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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过后,还有一场硬仗要打

2020-03-23

婚姻与家庭·性情读本 2020年3期
关键词:林海康复心理

| 策划人小语 |

2020年的春天,被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笼罩。

党和政府积极有效应对,医护人员舍小家为大家,各行各业捐物捐资,居家防疫的人们也做到了响应号召、守好家园。毫无疑问,这是一场硬仗。

但我们必须要提前知道,等疫情结束后,还将有一场硬仗等着我们,那就是心理创伤修复。对于个人、家庭乃至整个国家来说,这场疫情无疑是一次创伤性事件。有人不幸染病,有人被迫隔离,有人事业重创,有人痛失亲友……这些事件都会给人们的心理带来不同程度的伤害,严重的则需要进行心理修复。

那么,受伤的心灵该如何修复,人们又该如何从灾难的阴影中走出来呢?本期策划,我们将通过探讨疗愈的话题,为这场一定会来的硬仗提前做好准备,守护受伤者的身心健康。

她逃脱了病毒,却陷入了一场心理感染

身处疫情风暴中心,武汉的朱丽不幸和妈妈同时感染了新冠肺炎。

病床难求,两人只能在家隔离,互相打气,彼此照顾。不幸中的万幸,妈妈在隔离7天后康复,而朱丽却高烧不退还伴有持续的肠胃反应。身体极度不适、内心恐惧害怕,朱丽每天备受煎熬。15天后,朱丽终于退烧了。在连续3天体温正常的情况下,她首次出门,去医院做肺部CT—她要确认自己真的康复了。

然而,打败新型冠状病毒的朱丽,却陷入了情绪的黑洞。

同学群里,大家为朱丽的康复欢欣鼓舞,纷纷给她发红包,朱丽没收,回复:“别再发了!生死面前,钱是最没用的东西。大家都散了吧!”

小区群里,有人向她请教在家自我康复的经验,她懒得回复。问的人多了,她回一句:“网上有不少自行隔离康复的案例,你们去看吧。”

一位邻居阿姨加了朱丽的微信,想咨询自己的症状是否疑似感染。这位阿姨跟朱丽妈妈的关系很好,可当她向朱丽询问情况时,朱丽觉得很烦,还将她拉黑了。为此,妈妈很不理解。朱丽却一下子怒了,对妈妈说:“我又不是医生。”

妈妈很快发现,从前那个热情开朗的女儿变得冷漠、易怒。以前天天刷手机的她,现在对手机的兴趣也大大降低,电话也不爱接,好像对什么都打不起精神。

还有很多像朱丽这样的人,他们劫后余生,却性情大变。有人易怒,每天刷新闻,做键盘侠,关于疫情的任何消息都批评谩骂;有的人康复回到家,一天会洗N遍手,甚至使用高浓度酒精,导致双手灼伤;有的人则特别亢奋,每天不怎么睡觉,24小时在线聊天……他们战胜了病毒,却陷入了心理感染。

专家点评:

朱丽所患的是“幸存者综合征”,属于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一种。当事人往往都经历或目睹过巨大的不幸,比如战争、瘟疫、死亡、重病、伤残等。虽然灾难已成过去,他们却开始出现反常的表现,如梦魇、易怒、焦虑、过分敏感、突然失忆、害怕接触和灾难有关的人和环境。而且,长时间没有好转的迹象。

PTSD产生的原因在于当事人的安全感被破坏,所以,他们会一直保持应对灾难的姿态,用“敏感、暴躁、畏缩、逃避”这些“武器”来寻求自保。

就拿朱丽来说,虽然她的病已经治好了,但死亡一度离她很近。由此,朱丽产生了巨大的压力,神经时常紧绷,以致任何关于“不好、不对劲、不健康”的话题都能将她引爆,令她跌入愤怒或冷漠之中。

像朱丽这样被新冠肺炎折磨过的当事人,疗愈的关键在于“重获安全感”。如果困扰比较轻微的话,当事人可以在亲友的陪伴下重新去回忆患病、治疗、挣扎、痊愈的一系列过程,体会当中可怕的感受并把它们倾诉出来,让情绪得到释放,并且在和亲友的反复交谈之中不断接触到“安全的现实”。这样的练习做多了,当事人就能逐渐变得淡定。

然而,长期被困扰的PTSD患者是没那么容易自我疗愈的。他们可能缺少一个有耐性、能包容、善于共情理解的亲友团,或者他们的心灵已经脆弱到难以面对回忆,因此也谈不上吐露和释放了。这时,就需要寻求专业帮助,通过药物和心理治疗来进行调整。

因两次疫情事业遭重创,他彻底崩溃了

这场疫情对林海的打击是巨大的,刚起步的新事业又毀了,而且,他上一次创业失败也和疫情有关。

2002年底,林海和朋友凑钱在珠海开了家童装店。房租、装潢、货品、员工投了近30万元,两人没日没夜地加班宣传搞活动,总算在来年开春开始慢慢回本。可是,非典暴发,中小学逐渐停课,人们外出减少。林海只能苦撑着,他觉得只要扛过一个月,疫情会有所好转,就又续了半年的房租。

然而,非典比他想象中蔓延的时间更长,朋友撤资回了老家,林海瞬间背上了十几万元的债务。一夜之间,他的头发白了一半。

从那之后,林海像变了个人。每顿饭必须配白酒才吃得下去;听不得“创业”“生意”这样的字眼,一听就急眼;别人给他介绍司机、库管员等工作,没干几天就干不下去了。他说,自己受不了那种约束,而且,从当老板到打工,别人都看不起他。

3年之后,林海才迈过那道坎,在当地的农贸市场租了摊位卖熟食。还完了债务,还额外赚了几十万元,这让他重新鼓起勇气,决定再次创业。2019年初,林海带着自创的卤味在武汉开了一家卤味食品店,反响不错。12月中旬,他拿出这一年所有盈余在网红景点—光谷步行街租了一家门店,开始装修。

今年1月初,林海志得意满地备好了年货,买了回家的高铁票。“今年,打算多陪陪家人。结束东奔西跑的日子,2020年,赚它个几百万!”他在朋友圈里写道。没想到,新冠肺炎疫情来了,武汉封城。在给施工队和房东打电话后,林海无力地松开手机:“我到底惹了谁啊我!老天要灭我!”

这一次,林海彻底崩溃了。林海的女儿说,他已经在家“躺尸”快两个月了,整天跟家里人找茬吵架。

专家点评:

受疫情影响,不少企业面临着缩减规模甚至倒闭的风险。一些员工因此失业,一些老板多年心血付之东流,这样的打击既突然又巨大。要帮助他们尽快恢复过来,就需要从多个层面同时发力,给予足够的支持。

首先是现实层面,这也是很多部门和机构正在做的。对于这类事业受到重创的人来说,要多推荐他们看一些政府研究颁布的“暖企”政策,减轻他们的心理负担,增强信心;鼓励并帮助他们尽快找到出路,使那些生计暂时出现问题的人能够顺利过渡。同时让他们了解到,在疫情大规模影响下,受到影响的企业不是一两家,避免他们陷入“就自己倒霉、点儿背”的情绪当中。

其次是家人层面,可以为他们提供帮助。比如在他们苦闷的时候,给予陪伴安慰;能力范围内提供资金支持;在他们重新就业时帮忙多照顾孩子、料理家务等。

以上这些实际的支持能够帮助他们重获安全感,为恢复信心打下基础。

再次是心理层面,我们也可以因人而异,提供个性化的支持,因为每个人的痛点不尽相同。比如,有人萎靡不振,是因为事业受挫经济损失巨大;有人自信心受挫,对自己产生怀疑。

像上文所说的林海,他的烦躁一方面是两次受挫几乎搭进了所有的钱,另一方面也是他看重面子,觉得做生意才“让人看得起”,做司机、库管员则“被人看不起”。他将“自尊和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结果就是生意失败,自尊也随之瓦解。

对于这类人的恢复,我们更应该关注到他们将什么“东西”和事业联系到一起,然后为这些“东西”找一个新的支持。比如自尊受打击的人,可以鼓励他们去帮助他人,在对社会对他人的付出中找回自己的价值;通过奋斗来体会“自身存在感”的人,可以鼓励他们跟亲友建立更紧密的关系,从新的角度体会自己的存在感;对于那些“平时生活很无聊,只能寄情于事业”的人来说,当事业失败时,“重新找到生活的乐趣”就成为当务之急。这个心理重建的过程会带来强大的力量,既有利于他们的个人成长,也能够让他们更快地在这场风波中挺过去。

新冠病毒夺走父亲后,她至今无法释怀

春节期间疫情暴发,张娟不得不放弃回武汉老家的计划,留在了广州的家里。不久,老家传来消息,父亲张庆生疑似感染了新冠病毒,但一时无法确诊,医院床位紧张也住不了院。

没办法,张娟只能每天通过电话关注父亲的病情。每次通电话,父亲都说挺好的,张娟也觉得父亲肯定可以挺过这一关。大年初四那天,父女俩照常微信聊天。父亲告诉她今天状态还不错,不用担心。张娟则发了几个居家隔离并且康复的案例为父亲打气,一切如常。

然而,大年初五凌晨3点,张娟却收到了姐姐打来的电话:“爸爸走了。”

疫情之下,不能按照老家的习俗停灵三日再火化,张娟不能奔丧,亲朋也不能告别,只有张娟的姐姐、姐夫将父亲安葬。

很多同学同事朋友知道后,纷纷来安慰张娟。但是,张娟什么也听不进去。她只是自说自话,跟每一个安慰她的人诉说父亲生前对自己的关爱,诸如母亲因病去世早,自己的两个孩子都是父亲来广州照料的;每当她工作与生活无法兼顾时,父亲就从老家赶来为她“救火”;等等。讲完之后,她还会一遍遍地自责:“我应该回武汉的,这样就能在他最需要我的时候陪在他身边。”

父亲走后的那几天,张娟一口饭都不肯吃,每天哭个不停。看着新闻报道中每天在增加的确诊病例数字,她说父亲在家里去世,到死都没有确诊,甚至连国家疫情通报中一个冰冷的数字都不是。她还说如果自己赶回武汉,找人想办法让父亲入院,他没准儿就康复了;如果护理得当,方法得当,就算在家隔离,他也会康复的……

如今,张娟仍在不停地追悔中。她觉得父亲的死是自己的失误,追悔就像一个情绪黑洞,让张娟越陷越深,无力自拔。

专家点评:

新冠肺炎的特点之一是病程进展迅速。不少人开始还好好的,甚至有病情转好的迹象,却突然间说没就没了。这会让亲友难以接受,因为根本就没有来得及告别。

这时,亲友往往会下意识“拉住”死者,抵制那种“被突然夺走”的失控感:有些人会像张娟那样不断追悔,就好像她能够对抗死神一样;有些人则会责怪医生没尽力,试图用“指责”来控制局面。但显然,这些做法都徒劳无功,只会给当事人增添困扰。

随着死亡人数的上升,类似有张娟这样想法的家属也会不断增加。所以,有人建议在疫情缓解时举办追悼会,哀悼那些被病魔夺走生命的靈魂。这个提议是相当靠谱的,因为追悼仪式是人类发展多年的、用来应对丧失的有效方法。在仪式中,家属可以尽情释放悲伤,把未尽之言说个痛快;也可以制作照片、竖立纪念碑,努力为死者尽点心意,抵消“你走了,我居然还活着”的内疚感;更可以由此和死者建立象征性的关系,平衡一部分丧失带来的无力感……所以,哀悼对于未亡人来说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当然,举办追悼会不等于心理上的哀悼能顺利进行。我们见过很多家属参加完追悼会之后很长时间依然无法走出来。这样的人很可能就是被痛苦困住了,无法在心理上完成哀悼和告别。因此,他们像PTSD患者一样,需要寻求专业人士帮助,陪伴他们放下过去,继续前行。

被隔离和排挤后,孩子们不再相信任何人了

李国靖说,他从没想到,有一天,自己会因为身份证上是武汉籍而被嫌弃。

2020年1月16日,李国靖请年假带着妻子和一双儿女从武汉飞深圳,然后前往马来西亚、泰国及新加坡进行为期15天的跟团游。开始几天,全团36人有说有笑。然而,随着国内疫情不断发展,李国靖一家的遭遇每况愈下。

1月22日上午,在新加坡,当大巴拉着一车游客前往景点时,有人意外得知李国靖一家是武汉人后,群情激愤,逼着导游要求李国靖一家立马下车,而且扬言如果他们一家不退团,大家就退团。无奈之下,导游只好跟李国靖协商,让他们一家回宾馆暂时休整一下。李国靖只好同意。

很快,新加坡政府也对疫情加紧了防控。有机构找到李国靖一家,进行医学检测,并要求他们配合进行为期7天的隔离观察。好在,一家四口并没有染病,在隔离期满后,带着新加坡医院开具的医学证明,他们登上了回国的飞机。

飞机上,不知是谁泄露了李国靖一家是武汉人的消息,先是有乘客要求调到远离他们一家的舱位,再后来有人开始谩骂,说他们一家无良,是祸害,甚至有人拿起矿泉水瓶砸他们。

李国靖不停向大家道歉,拿出医学证明,一再声明全家人并没有染病,机组人员也尽力平复,但都无济于事。他的两个孩子吓得哇哇大哭。3个小时后,飞机终于降落,等待他们的是继续隔离。可是两个孩子不再配合了,哭喊着:“我要回家!”

隔离期间,李国靖发现,两个孩子不太对劲。除了爸爸妈妈,他们不信任任何人。6岁的儿子问他:“爸爸,他们给我们的饭不会有毒吧?”而11岁的女儿总是做噩梦。

专家点评:

在恐慌情绪的笼罩下,个别地方出现了“歧视湖北武汉籍同胞”的现象。有孩子因此受到惊吓,也有大人因此难以再相信他人。

相比之下,孩子的心灵冲击相对好处理。因为孩子的安全感和对世界的认知主要来自父母。如果父母能及时安慰他们,陪伴他们,慢慢告诉他们:“有人排斥我们,但也有人帮助我们,更有不少的同胞愿意为我们挺身而出。所以,这个世界还是值得信赖的。”看到父母能保持淡定,那么孩子就能变得淡定。

但如果大人都很崩溃,觉得整个世界都在害自己,那么局面就比较复杂了。这时候,大人需要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然后才能帮助孩子。他们要回到安全的环境中,重新获得一个客观的认知;他们需要详细地回溯事件,看到嫌弃和排斥,同时也要看到接纳和关怀。比如李国靖一家就需要看到:在新加坡的时候,有医生为他们做检测;在飞机上,机组人员试图阻止别人攻击他们;等等。

当他们真正体会到人们的善意,就有机会从被害、多疑、不信任的负面情绪中恢复平衡,用一种理性的眼光去看待这段经历。

内外兼修,疗愈创伤

看到这里,也许有人会问,同样受到冲击,为什么有人留下了难以恢复的创伤,有人却可以慢慢收拾心情重新出发呢?

其实,这涉及一个流行病学的名词,叫“易感人群”,也就是“遇到打击特别容易生病的人”。在灾难发生之前,这些人往往在两个方面就已经出现了问题。

首先是心理基础,包括一系列的能力,比如表达、抚慰、尊重、激励等。这些功能越完善丰富,面对风波时就越皮实,越容易消化情绪,扛得过去。相反,如果这些功能严重缺失,或者从小基础没打牢,那么心灵就会变得很脆弱,就算一点儿小事都能让这颗玻璃心破碎,更别提疫情这样的大麻烦了。

另一个因素是人际关系,也就是社会支持系统,包括亲朋好友、老板同事、心理咨询师等。这些人会构成一张关系网,不但可以提供援助,还能在危难时把他们稳稳托住,为他们撑腰打气,输送力量。

所以,要避免成为心理創伤的易感人群,就需要内外兼修,保证自己拥有坚实的心理基础和完善的人际关系。只有这样,才能直面人生无数的风波,一路昂首阔步,笑看风云。

本刊观点

身心健康是幸福和快乐的前提。我们既要做好身体防疫,也要做好心病防控。这不仅需要个人的努力,更需要社会的支持;这不仅是当前疫情的需要,也是日常生活的必需。让我们一起努力,春暖花开,一切终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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