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佩林 蒲凤莲/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暨孔府档案研究中心

衢州孔氏南宗是相对于山东曲阜孔氏宗族而言的。南宋初，孔氏部分族人南迁定居衢州，至清末，世代繁衍，蔚为大观，形成了孔氏南宗家族。在这近九百年的时间里，孔氏南宗形成了自己的家庙、宗族形态、教育方式与文化传统。近年来，随着学界对孔氏南宗关注度的提高，研究成果相应增多，研究视角日益多元化，这对于我们全面认识孔氏家族及元明清时期的社会面貌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拟在梳理孔氏南宗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对三十年来的孔氏南宗研究成果作一述评，力求整体再展孔氏南宗的面貌。

孔氏南宗家庙

一、孔氏南宗的文献情况

关于孔氏南宗的记载，最早成于南宋初期，主要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孔氏祖庭广记》；南渡初期，孔传先后编著《东家杂记》《续尹植文枢秘要》《孔氏六帖》《洙南野史》。明代衢州知府沈杰重印《东家杂记》，刻《三衢孔氏家庙志》。清时有《衢州府志》《西安县志》等。1948年，衢州徐映璞在《孔氏南宗考略》中撰述了孔氏南宗的世系、支派、家庙、碑堨、名贤事迹，是研究孔氏南宗的珍贵史料；这一时期的《衢县志》《两浙史事丛稿》《浙江通志》《孔氏宗谱》对孔氏南宗的情况均有记录。山东曲阜《孔府档案》中保存了关于衢州南宗族人袭封翰林院五经博士、奏请优免族人差徭的记录，是研究孔氏南宗的重要史料。2001年，崔铭先先生校勘《东家杂记》《三衢孔氏家庙志》《孔氏南宗考略》，合编成《东家杂记·三衢孔氏家庙志·孔氏南宗考略》。2004年，崔铭先整理编成《孔氏南宗史料》《孔氏南宗府藏诗》《孔氏南宗家庙诗稿》，其中《孔氏南宗史料》所辑史料，按宋、元、明、清、民国的顺序，收录了一百多部史书、典志、史志、家志、别集中涉及衢州孔氏的历史资料。2009年，叶裕龙先生主编《孔氏南宗家庙诗稿》（第二辑）。2015年，黄玲庚、诸葛艳慧主编的《衢州文献集成》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其中收录了《东家杂记》《三衢孔氏家庙志》等史料。2018年，庄江月编纂、孔祥楷审订的《孔氏南宗谱》，以及崔铭先编纂、孔祥楷审订的《孔氏南宗志》正式刊行，这两部书具有考典章之所寄、补史乘之缺遗之功：《孔氏南宗谱》为研究孔氏南宗家族渊源、世系谱表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史料；《孔氏南宗志》汇集孔氏南宗人物、事件等史料，分孔氏宗子世系、南渡族长、孔氏嫡裔之迁徙、孔氏谱牒序跋，凡涉及孔氏南宗的人物生平、历史事件、庙祠书院、源流变迁、家庭衍变等，皆可从中发现端倪。2019年，刘小成主编的《孔氏南宗人物传略》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该书将孔氏南宗众多历史人物分为宗子、支派始祖、仕宦、儒林、文苑、善士、淑媛等七类，对存在的多种版本传记予以点校、考辨，探究了流传情况、文献价值与学术价值。

除文字资料外，衢州市博物馆现存有一些与孔氏南宗的文物资料：

名称作者基本情况先圣遗像碑（南宋）孔端友高196cm，宽80cm，厚10cm。碑上刻“德配天地道冠古今删述六经垂宪万世”，相传此像为吴道子所绘明诏建衢州孔氏家庙碑唐凤仪何天衢高196cm，宽80cm，厚10cm，青石刻制。刻有衢州孔氏家庙示意图明正德唐凤仪等·呈部记事碑唐凤仪等残碑高131cm，宽80cm，厚5cm。记浙江巡按御史唐凤仪等请于朝，移建孔氏家庙于先义坊西安县学宫旧址等事宜明方豪记·明正德衢州孔氏家庙碑方 豪残碑高180cm，宽86cm，厚5cm。记博士孔承美请于唐凤仪，移建家庙于先义坊西安县学宫旧址清孔贞锐记·清顺治恭修祖庙并设祭田碑记孔贞锐高220cm，宽82cm，厚5cm。记清初孔贞锐置祭田以供先圣祭祀等事宜清李之芳·清康熙衢州重修孔氏家庙碑李之芳高295cm，宽95cm，厚6cm。记康熙年间重修衢州孔氏家庙的事情清谭瑞东撰·清道光重修衢郡至圣家庙碑记谭瑞东断碑为两段，字被敲击，模糊不清，高215cm，宽80cm，厚7cm。记道光年间重修家庙等事宜清徐允伦撰·清咸丰孔氏承启家塾捐田碑记徐允伦残碑高170cm，宽75cm，厚5cm。记咸丰年间廪生王炳奎捐田等事宜清何汝枚撰·清同治重修孔氏家庙并赎濠田续置家塾义田记何汝枚高184cm，宽95cm，厚6cm。记同治年间重修家庙记及置家塾义田等事宜清如山记·清同治孔氏续置家塾宾兴田产碑如 山高157cm，宽81cm，厚5cm。记孔氏所置田地塘区号亩清顙树勋撰·清光绪重修衢郡至圣家庙及建复祠署碑记顙树勋高33.5cm，宽68cm，厚3.5cm。记光绪八年重修家庙等事宜清世善撰·清光绪重修衢州孔氏家庙碑记世 善残碑高210cm，宽81cm，厚9cm。记光绪二十八年重修家庙等事宜孔子及亓官夫人楷木雕像子 贡表面褐色，孔子像高38cm，亓官夫人像高41cm。相传为孔子弟子子贡所刻清雍正孔庙编钟钟体腰鼓型，铜质，重7.3kg，高30.8cm，腹径22.8cm，低径16.6cm，厚0.6cm。钟体竖嵌楷书四行“世袭翰林院嫡孙孔毓垣监制”“西安县知县任之俊详制”“雍正壬子秋月”“孔庙编钟太簇四”清雍正先圣家庙钟孔尚轼高105cm，钮高30cm，钟体高75cm，钟体上径45cm，口径62cm，厚2cm。上书“浙江衢州府知府杨景震、西安县知县任之俊详铸、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六十七代孙孔毓垣监铸、西安县知县礼/工房何帝锡/孔尚轼承铸造，大清雍正十壹年嘉平月吉旦铸造”清圣公瓦当浙江瓦当上模印“圣宫”篆书，椭圆形，高14cm，宽13cm。1998年8月，浙江省考古研究所、衢州市博物馆考古队在孔府工地上发掘出土

也有一些已经丢失的碑刻，但碑文被人们记录了下来，部分如下：

名称作者朝代碑文内容南渡家庙记赵汝腾南宋记南渡初期孔氏子弟修建菱湖家庙的情况孔氏家庙碑胡 翰明记明初修葺孔氏城南家庙等事宜重修家庙记罗 璟明记明永乐年间重修崇文坊家庙等事宜明正德衢州重建孔氏家庙碑谢 迁明记正德年间修建新桥街家庙等事宜明正德重建孔氏家庙颂碑祝 銮明为新桥街家庙作颂明嘉靖增孔庙祭田记王 玑明记嘉靖年间李克斋增设祭田以永守尊崇等事宜新建孔氏家塾记邹守益明记嘉靖年间将衢州城南东废旧址改建孔氏家塾等事宜孔氏家庙记叶淑欧清记康熙年间耿精忠叛乱之后重修孔氏家庙的情况清道光重修衢州孔氏家庙记帅承瀛清记道光年间重修衢州家庙等事宜清道光重修衢州孔氏家庙碑杜 堮清记道光年间重修衢州家庙等事宜

二、孔氏南迁

靖康二年（1127），金军南侵，掳走北宋徽钦二帝及北宋宗室三千多人，北宋灭亡。宋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称帝，建立南宋，当时随行的有孔族精英衍圣公孔端友、孔传、孔端己等人。

至于孔氏南迁原因，孔柳先认为存在两种说法。一种源自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称孔氏南迁是“避乱”，后代史书记载均用此说法，并将孔端友率领的南迁孔裔归为“流寓”的氏族；另一种说法源自徐映璞《孔氏南宗考略》，认为孔裔南迁是因为接到了朝廷的诏令，考略提到“建炎二年十一月扬州举行郊祀，召入侍祠”，即为“受诏说”[1]。在官修正史者看来，作为赵宋王朝统治思想之象征的衍圣公及其近支的南渡，与宋统治集团同属避难；从与封建统治者保持一致的孔氏家族角度来看，大宗南渡属于效忠宋王朝，属于扈跸。但究其本因，应是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2]。

三、孔洙失爵

南北宋之际，由于金人的入侵，孔氏分为南北二宗。宋、金、元对峙时期，孔氏南北宗各立衍圣公。后元朝统一中国，至元十九年（1282），南宗衍圣公孔洙奉诏赴大都觐见，孔氏北宗承袭爵位。迄今发现对此事最早的记载是《元史》，但太过简单，仅“为国子祭酒，兼提举浙东道学校事”[3]一句。

至于孔洙让爵的原因，学界说法不一。一种认为孔洙以“先世庙墓在衢，不忍舍”为由放弃了袭爵。民国时期，衢县徐映璞的《孔氏南宗考略》中就提到：

《衢州文献集成》书影

至元十九年，议立孔子后，以寓衢者为大宗，诏赴阙，载封归鲁。奉祀洙以先世庙墓在衢，不忍舍，让爵于曲阜宗弟治。且以母老，乞南迁，世祖嘉之曰，宁违荣而不违亲，真圣人后也。拜承务郎国子祭酒，兼提举浙东学校，给奉养廉并与护持江南林庙玺书，正宗之罢封，自此始[4]。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孔氏南宗史料的整理越来越受到重视，孔洙失爵问题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大多数持这一观点[5]。

第二种认为元朝统治者要在北方树立起正统形象，孔洙要维护孔氏南宗一族，不愿违背心中的道义，才审时度势，让爵于北宗。于此，郭松义曾言：

按照严格的宗法关系，北宗属于庶支，衢州孔氏才是真正的大宗，可是由于曲阜是孔子的故里，统治者需要在北宗树立正统形象，这样大宗必须贬为小宗，小宗则取代大宗……所谓的宗法名分，也不是确定不变的，只要统治阶级的需要，随时可以移上为下，持小为大[6]。

再者，北宗家族内部对衍圣公爵位的争夺引起了元世祖的不满，所以元世祖诏孔洙回曲阜主事；而留居在南方的汉族文化精英则带着一种观望的心理，认为蒙古人不会长久的占据中原，对当朝统治者采取一种消极抵抗的态度[7]。孔洙在大都期间，经朝廷允许探望了囚于监牢的文天祥和闲居陋巷的家铉翁[8]，这也说明孔洙之所以不愿袭爵，还可能是因为不愿背叛南宋王朝而又必须要保护衢州孔氏一族，在两相比较下才请辞南去[9]。明清时期孔氏南宗的处境不同于元代作为“南人”的落魄，自明初开始，政府多次出资修缮家庙，孔氏族人也被重新恩赐官职，并准子孙世袭，南宗族人得到了更多出仕机会，加之明清统治者对孔子的尊崇，孔氏南宗家族地位逐渐提高。所以，后代史书中对于孔洙失爵这一事件的记载由繁至简，大概是受到当时政治氛围与南宗家族势力上升的影响，其后人也有为标榜南宗家族而有美化的可能[10]。

孔子博物馆所藏孔氏南宗史料

赵文坦在《孔氏南宗“让爵”考》中详细梳理分析了孔子53代孙孔淑《阙里世系图辞题》、苏天爵（1294—1352）《题孔氏家藏宋敕牒后》、黄溍（1277—1357）《承直郎潮州路总管府知事孔君墓志铭》、陈旅（1288—1343）《送孔彦明教授建昌序》、胡翰（1307—1381）《孔氏家庙碑》、杨士奇（1366—1444）《鲁林怀思图诗后序》、陈循（1385—1464）等修撰的《寰宇通志》等历代史书及文人对孔洙失爵的记载。孔淑的“题辞”并未提及孔洙让爵的故事；元后期四位著名文人的文章多是授南宗后人请托而作，并且也没有提到元世祖对孔洙的赞语，让爵的故事或出自南宗后人之口或传闻；明朝时杨士奇所记载孔洙让爵的故事有了两点变化，一是多出了元世祖对孔洙的赞语（或为杨士奇的捏造，孔洙失爵后，和曲阜孔氏相比，地位逐渐下降，可能会出现不平衡的心理，杨士奇此举有意规劝衢州孔氏后人应修孔子之道，不要对先祖的爵位念念不忘），二是孔洙辞爵的理由变成了不愿离开衢州祖墓；明代陈循《寰宇通志》及后代史书记载中对孔洙的赞语可能是沿袭杨士奇的说法，这样孔氏让爵的故事可以说是由传闻变成了历史；杨士奇还认为孔治袭爵本身满足了三个条件：孔子之嫡孙、功臣之后、有文有武有德，况且统治者对于谁袭封爵位并无多大兴趣，曲阜北宗已经经营了70余年，根基已稳，孔洙若回曲阜也难以站稳脚跟[11]。

四、孔氏南宗的授官及世系传承

自孔洙失爵后，孔氏南宗的政治、经济地位逐渐衰落[12]。到明代时“衣冠礼仪，猥同氓庶”[13]。明正德元年（1506），朝廷封孔子第59世孙孔彦绳为翰林院五经博士，并准子孙世袭；明清两代，自孔彦绳始，孔氏南宗先后袭封十五世；孔氏南宗成为衍圣公府的一个分支，接受衍圣公府的管理[14]。

孔氏子弟自南渡之后，其主要的世系传承有：

1.第48世衍圣公孔端友，字子交。宋崇宁三年（1104）袭封。

2.第49世孔玠，字锡老。绍兴二年（1132）袭封。

3.第50世孔搢，字季绅。绍兴二十四年（1154）袭封。

4.第51世孔文远，字绍先。绍熙四年（1193）袭封。

5.第52世孔万春，字耆年。宝庆四年（1226）袭封。

6.第53世孔洙，字思鲁。淳祐元年（1241）袭封。元至元十九年（1282），让爵于曲阜宗弟孔治，南宗自此罢封。

7.第54世孔思许，字与道。

8.第55世孔克忠，字信夫。

9.第56世孔希辂，字士正。

10.第57孔仪，字文伯。

11.第58世孔公诚，字贵文。

12.第59世孔彦绳，字朝武。明正德元年（1506）六月十一日，受封翰林院五经博士。

13.第60世孔承美，字永实。正德十四年（1519）承袭。

14.第61世孔弘章，字以达。嘉靖二十六年（1547）承袭。

15.第62世孔闻音，字知政。万历五年（1577）承袭。

16.第63世孔贞运，字用行。万历四十三年（1615）承袭。

17.第64世孔尚乾，承袭，早逝。

18.第65世孔衍祯，字泗柯。清顺治九年（1652）承袭。

19.第66世孔兴燫，字北衢。康熙四十年（1701）承袭。

20.第67世孔毓垣，字东安。康熙五十三年（1714）承袭。

明正德唐凤仪等·呈部记事碑

22.第69世孔继涛，字晋三，未袭。

23.第70世孔广杓，字衡观。嘉庆元年（1796）承袭。

24.第71世孔昭烜，字亘青。嘉庆二十四年（1819）承袭。

25.第72世孔宪坤，字静一。道光十四年（1834）承袭。

26.第73世孔庆仪，字肖铿。同治三年（1864）承袭。至民国世爵终止，改称南宗奉祀官。

27.第74世孔繁豪，字孟雄。民国十二年（1923）承袭。

28.第75世孔祥楷，字子摹。民国三十六年（1947）承袭。

民国三十八年（1949）五月六日， 衢州解放，奉祀官制终止[15]。

水旺庄矿区位于胶东半岛西北部，沂沭断裂带东侧，著名的金矿集中区——胶西北矿集区内。其大地构造位置隶属于华北板块(Ⅰ级)，胶辽隆起区Ⅲ(Ⅱ级)，出露地层有新太古代胶东岩群；古元古代荆山群、粉子山群；新生代新近纪火山岩及第四纪松散堆积物。区域发育NE—NNE向断裂构造，主要控矿构造由西向东依次为三山岛断裂、焦家断裂、招平断裂[3-4]。区域岩浆岩广布，中生代燕山晚期伟德山序列和雨山序列少量分布于区域东北部，中生代燕山晚期郭家岭序列和燕山早期文登序列、玲珑序列，大面积展布；古元古代晚期莱州序列和新太古代早期马连庄序列、栖霞序列、谭格庄序列分布于区域南部招平断裂带上盘，呈岩基产出(图1)。

五、孔氏南宗家庙

孔氏随宋室南迁之后，宋高宗感念孔氏随驾有功，便赐家于衢，“自唐开元后，郡邑皆立孔子庙，有司岁时奉祠，至今不废，而孔氏之家庙者，遍行天下，唯曲阜与衢州耳”[16]，从此圣裔南迁子孙便寓居于衢州。宋宝祐元年（1253）建菱湖家庙，元初迁于城南家庙，明正德十六年（1521）建成新桥街家庙，后几经修葺一直保存至今。历代关于孔氏南宗家庙的记载主要有宋人赵汝腾（？—1261）的《南渡家庙碑记》、胡翰（1307—1381）的《孔氏家庙记》、罗璟（1432—1503）的《重修孔氏家庙记》、李之芳（1622—1694）的《重修孔氏家庙碑》以及历代的《衢州府志》。民国时期衢州徐映璞的《孔氏南宗考略》对孔氏南宗家庙的史料也作了详细的考证。学界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对孔氏南宗家庙作了研究。

（一）家庙的修建、改迁

据韩章训的研究，南宋宝祐三年（1255），衢州知州孙子秀请建家庙于衢州菱湖畔，宋末毁于兵燹；元初，衍圣公孔洙重建家庙于城南，规制远逊于宝祐；崇文坊家庙为明代永乐至正德年间南宗奉祀孔子的场所；正德十五年（1520）迁家庙于新桥街家庙，此为家庙的最后迁徙之地[17]。菱湖家庙主要祭祀区的建筑布局与曲阜孔庙一脉相承，崇文坊家庙规模不大但功能完备，新街桥家庙作左庙右廨[18]。明中期以后有几次大规模的修缮：明万历十二至十六年（1584—1588）间知府廖希元对孔氏家庙进行维修、清顺治元年（1644）曲阜孔子63世孙知西安县孔贞锐修庙、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衢州郡垂杨道泰重修、雍正八年（1730）修葺、乾隆四十三年（1778）维修、道光元年（1821）十月至三年（1823）四月修葺、同治六年（1867）重修等[19]。家庙的建筑构成主要有：照壁、先圣庙门、大成门、大成殿、寝殿、思鲁阁、启圣祠、报功祠、五支祠、袭封祠、六代公爵祠、世袭博士府、圣泽楼、家塾；家庙的建置深受儒家礼制思想和宗法伦理道德观念的影响，庙内五支祠（祀孔子家族五房之祖）、六代公爵祠（南渡后孔端友至孔洙的六代衍圣公）、袭封祠（孔彦绳至孔庆仪十五代翰林院五经博士）的设立体现了儒家思想中的等级尊卑、三纲五常的宗法思想；等级观念反映在建筑上就是空间布局的主次分明，各个单位建筑的方整、对称体现了儒家“正心”“正物”“正位”的观念，南宗家庙正好是中国伦理社会的一个缩影[20]。南宗家庙与曲阜孔庙都采用庭院式廊庑建筑，受庙学并存思想的影响，有书院、国子监学宫、学校等配套建筑，形成庙学合一的建筑群；山东曲阜孔庙由于历代皇帝的祭祀，享受皇家的建筑规格，建筑时间久远、规模宏大、保存完整，而南宗孔庙由于南宗失爵变得比较平常，但也由于这一缘故，所设立的思鲁阁为南宗家庙所独有[21]。南宗家庙的修建、移址及兴衰，记录自南宋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状况、孔氏南宗后裔的生活状况，可以说南宗家庙是南宗历史最好的见证[22]。现存浙江境内孔庙遗存分为整体较好、主体完好、基本毁坏、发掘重建四类遗存状态，许多孔庙遗存也被列入文物保护单位，并得到保护、利用与研究[23]。除了以上提到的对南宗家庙研究之外，还有许多学者们对于孔氏南宗家庙历史沿革、家庙规制进行了探讨[24]。

衢州市博物馆藏南宋金娃娃

孔子及亓官夫人楷木雕像

（二）孔庙祭祀以及其中蕴含的文化

祭孔是孔子后裔行孝道、历代帝王行尊圣之礼的一项隆重活动。孔氏南宗自南迁以来，一直都有祭祀活动。南宗祭祀需要的器具为：铜爵52只、锡型10个、锡杓5个、锡簠22个、锡簋22个、锡籩44个、锡豆88个、锡尊10个、锡壶尊3个、竹篚3个、木俎3架、铜炉10个、锡烛擎11对、锡瓶1对、木帛盠10个、祝文版1座、铜钟16口、石磐16块[25]。南宗的祭礼分为四大祭（四大丁）：春夏秋冬四季仲月的上丁之日举行；四仲丁：大祭后第十天举行；八小祭：每年清明、端午、中秋、除夕、正月初一、十月初一、孔子生辰、孔子忌日举行；气节祭：二十四节气举行，只设祭器，行三跪九叩礼；祭拜：初一、十五举行；特别祭：孔子生辰、忌日逢十年、百年祭，或重大事件后祭祀；祭祀分初献、亚献、经献三个过程，大约需要两个多小时[26]。随着时代发展，南宗祭孔仪式有所简化，富有现代性，参祭对象更加平民化；形式上最大变化在于祭孔侑舞的消失，南宗祭孔将孔子牌位中“神位”二字去掉，去除了华丽的服饰、三牲祭品、古乐旧器，还首创了学祭，南宗祭孔的历史变迁是衢州社会发展变迁的缩影，展现的是人们对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尊崇[27]。南宗家庙的祭祀价值一方面在于它的正统性，另一方面在于它的地方性和民族性，揭示了中原华夏文化在传播过程中的继承和变迁，有助于探讨儒学本土化的客观规律和南孔文化的本质特征；当代祭孔也并不是单纯为了“复古”，而是要为现代人提供一个认识和亲近传统的“记忆之所”，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对于传统文化的保护意识[28]。

六、孔氏南宗文化

南迁后的孔氏族人秉承儒家诗礼传家的思想，与江南地区的文化碰撞、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孔氏南宗文化，对江南地区社会风俗和教育的进步有着重要的作用。学界对孔氏南宗文化也作了相关的研究，具体如下。

（一）孔氏南宗的宗族文化

孔氏南迁族人在继承曲阜传统宗族形态的同时，进行谱牒编修、敬宗收族、加强与北宗及南宗各支交往的活动，为当地宗族建设提供了良好的示范，推动了当地宗族的建设[29]。对于孔氏南宗宗族的管理，南宗在明正德元年（1506）制定了《钦定孔氏家规》，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孔氏南宗与北宗的关系处理、宗族教化、冒姓与差隐的问题[30]。孔氏南宗发展族学，遵守“孝悌”与“谦和”的道德规范，在当地宗族中率先垂范，推动了好学尚礼之风，随着时代变迁对教育近代化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31]。总的来说，孔氏南宗在敬宗收族、维系宗族团结和睦方面对浙西南以及南方地区起到了示范作用。

（二）孔氏南宗与江南的教育文化

孔氏南宗在南渡之后为传承先圣之学，积极整理文献和编著书目，出任各地学官，主持官学教育；南宗子弟还进行书院教育和族学教育，所收学生也不再局限于孔氏子弟；其教育思想发生了变化，关注的重点由自我封闭的宗学族塾转向广阔的社会教育，折射出孔氏南宗对社会角色的重新定位，以更加平民的心态融入到社会中去；推动了地方尊师重教社会风气的形成和教育的发展，促进了浙西南文化和儒学的进步[32]。南宗族人通过对官学、私学教育的投入，担任各地教谕、创建书院等活动，他们在教育方面的直接作为对南宋书院的发展产生了外在的、可见的影响；作为“文化原型”的衢州孔氏家庙成为历代江南士人竞相瞻仰的圣地，南宗家庙所积淀的文化内涵对书院的兴盛、时空分布产生了内在的影响[33]。

（三）南宗文化

孔氏南宗赐家衢州之后，各界人士蜂拥而至，衢州成为了江南士民最为理想的“近圣人之居”，孔庙、书院都成为人们表达近圣文化心理的理想场所，街坊、楼堂、书籍等“近圣”表现形式呈现出显著的泛化、虚拟化、象征化的趋势；以近圣人之居为幸的文化意识成为独特的文化传统[34]。宋元以来，孔氏南宗与朝廷官员、地方士人进行了广泛而密切的交游；孔氏南宗在江西境内的临川、黎川、金溪等分支主动融入当地社会，与王英、陈民望、魏僖、孔尚典等学者、名士交流；这些学者通过为南宗族人作叙、作诗、拜谒家庙来表达对南宗的敬仰之情，他们不仅以南宗为大宗，而且对南宗士人的学养、品行、忠义精神和诗礼文化都推崇有加[35]。这些平民化的表现，折射出儒学走向普及化和大众化的特征，展示了儒家文化从庙堂走向民间并与民间逐渐融合的历史进程[36]。

可以说孔氏南宗文化是宗族文化、地方文化、政治文化、思想文化的有机统一体。作为宗族文化的南宗文化，一方面保持传统的宗族形态，另一方面创新宗族活动形式，为江南地区宗族活动起到了示范作用；作为地方文化的南宗文化，代表了江南地方文化特色，反映了江南地区的人文传统和地域精神风貌；作为政治文化的南宗文化，孔氏南宗的历史演变反映了历代统治者通过崇儒尊道来强化主流意识形态，折射出地方政治乃至历代政权变化和思想政策的特点；作为思想文化的孔氏南宗文化，对诗礼文化的传承在某种意义上是传统儒家思想在江南地区发展演变的一种折射；孔氏南宗文化是孔氏南宗自身积极有为、社会文化影响、历代政府高度推崇以及士绅民众崇敬等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37]。

衢州南宗碑刻

七、结语

新中国成立后，学界对孔氏南宗的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三十年来，学界理清了孔氏南宗的一些基本情况，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仍有进一步挖掘的空间。

首先，对于孔洙失爵的原因，《元史》中并没有提到，后世的记载却多出了不少细节。相关研究中，赵文坦的《孔氏南宗“让爵”考》较为全面的梳理出了不同时期人们的记载，进而分析了孔洙让爵的原因，而先前的大多只是简单罗列，并没有对史料进行考辨。事实上，孔洙让爵的真正原因可能并不见之于史料，需要我们搜集更多的民间文献，在此基础上梳理比勘各类史料，方有可能在原有时空中还原历史本相。

其次，关于“孔氏南宗”的内涵与外延。对于“孔氏南宗”，大多数针对的是南宋初年南迁聚居衢州孔氏嫡裔。然而，在南宋以前就有孔氏子弟南迁，一个是南北朝时期，孔子第二十二世孙孔潜避难并世居会稽，形成会稽孔裔；另外一个是后唐年间,“孔末之乱”后，孔子第四十四世孙孔桧避居浙江平阳，形成平阳孔裔。对于南宋以前南迁的孔氏子弟是否算作孔氏南宗的范围，学界并没有明确提及。这些南迁的孔氏子弟，由于年久宗谱失修，史书中也很少有关于他们的记载，所以也很少有对这些孔氏后裔的世系、生活状况、家庙、祭祀等方庙研究。这也是之后关于这方面研究需要我们注意的地方。

再次，《孔氏南宗考略》中提到孔氏在南宋初南迁之后，在江南地区形成了鄂州支、句容支、永康支、杭州支等二十九各分支。对于这些分支的情况，郭学焕的《孔子后裔在浙江》孔庆华的《临川孔氏考略》有一些考证，但仍然不够。

综上，未来对于孔氏南宗的研究，特别需要注意两方面的工作。一是进一步挖掘史料，目前孔氏南宗的文献总体上仍然不够，需加强包括文字、碑刻文献，特别是要注意考古资料、民间文献等史料的收集，要充分利用《孔府档案》；二是研究方法的更新，除了运用传世文献外，更需借鉴历史人类学的方法，去探寻“层累”的孔氏南宗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