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付东

朝鲜在近几年进行了一些调整，但是国际社会却未予以足够注意，往往认为朝鲜在几十年间一直踏步不前，仍维持原有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模式。本文将梳理近年间朝鲜在政府和社会重点领域的代表性变化，一窥朝鲜经济体制转型的深远影响和国家发展方向。

个人意识觉醒与社会阶层重塑

上世纪90年代发生的严重经济困难，促使朝鲜的配给制发生变化，市场活动开始萌芽，给了长期在集体制下生活的人们以自主谋生的机会，一定程度上催生了市民意识和社会力量的增长，也对朝鲜的治国之术提出了新的要求。2009年，朝鲜曾进行货币改革以打击市场活动和征收民间依靠市场活动积累的财富，此举罕见地引发民众的不满和抵制，总理金永日被迫公开道歉，主持货币改革的计划财政部长朴南基等多名官员受到惩罚，甚至在2013年的张成泽判决书中仍提及此事，称“张成泽又是2009年在背后操纵千古逆贼朴南基、滥发数千亿元朝币、造成严重经济混乱和扰乱民心的元凶”。

经济转型推动朝鲜社会的财富分配发生重大转变，社会分层也因之蜕变。在此前朝鲜的社会分层中，党、政、军以及国有企业的公职人员排序靠前。市场经济使朝鲜社会阶层发生重塑，金钱成为衡量人们地位的重要参照物之一，过去的那种等级意识逐步弱化。新的商人阶层出现并且力量渐增，此前在社会中属于边缘角色的个体商贩、“钱主”的地位提升，女性因更擅长参与市场活动地位也获得提升，而体制内的普通阶层则变得衰落。值得关注的是，朝鲜目前也兴起了网购业务，快递员成为眼下的热门职业。

反腐和国家治理方式的现代化趋势

虽然外界很难知悉朝鲜国内腐败问题的具体情况，但朝鲜腐败问题的严峻性可以从朝鲜领导人近年密集强调反腐的举动中略窥一二。

2016年2月，金正恩在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军党委员会联合会议上强调扫除腐败行为和官僚主义。同年12月，金正恩在全国基层党组织负责人会议上再次批评基层出现的腐败行为。在2019年新年致辞中，金正恩公开宣布“要加强对破坏党群浑然一体、侵蚀社会主义制度的滥用权势、耍官僚和营私舞弊的一切行为的斗争”。4月9日，金正恩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强调“要彻底根除慢性的形式主义、要领主义、主观主义、明哲保身、失败主义、滥用党权和官僚主义等一切消极现象”。4月12日，金正恩在最高人民会议上的施政演说中表示，“党和政府把反对侵害人民利益的滥用职权、官僚主义和腐败行为的斗争看作关系国家存亡命运的问题”。2019年，外媒也多次报道，朝国内正在进行如火如荼的反腐败运动，以巩固政权安全。

市场经济的兴起和社会的变化，客观上推动着朝鲜政府管理体制和治理方式的变化。一是施政理念更为重视民意和民心。金正恩时代高度强调“人民大众第一主义”，把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和服务民众作为新政权的核心要务，无疑是对新的社会意识的因应。2016年5月，金正恩在劳动党七大全面阐述“人民大众第一主义”，要求“尊重人民，把民众利益放在最优先位置”。2019年4月，金正恩称，人民大众第一主义就是坚持党、国家和人民是命运共同体。朝鲜日益显示出重视民意和舆论的现代治理方式。金正恩公开承认“未能完成让人民过上好日子的承诺，感觉很内疚”，他喜欢接近普通民众，塑造出爱民、亲民形象。2014年5月，朝中社主动披露平壤市高层公寓楼坍塌事故，金正恩对此“心如刀割、彻夜难眠”，人民保安部长崔富一、人民内务军将领于亨彻公开向市民谢罪。这在朝鲜非常罕见。

二是政府管理中强调说服和感化，淡化强制色彩。市场化的发展和个人意识的觉醒，促使朝鲜在日常管理中减少强制手段，增加柔性管理。在改革早期，朝鲜政府对于市场行为的管束较为主观、随机，但在2005～2010年间政府以强制手段管控市场导致民众强烈反弹后，朝鲜逐步改革了管理方式，对农民市场和小商贩的态度日益宽容，由限制和防范转为合理利用。韩国媒体报道说，金正恩曾指示“不要过于管制小商贩”。现在朝鲜综合市场的数量和规模都有明显增加。

朝鲜学生在平壤地铁站阅读报栏内的报纸。

三是弱化社会管控，社会风气更为宽松。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商业市场的兴起，朝鲜社会的人口和信息流通速度增加，社会的封闭度开始发生变化，严密的社会管制变得较为柔性。1998年朝鲜修改宪法，明文规定了居住、搬迁的自由，集体主义的色彩逐步淡化。近年间大量到访朝鲜的外界观察者发现，金正恩上台以来，朝鲜社会风气日益开放，居民对外国记者和游客不像以前那样躲避，而是愿意回答一些问题了。

从“教化治国”到“以法治国”

以前朝鲜更依赖领袖和劳动党的意志、指示和命令来治国。经济转型开始后产生了多样的思想意识和社会行为，因此迫切需要健全法律和规章制度来管理社会。

近年，朝鲜领导人多次强调法治。金正日最早提出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金正恩也特别重视法治建设。2019年4月金正恩在施政演说中表示，“朝鲜一定要完善国家的法律体系，强化法律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要根据现实制订法律规章和规定，更加细分化、具体化和科学化，与时俱进地进行补充修订”，“全社会要发扬遵纪守法的风气，树立守法意识。废除双重制度，坚持法律适用的科学性、客观性、公正性和慎重性”，“朝鲜一定要建设成为法律保护人民、人民遵守法律的最优越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为推广法治，朝鲜开始注重完善法律法规、宣传守法意识，逐步推行依靠法律规章来管理社会。2000年至今，朝鲜修订或新颁布了大量法律法规，对于社会关系中的大部分领域都用法律来界定，特别是对于市场行为中出现的私有物品、知识产权、继承、公民权利、经济权限等予以承认和保护，加入了许多带有市场因素的法条。2004年，朝鲜首次推出针对大众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法典》（类似于法律汇编），收录了112项法律，共1095页，用以向民众介绍本国法律，推广法治观念。金正恩执政后，强调要用法律、规章管理经济和居民日常活动，减弱“人治”色彩。朝鲜继续出台和调整大量涉及多领域的具体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力争适应社会现实的变化。朝鲜的《刑法》修订中也明确规定了各种反社会主义的犯罪行为及其处罚措施，开始借鉴国际标准，强调人权保障，體现出现代法治化的趋势。韩国统一研究院公布的《朝鲜人权白皮书2017》显示，金正恩上台以来对精英层严格管束，而对民众较为包容。

金正恩时代国家治理呈现出的“现代化”特征，可视为上层建筑积极因应经济基础转型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