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咏咏

【摘 要】《孽子》和《夏日终曲》两部作品，均以同性恋为题材，作品中都涵盖了作者的人生缩影，其结局都具有一定的悲剧性。但由于文化土壤的异质性、作者经历的差异性等，使得两部作品在主题思想、艺术手法、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存在明显的差异，而这些不同之处也透露出异质的文化背景下，人们对于生命意义的不同探寻。

【关键词】《孽子》;《夏日终曲》;同性恋

中图分类号：I06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20）07-0218-02

中国台湾作家白先勇的长篇小说《孽子》与美国作家安德烈·艾席蒙的《夏日终曲》同属于同性恋题材小说。白先勇的《孽子》聚焦台北中央公园里那一群以阿青、小玉、老鼠、吴敏为代表的同性恋青年不为人知的人生境遇和心路历程。安德烈·艾席蒙的《夏日终曲》则讲述的是意大利古典小镇的夏日，Elio与Oliver两人短短六周的爱恋，却成为彼此一生中最璀璨的时光，并彻底颠覆了他们的命运。这两部作品都体现了残缺美的审美意蕴。《孽子》中，阿青等人的避难所“安乐乡”最后迎来关停的命运。《夏日终曲》中，罗马之行之后，Oliver回到纽约娶妻生子，两人至此分离了二十年。虽然两个文本题材相似，但由于文化土壤的异质性、作者经历的差异性等，使得两部作品在主题思想、艺术手法、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存在明显的差异，而这些不同之处也透露出异质的文化背景下，人们对于生命意义的不同探寻。

一、《孽子》与《夏日终曲》艺术特色上的差异性

（一）人物塑造上的“对话”与“意识流”

用戏剧式的对话来刻画人物、交代背景、推动情节发展，是《孽子》的主要创作手法，小说中每一个人物的性格与命运我们都是从对话当中得来的，这样的安排无疑能够避免叙述的生硬，传递出人物复杂且真实的心理。

《夏日终曲》中，作品以Elio的视角展开，大量的意识流描写，很容易将我们带入少年的心事中。对于Oliver的描写也大多來自于Elio的叙述，其中不乏有些幻想美化的成分，但也流露出Elio对Oliver十分浓烈的爱恋。

（二）艺术手法上的“情节叙事”与“心理刻画”

白先勇笔法娴熟，对于细节的刻画非常细腻，善于写苦难，文字声声泣血，感人至深。下面的一段文字我们可以领略一二。“我对他说：我一身的毒，一身的肮脏，你要来做什么？他说：你一身的肮脏我替你舔干净，一身的毒我用眼泪替你洗掉。”在创作中，白先勇描写了大量的故事情节，对人物没有褒贬，读者对于人物的理解全部来源于一个又一个鲜明的事件，可谓是技法高超，真实传情。

安德烈·艾席蒙是一位犹太血统的美籍作家，《夏日终曲》中，语言婉约唯美，直白质朴，大量的意识流描写，Elio不断自我诘问，少年时代的懵懂情感与欲望纠葛在一起，给读者以醉酒般的阅读体验，将我们带入少年Elio懵懂纯净的心境中，让人不知不觉间被少年的纠结心事牵引着。他笔下所构筑的意大利乡村令人心驰神往，复古的建筑，慵懒的海风，缱绻的香烟，充满生命力的少年，还有最炽热的情欲。

（三）主题意蕴上的“救赎”与“包容”

纵观《孽子》整部作品，父辈的冲突与契合、灵魂的超越与救赎是其重要的主题。傅卫在自己的同性恋倾向被发现后受到来自父亲的冷落与鄙夷。心灰意冷的他在自己父亲58岁生日那天吞枪自杀。儿子死后，傅崇山没有一日不活在对儿子的愧疚之中。如此厌恶同性恋群体的他在儿子去世后充当了他们的教父，在这群孩子有难的时候挺身而出，屡屡救他们于水火。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出傅崇山作为名门家长的威严;另一方面，可以看出傅崇山对于儿子深沉的愧疚与爱。他的慈悲代表着主流社会和传统道德对孽子的一次宽容，也成为孽子们迈向救赎之路的最大安慰。阿青在中央公园的黑暗角落发现了胆怯的罗平，他意识到罗平与自己相同的命运，他将傅老爷子留给他的“厚绒围巾”替罗平戴上，这个举动体现了父辈对于孽子的宽容以及对于自我的救赎。

《夏日终曲》中，作者弱化了同性恋情本应在家庭和社会中受到的阻力，表现在对Elio持包容态度的父母，为Elio这个懵懂的少年构筑了理想的社会环境。让这部作品回归到爱情、初恋本身。作品流露出的柔和、唯美、璀璨和失落在爱情中普遍可以找到踪迹，而并非只存在于同性恋人之间。它没有任何意识形态的目的，也没有任何猎奇的眼光，更没有故意靠向情色，有的只是纯粹的爱恋、珍惜与成长。

二、艺术特色差异背后的因素解析

（一）东西方文化背景的差异

长期以来自给自足的中华民族具有独立、谦虚、排外、自强的性格特点。这也间接导致了“父权至上”中国传统观念的形成。《孽子》中，阿青、龙子与父辈的冲突与契合成为文本中最为重要的一个主题。而四面环海，农耕羸弱，海上贸易频繁的西方形成了开放、冒险、扩张、包容的民族特性。《夏日终曲》中，开放与包容体现在社会与家庭营造的相对宽松的环境上。

与此同时，东西方婚恋观念的迥异也使得两个文本存在差异性。西方人的婚恋观念是自由开放的，而东方重人伦，所以两个文本中，家庭和社会对同性恋群体的态度是迥然不同的。

（二）作者生平经历与人生体验的迥异性

白先勇是前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之子。父亲的威严对于少年时期白先勇性格的养成有所影响。加之作者本身就是一位同性恋者，所以对于同性恋群体的生存困境有自己更深的体悟，因而我们可以读出作者在作品中投射出的悲悯情感和人文关怀。长期留美教学的经历也为他运用西方现代文学写作手法提供了条件。

安德烈·艾席蒙出生在亚历山大的一个犹太家庭里，闲暇之余，父亲大多在文学与古典音乐中度过。母亲性格善良贤淑，是个聋哑人。静谧如诗的生活给了安德烈遨游于文学世界的可能。苏伊士运河战争爆发之后，父亲流亡巴黎，安德烈和母亲流落罗马。在《夏日终曲》中，对于罗马的追念、悲剧性命运的诠释、少年心事的细腻捕捉，以及卓越的文学与艺术素养都可以在安德烈的经历中找到。

三、结语：“同性恋”悲剧文学折射出尊重同性恋的思想观念

同性恋是一个无论古今、中西都存在的现象，然而同性恋在很长的时间里不被理解，遭到歧视和差别对待。白先勇的《孽子》将视线对准这群被社会唾弃的边缘人，通过展现他们的遭遇，意在唤起人们对这类群体的生存困境的关注，呼吁人们理解同性恋这一正常美好的情感，告诉人们同性恋者一样是人，一样具有人的权利和尊严。这种直面人性的精神使得《孽子》不再局限于狭窄的同性恋题材范围之内，而是饱含了伟大的悲悯情感，充满了对人性温情底色的深切关怀。

安德烈·艾席蒙构筑的《夏日终曲》，意在强调爱情的本质是纯粹的、无关性别的。小说摒弃了关于性向的迷茫和讨论，在无形之中传达了一个新的概念：同性恋不过是一个称谓，它只是众多爱情种类中的一种，只是恰好发生在，一个男孩和一个男人之间，而已。两位作家不是要抬高同性恋群体，而是不虚美、不隐恶、真实地再现同性恋者的生活，传达他们的人性呐喊。由于文化背景、个人经历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两位作家在人物形象的塑造、艺术手法的诠释以及主题思想的提炼上不尽相同。

本文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对两位作家同性恋题材作品进行比较，意在能够完善对作家作品的解读，丰富对同性恋文学、同性恋群体的理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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