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唐代扬州的开放性与包容性

2020-03-23吴郁

祖国 2020年2期

吴郁

摘要：唐代扬州地居江淮要冲，是南北交通枢纽，既是全国性的商业中心，又是国际性的商业都会。隋代大运河的开通，给扬州带来了经济的日趋繁荣，唐代扬州是经济活力充沛、文化繁荣昌盛、各方面都位居全国前列的城市。结合唐代历史发展实况，本文分析了唐代扬州的开放性与包容性。

关键词：唐代扬州开放性包容性

一、对外开放，热情接纳国外来客

唐朝时期，活跃在扬州市场的外商，以波斯、大食人为主，有时多達数千人，另外还有昆仑、占婆、新罗、日本等各国商人，从扬州进口、出口的大宗国际贸易商品有陶瓷、丝织品、铜器、香料、珠宝等。

1998年在印尼海域打捞了一艘唐朝时期的沉船，船上装载着大批中国瓷器和许多金银器和铜镜，其中的长沙窑瓷碗上带有唐代宝历二年（826年）铭文，沉船中的唐代铜镜铭文注明：“唐乾元元年戊戌十一月廿九日于扬州扬子江心百炼造成”。学者认为，这应该是从扬州港口出发，经由东南亚运往西亚、北非的唐代商船，反映的正是唐代扬州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地位。

唐朝政府保护外商在中国的合法经营和人身自由，扬州地方政府也忠实执行这一政策，外商在扬州开设胡店、胡邸，拥有雄厚的资财，他们在这里与中国的百姓和睦相处，同时保持自己的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有自己的商业组织和集会[1]。

唐文宗时期曾经发布关心外商的诏书，其中说：“南海蕃舶，本以慕化而来，固在接以仁恩，使其感悦。如闻比年长吏，多务惩求，嗟怨之声，达于殊俗，况朕方宝勤俭，岂爱遐琛，深虑远人未安，率税犹重，思有矜恤，以示绥怀。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2]”

唐文宗要求各个对外贸易城市的官员关心外国商人，让他们自由往来，自为贸易，感受到唐王朝的仁慈与恩惠，不得随意向他们增加税收，其中提到的重点地区，除了岭南、福建之外，就是扬州。

唐朝日本与中国的交往非常频繁，日本的遣唐使和学者、僧人来唐朝时，大多都曾经过扬州。据统计，日本政府从公元630年到894年的260多年时间里，先后派出过19批遣唐使来到中国学习。由于受到航海条件的限制，最终只有13批真正到达了中国，其中有9批都经过了扬州。

唐朝政府对于日本各界人士在中国的活动，是相当宽容的。例如唐玄宗天宝年间，对于日本僧人荣睿等邀请鉴真和尚出国传法的活动，扬州官府实际是给予支持的。扬州仓曹参军李凑曾帮助其“造大舟，备粮送遣”。有人诬告鉴真一行人有勾结海盗的嫌疑，但是扬州地方政府一旦查明了真相，就立即释放，归还物品。当时反对和阻拦鉴真出国的人，主要是佛教界的一些信徒，他们不愿意让鉴真和尚离开扬州。在得知日本僧人荣睿等四人在扬州的情况后，唐中央政府的外事机构鸿胪寺还给扬州发文说：“僧荣睿等，既是蕃僧，入朝学问，每年赐绢廿五匹，四季给时服;兼予随驾，非是伪滥。今欲还国，随意放还，宜委扬州依例送遣[3]。”也就是说，对于这些入唐求学的僧人，每年要赏赐财物，发给服装;他们随时可以回国，扬州地方官员还有送他们回家的责任。

天宝十二载（753）在唐朝担任官职的日本学者阿倍仲麻吕辞官回国，他离开长安，南下扬州，在扬州的延光寺会见了高僧鉴真，并邀请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在他们的努力下，鉴真终于抵达日本，实现了弘扬佛法的夙愿。这也说明，鉴真东渡在当时是合法的民间活动。

扬州地方官员对于从日本来到扬州的僧众，通常都给予妥善安排和接待。例如唐文宗开成元年（836年），日本僧人圆仁和尚等一行人入唐求法来到扬州时，受到淮南节度使李德裕的礼遇，安排住宿在开元寺，在这里停留了7个多月，并“许令画造佛像”，而他们送上的礼物却被拒收了[4]。可见当时外国僧人在扬州是受到照顾的。

同时，唐代的扬州也是学习西方技术文化的窗口。唐太宗曾经派人到印度去学习熬糖法，学会以后，就到扬州来进行试验。《新唐书》卷221《西域传上》：“贞观二十一年，（摩揭陀国）始遣使者自通于天子，献波罗树，树类白杨。太宗遣使取熬糖法，即诏扬州上诸蔗，拃沈如其剂，色味愈西域远甚[5]。”扬州造出的糖比印度糖的味道更好，可见扬州也是对外学习先进技术的一个窗口。

二、对内开放，引领唐代经济潮流

唐代扬州是繁华的商业都市，聚集了大批工商业者和官绅豪富。史书记载：“江都俗好商贾，不事农桑”[6]，“侨寄衣冠及工商等多侵衢造宅，行旅拥弊[7]。”

唐代扬州不仅聚集了大批外地来的豪商巨富，还集中了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的奇珍异宝。武则天时，人们就记载，“扬州地当冲要，多富商大贾、珠翠珍怪之产”[8]。由于城市的富裕和繁华，唐代扬州的物产和服饰都是引领时代潮流的。扬州出产的铜镜、毡帽、服装、木器，都是举世闻名。唐玄宗天宝年间，陕郡太守、水陆转运使韦坚在京城长安的望春楼下广运潭上举办了一场大型的水上博览会，他动用三百条船来展示南方数十郡的地方特产，而扬州的地方产品列在首位。展览会的船队之中，首先就是广陵郡船，“堆积广陵所出锦、镜、铜器、海味”，其后才是丹阳、晋陵、会稽、南海诸郡物产。当时韦坚还组织大批妇女举行了民歌大合唱，唱词是：“得宝弘农野，弘农得宝耶。潭里船车闹，扬州铜器多。三郎当殿坐，看唱《得宝歌》。”

据史书记载，水上博览会的参与者还统一了服饰，“驾船人皆大笠子、宽袖衫、芒屦，如吴、楚之制”，合唱时，领唱者“白衣缺胯绿衫，锦半臂，偏袒膊，红罗抹额，于第一船作号头唱之。和者妇人一百人，皆鲜服靓妆，齐声接影，鼓笛胡部以应之。馀船洽进，至楼下，连樯弥亘数里，观者山积。京城百姓多不识驿马船墙竿，人人骇视[9]。”

韦坚举办的这一场博览会给京城民众以极大的视觉和听觉震撼，也是将扬州一带的南方文化和南方服饰推向全国。

唐代前期，全国各地的城市里仍然实行的是“坊市分区”制度，即商业区和居民区分开，市区（商业区）四面有围墙，各面设门，依时开闭，晚间完全闭市。但是到唐代中后期，这种制度首先在扬州被打破。扬州的商业区和居民区混杂，“十里长街市井连”，城里形成了一条繁华的商业街，十里长街之上，酒楼、饭店、茶肆、青楼、手工作坊、邸店、民居等等，鳞次栉比，错杂相连。晚上还出现了极其热闹的夜市，“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每到夜晚，十里长街，珠翠填咽，游客纷纭，华灯万盏，一片繁盛景象。

扬州和淮南道也是唐代盐法和漕运改革的重点地区。安史之乱爆发以后，由于北方战乱不断，赋税来源断绝，朝廷所需的军国财物，大多仰仗于江淮，扬州成为南方物资北運的枢纽。

唐肃宗和代宗时期，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朝廷先后派出第五琦和刘晏担任盐铁使、度支使等职务，来到扬州进行改革。第五琦实行榷盐法，将淮南盐业从过去的分散、自流的个体生产，转为集中、统一的专业生产，提高了生产能力，使淮南盐业开始迅速发展。刘晏则简化盐税征收办法，减轻了商人负担，促进了食盐的流通;同时又指导盐户改进生产技术，大大提高了食盐的产量，使扬州沿海地区成为东南海盐产量最高的产区。刘晏还组织民工，疏浚运河，发明了分段转运的方法，加快漕运速度，降低运输成本，将江淮地区的大批粮食和各种物资运到京城。当时，设在扬州的扬子院内财货堆积如山，成为供应朝廷所需各类物资的巨大的仓库。

三、容纳贤才，各地士人云集扬州

唐朝前期，一些地方行政长官就注意在扬州发现和选拔人才，如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杨恭仁在寺院里发现了才学渊博的上官仪，李袭誉在扬州任职期间向唐太宗推荐了著名的文选学家曹宪。

唐肃宗至德元载（756）下令设立淮南节度使，治广陵，早期统辖十三州，后来大致管辖淮南七八州。此后，淮南节度使便成为最显要的地方官职之一，多以元老重臣担任。杜牧《淮南监军使院厅壁记》说淮南道“护天下饷道，为诸道府军事最重，然倚海堑江淮，深津横冈，备守坚险。自艰难以来，未尝受兵，故命节度使，皆以道德儒学，来罢宰相，去登宰相[10]。”

唐代的淮南节度使有不少人都是“来罢宰相，去登宰相”的名臣，如杜佑、李吉甫、李德裕、牛僧孺、李绅、崔铉、李蔚等。他们在地方上注意减轻赋役，兴修水利，关心民瘼，推行教化。不少人在治理地方军政事务的同时，也注重文化事业，有的还参与著书立说，推动了扬州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

例如杜佑不仅以富国安民为己任，发展水利，开垦荒地，广积米粮，为政宽厚，而且注重学术文化。他“性嗜学，该涉古今”，“勤而无倦，虽位极将相，手不释卷。质明视事，接对宾客，夜则灯下读书，孜孜不怠。与宾佐谈论，人惮其辩而伏其博，设有疑误，亦能质正。始终言行，无所玷缺”。杜佑不仅自己认真读书，而且经常与一批幕僚讨论学问。他在扬州花费十几年时间，编撰成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典章制度通史《通典》二百卷，得到学术界的普遍称赞[11]。

许多淮南节度使都注意在扬州收容失意的士人，给予接待和资助，并注重保护和推荐人才。许多士人携家带口，流寓扬州，不少人在此读书，准备参加科举考试;一旦科举失意，他们仍然回到扬州。唐人诗歌中有不少这样的篇章，如司空曙有《送乔广下第归淮南》，李端有《送魏广下第归扬州宁亲》，卢纶有《送魏广下第归扬州》，韦应物有《送槐广落第归扬州》，权德舆有《送殷卿罢举归淮南旧居》，姚合有《送崔约下第归扬州》，朱庆余有《送张景宣下第东归扬州觐省》《送崔约下第归淮南觐省》，刘得仁有《送友人下第归扬州觐省》诗等等。

有些人来到扬州投奔淮南节度使，充当幕僚，主要是为了养活家口，如皇甫冉《送田济之扬州赴选》有“家贫不自给，求禄为荒年。调补无高位，卑栖屈此贤”的诗句。但文人投幕府也要参加选拔，一旦被选中，也是十分感激。如崔峒有《扬州选蒙相公赏判，雪后呈上》诗：“自得山公许，休耕海上田。……此时瞻相府，心事比旌悬。”有的人则是在丢官之后来到扬州的，例如刘长卿有《奉送从兄罢官之淮南》诗。

淮南节度使幕下搜罗了不少著名文人、学者作为幕僚，例如窦常曾经在杜佑手下任节度使参谋[12]，崔峒也曾经在杜佑幕下任职，王起在唐宪宗时曾在李吉甫幕中充掌书记，新罗人崔致远也曾在高骈幕下当掌书记。这些人后来不少担任朝廷重要官职。

许多文人由于得到淮南节度使的关心与保护，才得以施展才华，如著名诗人杜牧曾经在牛僧孺幕下任掌书记，虽然才华出众，但是生活不检点，行为放纵，经常出入倡楼，牛僧孺经常派人暗中保护 [13]。

由于牛僧孺的关心与爱护，杜牧才不至于遭到他人伤害，因此才能留下许多有关扬州的诗篇，并得以流传至今。

李藩早年曾经在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手下任幕僚，一度被人诬陷为“动摇军心”，唐德宗大怒，“密诏杜佑杀之”，由于淮南节度使杜佑以全家百口性命做担保，才得以幸免[14]。后来李藩进入朝廷，唐宪宗时成为清廉正直的宰相。

又如撰写《煎茶水记》的文人张又新，有才华，善文辞，早年曾经与人结党排挤过李绅。李绅任淮南节度使之后，虽然以刚严著称，但是对待落魄的张又新，却宽宏大度，不念旧恶，“释然如旧交”，并成人之美[15]。正是由于唐代的扬州具有宏大的气魄、开放的胸襟，所以大批文人墨客来到扬州，他们在这里思如泉涌，诗兴大发，名篇杰作，史不绝书。

四、结语

由此可见，接纳国外来客、对内开放经济、广招各地贤士等是促进唐代扬州开放与包容的根本因素，这些奠定了唐代扬州繁荣盛世的局面，为后来扬州发展提供了历史优势，沉淀了浓厚的唐代文化。

注释：

[1]李文才：《〈太平广记〉所见唐代胡商：以扬州为中心》，赵昌智主编：《扬州文化研究论丛》第16辑，第80页。

[2]《唐大诏令集》卷十《太和八年疾愈德音》，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64页。

[3]（日）真人元开著，汪向荣校注：《唐大和上东征传》，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9-46页。

[4]（日）圆仁著，（日）小野胜年校注，白化文等修订校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卷一，花山文化出版社1992年版，第119页。

[5]《新唐书》卷二二一《西域传上·摩揭陀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239页。

[6]《旧唐书》卷五十九《李袭誉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332页。

[7]《旧唐书》卷一四六《杜亚传》，第3963页。

[8]《旧唐书》卷八八《苏瑰传》，第2878页。

[9]《旧唐书》卷一百五《韦坚传》，第32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