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祥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自2012年上台，至2019年底的七年间，共计访问了80个国家和地区，行程相当于绕地球赤道39圈。2019年是日本皇位交替的令和元年，这一年安倍积极主动的外交轨迹，或可预示令和时代的外交方向。

去了何处、意在何方

2018年安倍共出访12次，2019年为九次。1月上旬访问荷兰和英国，下旬访问俄罗斯并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4月下旬访问法国、意大利、斯洛伐克、比利时、美国和加拿大，6月中旬访问伊朗，8月下旬赴法国参加七国集团（G7）峰会，9月上旬赴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参加第五届东方经济论坛，9月下旬参加第74届联合国大会，11月上旬出席泰国主办的第35届东盟峰会及相关峰会，12月下旬赴中国成都参加中日韩峰会。

从其奔波轨迹来看，其全球视野和国际活跃度表现突出，并积极推行基于综合实力和保护国家利益的战略性综合外交。安倍2019年的出访，可谓多点开花、有得有失，主要特征可以归纳为：大国外交、经济外交、“入常”外交、地域外交。

大国外交是令和开局之年安倍外交工作的重中之重，并对日本总体外交战略起到指引性作用。

对美外交是日本外交的核心问题。在安倍看来，安全与价值观问题高于日美贸易问题，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与“任性”的特朗普交往过程中。安倍4月访美开展第四次“高尔夫外交”，一方面为此后特朗普两度访日下足功夫，另一方面为此后开启的日美贸易谈判摸底，最终以可以接受范围内的牺牲与美国签订协定，从而稳固了日美同盟的基础。

对俄外交是日本二战后挥之不去的“梦魇”。安倍其实深知对俄外交毫无胜算，但他在年初向外透露围绕日俄和平条约缔结谈判时表示，其目的不完全在外交，更多是从内政考虑，起到提振人气和威望的作用。而面对普京的“傲慢”与安倍“要岛”无果，日本国内并没有太多的人对安倍做出指责，反而更加认可日美同盟、理解特朗普的“任性”与同情安倍的艰难，这种结果应该说正是安倍所希望的。

对华外交在日本外交中仅次于对美外交。这一轮中日关系转圜的根本原因在于国际战略态势发生变化，尤其是中国的崛起已经成为不可阻挡之势，使得安倍从围堵中国转向与中国合作和搭中国便车。他在中日韩峰会上忍不住声称三国关系不是魏蜀吴，不是相争关系，而是要三国共同合作，构筑与国际社会共同发展的“新三国时代”。

经济外交是安倍对内政外交总体操盘的重要抓手。他在1月出访荷兰和英国之前就表示“将就世界经济、贸易与全球规模的广泛课题交换意见”，还表示将尽自己可能，避免英国“脱欧”对日本企业的经营活动、乃至世界经济造成过于严重的影响。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安倍表示希望日本能在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规则调整上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提出“愿意主导开展政府补贴规则的改革”，希望在世贸组织（WTO）改革问题上与欧美合作。在出席东盟峰会及相关峰会期间，安倍参加了五个地区性会议、与八个国家领导人进行了会谈，这些活动的主要目的在于加强与东盟的经济合作，并让日本企业从东盟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分一杯羹。

2020年是联合国成立75周年的重要年份，在矢志实现日本“入常”的安倍看来，必须提前为进一步推动联合国改革做准备。安倍并不看重能否在其任内达成“摸鱼”的目标，但需要在任内的2019年、2020年把联合国改革的一潭水“搅浑”。他更要借机与印度、巴西、德国等意欲“入常”的国家结成“抱团入常”联盟，并加紧拉拢发展中国家。

地域外交是安倍近年来主张“积极和平主义”外交的重要形式之一，体现日本意欲充当大国斗争及地域斗争的缓冲者角色，打造日本在新时代的国际功能。在美国盟友当中，鲜见其他国家的领导人能够像安倍这样与特朗普建立起“亲密关系”。在美伊“拉锯战”持续发酵过程中，安倍自认为凭借日美同盟及其个人与特朗普的关系，已经成为西方世界“最懂”美国和特朗普的政治家了。再加上日本的和平主义和经济中心的外交战略，使得日本容易成为非西方世界各国所接受的“调停者”，这是此次安倍促成日本外交战略角色转型的重要前提资本。安倍在“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访问伊朗并将伊朗的声音传递给世界，应该说让日本在地域外交中扮演的角色赚足了眼球，并可能为今后日本在国际政治舞台发挥作用开辟一条新的道路。

2019年12月23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抵达北京，准备出席在成都举行的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

有得有失有坚持

安倍在令和元年的外交在一些方面显然已经超越了此前他提出的“俯瞰地球仪”外交的思路。回顾其一年的外交出访，可谓有得有失有坚持。

第一，寻找到日本作为世界强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稳步推进并改善同中国的关系。2019年可谓中日两国在政治、经济、民间外交全面企稳向好之年。双方高层频繁互动，两国积极推进第三方市场合作以及全球经济合作;这一年是“中日青少年友好交流年”，还是访日旅游的升温之年。安倍力促对华外交向好之势，持续释放善意，中日双方共同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两国关系发展确定了基调。

第二，安倍特别寄以希望并有心经营的对俄“要岛”外交陷入谈判僵局，使得两国缔结和平条约也变得遥遥无期。安倍对俄外交，原计划是通过加强日本对俄经济投资、扩大俄罗斯对日经济合作，而后让普京能够在领土問题上略有表态，这就可谓是其任内的“丰功伟绩”了。但这种外交筹划导致日本国内就外交事务出现了外务省与经产省、首相官邸之间的倾轧，外务省日益被排挤出对俄外交的决策层面。

第三，从安全、价值观等方面，安倍的出访外交让日本国家及民众加深了对日美同盟重要性的认识。安倍对内巩固了日本要想成为“一流强国”，就需要牢牢地与美国捆绑在一起的认识。日美经济贸易摩擦只是末端的分歧，难以撼动其根本的一致性。安倍小心翼翼地与特朗普周旋，应当说是为日本在当前国际形势之下谋得了“最好的局面”。

安倍的令和元年外交也突出地存在着一些结构性的问题。

首先，尽管安倍努力展现的大国间缓冲者角色受到多方关注，但总体上，日本寻求国际定位的基本方向没有改变。新的角色能否扮演成功，与大国关系好坏、日美关系远近，都有直接的联系。而且，扮演大国间的缓冲者角色，尤其是充当美国与其他大国之间的调停者，很容易让日本陷入美国“跟班小弟”的境地，显然这不是安倍外交所期望的结果。

其次，日本外交存在天生的矛盾性。右翼极力否认侵略历史，却在现实中谋求政治大国地位，这两者间存在着逻辑上的矛盾，导致日本外交在东北亚地区总是处于孤立的状态。“俯瞰地球仪外交”让安倍努力开辟了一些新的外交领域，并陆续为日本外交抛出了不少新概念和新提法，然而“战后外交总决算”却并没有在与东北亚近邻的关系调整中获得突破，也没有以实际行动取得周边国家的谅解。即便是目前处于转圜的中日关系，主导安倍外交的还是纠结于传统地缘政治与冷战的对立思维，这就使得日本在积极寻求与中国改善两国关系的同时，又无法让日本外交摆脱针对中国的态势，也使日本给人留下充当美国“打手”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