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玉洁

（广东教育出版社，广东 广州 510075）

教材建设是国家事权，是国家意志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具有特殊重要的育人作用。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教材建设，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和论述。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向被教育者传播思想理念、传递成长要求的主要媒介，中小学教材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守土有责，守政有责。目前，在日趋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中小学教材所固守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面临更多的机遇和挑战。对于教材编辑而言，中小学教材的政治导向把关，需要更多的应对策略。

1 中小学教材意识形态守政工作的新要求

1.1 改革开放的深化要求教材编辑强化意识形态风险防范意识和能力

在深化改革创新的大时代背景下，西方的文化思潮与意识形态同样井喷式涌入，中西文化不可避免地发生着交流、互融甚至冲突。

立足于中小学教育的角度，由于信息传播渠道的增加与传播门槛的降低，广大中小学生接受信息的渠道已经远远不限于教材传播、学校宣导及家庭教育，他们拥有了更多选择，已实现了从被动接受信息到主动探求信息、自主遴选并消化信息的转变。但由于中小学生的三观未真正成型，认知能力不足，在缺乏正确引导的情况下难以甄别有害信息，这就给了不良意识形态进行渗透的可乘之机。

而与意识形态渗透不同的是，由于中小学教材的课程标准制订、方案编纂、教材撰写、教材审查与指导使用等教材建设全环节都遵循课标要求，稳定性较强，修订与完善速度往往难以跟上瞬息万变的意识形态局势，即使注意到了应当使用更多中小学生喜闻乐见的行文方式、内容设计来强化意识形态立场，却需要较长的时间来实现。面对意识形态渗透的崭新特点，中小学教材的意识形态守政工作亟待改良方法，提升风险防范能力。

1.2 教育工作者对教材的理解运用断层，要求扩大教材意识形态守政影响范围

从宏观来看，中小学教材在意识形态领域发挥影响的大致环节可以概括为上—中—下游三个阶段：出版社编制出版与教育部门审核为上游阶段，工作成果为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求的教材；教师接受培训与教师运用教材开展教育为中游阶段，工作成果为教师充分领悟教材编制意图并将教材的立场、思想内核与知识精准传递到学生；学生接收教材知识和将之内化为自身三观的影响因子则是下游阶段，工作成果为将学习到的立场、观点与方法作用于自身对于国家、社会和他人的认知。不难看出，若希望教材真正达到意识形态守政的目的，对下游的学生形成有效引导，位于工作链条上游的出版机构与教育部门以及位于中游的教师都应当发挥积极影响。

但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意识形态守政工作流程中承上启下的关键，目前国内中小学教育工作者对意识形态守政的认知和理解还存在断层：大部分教师对意识形态工作非常重视，认真研究讨论，积极采取措施，正确引导学生；但意识形态敏感性较弱，信息辨别能力不强的教师同样存在，甚至会成为意识形态渗透的“受害者”，对教材的理解出现偏颇，更有甚者，出现曲解教材，在教育、引导甚至编制考卷的过程中出现失误，存在误导学生的问题。如，2018年，某市的中考地理试卷出现了政治导向错误，在社会上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基于教育工作者对教材认识和宣导存在断层，如要达到意识形态守政工作扎实到位、切实产生影响的工作成果，不仅要考虑到直接受众——中小学生对于教材政治立场的认可与接受，更要扩大外延与影响范围，强化对中游媒介——教师的引导与培训，上游稳定，中游坚定，才能实现下游意识形态的恒定，确保教材编制的守政意图切实收到效果。

2 编辑团队面临的意识形态守政新挑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非常重视教材建设，下发中央66号文件，成立了国家教材委员会，指导教育部成立教材局，对教材的政治把关要求更加严格，国家对课程教材政治把关的重视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要求将政治把关前移，出版单位要建立政治审查机制，成立专门的机构，在教材出版之前进行严格审查。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编辑团队的意识形态守政工作面临新的挑战。

2.1 编辑意识形态守政能力有待总体提高

国家对教材政治性要求的提高对教材编辑团队的政治敏感性、统筹规划能力、谋篇布局能力以及文字表达能力都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支政治敏感度高、文字能力强、风险意识好的编辑队伍必不可少。

但从目前行业的总体形势来看，教材编辑对于意识形态的重视程度呈现两极分化的态势：部分优秀的编辑政治敏感度高，既能准确把控教材编写的政治导向，也能将课标要求的意识形态内容准确传达至工作的中下游；但是，同样存在一些教材编辑面临纷繁复杂的意识形态交流互动局面，缺乏掌控全局与方向的能力。

从人才来源的角度看，青年编辑作为编辑人才梯队的基础，其专业来源往往来自于中文、历史或者学术性出版的相关专业，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等意识形态领域专业的人才通常较少选择编辑出版行业。这就导致青年编辑在意识形态工作方面相对而言存在先天弱势。而从人才育成的角度看，编辑队伍的成长一般遵从于“文字编辑”—“策划编辑”的路线。相对较为注重编辑编校能力与策划能力，很多青年编辑更倾向着眼于提升图书质量、内容编排与策划推广等方面的能力，政治敏感性与警惕性相对较弱，学习的自觉性也相对较低。宏观来看，教材编辑团队的意识形态守政能力有待全面提高。

2.2 教材的意识形态守政工作需要更为丰富的形式

目前，我国的教材在传播意识形态，塑造受众三观方面主要采取的还是宣扬知识观点、进行正面灌输、直接提出要求的方式。这种教育方式在短时间内可达到引导的目标，但也往往存在形式单一与创新不足的问题。这种方式还存在一个困局：在教育目标统一的前提下，对学生个性特点和自身发展的需求还缺乏有效的引导。尤其是对于小学六年级到初中三年级的学生而言，这一处于青春叛逆阶段的群体往往厌恶简单说教，崇尚个性追求潮流，更加偏好趣味性强、价值导向多元化的内容，过于简单直接的教育方式往往难以收到成效。

在我国发展进入新时代后，过往概念式、口号式的意识形态教育方式已不再适用，沁润式、引导式教育成为广大中小学生更容易接受的教育方式，思想教育与人生成长、品德养成及公民道德教育、法治意识相结合的教育模式更为适合目前的学生群体。而我国的许多德育教材依旧以单纯的概念引导，相对生硬的表述形式和不符合受众特点及视角的教育流程为主流，还存在着较大的进步空间。新时代形势下教材的编写应结合信息技术渠道，运用多媒体手段，以丰富性、趣味性、针对性更强的内容为武器，传播正确的政治导向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学生的认知水平，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教材的意识形态守政呼唤更为丰富的教育传播形式。

3 中小学教材意识形态守政的应对策略

教材的编制与出版面对的是数以亿计的青少年学生，事关中国未来的发展以及“为谁培养人，培养怎样的人，如何培养人”的根本问题。对于教材的意识形态守政工作而言，教材编辑义不容辞，责无旁贷。面对目前意识形态守政存在的问题，可从以下方面采取应对策略。

3.1 加强培训，不断提升编辑的政治导向把关意识和能力

出版企业作为意识形态守政工作的上游，应当提升对意识形态理论的重视，强化理论学习，用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武装编辑头脑。而在理论学习方面，应当在以下方面有所注重：

学习内容方面，应当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为重要契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原理为主要学习材料，重点学习这些科学理论中关于意识形态与宣传工作的有关内容，尤其是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配合编辑日常工作中可能遭遇的意识形态问题，如表述问题、地图问题、政治立场问题等，做到学用结合、学考结合，帮助编辑队伍时刻巩固意识形态安全的敏感性。与此同时，应当注意指导编辑学习西方“颜色革命”“和平演变”的手段与“成功案例”，深刻领悟苏联解体与“阿拉伯之春”等案例的教训，不断提升对意识形态的敏感性。

在培训方面，应当形成完备的培训机制与科学的培训内容。新编辑入职开始，就应当在入职培训中突出意识形态相关知识的重要性，安排专项课程与考核，帮助编辑初步建立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视。在编辑正式入职开始编校工作后，应当将意识形态工作的培训融入“三审三校”的工作中去，在审校工作中强化政治导向意识。在日常工作中，应当形成常态化培训机制，做到保持培训、定期培训、随时培训，帮助编辑随时保持对于意识形态工作的关注度。在继续教育时，应将意识形态与政治安全作为继续教育的专项内容，强化培训与指导，提高编辑的政治导向意识。

3.2 全流程跟进，确保教材的政治导向把关不留死角、取得实效

为提升教材质量，实现教材意识形态的正本清源，出版社应建立教材审查的常效机制，将政治导向把关指标具体化、可操作化，自上而下配备一支专业化、常态化、制度化的队伍。教材编辑应当做到全流程跟进，在教材编写开始阶段就着眼意识形态问题，采取多种举措，将工作贯穿始终，确保教材的意识形态守政目标高质量实现。

首先，在意识形态守政的上游阶段，要以工作形式历为依据，在不同的工作流程中采取不同的工作举措：在教材选题立项阶段，应当组织教材编写专业团队，认真学习课标，设计构架方案，预先审核，坚决否决历史虚无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等敏感问题与错误内容；在编写阶段，应当同时做好对编写队伍和编辑队伍的严格把关，坚决防止立场不坚定、意识形态斗争能力不强的编辑或学者进入队伍，同时通过集思广益、吸纳最新德育成果，丰富教材内容，注重教材政治导向和价值观的融合；在教材审校阶段，将政治导向作为专题内容，重点审查，严格标准，认真甄别，必要时将政治导向问题与社会效益价值纳入绩效考核，采用出现政治导向问题，一票否决制；在教材发行阶段，应当积极聆听校方与社会的反馈意见，直面问题，端正态度，及时修订问题，确保意识形态守政无疏漏、不跑偏。

其次，在工作的中游阶段，应当加大对教师队伍的培训和指引力度。在教材推广发行阶段，出版社负有培养教师的重要职责，要通过多种形式的培训学习，密切结合教材，将教材所要准确表达的意识形态内容精准传达给广大教师，提升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增强他们对教材意识形态的认同感，使广大教师不仅能充分了解教材怎么教、怎么用，更能了解教材所蕴含的意识形态如何下行传播，如何对学生产生积极作用。如果具备条件，可由出版机构牵头，搭建教师德育守政论坛，组织教师定期交流，有效沟通，互相传帮带，增强教书育人的责任担当。

最后，在工作的下游阶段，教材编辑应当强化深入基层学校并配合校方做好意识形态守政的支持工作。“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出版社有责任与义务，在进入校园进行教材宣导或组织相关活动时，与学生密切接触，聆听他们对于德育和意识形态工作的诉求，结合诉求，做好修正教材的准备。同时，由于出版社与学校对于德育工作的认识侧重点不同，往往存在可互补的理念与资源，出版社可支持校方，以举办课外活动、开展相关比赛、举办德育讲座等学生更为喜闻乐见的形式，做好意识形态守政的辅助支持工作。

中小学教材是学校教育教学的基本依据，是塑造青少年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载体，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能否落实，关系教育目标能否真正实现。要充分认识教材建设的极端重要性，从政治上对教材严格把关，着力做到“一个坚持”“五个体现”。教材编辑必须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切实履行自身职责，加强学习，坚定立场，向党中央看齐，守土有责，守土有方。出版社应当强化对意识形态工作的相关培训，严把“三审三校”关和政治导向关，切实做好教材的守政工作，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