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蕾

摘 要：智慧城市作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形态，与城市韧性提升具有内生性关联。但信息技术在城市基础设施、运营管理系统中的嵌入，并不能必然获得城市的健康和安全发展。因此，研究智慧城市的韧性建设路径对提高城市安全和智慧城市建设效率都具有积极作用。基于智慧城市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利益相关者评价模型，分析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韧性提升的显著性。研究发现，智慧城市建设对社会韧性的提升作用最显著，但社会赋权存在明显短板;智慧城市建设对基础设施韧性具有积极作用，但环境、能源、农业领域的韧性红利不显著;智慧城市建设对增加经济“冗余度”尚不明晰，大数据产业化和传统行业的数据化转型面临不确定性风险。

关键词：智慧城市;城市韧性;城市功能

中图分类号：F299.2;F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20）03-0021-12

作者简介：宋 蕾，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博士后 （上海 201204）

近20年中，全球范围内的众多环境、社会和经济危机对我们的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①。城市化的复杂性及其与城市系统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决定了城市风险的预防需要“系统”分析②。因此，在城市经济增长和信息技术的交叉点上形成的“智能”城市主义，作为应对城市可持续性挑战的解决方案备受关注③。智慧城市将数据信息技术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相結合，使得决策者在公共资源要素配置过程中，能够做出更快响应和更低成本的解决方案冯奎：《中欧智慧城市发展报告》，中国环境出版社2017年版，第103页。。麦肯锡全球研究院评估了数十个智慧城市项目，尽管这些城市的基础设施系统和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各不相同，但智能化基础设施应用为缓解城市病带来积极“疗效”，例如，平均减少疾病死亡率8%-10%，加快应急响应时间20%-35%，通勤时间减少15%-20%，医疗健康成本减少8%-15%，温室气体排放减少10%-15%等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Smart Cities： The Digital Solutions for a More Livable Future”， 2018， pp. 12-18.。

但智慧城市建设就一定能够输出具有韧性的城市吗？由于智慧城市建设的系统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智慧城市自身建设存在各种技术、经济和社会层面的风险曲岩：《智慧城市建设中的社会风险管理研究》，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94页。。此外，城市智能化进程中，人口增长在住房、基础设施供给、生态环境等领域所带来的挑战依然被区别对待，城市政策长期存在的碎片化、无效化正在稀释科技创新为城市治理能力带来的“延展性”。因此，如何规划和建设智慧城市，让城市更具韧性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智慧城市的韧性要素

（一）智慧城市的要素构成

智慧城市是信息城市、数字城市和可持续发展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和延伸屠启宇：《全球智慧城市发展动态及对中国的启示》，《南京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关于智慧城市的概念一直缺乏共识，但关于智慧城市的相关研究和界定存在部分重叠。一般而言，所谓智慧城市是指广泛利用信息和通讯技术（ICT）来提升城市系统运行和服务供给的效率和效益李德仁：《智慧城市：概念、支撑技术与应用》，《中国公共安全》2013年第2期;Annalisa Cocchia， “Smart and Digital City：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Smart City， Vol. 6， 2014， pp. 13-43。。

从物理结构来看，智慧城市主要包括三个层次：技术基础、应用程序（数据挖掘）和终端应用。其中，技术基础是指大量通过高速通信网络连接的智能手机和传感器，读取和传输城市基础设施运营和社会日常生活等多维度的数据;应用程序是指数据挖掘和分析系统将原始数据处理成为城市管理和运营可利用的数据信息仇保兴：《智慧城市建设的背景、内容和途径》，《建设科技》2016年第3期。;终端应用指城市、公司和公众对数据信息的分享和利用。智慧城市的评价体系往往根据该物理结构划分要素。以国内《智慧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和《新型智慧城市评价指标》，以及国际上评价智慧城市的两种常用指标体系——《智慧城市指数指标体系（SCIMI）》和《欧洲智慧城市排名指数（ESCR）》为例，尽管四种评价指标体系的“智慧”维度和具体衡量指标存在差异，但是信息化基础设施要素包括感知网络、宽带网络、数据库等建设以及相关的人力和资本要素的投入;应用产出要素包括智慧治理（政务）、智慧经济、智慧人文（公民）、智慧生活（医疗、交通、住房、教育、社保等）、智慧环境（自然环境保护）、智慧能源等（见表1）F. Purnomo and H. Prabowo， “Smart City Indicators：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Journal of Telecommunication， Electronic and Computer Engineering， Vol. 3， No. 8， 2016， pp. 161-164;王思雪、郑磊：《国内外智慧城市评价指标体系比较》，《电子政务》2013年第1期。

（二）智慧城市的韧性特征分析

韧性理论从工程韧性、生态韧性到演化韧性邵亦文、徐江：《城市韧性：基于国际文献综述的概念解析》，《国际城市规划》2015年第2期。，其研究从生态学领域逐渐向社会生态系统扩展周利敏：《韧性城市：风险治理及指标建构——兼论国际案例》，《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社会生态系统的韧性是指城市系统和区域通过准备、缓冲和应对不确定性扰动，实现公共安全、社会秩序和经济建设等正常运行的恢复能力邵亦文、徐江：《城市韧性：基于国际文献综述的概念解析》，《国际城市规划》2015年第2期。，其强调社会生态系统的自组织、更新和开发能力D. Mcevoy， H. Fünfgeld and K. Bosomworth， “Resilience and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The Importance of Framing”，Planning Practice & Research， Vol. 3， No. 28， 2013， pp. 280-293.。城市韧性建设一方面要降低特定风险或灾害的发生几率，另一方面追求以人为本的宜居建设和可持续发展，以增加城市的“冗余度”来应对不确定性扰动因素的影响。也就是说，城市韧性建设就是要以“防患未然”为原则，不仅要对已经出现的城市问题或者潜在风险做到“既病防变”，又要为应对不确定性预留“冗余空间”，即“未病先防”连乐：《生态城市的“智慧化”——生态城市建设中大数据技术应用的理论探索》，载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主编《战略与管理》，中国计划出版社2016年版，第67页。。

目前，城市韧性维度主要根据城市功能划分。杰哈（Jha）等A. K. Jha， T. W. Miner and Z. Stanton-Geddes，Building Urban Resilience： Principles， Tools， and Practice， New York： World Bank Publications， 2013， p. 49.基于生计资本理论，将韧性要素分为基础设施韧性、制度韧性、经济韧性、社会韧性和自然韧性。联合国减灾风险办公室（UNISDR）提出城市韧性的十大要素，涉及生产力、基础设施发展、生活质量、公平和社会包容以及环境可持续性等指标。无论韧性要素如何划分和考量，其都在强调城市要素的抗扰动性、冗余性C. R. Index，City Resilience Framework，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nd ARUP， 2014， p. 61.、多元性、人源性（以人为本）沈清基：《韧性思维与城市生态规划》，《上海城市规划》2018年第3期。和学习性S. De Falco， M. Angelidou and J. P. D. Addie， “From the ‘Smart City to the ‘Smart Metropolis？ Building Resilience in the Urban Periphery”，European Urban and Regional Studies， Vol. 2， No. 26， 2019， pp. 205-223.等特征。

而智慧城市的韧性特征是指信息技术以及相应服务提升城市基础设施系统、人口和社区吸收以及应对外在干扰的能力。智慧城市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韧性特征：一是利用智能网络提升城市治理和经济发展的效率，以及公共服务的包容度;二是利用大数据和智能城市平台构建开放的、公众参与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三是利用技术和城市空间、社会关系的融合，促进社会和环境的福利最大化;四是利用技术和大数据分析提升城市应急和响应的能力（见表2）。

二、智慧城市韧性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信息技术因素

目前，大数据平台和人工智能等类脑智能技术得到广泛发展和布局，“城市大脑”、“智能中枢”是未来城市碎片化数据获得整合和系统性处理的核心技术，但技术在城市中的广泛应用需要基于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同时考虑技术发展的成熟度、可靠性以及与基础设施的融合性。

首先，关键性基础设施的智能化互联化加强了基础设施系统之间的相互依赖，一个子系统的基础设施故障可以在不同网络层面产生“链式反应”，甚至引发社会危机和经济危机。其次，基础设施的智能化，加剧基础设施在网络病毒攻击下的暴露程度。特别是随着城市治理和服务供给对全景控制以及智能技术的高度依赖，更要求嵌入基础设施的技术需要研发的独立性和性能上的抗干扰。城市面对日益复杂、叠加的风险冲击，信息技术在城市基础设施上的叠加建设，也需要建立信息化韧性架构，根据城市系统的生命力需求，适度选择性和稳速提高关键性基础设施的“冗余”性，确保各个城市在子系统发生中断情况下仍然能够保持正常运转的能力。

（二）制度因素

智慧城市发展存在两种路径：一是以技术为导向的智慧城市规划，侧重信息技术应用和大数据平台的规划，该种路径以里约热内卢为代表，强调利用数据技术提高政府科学决策水平和公共服务能力。与之不同，伦敦、阿姆斯特丹、维也纳等欧洲的智慧城市建设，同样强调数据基础设施与传统基础设施的融合发展，但以利益相关群体的发展诉求和制度创新为导向S. P. Caird and S. H. Hallett， “Towards Evaluation Design for Smart City Development”，Journal of Urban Design， Vol. 2， No. 24， 2019， pp. 188-209.，其智慧城市规划强调自下而上的城市治理模式创新，强调技术对生活质量的提高和环境改善。从表1的指标体系比较也可以看到，SCIMI和ESCR指标体系均将硬件基础设施的信息化纳入智慧政府或者政府管理的维度中，指标体系的评分权重中，强调公民赋权、人力资本的发展，以及公众对决策的参与程度等。

尽管两种智慧城市建设都强调技术和治理手段的智能化不是目标，而是更及时、动态和精准响应城市居民日益提高的对物质和精神生活的需求。但前一种智慧城市建设路径，由于重“政府规划”轻“公众参与”，智能化技术在提高环境承载能力和可持续发展中存在“高投入低回报”的“不经济性”问题。例如，缺乏市场需求引导的数据信息系统建设存在规模泡沫，导致资金、技术、维护等出现问题，城市效益实现存在风险胡小明：《智慧城市理念再思考》，载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主编《战略与管理》，中国计划出版社2016年版，第12页。;或者信息化建设与解决城市发展矛盾的实际需求相背离，不仅不能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还造成更大的浪费。

（三）社会参与因素

数据和智能技术对经济和社会进步带来巨大促进作用，但数字向信息资本演化的过程中，存在“极化”现象。一是数据产业和产业数据化发展中的“数据垄断“问題，其最终会遏制市场创新和中小企业的市场准入。也就是说，信息化与数据呈现出越来越多的“专属”特征，而非“公共产品”属性。数据所有权的锁定效应导致信息资本流动过程中的行业垄断以及社会排斥Sally P. Caird and Stephen H. Hallett， “Towards Evaluation Design for Smart City Development”，Journal of Urban Design， Vol. 24， No. 2， 2019， pp. 188-209.。二是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会取代大量社会基础工作，当缺失新技能的学习和培训通道缺失时，将导致失业和城市边缘贫困群体的增加。智能技术的无障碍使用和智能服务的可达性等方面得不到有效保障，将日益加剧城市空间和社会结构上的“分裂”，最终导致“城市数字鸿沟”、“社会极化”和“区域发展的不均衡”等社会包容性问题。

可见，大量数据的收集，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在城市运营和管理中的嵌入，并不能保证智慧城市的健康发展。城市通过技术达到的智慧化不是城市建设的目标，而是优化基础设施、资源配置和共享，以及实现创造力、多样性、教育、自然环境等可持续发展和生活质量改善的重要手段。

三、智慧城市建设的“韧性效用”测度方法

那么，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韧性的影响是什么？如何实现评价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韧性能力的影响？目前，尚没有针对智慧城市的“韧性”评价体系。本研究拟从智慧城市评价指标体系中甄选智慧城市要素，通过利益相关者对智慧城市要素的韧性效用展开评价。基于智慧城市评价指标展开其韧性效用评价具有两个方面优势：其一，国家层面的智慧城市评价体系不仅指导地方城市构建具有“一城一策”差异化的地方指标崔璐、杨凯瑞：《智慧城市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統计与决策》2018年第6期。，而且也是智慧城市建设投入的“风向标”，以智慧城市评价体系展开韧性效用测度具有现实意义;其二，智慧城市评价指标体系由智慧要素维度（一级指标）和具体特征指标（二级指标）构成，利益相关者针对细化的要素特征（二级指标）更容易展开客观评价。

本研究以国家层面智慧城市的指标体系《智慧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和《新型智慧城市评价指标》为基础，聚焦智慧城市的11个智慧要素（一级指标）和25个具体特征指标（二级指标）（见表4），由利益相关者对25个具体指标展开韧性效用评价。本研究通过利益相关者分别对两个内容展开评价：一是对智慧城市的要素（一级指标）重要性展开评价，该部分的评价旨在获得智慧城市要素的权重指数;二是智慧城市的要素指标（二级指标）对城市韧性的影响。智慧城市建设会对城市的基础设施韧性、经济韧性、社会韧性和环境韧性产生正向或者负向的促进作用。参与评价的利益相关者被要求逐一评价二级指标对四个韧性维度的影响，并将3分的分值分配到四个韧性维度。如果影响为负，则赋予负值;如果没有影响，则将分值分配到“无影响”（见表3）。

从2019年3月至2019年11月，课题组对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的培训学院展开问卷调查。采取自填问卷和访谈相结合的方式，共发放问卷291份，收回291份。调研对象包括两类群体：一是城市建设和管理的政策制定者和实施者;二是相关专家，主要是智慧城市建设、城市风险等相关领域的科研人员。尽管社区公众是智慧城市和韧性城市的重要利益相关者，但由于本研究涉及大量智慧城市评价指标和韧性概念，因此，本研究选择的利益相关者未包括社区公众，而是以城市管理者和相关专家为主要参与者。其中，调研对象来自东部、中部和西部。东部对象主要来自上海、浙江和江苏，占总调研人数的28%;中部调研对象来自河南、山东、山西和河北，占总调研人数的39%;西部调研对象来自四川、重庆、贵州和西藏，占总调研人数的33%。

四、我国智慧城市建设的韧性效用分析

（一）智慧城市韧性提升仍有空间，社会韧性相对显著

从评价的韧性维度结果看，智慧城市建设对基础设施、经济、社会和环境韧性的提升均有正向的激励作用，但智能化手段对韧性提升无影响的比重仍然高达40%。导致这一结果出现的因素可能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智慧城市和城市韧性存在强关联，但智慧城市的评价指标体系与城市韧性显著不相关，造成智慧城市韧性评估的偏差;二是智慧城市建设投入与地方城市韧性发展的需求偏离，呈现出“高智能低（中）韧性”的城市。

智慧城市发展致力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但不同城市发展的阶段、技术、制度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叠加作用下，智慧城市发展与城市经济、环境、社会和基础设施韧性之间的互动关系不同。目前，智慧城市建设的社会韧性效用最显著，占22.4%（见图1）。智慧城市建设对提升基础设施安全性的作用占16.1%，仅次于社会韧性维度。智慧城市建设对环境韧性的影响为12.2%，对提高经济韧性的作用相对最小，占9.45%。

（二）智慧城市的社会韧性存在短板，智慧公民建设亟待提升

从智慧城市要素看，智慧政府、智慧安防以及智慧民生（医疗、教育和文化创新等）对城市的社会韧性提升贡献最显著，这是我国智慧城市建设顶层设计引导的结果。首先，2016年，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等多个会议上强调，“统筹发展电子政务，构建一体化在线服务平台”以及“以推进电子政务、建设新型智慧城市等为抓手，以数据集中共享为途径，建设国家一体化的国家数据中心”;同年，国务院发布《“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指出到2020年，新型智慧城市建设要取得显著成效，形成无处不在的惠民服务、透明高效的在线政府、精准精细的城市治理以及大数据分析技术对城市生命线安全、公共安全和应急安全的全面感知和智能化响应。目前，我国经济发达城市都在社会治安、安全生产等多领域实现了智能化监控和管理。

但智慧城市的社会韧性存在明显的短板，即智慧公民。智慧公民的韧性水平处于明显劣势，智慧城市的社会赋权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如公民的数字意识和技能、消费者保护中的数据隐私和安全问题（见图2）。信息化时代每一个公众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社会和经济的多元化发展离不开公众的积极参与。比较《新型智慧城市评价指标》的2016年版本和2018年版本（见表1），智能基础设施所占比重从7%下降到5%，而市民体验则从20%提升到40%，可见，智慧城市的建设重点呈现从城市信息化基础设施向智慧公民和智慧民生的转变陈铭、王乾晨、张晓海等：《“智慧城市”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以“智慧南京”建设为例》，《城市发展研究》2011年第5期。。但与国际智慧城市评价指标体系相比较，我国智慧城市评价体系的重点在于大数据开发和以大数据应用为基础的政府服务能力提升。虽然我国智慧城市评价体系中，智慧公民和市民满意度等指标所占比重在不断提高，但“智慧公民”仍然处于受益群体而非参与主体的位置。

（三）关键性基础设施的智能化尚未释放韧性红利

加强基础设施的安全建设是各国城市安全建设的共识和智慧城市建设的重点内容，其中，关键性基础设施涉及电力、能源、交通、水务和环保等重要领域徐杰、彭静怡：《世界智慧城市安全建设发展与展望》，载尹丽波主编《世界智慧城市发展报告（2016-201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90页。。例如，2015年美国“新智慧城市”计划投资1.6亿美元用于应对城市安全的关键挑战，包括缓解交通拥堵、建设智能化基础设施和推动物联网应用来打击犯罪。印度将98个智慧城市试点建设重点放在电力、环保和交通等方面，以促进城市安全的改善。但从图2看，相较于智慧民生，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环境、能源安全、交通以及农业领域的韧性效用，远远落后于社会健康医疗、教育和政府服务领域。

虽然信息技术被广泛应用于流域水质监测、固废垃圾处理、污染排放的在线监控、交通诱导系统等，但受制于大数据的算法限制，目前，交通、环境和能源基础设施智能化应用主要在于监测，而对未来潜在风险的推演和预警仍是“软肋”。此外，从治理角度看，城市生命线的全生命周期管理需要系统性以及子系统之间的协同性。环境、食品安全以及交通等领域治理仍然呈现“末端化”和“碎片化”。数据的采集和信息的融通在环境、能源、交通等领域的广泛应用，需要“技术+制度”的复合型建设，需要多元主体的参与，才能从源头上创新和改变生产、生活的方式，促进生产方式的集约化，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的减量化，分布式能源供给的多元化，从而促进智慧城市建设释放更多韧性红利。

（四）智慧城市建设的经济效益显著，但智慧经济发展的机遇与风险并存

城市经济基础组成模式和产业种类多样化，能够增加城市经济应对风险的“冗余度”和灾后保持经济稳定的适应能力。纽约过于依赖华尔街金融资本，该种单一经济发展模式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受到重创。2009年，纽约发布《多元化城市：纽约经济多样化项目》，将经济模式转向科技创新。以信息技术改变资本流动形态，并催生多元化的產业结构和新业态，这已经成为当今全球城市提升经济韧性的主要战略。我国近三年数字经济总量年增速达20%，2018年，我国数字经济总量达到31.3万亿元，占GDP的34.8%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2019）》，http：//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1904/P020190417344468720243.pdf。。数字经济正在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关键性生产要素。

但研究结果显示，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对提高经济韧性的作用相对最小，仅占9.45%。其原因可能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智慧城市评价指标因素。智慧经济的韧性效用在于经济的多元化和增长的可持续性。一方面，智慧经济激发了数字经济的新态势，如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领域的产业发展;另一方面，信息技术与传统行业融合发展带来的经济新动能，如智能制造、数字教育和医疗、数字旅游、互联网金融等。但由于本研究基于智慧城市评价指标，其主要来自两个维度：一是信息产业占经济结构的比重，即数字产业的产出占比;二是企业信息化经营。可见，智慧经济指标缺失了传统产业数字化评价指标。而智慧经济促进经济多元化发展的关键在于创新融合，即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的并驾齐驱。

智慧经济韧性偏低的另一个因素在于数字融合发展自身存在风险，而这种风险的预警和响应机制亟待构建与完善。目前，智慧城市处于起步阶段，数据资产的产权、流通和交易等制度尚不完善，且核心科技的创新不足，大数据的产业化发展仍面临诸多“灰色地带”和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此外，制造业、农业、气象等行业的数字融合发展仍面临较高壁垒，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市场体量较小，对长期经济增长的支撑不足。传统行业发展受到数字经济冲击的同时，新业态的数字经济又呈现不稳定性，将对经济发展造成结构性失衡风险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2019）》，http：//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1904/P020190417344468720243.pdf。。

五、智慧韧性城市建设路径与政策建议

（一）以数据平台助力提升城市韧性，将韧性要素纳入智慧城市评价体系

智慧城市建设要引入风险意识，将应对城市突发性和缓发性灾害的目标纳入智慧城市规划和评价指标体系，以促进运用大数据技术助力城市规划，提升城市的韧性规划和管理能力。近年来，全球城市不仅面临各种突发性风险如飓风、洪水、地震等灾害的冲击，也不得不面临大量缓发性风险如海平面上升等给基础设施和人口带来的潜在风险。但由于风险的不确定性和链式反应，城市规划和管理者在缺乏城市关键要素的动态数据条件下，无法提出一套系统的且具有前瞻性的风险响应方案，或者城市韧性的提升策略。

因此，数据技术和城市空间的规划相结合正在成为发展趋势。数据驱动下的韧性城市规划是基于对未来潜在风险影响的量化分析。纽约在《纽约规划2050》中整合人口、气候、自然资源、城市基础设施等多个领域的数据，分析各种基础设施在不同气候风险作用下的承载能力变化，并开发洪水、飓风等风险预测地图等相关城市规划工具，以分析未来风险对经济、人口以及建筑的潜在风险和相应的响应机制。此外，日本、伦敦、巴黎均在城市2050规划中强调利用数据和科技指导城市基础设施的绿色投资和建设;SCIMI智慧城市评价指标系统将气候韧性规划纳入智慧环保的评价指标中，促进了阿姆斯特丹通过智能化建设防范气候风险。

（二）以韧性思维引导智慧城市规划，以多元治理结构促进智慧韧性城市建设

所谓韧性思维是强调城市复杂系统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的自我调节能力王昕皓：《韧性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智慧城镇》，《上海城市规划》2018年第4期。。以韧性思维引导智慧城市建设有两个关键点：一是未来的不确定性;二是城市自我调节能力。无论是城市内部因素如城市需求、技术发展等，还是城市外部环境如全球政治经济的演变，都面对无法预估的不确定性。当前，智慧城市建设强调系统性，旨在通过数据整合和大数据分析技术，以系统工程模式预测和适应未来城市需求变化。但是，技术本身发展也存在不确定性，单纯依靠技术无法适应未来不确定性环境。因此，大数据技术和城市“智慧大脑”建设不应该是智慧城市规划和建设的核心，而是解决可预期社会问题如人口激增和基础设施供给紧张等矛盾的工具，是研判城市未来潜在风险的“智慧大脑”。

城市要應对不确定性，需要更有韧性的自我调节和自组织能力。这种自调节和自组织的能力，关键从来不是技术，而是城市中的人。智慧城市规划需要以企业和公众等城市人为核心，鼓励城市多元主体参与智慧城市建设，以多元主体的技术需求促进多元智慧行业的融合发展。正如《智慧伦敦规划》、《智慧纽约规划》都强调数字技术与城市基础设施的融合，但这种融合是以自下而上的市场需求和公众参与为前提;伦敦和纽约的智慧规划也强调要抢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发展的高地，但战略的核心是提高城市人对数字技术的应用技能和市场对数字基础设施的创新需求。因此，智慧城市建设需要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以人为核心，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与城市基础设施的融合发展，为城市未来应对潜在风险和不确定性预留“冗余”空间。

（三）以社会公平为原则，完善数据开发和利用的体制机制

“智慧政府”不能实现智慧韧性城市的最优效用，以人为核心的智慧城市建设终将从“智慧政府”转向“智慧公民”。而“智慧公民”的内涵包括三个层面：一是公民利用数据的可达性，其中包括公民利用数据的技能;二是公民利用数据的参与性，即利用数据参与城市规划、建设和社区自治的能力;三是公民生产数据的效益性，即公民作为数据的生产者或者数据开发利用的创新参与者，应该享有的经济效益。

一个智慧的具有韧性的城市应该具有多元包容性、学习性和创造性，即多元主体共治的学习型城市。从可达性层面看，政府要利用智能技术和制度建设为公民的数据可达性创造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为公民学习、创造和交流知识提供有利条件，将打造“智慧公民”作为智慧城市建设的核心要素刘淑妍、李斯睿：《智慧城市治理：重塑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从参与性层面看，基于竞争中立原则，政府要通过加速智慧城市的数据开放和共享，鼓励多元利益主体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和城市治理。企业和公众不仅利用数据监督政府的公共管理，也是公共服务建设的直接参与者。近年来，政府致力于职能向“店小二”转型，让民众处处感到舒适和方便，而智慧城市建设中，政府需要进一步利用数据的公开和共享，赋予民众参与治理的能力和渠道。让公众可以创造性地应用数据，切实参与到城市的治理中来。从效益性层面看，智慧城市的发展生产和汇集了海量数据，数据的开发利用具有经济属性。目前，高科技和创意产业在经济增长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有限，主要阻碍在于科创和产业融合发展的多元性不足。要促进传统产业的数字化发展，不仅需要科技创新的不断积累和孵化，也需要完善制度体系，规范市场发展秩序，均衡配置社会资源，从而促进企业良性竞争和社会需求对创新的共同推动。

（责任编辑：彤 弓）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form of urba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mart city is endogenously related to the improvement of urban resilience. However， the embedding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urban system does not necessarily lead to the healthy and safe city development. Therefore， the study of smart and resilient urban construction path has a positive role in improving urban security and efficiency of smart city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smart cit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ignificant role of smart city for improving urban resilience through the stakeholder evaluation model. It is found that smart city plays the most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social resilience， but social empowerment has obvious hysteresis; smart city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improving infrastructure resilience， but the resilience dividend is barely manifested in the fields of environment， energy and agriculture; it is not clear that smart city would increase the “redundancy” of economy， because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big data and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industries may confront with uncertainty risks.

Keywords： Smart City; Urban Resilience; Urban Fun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