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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视域下《晚安,母亲》中身份的异化和突围

2020-03-23舒燕

戏剧之家 2020年7期
关键词:晚安突围母亲

舒燕

【摘 要】本文运用空间的相关理论分析美国当代剧作家玛莎·诺曼代表作《晚安,母亲》中母女身份的突围,剧中的空间分化与杰西和塞尔玛身份异化和突围紧密相关。她们的房子位于近郊铁锈地带,地理位置的劣势性影射母女二人经济上的边缘化和二等公民的依附地位;以厨房和客厅为代表的亲密空间的异化揭示二人主体身份的彻底丧失。杰西先在阁楼里寻枪,后在卧室结束自己的生命,从而完成主体反抗与突围,卧室构成杰西追求自由的异托邦。

【关键词】《晚安,母亲》;空间;突围

中图分类号:J805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20)07-0020-02

20世纪80年代,美国剧坛迎来了女性主义戏剧的春天。诺曼、贝丝·亨丽和温迪·华瑟斯廷先后摘得美国戏剧界最高荣誉奖——普利策奖。1983年荣获该奖的《晚安,母亲》正是诺曼的代表作。美国当代戏剧批评家珍妮·布朗曾赞誉诺曼“或许是当今美国从事严肃女性主义戏剧创作的最为成功的作家”。(Janet,1991:60)诺曼作为女性剧作家的代表人物,密切关注着女性心理的无助感以及其在父权社会下狭隘的生存空间(刘秀玉,2008:61)。关于剧中母女关系和杰西的自杀,国内外学者多从女性主义精神分析的视角加以揭示,本论文拟从空间的视角切入,分析母女二人的生存状态,解读她们身份的异化与突围。

一、近郊住宅——被遗弃的荒地

身体是空间性的。“思考身份问题也是思考我是谁以及自己在社会或群体中的角色与归属的问题”(程毅,2016:43)。该过程也就是主体身份构建的过程。

《晚安,妈妈》中母女二人的悲剧开始于她们丧失了经济和阶级的主导权,逐渐沦为了空间分化的牺牲品。根据剧作家在舞台提示中所给的信息,母女二人的住所较为偏僻,正如瑞德维奇说的“母女居住的房子比较新,且位于乡村公路旁,孤零零地,几乎无人造访。”(Radavich,2011:115)正是“得益于”地理空间的劣势性,母女不得已封闭在自我的狭小空间内。20世纪80年代,随着里根政府一系列政策的出台,美国经济形势好转,并逐步走向新一轮繁荣,但这种繁荣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它“是阳光地带和硅片而不是铁锈地带和烟囱的繁荣”(Krasner,2006:118)。阳光地带指的是沿海地带,因为得到里根政府的支持,军工及高科技产业发展迅猛,迅速取代了以重工业为基础的中西部经济圈。而母女二人所在的肯塔基州老工业基地路易斯维尔即处于铁锈地带,工厂面临倒闭,工人即将失业。诺曼对空间分化非常敏感,努力在作品中呈现出“这些来自美国中部铁锈地带的女性,她们承受着双重的压力: 经济上的边缘化和二等公民的待遇”(Krasner,2006:118)。

母女二人的住所亦体现了当时美国城市化进程的问题。从二人的日常生活来看,她们都不曾受过高等教育,且收入偏低。母亲上了年纪,女儿没有工作、不会开车,除了偶尔的电话联系,二人几乎与世隔绝。所以当杰西告诉母亲遭抢是为了防卫,母亲会说“没人会为了偷咱们这么点东西跑这么远”(Norman,2004:746),也正是如此杰西的儿子才会去偷和抢。母女的地理位置所处的劣势性体现了美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重大问题:阶级分隔。在美国城市化“后郊区时代”,中上层阶级逐渐迁移到了环境优美的远郊,近郊居住主体则成为老年人、低收入者和少数族裔。这些弱势群体在近郊的汇集造成了近郊的日益衰落。空间分布上的阶级属性不仅进一步加剧了贫富差距,而且使位于衰落空间的弱势阶层更加缺乏话语权。《晚安,妈妈》中杰西执意要选父亲的枪来结束自己的生命,暗示了边缘人物主体身份的异化以及想要突破重围的交迫。

二、厨房——萎缩的亲密空间

母亲依靠着微薄的养老金蜗居郊外,杰西因癫痫多次失业,离婚后不得以前来投靠母亲。物理空间的巨大变化和对新的生存空间的不适应,使得母女二人的主题身份遭到了更大的挑战。二人由独立的女性沦为依附于丈夫和父亲的“客体”,其大部分时间只能消磨在厨房里。而厨房正如吴郑重所言“不只是个别、单纯的家务劳动空间而已,而是一个现代社会的整体缩影:它是体现各种社会力量的空间场域,也是每一个活生生的妇女每日展演的人生剧场。”(吴郑重,2010:34)住宅内空间的组织规划不仅仅是物理层面的,更重要的是其中权力关系的变化,这些变化深刻地作用于母女二人的身体和身份。福柯在对犯人身体的讨论中指出,人的身体被卷入了政治领域,“权力關系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福柯, 2003, 27)对母亲塞尔玛和女儿杰西来说,住宅、厨房、客厅和卧室都是某种权力场,其中无形的权力关系束缚着塞尔玛,丈夫在任何一个空间的出现,都压制着她的自由。尤其是在厨房,丈夫对塞尔玛的冷淡与粗暴:“我把塞尔玛一把拽进厨房,她从此就一直呆在那”(P. 766)母亲塞尔玛缺乏行动自由,身体逐渐遭致“物化”,拿蛋糕或许是塞尔玛做得“最认真的运动了”。

其次,厨房本应是亲密空间,既是物理层面也是精神层面的。对于一个妻子而言,在厨房里应该得到家人团聚的温暖,找到家的感觉,得到“家庭成员”的身份(巴什拉,1957:6-7)。但是,每当丈夫出现,这个空间的亲密关系就会受到破坏,因为丈夫的冷漠和无语,厨房充满敌意,塞尔玛也成为多余的人。亲密空间的丧失对于一位家庭成员来说可谓一种冷暴力。若将厨房与客厅这两个空间做对比,客厅是家人活动的公共空间和家庭内部的社交空间,比厨房具有更多的关系性和互动性。塞尔玛作为家庭一员,本来也有权进入客厅这个空间,享有这个空间里亲人间的相聚与交流。但是被丈夫束缚后的她被排除在这个空间之外,客厅与厨房变成了相互对立的矛盾关系。如果说厨房属于他者的空间,是伦理关系的异化,那么,客厅才是正常人的空间,遵循人类社会的伦理秩序。这两个空间,代表着两种对立的伦理秩序,也象征着男女关系的对立。文本中妻子如果出现在厨房,丈夫就宁愿暂居客厅;妻子若是出现在客厅,丈夫就在脖子上挂个牌子出去钓鱼。两种空间的对立将塞尔玛伦理困境、与丈夫之间的伦理冲突空间化、结构化、物质化。

三、阁楼——反抗的萌芽

从建筑学角度来看,阁楼是指在房屋内举架高的上部空间或人字顶的房子中间加建的一层楼板,其空间狭小且拥堵。在女性文学中,阁楼意象出现得非常频繁,其通常被赋予这三种寓意:压抑囚禁之地、心灵栖息之所、高空中的理性回望。(任洪玲,2008:25-34)其中第一个隐喻最为常见,如《简·爱》中罗切斯特的妻子伯莎。“专制暴政一直秘密地以这种非理性的可怕形式存在于被禁闭者中间。”(福柯,2003:20)

在《晚安,母亲》中也同样体现着这点,象征快乐的杰西幼时的玩具、象征权力的父亲的手枪都束之高阁,玩具、手枪在这里都是重要的空间意象。在不起眼的阁楼里,在狭窄而局促的空间中,却是杰西独处空间最美好的回忆,是杰西永远的安慰(巴什拉,1957:8-10)。而今,所有物品被封锁在一个个鞋盒里,“盒子”这一个极小但不容忽视的空间意象,它封锁着杰西的快乐和力量。

长期的压抑与封锁孕育出杰西区别于母亲的强势人格,她慢慢从女性柔弱的躯壳中蜕变出来,表现出强烈地对主体身份的渴望,她选择用来自杀的枪必须是父亲的枪,是带有男性力量的武器;她的穿着男性化,“她穿着裤子和一件黑色长毛衣,毛衣上有两个衣兜, 其中一个装着记事本, 耳朵后面夹着一支铅笔或衣兜上别着一支钢笔。”喜欢吸烟,在自杀当晚表现出的理性和冷静都是反映在男性身上的秩序特征(贺安芳,2009:182)即男性专制。女性被剥夺话语权,她们只能用暴力行为来打破她们所感受到的限制和禁闭, 来表现她们想要逃离男权社会的愤怒欲望。(程锡麟,2001:76)因此杰西打开盒子的举动正暗示了她即将突破封锁,寻找自由。此时阁楼成了“向他者永远开放的第三空间”,从而具有“颠覆力量。”(方英,2017:61 ) 阁楼既是杰西女性主权丧失的见证,也是杰西做出反抗的起点。

四、卧室——追求自由的异托邦

卧室是杰西彻底反抗的空间,亦是她寻求自由和自我的地方。虽然卧室似乎与周围开放的环境格格不入,但它却是一个“异托邦”的存在。

卧室内与卧室外的空间形成鲜明的对比。如果说卧室外是困境、圈禁、他者空间,卧室就是“一间自己的屋子”,是杰西内心的栖息之所,更像一个迷你的“异托邦”。它的出现是一个完美、理想的世界。杰西用自杀化作一股清风,吹散了重重包围的男权力量,突破了以男性价值观为评判标准的社会评价体系(李晶,2012:92),摆脱了父权对女性根深蒂固的压迫,得到了身心的彻底解放。

卧室与外界虽然是家庭空间中公共空间与私密空间的两级,但可以通过门互相跨越与沟通。门是这两个空间的边界,既分隔出两种空间功能,又为家人之间的空间跨越、身份转换与情感交流提供了通道。苏贾将边界空间视为第三空间的一种,揭示出:边界既是边缘,又是重叠与混合;既是裂缝,又是中间和结合部;是穿越、变数、对立与共生,是超越与解方向性;边界作为第三化的他者而永远开放,永远具有无限可能(Soja,1996:125-144)。然而,对于杰西而言,门这个边界的功能与意义发生了变化。此前,她卧室的门是开着的,但在杰西奔向卧室自杀的那一幕,她选择了反锁房门。紧闭的房门不仅隔绝了哀求的母亲,也摆脱了“异托邦”外所有男权的束缚,象征着杰西的反抗和最终的突围。

五、结语

通过对《晚安,母亲》中四个空间意象的解读,我们发现母女二人身份的异化和突围与空间有很大的关联性。通过空间的转换和空间话语的碰撞,杰西最终摆脱了强权的压迫,找回了主体身份。虽然杰西的死是当时男女权力争夺不可调和的产物,是传统的父权力量对女性权力的剥夺,但也是杰西重重压迫之下的一种身份突围,是女性胜利的表现。空间批评的视角为杰西向“我”而死的身份诉求提供另一种解读。

参考文献:

[1]Brown Janet.“Getting Out/night,Mother.”in Taking center Stage:Feminism in Contemporary U.S.Drama.NJ.:Scare-crow Press,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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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oja, Edward W. Thirdspace: Journeys to Los Angeles and Other Real-and-Imagined Places[M]. Oxford: Blackwell, 1996.

[5]程錫麟.天使与魔鬼——谈《阁楼上的疯女人》.外国文学,2001.

[6]程毅.“把身份放入话语中”:从话语维度谈当前身份研究的现状及趋势[J].文艺评论,2016(03):43.

[7]福柯.疯癫与文明: 理性时代的疯癫史[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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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方英.小说空间叙事论[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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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任洪玲. 阁楼意象的隐喻世界[D].东北师范大学,2008.

[14]吴郑重.厨房之舞:身体与空间的日常生活地理学考察[M].联经出版公司,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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