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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义利观研究述评

2020-03-13郗芙蓉

高校社科动态 2020年3期
关键词:义利义利观外交

杨 雪 郗芙蓉

(陕西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2100)

习近平义利观是新时代我国外交实践的产物,是具有中国特色的21世纪马克思主义义利观。自2013年习近平提出坚持正确义利观以来,他多次在众多报告和讲话中阐述和强调了“以义为先,义利兼顾”的义利观。习近平义利观不仅是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价值指引,也是开展大国外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导航。学术界对习近平的义利观进行了多层面、多视角的解读和阐发,在诸多方面取得了研究成果并达成部分共识,推动了习近平义利观的深入研究,充实并拓展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一、 学术界关于习近平义利观研究的现状

(一)习近平义利观的形成背景

第一,全球化趋势加强,国际环境日趋复杂,正确处理义利关系成为影响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武茂昌结合外交实践及国际环境分析,认为世界各国逐渐形成利益及命运共同体,国际交往中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1]现在尤其需要坚持正确义利观来指导实践,促使各国实现合作共赢。郭兵云从全球化形势及我国国际地位分析,认为国际社会寄予中国的期望不断提升,但部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防范、猜疑也逐渐增多,[2]面对诸多猜疑与不信任,中国需要进一步提出并强调坚持正确义利观,让世界各国认识到中国在外交中坚持以义为先,追求各国互利共赢。

第二,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国内利益关系复杂,正确认识义利关系是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郭兵云、陈邦瑜结合中国实践分析,认为国内存在的错误义利观,即狭隘民族主义严重影响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外交形象,亟需正确义利观为之提供世界观的指引。[2]王泽应结合中国的奋斗目标分析国内环境,认为现阶段是实现“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时期,全面深化改革进入关键期,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望越来越高,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需要正确义利观引导人民群众正确认识义利间的辩证统一关系,[3]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健康发展。

第三,对外开放不断深化,各方利益联系增多,正确认识义利关系是解决各种利益矛盾的重要影响因素。宋国栋从国际交往实践中分析,认为我国虽然综合实力不断增强,但始终坚持以“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理念深化对外开放,形成伙伴关系,在自身发展的同时顾及别国利益,[4]在中国外交不断深化的背景下,需要坚持正确义利观指引各国正确处理义利关系,和平化解国家间的非核心利益矛盾,促使各国坚持走合作共赢的道路,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

(二)习近平义利观的思想来源

第一,习近平义利观源于对中国传统义利观的继承与发展,“义利之辨”是中国古代伦理思想史上的基本问题,重义轻利的思想占主导地位。庄玉玺结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分析正确义利观,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积极的义利思想是正确义利观的文化底蕴,[5]占主导地位的重义思想,是习近平义利观继承的核心思想,同时习近平义利观弥补了中国传统义利观的不足,不再是代表某一统治阶级或集团的利益,而是代表人民的利益。郭兵云认为中国古代的主流思想始终强调义的重要地位,但忽视了利的重要地位及作用,[2]而习近平义利观在继承的基础上认识到利是义的基础,强调义利并重是对中国传统义利观的继承与超越。从唯物史观角度结合理论与实践分析,向玉珍认为义利观具有联系性和发展性,不是凭空产生的观念,[6]社会经济发展影响义利观的发展,习近平义利观继承了中国古代以义为先的思想,并随着社会不断发展进步,克服了阶级性和片面性的缺点,发展为正确认识义利辩证统一关系的正确义利观。

第二,习近平义利观源于对马克思主义义利观的传承与创新,指明了个人利益的满足要符合社会利益,只有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才能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和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王泽应从伦理学角度分析,认为习近平义利观是在继承马克思主义义利观的基础上,结合中西方传统优秀义利思想形成的,[3]马克思主义与习近平义利观都强调代表人民的利益,习近平义利观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注重通过思想政治引领和制度规范让人民群众树立正确的义利观,在中国特色外交中注重通过“以义为先、义利兼顾”思想的引导来实现各国互利共赢,与时俱进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义利观。

第三,习近平义利观源于对中国外交价值理念的继承与落实,即始终坚持国际道义与国际主义,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前提下,促进各国互利共赢。郭兵云、向玉珍结合国际准则和我国外交实践分析,认为习近平义利观强调各国互利共赢,中国外交实践秉持了国际道义与国际主义,[2][6]这种义利兼顾的外交理念正是习近平义利观在大国外交实践中的体现。刘黎从发展失衡和国际准则角度分析,认为当前全球发展失衡,但公平正义依然是各国以及各国人民关注的焦点,[7]习近平义利观继承了公平正义、和平发展的外交价值理念,将“以义为先,义利兼顾”的理念落实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实践中,努力构建互利共赢的新型国家关系。

(三)习近平义利观的内涵

习近平义利观强调以义为先,注重义利兼顾,但绝不意味着放弃核心利益,关键是做好义与利的辩证统一。

第一,注重以义为先,义利兼顾。习近平强调“义,反映的是我们的一个理念,即共产党人、社会主义国家的理念。利,就是要恪守互利共赢原则,要实现双赢。”[8]王泽应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认为习近平义利观辩证、协调、全面地看问题,有机结合了物质利益与道德利益之间的关系,把国家和集体利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尊重个人的合法利益。[9]李海龙认为习近平义利观并不是一味地追求国家利益的实现,而是要坚持公平、正义以及道义,各国不分大小相互尊重,共同发展。[10]习近平义利观最核心的内涵就是坚持义利兼顾,实现义与利的辩证统一。

第二,强调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习近平义利观强调决不放弃国家核心利益,中国是负责任大国,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基础上追求互利共赢。郭兵云结合外交实践分析习近平义利观内涵时指出,我国坚持各国互利共赢,在非核心利益上可以舍利取义,但国家核心利益是底线,[2]说明习近平义利观强调要坚决维护中国的核心利益不受损,在核心利益问题上绝不让步。

(四)习近平义利观的意义

第一,习近平义利观具有当代价值,对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伍旭中对习近平全球治理思想进行综合分析,认为结合全球政治经济发展的局势,提出习近平义利观表明了中国的态度,[11]中国是负责任大国,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发展。向玉珍认为坚持习近平义利观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实践中的创新举措,[6]这不仅为新时代深化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奠定了道义基础,而且有利于世界各国认清中国是负责任的大国,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价值导航。

第二,习近平义利观具有理论意义,是与时俱进的新时代义利观,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学术界普遍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习近平义利观丰富了中国外交的核心价值观,在国际交往中形成伙伴关系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的一面旗帜,[10]坚持习近平义利观是我国外交理念的创新性发展。习近平义利观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伦理关系,[12]以无产阶级的道德观树立起未来国家关系的基本原则,向世界展示了一个爱好和平与追求发展的中国形象,将理论运用于新时代的实践中,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伦理。

第三,习近平义利观具有实践意义,在处理义利关系时具有重要实践指导意义。武昌茂等学者分析我国外交实践,认为提出习近平义利观是针对全球性义利关系问题对义利观的发展,[1]将中国梦与世界梦相结合,有针对性地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出解决方案,为世界贡献了中国力量与中国智慧。李向阳、柳宏认为,习近平义利观对深化国际关系、加快“一带一路”建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维护世界人民的利益等具有现实的实践指导意义[13][14],坚持正确义利观有益于在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方面向好发展。

第四,习近平义利观具有伦理学价值,对丰富和发展伦理学具有重要意义。王泽应从伦理学角度研究,指明习近平义利观不只是处理国家内部矛盾应当坚持的伦理价值观,而且是正确处理国际关系的伦理价值观,[9]这正是对伦理学在指导国际关系方面的发展与创新,对拓展伦理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研究述评

综上所述,自2013年习近平在访非期间提出坚持正确义利观以来,学术界对习近平义利观展开研究,发表了二十余篇期刊论文和三篇硕士论文,取得了一定的理论成果,在形成背景、思想来源及内涵、意义等方面形成共识,但也存在研究深度和广度不足的问题。

(一)理论研究上取得一定成果

第一,就习近平义利观的形成背景达成共识。学术界普遍认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全球化趋势加强,逐渐形成利益及命运共同体,同时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责任感进一步增强,在此背景下促使习近平提出坚持正确义利观,表明中国的外交态度是各国互利共赢。但是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部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对外援助形成错误认识,主观认为中国要赢得全球霸主地位。在出现这种错误认识和做法的背景下,习近平提出坚持正确义利观为对外开放提供价值导向,在国际交往中不断树立起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第二,就习近平义利观的思想来源及内涵达成共识。目前学术界明确了习近平义利观是对中国传统义利思想的扬弃,弥补了其存在的阶级性和片面性;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义利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义利观关于维护人民利益、正确认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进行继承,结合新时代国情和世情,将马克思主义义利观深化到外交领域。

第三,就习近平义利观的意义达成共识。学术界普遍认为习近平义利观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伦理关系和无产阶级道德观,是习近平新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指导实践的价值准则,对丰富中国外交理念和发展伦理学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对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实践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价值指导作用。

(二)研究上存在的不足

第一,对习近平义利观的理论研究存在不足。目前学术界对习近平义利观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外交领域中一般问题的分析,没有对习近平义利观进行更加深入系统的研究。但是习近平义利观不只是特定地用于外交实践中,“义”与“利”的选择问题本就是内政外交题中应有之义。义利观问题是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全方位、全过程的核心价值理念,是引导全社会处理义利关系的价值准则,因此,将习近平义利观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建设的宏观视域,进行更加系统性、整体性、深入性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第二,对习近平义利观的实践研究不足。目前学术界对习近平义利观实践指导作用的研究局限于指导外交实践,对习近平义利观指导国内实践的价值导向作用研究不足,比如对党员干部义利观、个人价值观形成的指导作用研究甚少,目前只有一篇文章研究分析习近平义利观对大学生价值观形成的指导作用。新时代经济快速发展,面对新的发展环境,亟需以习近平义利观为指引,引导全社会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和消费观。

综上所述,习近平义利观是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的新发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导实践的价值准则,在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学术界对其研究还有待深化,应趋向于如何使习近平义利观的价值导向作用得到更好发挥,指导人们正确处理生产生活中的义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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