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颖

【摘 要】《撞死了一只羊》是万玛才旦导演2019年的新作，万玛才旦作为藏语电影导演旗帜性的人物，《静静的嘛呢石》《寻找智美更登》《老狗》等都是他具有非凡反响的作品。万玛才旦由聚焦于表达藏族文化及其在现代生活冲击下的衰弱的无奈慢慢发生了叙事转向，《撞死了一只羊》的个体个性情感逐渐显现，为了摆脱传统的藏族文化身份的失落，万玛才旦导演将叙事策略转向对生命的个体自我救赎，就现时代语境下而言，探讨在传统和现代、自我和他者、边缘和主流的焦虑下完成对个体的心灵救赎，由点及面，仅剖析从民族主体表达到统整性叙述民族文化与普世文化，构建民族共同体意识。

【关键词】《撞死了一只羊》;藏语电影;主体表达;共融

中图分类号：J905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20）07-0048-04

一、现代民族英雄人物的身份转向

正如万玛才旦本人说过，“以往几部作品，使更多人对藏文化或藏人当下的生存状态有了新的体认，这次通过《撞死了一只羊》，我希望观众能够更多地理解藏人作为一个生命个体的情感和处境，而不只是对于一个族群的宽泛了解。”[1]在《撞死了一只羊》当中，带有藏文化标志的场景、风物、服饰等有被刻意减弱，但是带有佛像意味的汽车吊饰以及汽车车头的藏族风物都是清晰的藏族文化指向，最初展现在影片当中的场景是荒无人烟的高寒高原，而主角司机金巴也是一副墨镜，皮夹克皮靴装扮，抽骆驼牌香烟，他就是被规训的现代社会对象。同时，他是现代少数民族的平民英雄，他游离于传统藏族文化以及现代工业时代的焦虑并打破这种现时代背景下所产生的犹豫、徘徊。信仰让他对于在荒原中撞死了一只羊而产生负罪感，对于只身步行前往萨那复仇的杀手金巴给予帮助，对于寺庙的乞丐给予仁慈善心，有与形象有较大出入的个性，信仰仍贯穿于司机金巴的骨子里，虽然观众能在影片中感受到对以往藏语电影藏文化堆砌感的淡化，带有信仰意味的藏族文化的削弱，但是导演将这种藏文化显现于人物的个性情感中，将带有精神寄托的信仰渗透于司机金巴的人物个性中。综观民族文化的所有呈现上，具有藏族文化异域风采的英雄人物彰显的是不畏强暴，具有坚韧不拔的民族性格，在天然的高原寂寥环境的背景下，腰间别把藏刀就是对部落所给予使命、对生命个体的忠诚之心，杀手金巴的形象诠释了这一描述。与杀手金巴相比，司机金巴大刀阔斧的魄力之风，没有藏族意味的装扮，具有公路特色的装束完美展现了一位西南边陲之地的现代汉子形象。

司机金巴骨子里还是被传统民族信仰所影响的汉子，莫名其妙撞死了一只羊之后，他背负着沉重的负罪感，要解决这种沉重的焦虑，他选择了传统和现代的交融方式，在前往寺庙的路上询问了整只羊的价格，并支付给寺庙里的僧人，为羊进行超度，同时他拒绝了将羊送给乞丐的请求，还施舍了两百块给乞丐，继续以传统的方式将羊放于天葬台，等待秃鹫的降临将羊带至天上，这无疑也是金巴给予羊的解脱，而不是落入世俗的归宿，被人朵颐，司机金巴的焦虑游离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选择，而这也是他认为最能平复心情的处理方式，超度羊之后，司机金巴买了半只羊去到情人家里，毋庸置疑司机金巴已经完成了心中的洗礼，完美地送走了撞死的羊。在与情人交欢中，司机金巴性功能丧失，实则他心里惦记着在荒芜高原上碰到的杀手金巴，两个都是由活佛取的名字金巴，杀手金巴无疑是司机金巴的“他者”，本就同样具备传统信仰与现代规训的英雄情结的司机金巴，杀手金巴就是他自我认同的对象，而热血以及善良使他回到萨那，寻找杀手金巴，杀手金巴是未被社会道德法律所規训的对象，得知杀手金巴在情感的驱使下并未复仇，司机金巴在与杀手金巴相遇的公路上，同样的地点在梦里完成了杀手金巴的复仇。

万玛才旦创造的司机金巴不仅是传统信仰的忠诚者，他的身份也由此转向更加具有张力的现代社会追随者，司机金巴的焦虑转化为对生命的敬畏，更有对如传统藏民杀手金巴这类人的同情，确切来说怀揣传统藏族文化的信仰，以更现代的方式表达对生命的敬畏，这种信仰在现时代语境下已经不再是狭义的宗教，而是世俗的普世价值的复兴，杀手金巴的信仰、英雄情结正是推动传统藏族宗教信仰升级到更高层面的普世价值观念的助燃器，真实地向大众呈现藏族平民英雄身份的特殊性，打破区域的藩篱，将原以为小区域内故步自封的佛教信仰变成现代与传统相互渗透和制衡的普世观念。孙中山将民族共同的血缘、语言、信仰、生活和生活地域这些基础要素称为“天然进化而成的力”，每股不同的力正是造就每个不同的人，个体本身所传播的信仰、文化、情感、变化都是建构共同意识的重要元素。

二、民族文化焦虑下的自我救赎

影片正是由司机金巴与杀手金巴在荒芜高原相遇为叙事开端，两个人在影片中的第一次互相注视出现在金巴卡车的后视镜中，第二次是司机金巴顺载杀手金巴，当打开车门时，杀手金巴注视着座位上被撞死的羊，冷淡，毫无波澜，这就是原始的藏民从根源对自己身份的认同，并且他们的心里具有疑虑且强悍的性格。当司机金巴得知杀手金巴的名字和自己相同时，露出一丝被规训的现代的疑惑及惊讶，但这种表现很快消失不见，而一路上杀手金巴呈现给大众的形象都是铆足了劲只为复仇的刚强藏汉，对世俗、现代规范没有一丝胆怯，他是典型的拒绝被现代所规训的人，心中的传统民族信仰正是呼应了影片开头“康巴人有仇必报，有仇不报被视作一种耻辱”这句话，从这里就能知道隐喻杀手金巴在整部影片中的存在动机。他作为原始的传统民族信仰典型代表，给现代人展现了最具象征性的民族信仰，即还未踏进社会主流前藏族特有的文化精神。杀手金巴是司机金巴的另一面，司机金巴知道杀手金巴名字的同时，显然唤起了他的身份认同焦虑，司机金巴认同内心传统民族信仰的同时，也接受现代法律道德的制约，所以在撞死羊之后，他从小就根深蒂固的藏族宗教中的苦行赎罪文化被唤醒了，把羊带到寺庙超度和通过价格支付给僧人的世俗方式，共同解决个体产生的焦虑。

在处理了羊之后，司机金巴买了半只羊回到情人住处，这里正是司机金巴回归到世俗的名场面。在与情人交欢发现性功能丧失时，他心里想的是杀手金巴——自己的“他者”白天所说的复仇之事，他是被规训的现代对象，在得知他们的名字同是活佛所取之时，已经唤起了司机金巴对杀手金巴的身份认同，而他知道杀手金巴所要做的事是现代法治所不能容许的，在此司机金巴的个体焦虑又随之产生，他无法对“自己”的复仇之事视而不见，这不仅是对杀手金巴的救赎，更是对自己的心灵救赎。他回到萨那，在如“信息站”的茶馆歇下，我们发现，这里所看到的场景，不再局限于司机金巴的焦虑，茶馆里的人都处在社会转型与个体焦虑的矛盾中，这些食客，传统的藏族装扮，看着纯粹的藏民身份，而嘴里骂骂咧咧，言语挑逗，与老板娘打情骂俏，但是手里的转经筒却一直不停摆动，嘴里掺杂对传统民族信仰的不敢亵渎和对世俗的试探和不满，似乎他们在这大快朵颐的地方才能安抚对于社会转型的焦虑，茶馆也算是他们自认为能得到救赎的休息站了。司机金巴是集传统民族表述欲望与现代普世价值于一身的少数民族文化象征，他的举动体现着理性的制约和感性的驱使，在得知杀手金巴在悲戚的状态下，情感战胜仇恨并未复仇时，他内心实则是松了一口气，站在杀手金巴这个“他者”的角度，司机金巴并未得到真正的救赎，他回到初遇杀手金巴的公路，在梦里义无反顾地替杀手金巴复了仇，与其说是“替”，不如说是自我救赎。一路带着的墨镜，在梦醒时分终于被取下，这无疑是真正的“放下”。在社会转型、传统信仰与现代法治的冲突下，边缘性民族的个体焦虑也在遵循内心信仰的同时，渗透现代思想与法治规训，理性通往现代大道。

这样的民族焦虑，可以演化为现代性的危机。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的民族电影，现代性危机都是无法规避的一个话题。在后殖民主义体系中，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发展较为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一直处于西方国家的“拯救”之中，这种“拯救”虽然为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带来了一定的进步和发展，但是他们本身所具有的独特语境，却在“拯救”的时候被西方世界强行忽视掉了。《撞死了一只羊》很容易让观众联想到伊朗电影大师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的经典作品《樱桃的滋味》，这部在1997年获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1998年获得波士顿影评人协会最佳外语片奖的优秀影片，以相似生命救赎的主题表述和运镜方式，体现了导演对民族主体化的一种作者式的展现。《樱桃的滋味》中男主角巴蒂长时间停留在工厂中“寻找”，工厂作为西方国家“工业革命”下的产物，是最具有现代化的符号特征。

同样，出生于法国巴黎的纪录片导演雅克·贝汉在《迁徙的鸟》中也有缺席的“工厂”的局部展现，影片不仅围绕候鸟南迁北移的旅程，讲述了候鸟如何在各种自然环境下寻找一个温暖的地方生存 ，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了工业文明对于第三世界人民和环境的腐蚀，正是当代人类现代化危机的一个源泉。实际上，在广袤无垠的世界电影史中不乏一些优秀的诸如《红色沙漠》这样的展现工业文明对于人类精神压迫的主题的电影，伴随着电影艺术的不断发展，人类的主观精神世界得到了极为广泛的关注。《撞死了一只羊》中虽说没有对于大工厂的直接展现，但是却处处流露着现代文明的痕迹，主角金巴所驾驶的“货车”本身就是一种工业的简洁呈现，还有其去民族化的服装，和在车中听到的意文歌曲《我的太阳》，以及金巴本人作为一名货车司机，本身就具有沟通“闭塞”的藏地与外部世界的身份。在这部影片中，司机金巴并不是个体，就像文中所讲，杀手金巴其实就是司机金巴的“本我”，外部世界与藏地民族文化之间的冲突所造成的焦虑，可以看成一个被规训的无处安放的灵魂，通过与杀手金巴“梦”的交织这一极具浪漫主义的处理，实现了“帮人复仇”，完成了对自己民族身份的再次认同和生命的自我救赎。在《撞死了一只羊》公映后，有一种声音称这部电影的导演万玛才旦，已经具有了作为一名世界导演的条件。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对于万玛才旦导演来说，其电影民族主题的世界化语言创作，或许在之后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提起，直至其成为一名世界范围内书写中华民族电影的作者。

三、叙事策略：从类型到统整性叙述

“藏语电影”的文化表述里有一个心有疑虑却不失强悍的民族文化主体，这从藏语电影中的性别因素可见一斑。[2]《撞死了一只羊》中的司机金巴始终用墨镜遮挡自己的眼睛，只有在影片最后一刻真正“放下”的时候，墨镜才被放下，一睹了金巴的真容，无独有偶，万玛才旦的前作《寻找智美更登》中的唯一女性——被城市男友抛弃的乡村女生，始终用头巾蒙面，到最后一刻也没把貌美的脸庞展现出来。在弗洛伊德看来，“观看癖”是个体观看人或事物时得到的性快感，劳拉·穆尔维认为电影能够策动观看的欲望，并且女性常常是男性凝视的对象。[3]在藏语电影中，“被凝视”已不仅仅囊括快感以及两性之间的欲望，在万玛才旦的影片中我们看到的是藏语电影拒绝大众文化对藏族文化客体化的象征。

从“眼睛”里可以获得很多信息，除了表情，肢体动作、眼睛是直接接受感性信息的快速通道，司机金巴之所以一直戴着墨镜，观众只能从表情、行为去判断人物动机以及人物心理，在这一点上，万玛才旦实则小心翼翼地保护传统民族文化的最后一方净土，而司机金巴一系列的行为：支付现金给僧人超度羊，买羊给情人，皮夹克皮靴装扮都是被现代化规训的象征，而藏起来的眼睛就是内心的传统民族信仰，个体情感不愿被窥视的象征。“新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是一种被‘表述的，两者构成了一组‘汉族/主体/中心主义/看与‘少数民族/客体/边缘/被看的对应关系。”[4]这样理解，少数民族本是国家中的少数部分而已，在全国大批主流电影中，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更是多数中的少数，况且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如果只停留文化断裂的隐喻层面，文化主体性意识已经具备，却只关注外在而非内在的主体表达，藏语电影是很难在现文化语境下站稳脚跟的。《撞死了一只羊》中导演刻意削弱以及淡化藏族意味较重的文化风物、装扮、场景等，抛弃大肆宣扬民族文化表面的隐喻，以人物作为载体，在司机金巴以及杀手金巴的“自我”和“他者”的对立中，看到了傳统藏族信仰和现代规范的碰撞，突出少数民族个体情感渗透到规范的现代语境中，从而实现类型电影、类型人物与民族的共和，在文化交叉地段达到了共融。

“少数”和“类型”并非是完全相互驳斥的。藏地以及藏族文化之于我国的主流文化确实过于神秘和小众，几千米的高原和严酷的气候，几乎断绝了外界认识藏地的途径，所以国人对于藏地的理解也仅仅是“西藏”——一个简单的地理符号，所以，藏族导演的藏地电影，借鉴商业类型化的创作手法，无疑是一个很好的本民族文化传播的手段，但这并不代表民族电影会丧失其民族的气味。《撞死了一只羊》电影开始若干个大远景的呈现，满足了观众对于藏地真实景貌的猎奇心理。一个地区文化的产生与发展，与其地理特征是分不开的。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民族化的英雄”金巴身上的生命野性，虔诚的信仰，这样的人物形象，正是在藏区特定的历史与地理环境下才能生长出来的。同时在另外一部展现藏地的电影《冈仁波齐》中，其导演作为主流文化中的人，对藏语文化的表述，尽管与藏族导演所想要表达的主题有着不同方面的架构，但都同样有着对于藏地独特的自然风光的描写。这在无形中形成了“藏语电影”的一个类型电影中的“图解式的视觉形象”。

藏语电影已经具备较完整的文化解读及较丰富的社会资源，具有“类型电影”的标签，但这并不能潜藏具有少数民族藏族身份的导演，本土化的西藏风格就被划分为“自治区”以外的具有单独前缀性的名号，模糊了民族国家历史叙事性质关于“西藏”的叙事，因为以往藏语电影出现过制作人的前缀突出“西藏”二字，“西藏导演”“西藏电影”等，这种模糊的“西藏”概念潜意识在划分民族与国家的界限，而藏语电影的现代主体表述应该是在主流电影中彰显“少数”，在大众心中寻求“独特性”，族群与国家紧密相连，地缘政治的民族文化叙事应不断探寻多元文化理论，并非有意去“自立门户”渗透到国家文化市场当中。

《撞死了一只羊》电影中具有类型人物、类型题材、类型文化背景，它具备优越的先天条件，人作为个体是进行文化、民族情感、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播的有效途径。米德在论证自我的结构时给出了“主我”——“客我”框架，“‘客我体现了一种普遍的行为模式， 而‘主我则是个体情绪的真实表达”。[5]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整理了国家、社会和个体发展的方向，为“主我”分别建构起国家、社会、个体的“客我规制”，在国家、社会、个体的管理上都厘定了公正的规训系统，而这些规制的设定始终离不开人来推进发展，杀手金巴与司机金巴，《撞死了一只羊》与主流电影，都在阐述着二元对立至逐渐共和的发展趋势。杀手金巴是拒绝规训的少数民族典型代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是“主我”的自我反映的主体，在原始民族信仰的熏陶下，不再接受新时代社会的管理;而集传统民族信仰和现代规训象征的司机金巴“主我”与“客我”的反映，正是少数民族文化与主流文化共融于国家文化市场的细缝，达到地缘政治的民族文化与国际多元文化的统整性叙述。

四、结语

“少数民族电影”并非聚焦其对立性来阐述为时不短的文化裂缝时期，其核心现今更多的是强调由少数民族主体本身来进行情感抒发，完成文化解读。作为个体的人，首先召唤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在传统民族信仰和现代规训的焦虑下具备感性的个人情感以及理性的思维格局。之前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更多的是隐藏文化话语，再现少数民族文化忧虑的生存状态，而这部《撞死了一只羊》显然的区别在于对现代的跨民族文化的认同，在现时代社会语境下思考主体表达与国家集体的关系，由民族主体表达进入更深层的集体共述，这部电影无疑是万玛才旦的另一部极具象征性的作品。未来的藏语电影不仅需要具备独特的民族叙事，对民族文化的反思，更需要直面“现代化”，少数民族电影在现代社会语境下不再只有单向性的文化输出，构建族群文化与国家大眾文化的共述是每一位族群人的使命和责任，彰显“最后一方净土”的西藏文化观念的包容精神，是对急速现代文化社会的有力回应。

参考文献：

[1]饶曙光.少数民族电影发展战略思考[J].艺术评论. 2007（12）：38-43.

[2]胡谱忠.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研究[J].中国国际广播.2013（12）：58-159.

[3][美]斯蒂芬·普林斯.王彤 译.电影的秘密[J].文化发展.2017（11）.458-459.

[4]胡谱忠.命名与修辞：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元问题”[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5）：102-112.

[5]仲霞.米德“自我”思想研究[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20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