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外受精-胚胎移植(IVF-ET)是将卵子和精子提取到体外进行人工受精，再把早期胚胎移植到经激素药物作用过的女性子宫中，以达到孕育要求的一种方式[1]。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已有上千万试管婴儿出生，我国的IVF-ET技术也日益成熟，但体外受精的胚胎不同于自然受孕的胚胎，移植到宫内后，常会出现胚胎宫内生长受限、早产、发育畸形等问题[2]。大量临床研究发现，IVF-ET的成功与受孕者的内分泌功能密切相关，而不良情绪可致下丘脑-垂体功能失调，引起促黄体生成激素(LH)、促卵泡生成激素(FSH)等分泌不足或微血管剧烈收缩，致受孕者出现先兆流产或加快先兆流产的发展[3-4]。陈丹丹等[5]指出，除了积极治疗外，为先兆流产患者营造一个利于心情稳定、解除紧张气氛的环境，给予其更多的社会支持，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保胎成功率。为明确IVF-ET后先兆流产患者不良情绪与社会支持的关系，笔者收集IVF-ET患者临床资料进行研究，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择2016年7月至2019年6月我院收治的142例进行IVF-ET患者的资料，年龄27～45岁，平均(36.8±4.5)岁；婚龄5～17年，平均(8.7±1.5)年；不孕年限3～10年，平均(4.7±1.1)年。纳入标准：经本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参与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经临床诊断，均为输卵管堵塞、排卵障碍、体内受精障碍等导致的不孕不育，需行IVF-ET方能妊娠；参与者均无严重意识和交流障碍；未使用过影响胎儿生长发育和母亲心率、血压等药物。排除标准：孕妇患有神经系统疾病、精神疾病或妇科炎症未良好控制； IVF-ET术后，胎儿宫内发育≥28周；合并内分泌系统、生殖系统恶性病变；中途退出或因疾病影响不能完成研究实验，或临床资料不全。

1.2 评价标准 经IVF-ET术后，符合下列标准者，即为先兆流产[6]：(1)有明显的停经史，子宫大小与停经时间相符。(2)宫内胎儿发育<28周。(3)阴道少量持续出血或有血性白带、可伴腹痛，但临床检查宫颈口未开、无妊娠物排出等。

1.3 调查方法 (1)临床资料。包括年龄、婚龄、不孕年限、不孕因素、孕周、文化程度、是否初次行IVF-ET。(2)Zung焦虑自评量表(SAS)评分。包括20个条目，满分100分，得分越高，表明焦虑情绪越严重。(3)Zung抑郁自评量表(SDS)评分。包括20个条目，满分100分，得分越高，表明抑郁情绪越严重。(4)赫氏希望量表(HHS)。分为对未来与现实的积极态度(T)、采取了积极行动(P)、与他人亲密关系的保持(I)3项，每项评分0～16分。总分36～48分，为高希望水平；总分24～35分，为正常希望水平；总分24分以下，为低希望水平。(5)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包括与多少人保持密切关系、近一年的居住情况、与邻居的关系、与同事的关系等10个条目，其中第1～5条、8～10条，每条1～4分；第6条为得到经济支持和协助解决问题的来源，无记0分，有几个来源记几分；第7条为得到安慰和关心的来源，无记0分，有几个来源记几分。用客观支持(3个条目)、主观支持(4个条目)、对支持的利用度(3个条目)3个维度来表示，总分越高，表明社会支持程度越高。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21.00统计学软件，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检验，计量资料比较采用t检验；IVF-ET后先兆流产者不良情绪与社会支持的相关性使用Pearson直线相关法分析。检验水准α=0.05。

2 结 果

2.1 两组的基本情况比较 两组的婚龄、不孕年限、不孕因素、文化程度、是否初次行IVF-ET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先兆流产组患者的年龄显著高于非先兆流产组，孕周显著低于非先兆流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 两组的基本情况比较 例(%)

2.2 两组SAS，SDS，HHS，SSRS评分比较 先兆流产组的SAS，SDS显著高于非先兆流产组，HHS，SSRS总分显著低于非先兆流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表2 两组SAS，SDS，HHS，SSRS评分比较(分,

2.3 IVF-ET后先兆流产者不良情绪与社会支持的相关性 经Pearson直线相关法分析， IVF-ET后先兆流产者的SAS，SDS与社会支持呈正相关，HHS与社会支持呈负相关(P<0.05)，见表3。

表3 IVF-ET后先兆流产者不良情绪与社会支持的相关性

3 讨 论

IVF-ET给许多不孕不育症患者带来了生儿育女的希望，发展至今已有第三代技术，即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7]。但因受母亲年龄、体质、情绪和胚胎质量等影响，部分孕母即使进行胚胎培养、移植前已具备胚胎正常发育的条件，术后仍会出现IVF-ET失败的情况。本研究中，先兆流产组患者的年龄显著高于非先兆流产组(P<0.05)，孕周显著低于非先兆流产组(P<0.05)。这是因为女性的年龄越大，卵巢对药物的反应越低，得到的卵子质量越差，不仅不易在宫内发育存活，胎儿出生后的缺陷也相对较多[2]。而且，在胚胎移植成功后的一段时间内，大多数女性仍需继续使用激素药物来促进黄体生成，为胚胎发育提供必要的条件，在生理功能和内分泌周期改变、自身不孕因素的多重影响下，孕早期出现先兆流产的概率就会显著升高，从而产生不良情绪[8]。对于仍有希望继续妊娠的女性而言，不良情绪会致大脑皮层和神经突触分泌的5-羟色胺、去甲肾上腺素含量降低，影响岛叶皮质、前额叶皮质、海马等脑区功能，增强机体对疼痛的感知和子宫收缩，使阴道出血量增加[9]。因此，笔者认为改善先兆流产患者的精神状态，使其积极面对生活与接受治疗，可提高大脑皮质的积极反馈，从而促进妊娠良性结局。

本研究先兆流产组患者的SAS，SDS评分显著高于非先兆流产组(P<0.05)，HHS总分显著低于非先兆流产组(P<0.05)，这提示长时间处于抑郁、焦虑的状态，希望水平随之降低，这不仅影响了患者自我效能的发挥，也不利于与他人亲密关系的保持，进而使得先兆流产患者更加缺乏心理慰藉、安全感、依从性，并且十分不利于后续治疗与护理工作的开展[10]。社会支持是信息、物质、情感等多种人与周围环境关系的统称，孙鸿燕等[11]认为，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及对支持利用度过低，会加大IVF-ET患者的身心与经济压力。尤其是已经发生先兆流产的女性，若社会支持程度过低，可直接导致其继续妊娠的信心与经济条件不足。反之，良好的社会支持可使IVF-ET先兆流产患者的生理、心理、社会适应能力全面提高，进而在改善行为、认知、情绪及精神的基础上，尽可能的提高治疗效率，防止先兆流产向难免流产发展[12]。但在不同的研究中，不良情绪的产生与IVF-ET患者的文化程度、初次进行IVF-ET而难免恐惧等均有一定联系[13]。因此，若要有效消除IVF-ET后先兆流产患者的不良情绪，就需根据其心理状态、体质状况及家人对孕母的态度给予针对性的心理护理、放松治疗。

此外，有些女性一旦出现先兆流产症状后，便忧心忡忡，但又不知如何下手，此时，除注意个人卫生、预防肠道感染、阴道外阴感染外，还需加强情绪管理、卧床休息，避免过度悲伤，以免导致子宫剧烈收缩将妊娠物挤出宫外[14]。同时，及时就医，根据医师建议针对原因进行保胎治疗。经Pearson直线相关法分析， IVF-ET后先兆流产患者的抑郁、焦虑程度、希望水平均与社会支持有显著相关性。不过，社会支持是个人在处理紧张事件、关系时的潜在资源，需要通过长久的社会关系积累或群体间互换方能获得，且涉及了多种复杂的心理活动，是否能通过提高社会支持，达到降低IVF-ET先兆流产患者不良情绪的目的，还需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