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894年，法国发生了德雷福斯事件。法国反间谍机关以出卖军事机密为由将法籍犹太裔军官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逮捕，将其流放至魔鬼岛。后经查明，此事纯属诬告，军事法庭于1906年为德雷福斯平反，洗刷冤屈。这个事件对法国产生了深远持久的影响。自法国大革命以来，“自由”“平等”“博爱”作为法国社会价值观，是引领法兰西民族前进的鲜明旗帜。然而，德雷弗斯事件导致国家信条地位受到严重威胁。本文将结合德雷福斯事件，挖掘法国国家格言中包含的深刻含义。

关键词：德雷福斯事件   自由   平等   博爱   法国

十九世纪末，当法国忙于重建民族自信心时，1894年德雷福斯事件再次让法国深陷窘境。普法战争结束后，法军的军事机密不断泄露，法国反间谍机关为此感到压力巨大。一封“秘密清單”的出现让他们断定法籍犹太裔军官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为军事间谍，并于1894年10月15日将其逮捕。随后通过司法审判判处德雷弗斯叛国罪，将其流放至魔鬼岛。后经查明，此事纯属诬告。1906年，军事法庭为德雷福斯平反，洗刷其冤屈。强化法国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国家格言的地位是十分必要的。“自由”“平等”“博爱”是法兰西民族的身份象征，是法国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然而，当“自由”“平等”“博爱”被稳定地列入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体制内部时，德雷福斯事件的发生让法国民众对这条格言提出质疑，让法兰西民族的社会价值观遭到拷问。

一、“自由”的传播——言论自由的绝对化与相对性

“自由”是法国革命家提出的最响亮口号，标示着他们在备受宗教和王权压迫下的英勇反抗，寄托着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殷切希望。“人生而自由”表明“自由”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最基本权利，故居于法国国家格言之首。然而，充分肯定“自由”并不意味着“自由”是无限制的。1793年的宪法指出：“自由是人之所有可以行使不触犯他人权利的行为权力：它以自然为原则，以正义为准则，以法律为界限。”[1]它肯定了自由是相对的，人在行使自由权利时不应该损害他人的利益。言论自由包含在“自由”的大范畴中，故言论自由权利必定受到限制。言论自由指公民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发表言论以及听取他人陈述意见的基本权利，但要保证被议人员的人身权利和人格尊严。[2]

报刊是大众传媒的传播方式之一，人们利用报刊自由地发表对相关事件的观点。这种“自由”是话语权的代表，言语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决定言论“自由”能否实现。自由与真理相互依存，没有自由，真理不可能出现;没有真理，自由不具有价值。[3]报刊是影响德雷弗斯事件发展进程的重要因素。那些代表不同利益派别的报刊言论充分表明：在真理面前，言论自由的绝对化和相对性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当德雷福斯事件真相公诸于众时，以作家埃米尔·左拉和《震旦报》主编乔治·克雷蒙梭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团体“灵活巧妙地运用一切新的传媒手段，接二连三的请愿书、廉价的出版物和大量发行的报刊获得力量”[4]，以事实真相为准则，行使言论自由权利，为正义发声。《震旦报》《白色评论》等是他们的话语阵地，其中《震旦报》最具代表性。该杂志主编克雷蒙梭先生不仅亲自撰写八百多篇文章为此事发声，还把他人对此事件的真实言论刊登在报纸上。他先把左拉写给费利克斯？富尔总统的公开信以标题“我控诉”刊登在报纸头版上，并刊印30万份专刊用于宣传，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随后，他把乔治？皮卡尔上校撰写的关于德雷弗斯事件真正罪犯和军方造假证据的信件刊登在报纸上。这些行为都加快了军事法庭重新审判德雷弗斯事件的进程。

毋庸置疑，我们都生活在高度重视言语表达的社会中。表达能力是民主政治运行的基本要素……可是过度强调言论表达会导致严重的政治运行发生偏移。[5]言论表达应适可而止，过度的言语行为会影响言论的真实性。在法国军方以犯罪嫌疑人的名义将德雷弗斯逮捕后，由反犹主义和天主教人士掌控的报刊大肆报道该事件，例如《日报》《十字架报》。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它们不仅态度坚决地宣布德雷弗斯犯有叛国罪，还恶意编造与其相关的虚假信息混淆视听，误导广大读者。此外，情报二局的于贝尔·亨利少校公开向巴黎报界提供材料，“证明”德雷福斯的罪行。在他们看来，这是一种积极行使言论自由权利的表现，实则是一种虚幻的“自由”。一旦新闻报道失去了真实性与客观性，言论自由也就荡然无存。

二、“平等”的对待——沉冤昭雪与原形毕露

虽然“平等”在法国国家格言中位列第二位，但是它与“自由”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平等”是“自由”的原则与基础。法国革命者提出“平等”理念，是对贵族和教士特权的彻底摧毁，是对作为第三等级普通民众社会地位的保障。广义上讲，“平等”指公民享有同等的权利与义务，不存在阶级差别和各种特权;狭义上讲，“平等”指公民获得的尊严平等、机会平等、法律意义上平等以及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上的平等。在此则重点谈论法律面前的“平等”，因为它是公民实现其他平等权利的基础。《人权与公民权宣言》（1789）第六条明确指出：“在法律面前，所有的公民都是平等的。”这表明社会上的人都必须遵守法律法规，任何人都没有逾越法律的特权，任何违法犯罪行为必将受到法律严惩。这点清晰地展现在德雷福斯事件的最终审判结果中。

真正犯罪者被绳之以法，法律权威得到维护。始作俑者费迪南？瓦尔桑-艾斯特哈齐伯爵依法被捕，并因道德指控在军事法庭受审，被军队开除。即使他出生高贵，是在整个欧洲都声名显赫的艾斯特哈齐家族后裔;即使他身份显赫，是法国军方的陆军上校，当其罪行被揭露时，艾斯特哈齐伯爵并没有逃脱法律的制裁。其次，档案造假的重要人物于贝尔·亨利上校畏罪自杀。由此可见，在法律面前，不论一个人的身份地位多么显贵，一旦触犯了法律，他都将被依法惩治。

与此同时，无辜受害者沉冤昭雪，社会正义得到伸张。一方面，作为“由反犹太主义的反动军官团所操控、并在最高上诉法院揭露出虚假证词和伪造证据之后继续维持的一次恶意误判的受害者”[9]，法籍犹太裔军官德雷弗斯的冤屈得以洗刷，名誉得到恢复。另一方面，那些冒着个人荣誉受损风险为德雷福斯翻案的正义人士得到公正对待。其中代表人物为法国军队上校乔治·皮卡尔和法国作家埃米尔·左拉。遭到贬黜和监禁的皮卡尔上校被提升为准将，且具有优先提拔的权利，同时，在这件事情上发挥巨大作用的著名小说家左拉被无罪释放。法国作家法郎士在文章《赞颂左拉》中谈到：“一切得到拯救。左拉不但揭露了一桩司法错误，更谴责了所有用暴力与镇压来谋害社会正义，共和概念和法国自由思想的共犯。他的行动结果以强劲、庄严的姿态展露出来，影响所及难以度量，他们启发了一场无法中止的社会平等运动。”[10]

三、“博爱”的“同胞”—— 德雷福斯派与反德雷福斯派

“博爱”是法国国家格言中的最后一个词语，它是对 “自由”“平等”的总结和强化。哲学家于勒？贝尔尼谈到：“为了让人类社会具有人情味，人类应当视彼此为家人，应当相互爱护，亲如兄弟。”[11] 这句话阐释了“博爱”的深刻含义，即这种“爱”是不分种族、国界和性别的，体现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关系，反映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共生。如果说“自由”“平等”是生活在集体中的个人权益，那么“博爱”则是连接个人与集体的纽带。在此，“集体”为具有最高组织形式的国家。从这个角度看，“博爱”与个人价值和国家荣誉都密切相关。一方面，“博爱”为个人正义发声。因为它从本质上代表著更高、更全、更广的正义。真正的“博爱”（……）是体现在正义中的爱。[12] 另一方面，“博爱”依赖于国家而存在，故而人们应对祖国有“大爱”之情。国家作为“博爱”的概念出现，博爱作为自由和平等原则的重要结果出现：我们自由平等，故我们有国家;我们有了国家，故我们是手足同胞。[13]

随着德雷福斯事件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法国社会大众在是否重审该事件的问题上出现分化，一派强烈要求重审德雷福斯事件，另一派则坚决反对重审。整体看待这两个派别，“博爱”无从体现。无论是哪个派别，他们共同生活在法国这片土地上，都是法兰西民族的儿女。然而，从各自代表的利益来看，本该相亲相爱的“同胞”兄弟却因意见相左而彼此伤害，“博爱”的两个方面在此被体现地淋漓尽致。

德雷福斯派强调个人主义，不论种族和宗教信仰，要求以绝对真理与正义对待个人。他们呼吁法国人加入请愿活动，要求法国政府当局重审德雷弗斯事件，其中包含以激进共和派代表人物乔治·克雷蒙梭、社会主义运动领导人饶勒斯为代表的政治家;以笔迹鉴定专家加布里埃尔·莫诺为代表的学科专家;以作家埃米尔·左拉和阿纳托尔·法郎士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尽管职业不同，他们却摒弃种族主义观念，将个人权益抛诸脑后，致力于揭露事实真相，伸张社会正义，表现“博爱”之情。诗人夏尔·贝玑谈到：“追求真理和正义的激情，对虚假事物的难以忍受，对谎言和非正义的无法容忍，占据了我们的全部时间，耗尽了我们的全部精力。”[14]

反德雷福斯派作为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代表，侧重维护国家荣誉和军队威严，认为“为了秩序，反对正义和真理”[15]，表现对祖国的“大爱”。以亨利上校为首的法国军方为了压制要求重审德雷弗斯事件的呼声，不惜让历史重演，制造伪证，褫夺皮卡尔上校军籍并将其关进监狱，判处作家埃米尔·左拉三个月监禁。此外，天主教显贵人士利用报刊吹捧这种为民族主义而战的行为。诗人夏尔·莫拉斯谈论到：“亨利制造伪证是一种‘忠诚爱国的行为，他的行为‘为的是大家的利益和荣誉，他的行为将‘永垂不朽”[16]。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是违背人道主义原则的，可是在国家角度看，这一系列行为有利于国家的稳定发展和人民的安居乐业。

四、结语

德雷弗斯事件给法国现代社会造成的影响无疑是深远持久的。一方面，它给法国社会留下了严重的创伤，不仅危及到法国司法机构和军队的威信，还动摇了法兰西民族国家格言的地位。正如戴高乐总统所言：“在这场可悲的审讯中，恶化民众情绪的做法比比皆是。控告者伪造证据、不负责任，恶意攻击他人，不顾一切维护统治集团的正确性，拒绝承认司法审判中有什么错误。社会上形成一种有害的近似疯狂的情绪，伤害了法国人对军队的尊重，也破坏了人民的信念、友谊和相互尊重。”[17]另一方面，它促使法国大众重新思索“自由”“平等”“博爱”的具体内涵，并认真思考三大理念对法国社会发挥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7][8]车琳.“法国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及辩证关系解析”[J].法语国家与地区研究，2018，（02）：15-24.

[2]张光杰.中国法律概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45.

[3]Vincent Duclert， L'affaire Dreyfus ： Les événements fondateurs， Paris， Armand Colin，2009：112.

[4]让-皮埃尔·里乌编，吴模信译.法国文化史——大众时代： 二十世纪[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52.

[5]Bernard Fourez，“Fraternité： perspectives historiques et sociétales”， Relation， 2007：32.

[6][11][12[13]Michel Borgetto， La devise 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 Paris， PUF，1997：5-91.

[8][9][[10]14][15][16]威廉·夏伊勒著，戴大洪译.第三帝国的崩溃（上）[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5：25-163.

[17]鲁仁.爱丽舍宫100年内幕[M].山东：山东人民出版，2001：102.

（作者简介：薛玉，现就读于西安外国语大学西方语言文化学院2018级法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法语国家与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