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晓菲

摘要：《我不是药神》中“草根英雄”的平民化角色给人以深刻印象。文章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出发，分别从情感底线、生活底线、道德底线、法律底线来分析影片中的平民人物形象，揭示出社会底层人物的底线意识，为同类现实主义题材影片的主题叙事带来启示。

关键词：《我不是药神》 底线意识 小人物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2018年7月5日《我不是药神》正式上映，总票房达30.7亿，也是中国影史上第五部破30亿元的影片。该片在豆瓣电影网评分高达9.0，也是近几年现实主义题材中评分较高的影片。《我不是药神》从现实主义创作的维度对故事内容进行深挖，并以“悲喜剧”的呈现方式极大地提升了影片的艺术性。影片中每个人物由于自我需求的不同，其各自的命运追求也各不相同。根据美国著名心理学专家亚伯拉罕·马斯洛提出的“需求层次理论”，即从低级到高级分别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围绕影片中的平民形象，从情感底线、生活底线、道德底线、法律底线四个维度探寻社会底层人物的底线意识，为中国同类型的电影提供借鉴和思考，承担电影艺术的社会责任。

生存底线：低级需求中的人性光芒

在一次次生存需求和安全需求的压迫下，影片的主角程勇出现了，他就是平民英雄的代表。该人物形象的设计恰到好处，无论从影片中人物的本身设定还是从表演者的选择上都是合乎情理。该片导演文牧野谈到为何让徐峥出演程勇这一角色时说：“像，还是挺像剧本里的人物。他第一次看完剧本就哭了，然后跟我说，咱们什么时候开始。另外他作为剧组里最年长的，是一个很重要的政治稳定器，就是他在这儿就会很稳定。”程勇是彻头彻尾被推到风口浪尖的小人物，被催房租，争取孩子抚养权以及面临父亲生病，“生存”是他面对的一座大山。此刻人们看到的是程勇最低级的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并未得到保障，因此呈现出的他是窝囊、没用甚至打老婆的形象，该角色跟英雄并不相符。医生说其父亲病危的时候，激发了程勇想要赚钱的欲望，这直接促成了程勇与吕受益第一次合作的决定。他并没有什么野心，只是想赚点钱，留住孩子的抚养权，凑齐父亲的手术费，开好自己的神油店。

刘思慧第一次出现是在夜店跳舞，映入观众眼帘的是一名风尘女子。可另一面观众看到的是为女儿治病不惜委身风尘的伟大母亲在向观众喊出：“我要挣钱。”领班跳舞的时候，刘思慧起哄的声音最大，喊脱裤子的时候，甚至有了恶狠狠的发泄报复意味。当程勇看向她的时候，她的眼睛里含着满满的眼泪。可以想象刘思慧曾经受到过怎样的侮辱、委屈和轻慢。可生活就是这样，为了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第一次你跳一支舞，后来你脱一件衣服，再后来你能主动摆一床情趣睡衣，不跳也得跳。后来即便已经找到了程勇作为“靠山”，被领班一叫就走却已经变成了本能。环境对人的腐蚀能力是潜移默化的，当你迈出第一步的时候，你就再也不可能全身而退。这是一个苦命的女人形象，她被丈夫抛弃独自一人抚养孩子，为了孩子牺牲尊严，是母爱光芒的代表，让观众生敬。

家庭底线：社交需求的情感维系

如果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都很好地得到了满足，爱、感情和归属的需要就会产生，并且以此为中心，重复着已描述过的整个环节。对爱的需要包括感情的付出与接受。在程勇赚足了第一桶金后，很明显前两个需求层次已经完成，因此他有了争夺儿子抚养权的资本。此刻对于程勇来说，无论如何落魄，他坚定地倾诉着“我要儿子”的心声。他是影片最重要的人物也是剧情前后两段反差最大的人物。开片一个生活窘迫、妻离子散、父亲生病住院的家庭，让程勇的邋遢和无用的男人形象刻进观众心里。这样的男人形象在生活中随处可见，但是观众对他恨不起来的原因就在于，他仍然坚守着一个儿子的孝顺和一个父亲的责任。

刘思慧的职业看似违背了伦理道德观念中女子该有的安分守己，甚至其工作的性质让人产生风尘女子避之不及之感。其钢管女郎与单身母亲两位一体的背后是为了拯救女儿的牺牲，由此作为非病人的群主，其不动声色后面的伟大表现得含蓄自如。观众分明感受到的是如程勇般呐喊着“我要女儿”的声音，是刘思慧在与女儿建立亲情关系之下的归属和爱的需求，更是底层人物的情感底线。

吕受益，一个身患重病的丈夫和父亲形象。吕受益说当初不想死是因为儿子，看到他第一眼的时候，就不想死了。他离世看得最后一眼也是儿子。不想死是因为儿子带来了生的希望，再次想死是因为不想再拖垮家庭让妻子、儿子将来没有希望。他为了希望而生，又为了希望而死。他不知道，其实他只要活着，对他妻子来说，就是希望。面对苦痛，吕受益更多是选择隐忍，这样的性格是一个有责任和担当的男人所具有的。

道德底线：尊重需求的小我超越

除了少数病态的人之外，社会上所有人都有一种获得对自己的稳定的、牢固不变的、通常较高评价的需求或欲望，即是一种对自尊、自重和来自他人的尊重的需要或欲望。当程勇真切地进入到白血病人这个群体后，他的蜕变和成长是惊人的。从为了钱卖药到不赚钱卖药再到贴钱卖药，这三段强烈的故事转折，照射着程勇强烈的心理矛盾，呈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平民人物形象。同时逐渐发生的心理变化，展现了一个富有大爱的英雄形象。这种“舍生取义”的形象能够引起观众的强烈情感共鸣，而这也是程勇的道德底线。

警察曹斌性格形象的独特性在于尊重事实，他将警察的犀利和柔情隐忍表现得令人亲近。他面临着法与情的矛盾，从接到任务抓获“药贩子”时，他以高素质的职业能力迅速锁定目标，而当他真正走进这群备受打压的“药贩子”时，内心强烈的矛盾呈现出执法者的道德底线。在抓捕过程中，病人大妈对他求情说，“因为病了三年，4万块一瓶的正版药吃了三年，房子吃没了，家人吃垮了，再抓了药贩子岂不是让人生不如死”，一番话让人无比感慨。曹斌对局长说办不了案，一切责任自己来负，显示了一种正视现实敢于承担的好警察的品格，这些细节使整部影片对于人的认识达到了接近真实人性的深刻性。假藥贩子张长林被抓前与程勇见面时，当他得知程勇买药已经不挣钱完全是为了救人。虽然为了活命他还是拿走了三十万元，但是当晚张长林被抓，面对警察的审问他守口如瓶，此刻“坏人”张长林也受到了程勇的感染，他坚守住了道德的底线，选择了保护更多的病人。影片“黄毛”彭浩为了掩护程勇，为了拯救更多的病友而“牺牲”的片段，亦让观众不禁泪下。

这些人物都是平民英雄的缩影，面对更多病友的生死他们选择了牺牲自我成就他人，这是他们道德底线的守护更是伟大“草根英雄”的化身。

法律底线：自我实现的社会规制

自我实现指的是人对于自我发挥和自我完成的欲望，也就是一种使人潜力得以实现的倾向。影片前半段，程勇代理“假药”不断获利，直到他得罪假药贩子张长林，被多次警告甚至真的被警察抄了一次店，让他感觉到威胁的存在。这时他选择了放弃，可见即使是为了获利他仍然坚守在法律底线之内。影片后半段，程勇面对吕受益的自杀和众病友的相继离去，他毅然决定“不获利卖药”。在黄毛“舍生就义”之后，他选择让刘思慧联系外省的病友，开始“贴钱卖药”。此刻已经彻底激发了程勇内心的正义感，他在明知自己可能会坐牢的情况下依然决定以成本价甚至赔钱的代价代购药。片尾程勇最终被依法逮捕的时候，即使警察把他按到地上，他也一脸坦然安详。然而，当他看到那些抱着药箱逃走的下线也被警察抓了回来的时候，此刻他的情绪终于崩溃了，因为挣扎而变得扭曲的脸上写满了难过与不甘。他的眼神变得绝望了，那一刻，他是倾尽所有仍然无法拯救世界的救世主。程勇已然达到了自我实现的社会规制。置身于当时国内癌病药物昂贵的现实环境，程勇对病友们的同情而代购药品，是超越自我的一种表现，也是当时的典型环境促使了他的行为。程勇被判了五年有期徒刑，在被执行监禁行车中，警察轻声说：开慢点！而在缓缓移动的车外，是众多白血病人渴盼的眼神。死去的吕受益和黄毛再现于众人中微笑地看着他，白血病人的口罩的摘和戴，呈现出特殊的悲戚和情感牺牲尊重的意味，让人不忍直视。

结语

《我不是药神》群体人物扎实鲜活，是影片艺术表现功力的体现。由影片典型人物组成平民英雄，受其典型性格的影响成为社会个性。因此，现实主义题材电影的未来发展，要注意赋予类型电影以现实主义的内涵和人文理念。好的艺术当然来源于生活，但更要高于生活。艺术有其内在规律，它不是对生活的简单再现，而是以艺术化的语言和手段，建构、重塑和阐释我们的日常生活，为它增加人文的温度和思想的深度，拓宽、挖掘人类精神世界的广度和深度，进而赋予生活新的价值。文艺作品要讲好中国故事，观众通过该片看到了众平民形象的底线意识，让人们更加了解这一群体。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栏目责编：杨 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