。上述评价的共同之处皆点明了王士禛诗歌的“韵”味所在。恰巧在康熙诗坛迫切转型之际,王士禛的“神韵”诗风打破之前的沉重风格,一时在康熙诗坛成为主流。康熙本人也注意到了文治的重要性,有意推广王士禛的“神韵”之说。康熙十五年,王士禛入翰林院为侍读,诗坛似乎需要王士禛的影响力来改变当时的创作风气。故沈德潜云“或谓渔洋獭祭之工太多,性灵反为书卷所掩,故尔雅有馀,而莽苍之气、遒折之力,往往不及古人……然独不曰,欢娱难工,愁苦易好,安能使处太平之盛者,强作无病呻吟乎”1。王士禛创作特点及诗风是时代影响下的必然。王士禛友人陈维崧为《带经堂集》作序时亦曾提及:“先生既振兴诗教于上,而变风变雅之音渐以不作。读是集也,为我告采风者曰:劳苦诸父老,天下且太平,诗其先告我矣。”2王士禛诗歌有一种太平盛世之风,这也是四库馆臣所看重的一点。

正是因为王士禛在清初诗坛的地位,且创作具有代表性的雍容典雅之气,那么王士禛是清初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人物。王士禛对清初诗坛的评价,明显带有时代所需要的价值导向,馆臣将其接纳为一种“权威”解读便是情理之中。

四、结语

总的来看,《初目》清人别集提要稿,可以说是馆臣对清初文坛的概观。馆臣对清人别集考据之作、雍容典雅之作,表现出很大的倾向性和认可性。清初文人对考据、根柢之学的重视,开乾嘉学术之肇端。而为《初目》撰写提要的四库馆臣,大部分于考据之学有所造诣,在撰写提要时对根柢考据之作的评判更为全面。另外,在提要之中,强调温厚雅正文学作品的导向意义,可以透过文人的创作风格观清初文坛的整体风貌。在清人别集提要中,馆臣征引王士禛之语来表达观点,将王士禛对文人别集的个人评价提升至官方学术层面。馆臣的这一做法并非意味着王氏之言可以代表整个清初文坛的创作风格,而是因为其创作与评述,刚好符合当时的官学思想和文学价值取向。《初目》作为《总目》的稿本系统之一,其中的清人别集提要稿对了解清初诗文批评风格已颇为全面。而馆臣的文学评价,又在一定意义上代表着官方的学术视野。因此对《初目》中清初诗文批评的研析,是探究《总目》最终所形成的清初文学观的重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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