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福建 福州 350117）

在人类生存环境不断恶化以及人与自然矛盾不断突出的背景下，生态文学批评应运而生并迅速发展。生态文学批评关注并解读文学作品反映的生态思想，提倡并引导人们书写自然、保护环境、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文学批评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引起了文学、美学、伦理学、哲学、生态学等多个领域的普遍关注，也因此具备了全球性和跨学科性的特点。生态文学批评大致经历了四次浪潮：着眼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描写和非小说类的自然书写、从非小说类的环境描写扩展为多种文学体裁表达、生态文明的全球化发展和传播、新兴起的物质生态批评[1]。

物质生态批评受到物质女权主义启发，并汲取其他理论的营养，迅速发展为生态批评的第四波浪潮。物质生态批评具备物质及其施事能力、物质与意义、物质与叙事三个特点[2]。物质具有施事能力指的是：世界，包括人类与非人类，是物质的，任何物质的东西都具有影响其他事物的能力。这一观点有助于从根本上否定人类中心主义，建立一种人与自然平等的生态关系。物质生态批评有助于我们摈除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局面，将生态整体主义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鼓励人们在新的平衡点上实现人类社会内部以及人与自然的双重整体和谐[3]。同时，物质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变化，不断生成新的状态，即不断形成意义，这也是物质施事能力的具体表现。物质的叙事能力指的是：非人类自然不仅是作者描写的对象，而且本身就是一种文本和叙事，文学作品是人类和非人类物质相互碰撞而产生的灵感，是作者与物质互动的结果。

自然书写是中西诗歌的一大主题。在这些自然诗歌中，诗人描写自然，抒发感情，寄托理想。从这些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出诗人对自然的热爱，体会自然带给人类心灵的慰藉，从文学层面感受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互为依存的状态。本文将应用物质生态批评理论，从物质的叙事能力、物质的施事能力和自然的“复魅”三个视角解读中西诗歌中蕴含的丰富的生态思想。

一、书写自然与物质的叙事能力

亲近自然和敬畏自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论语·季氏》中孔子曰“君子有三畏”[4]，首先需要人们敬畏的就是“天命”。孔子进一步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5]。在孔子看来，天不是高高在上的人格神，而是自然。《论语》记录道：“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6]天不会言说，但是四时变化，万物生长，生生不息，就是天的言说，是自然的叙事能力。影响中国人思想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就是老子，老子所著的《道德经》被许多西方生态批评家奉为来自东方的“绿色圣经”。老子提出“自然”“无为”“不争”等哲学思想，就是要人们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守“道”，不妄为。中国哲学中弘扬的热爱自然、尊重自然、顺应事物发展规律的生态思想在中国古代诗歌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中国诗歌中的自然书写始于《诗经》，经过《楚辞》、汉赋的发展，于魏晋时期成熟完善，出现了以谢灵运和陶渊明为代表的山水诗人和田园诗人。自然书写在唐朝达到顶峰，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诗人，如孟浩然、王维、李白、杜甫等。他们以优美的诗歌形式描写了自然之美，或者说自然之美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灵感，自然通过诗人之手实现了自己的叙事。

王维是唐朝杰出的诗人、音乐家、画家，又深谙佛学禅宗。王维的诗自然清新、浑然天成，诗中有画、有乐、有禅。《送元二使安西》中，诗人通过“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7]写出了渭城雨后的春景：早晨、微雨、青青柳色，同时也营造出一种令人惆怅的离别之情。《山居秋暝》描写的是秋雨后的迷人景色：“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8]这首诗描写了秋日傍晚，雨后，山林净洗、月亮初升、水流石上的明与净。诗的后半节用洗衣少女的笑语声打破了夜的寂静，写出了人与松林和谐共存的美好画面，同时也寄托了作者归隐自然的愿望。

王维的《鹿柴》和《鸟鸣涧》也是难得的佳作。“空山不见人”写出了山之宏大与空旷，“但闻人语响”又从侧面衬托了山谷的宁静。“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9]描写了傍晚时分，阳光洒满树林，斑驳陆离的光线返照在青苔上的迷离景色。《鸟鸣涧》写出了闲静自适、物与人谐的空静境界。“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诗人闲适、平静的心态和安静的夜晚、花开花落融为一体。“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10]夜晚如此静谧，月亮升起，皎洁的月光惊醒了熟睡的鸟儿，鸟儿清脆的鸣叫更加衬托出溪涧的安静和空旷。在这些诗歌里，诗人写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景象，没有人的喧闹，甚至没有托物言志，这些诗歌更像是自然自己的叙事和书写，自然而然，娓娓道来。从这些诗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诗人对自然深切的热爱与亲近，诗歌表现出浓郁的生态意识。

书写自然也是英美诗歌的一个重要主题。如果说中国诗歌中的自然主题是自发的，那么，英美诗歌中的自然描写更多是自觉的，华兹华斯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华兹华斯生活的时代，英国正处于工业革命迅速发展的时候。工业革命、机械化和城市化破坏了自然环境，同时理性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的盛行也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疏远和异化。在这种背景下，以华兹华斯为代表的英国诗人高举自然的旗帜，书写自然之美，从自然中汲取创作的灵感。《转折》很好地表达了华兹华斯创作的自然主题和生态思想。“春天树林的律动，胜过/一切圣贤的教导/它能指引你识别善恶/点拨你做人之道。”在这一小节中，诗人认为自然是有灵性和充满智慧的，人类应该亲近自然，从自然中汲取知识。同时，诗人也认为自然不是没有影响力的客观存在，自然能指引人识别善恶，告诉人做人的道理。“自然挥洒出绝妙篇章/理智却横加干涉/它毁损万物的完美形象——/剖析无异于屠刀。”[11]在这一部分，诗人对自然和理智进行对比，指出自然可以书写出华丽篇章，而理智却破坏了事物之美。在《转折》中，华兹华斯赋予自然以生命，直白地表达出自然具有叙事能力，并启迪人类要亲近自然，从自然中获得知识和智慧。

英语诗歌中另一个常见的主题是用自然之美比拟或衬托人之美。罗伯特·彭斯把自己的爱人比作“红红的玫瑰”；莎士比亚著名的十四行诗的第十八首写道：“我能把你比作夏日吗/尽管你比夏日更可爱、更温和”[12]。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莎士比亚更是写道：“那边窗子里亮起来的是什么光？那就是东方，朱丽叶就是太阳”，“要是她的眼睛变成了天上的星，天上的星变成了她的眼睛，那便怎样呢？她脸上的光辉会掩盖星星的明亮，正像灯光在朝阳下黯然失色一样；在天上她的眼睛，会在太空中大放光明，使鸟儿误认为黑夜已经过去而唱出它们的歌声”[13]。红红的玫瑰、五月的夏日、璀璨的星星，既写出了自然之美，又衬托出人的娇美。在这些诗句中，人与自然争奇斗艳、交相辉映，共同成为文学创作永恒的主题，即“人类与非人类自然物质通过内在互动生成故事和文本”[14]。

二、抚慰心灵与物质的施事能力

自然激发人类的创作灵感，体现了物质的叙事能力，同时，中外诗人亲近自然、回归自然、在自然中得到心灵的平静和人性本真的回归。自然抚慰人心、治愈心灵创伤的能力体现了物质的施事能力。物质批评认为，世界是由物质组成的，人类也是物质的一种，所有物质都不是被动的。物质相互影响，形成新的物质，这一过程体现了物质的能动性，即物质的施事能力[15]。

物质的施事能力在华兹华斯的诗歌里表现得尤为明显，脍炙人口的《我如行云独自游》就表达了这一主题。诗歌的前半部分描写了自然风光之美，开篇第一句“我如行云独自游”，写出了诗人身处大自然怀抱中闲适的心态。突然，诗人眼前出现大片的金黄色的水仙，映衬着蔚蓝的湖水、碧绿的树木，无边无际，铺展开来：“蓦然间/我看到一大群/一大片，金黄的水仙/在湖畔，在树下/在微风中翩翩起舞/连绵不断，像繁星闪亮/闪烁在银河/沿着水湾的边缘/它们伸展成无穷无尽的行列”。水仙花鲜艳的色彩、跳跃的光影、绵延的姿态，惊艳了诗人的眼睛和心灵。面对大自然如此美景，“一个诗人怎能不欢欣不已”。诗歌下半阕描写了多年以后，每当诗人独处，或茫然的时候，就会忆起这片金色的水仙，而这美丽的水仙总会慰藉诗人孤独的心灵，让诗人“心中会充满快乐，与水仙翩然共舞”，所以诗人感叹“这景色给我带来何等的财富”[16]。在华兹华斯看来，自然不仅养育人类，带给人以美的享受，而且能抚慰心灵，具有积极的能动性，《我如行云独自游》也正是自然与诗人积极互动的成果，华兹华斯认为“自然予人快乐和人性指引，人予自然生命的敬畏”[17]。

《西风颂》是雪莱著名的抒情诗歌。在这首诗中，诗人采用拟人和象征的修辞手法，赋予西风摧毁旧事物、唤醒新生命的力量，同时诗人把自己书写成一位渴求融入自然、从自然中汲取力量的革命斗士。诗歌的第一节写出了秋风不羁的性格，“狂野的秋风啊/你这秋的精气”，秋风既横扫枯叶又把希望的种子埋进沉睡的土地；第二小节描写了狂风大作，暴风雨即将来临的场面，“正是在你震荡长空的激流上/乱云像枯叶一样被吹落”；第三小节书写了西风在大西洋海平面翻起巨浪，唤醒沉睡的地中海。在前面三个小节，诗人写出了西风巨大的威力，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大地和海洋。在诗歌的最后两个小节，诗人恳求西风赋予自己革命的勇气和力量：“让我成为你吧/凶猛的精灵/让你成为我吧/猛烈的精灵……且以此诗为咒语/把我的话传遍人间/像由未灭的炉火中吹出的火花/通过我的嘴，唤醒沉睡的大地/预言的号角已经吹响，噢，西风/冬天已经到了，春天还会远吗？”[18]在这段描写中，诗人和西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人物与共，浑然天成。西风放荡不羁的性格激发了诗人的创作灵感和激情，诗人也把自己激情澎湃的革命斗志融入西风之中。《西风颂》是人与自然的契合与促进，体现了人与自然相互的施事能力。

自然抚慰人心、治愈创伤的能力在中国古诗中也有体现。陶渊明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经历了几次求仕，几次归隐之后，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最终同官府决裂，走进田园。在《杂诗十二首·其二》中，诗人表达了壮志难酬的悲苦心情：“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19]陶渊明退隐田园后，在自然的怀抱中，得到内心的平静。在《归园田居·其一》中，诗人写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20]。在这首诗里，诗人描写了官场和田园的巨大差别：身陷官场的诗人正如被囚禁在樊笼中的鸟雀，失去了自由，扭曲了人的自然本性；田园的朴实，自然的慰藉，让诗人找回内心的平静，回归到人性的本真。在《饮酒二十首·之五》中，诗人再次表达了回归自然后的闲适心理。“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写出了田园生活的安静和自在；“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此时诗人已不复当年的“终晓不能静”，心已回归自然，心的平静和自然的宁静相得益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21]，篱笆、菊花、南山、采菊人，呈现出一幅悠然自得的田园生活画卷，诗句毫无刻意修饰之感。人类文明的进程也是人性远离本真的过程，人类不管走了多久，走得多远，都要亲近自然、呵护自然、回归大地，从自然中汲取养分。物质生态批评充分肯定了自然对人类、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和能动性。诗人的情感“若泻于诗，必是大地之诗，是大地自身的诗学”[22]。

三、人物一体与自然“复魅”

自然“复魅”是针对自然“祛魅”提出的一个概念。“祛魅”就是去除自然的神秘性和人类对自然的敬畏。“祛魅”增加了人类活动、科技、理性对自然的影响力，同时也改变了人与自然平等共存的关系。自然“复魅”就是要肯定自然对人类活动和创造的能动性与影响力，创建人物一体、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态环境。

中国许多古诗都表达这种“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主题。“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23]；“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24]；“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有位伊人，在水一方”[25]。《诗经》中的句子朴实无华，纯净自然，描写了人与自然相映成趣的美好画面。李白的很多诗歌也很好地诠释了“天人合一”思想。在《独坐敬亭山》中，“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写出了鸟雀飞去，孤云飘走，天地空旷的自然景色，也抒发了诗人四处飘零的孤独之情。后两句，诗人笔锋一转，写出了千古名句：“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26]在这里，敬亭山被“复魅”，成了诗人的知己，敬亭山和诗人的心灵原始合一，达到了庄子哲学中“物我皆忘”的境界。

杜甫在《望岳》中描写了泰山的雄伟：“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泰山的宏伟气势让诗人颇为震动；“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望着高耸入云的泰山，诗人顿感心胸开阔；“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27]，既写出了泰山的雄姿，也抒发了诗人的雄心壮志；在这里巍峨的泰山和豪情万丈的诗人已经完全融合在一起了。柳宗元在《江雪》中营造出一种空静、幽寂氛围：“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诗人的孤寂也了无痕迹地融入寒江的萧瑟之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28]。与《江雪》的空寂、萧瑟相对的是张志和在《渔歌子》中书写出的明丽和洒脱。“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写出了桃花盛开、鳜鱼肥美的江南春景；渔民身着的“青箬笠，绿蓑衣”，与桃红柳绿一起构成美好春色，渔民在“斜风细雨”[29]中垂钓与白鹭翩然而飞遥相呼应。在这些诗句中，自然和人一样充满了灵性，表达出“天人合一”的生态审美情趣。

在英语诗歌中，也有一些表达人物一体、人的情感与自然完美融合的例子，弗罗斯特的《雪夜林边驻足》就是其中之一。“谁家的树林我想我知道/虽说他的房舍就在那边的乡村/他看不见我在这里驻足/观望他这白雪覆盖的树林”，诗歌描写了诗人雪夜驾着马车，经过一片白雪覆盖的树林，诗人沉醉于这皑皑白雪、幽幽树林。让诗人驻足的还有树林的暗黑和幽静，扫过树林的微风和飘落的雪花。这时，马儿脖子上发出的清脆的铃铛声唤醒了诗人，雪夜的树林让诗人疲乏的心暂时得到抚慰，但是“我还有诺言要遵守/安睡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30]。《雪夜林边驻足》把自然环境和人物的情感很好地结合在一起，表达了诗人对神奇的自然之美的迷恋和向往。

艾米莉·迪金森的《一个萼片，一叶花瓣》也是表达“物我两忘”的佳作。“一个花萼、花瓣，和一根刺/在一个寻常的夏日清晨——朝露——/一两只蜜蜂——/一缕清风——/一阵雀跃在林中——/我是一枝玫瑰！”[31]简单的几个名词描写了一个普通夏日的早上，晨光中，诗人看到萼片、花瓣、花刺、一瓶晶莹的露水、两只飞舞的蜜蜂，微风吹过，马槟榔在树林中开放。这首诗歌画面感很强，诗人寥寥数笔，就营造出一种清新、美丽的意境。而传神之笔则是最后一句，面对此情此景，诗人自己也成为一枝在晨光中盛开的玫瑰，这一意境和“庄生梦蝶”不谋而合。庄子在梦中觉得自己变成了一只蝴蝶，翩翩然，逍遥自在；迪金森置身于花园之中，觉得自己变成了一枝玫瑰。

许多英语诗歌不仅表达了“物我同一”的思想，而且赋予自然神秘性和影响力。在《我心雀跃》中，华兹华斯开篇第一句就写道：“我一见彩虹高悬天上/心儿便欢跳不止”。“彩虹”在基督教文化里代表着上帝和人类的约定，在华兹华斯看来，彩虹也是大自然的代表，是诗人和自然的一种“盟誓”。诗人表达了自己每次看到神奇、美丽的彩虹就会感动和欢欣不已。“从前小时候就是这样/如今长大了还是这样/以后我老了也要这样/否则，不如死”[32]。这种大自然给他带来的感动从童年开始，到成年的今天依然如此，并且诗人希望等自己到了耄耋之年，依然能保持这样一颗赤子之心。祈望今生所有光景与自然的虔诚紧密相融，在诗歌的最后，诗人希望自己能永远对大自然怀有热爱与虔诚。不管岁月推移、时光荏苒，诗人希望自己能在自然的庇佑下保留一颗纯真之心。在这首九行小诗中，诗人认为彩虹或者说自然具有神秘的力量，能带给诗人永远的感动和喜悦。

自然“复魅”并不是要把自然崇拜推向玄学或者神学，而是呼吁人类亲近自然、保护环境、肯定自然对人类特别是文学创作的施事能力和影响力。自然“复魅”与物质生态批评在恢复自然对人类活动影响方面是一致的。与自然“复魅”并存的一个概念就是庄子哲学中“物化”。而这种“物化”的契机就是人与自然在本性上的同一。“物化”的本质就是要消解掉主客独立，消解掉物我差异，达到物我浑然一体、彼此不分的状态，而这种状态就是整体生态主义[33]。

四、结论

诗歌是人类表达情感最直接的方式之一。对比中外诗歌，我们发现“自然书写”是诗歌创作的一大主题。在表达人与自然关系的方式上，英语诗歌更直白，有更明白的教导意义，而中国古诗更多地把人与自然不着痕迹地融合在一起；英语诗歌往往把人与景糅合在一起，以突出人的情感，中国古诗有一部分纯粹写景，有一部分托物言志，也有一部分物我两忘；在表达自然的施事能力方面，英语诗歌更多地表达了诗人从自然中感受到神秘的旨意和力量，而在中国古诗中，自然本身就是一种神秘的力量。从物质生态批评的角度解读中外诗歌可以让我们认识到自然在诗歌创作中的能动性，自然不仅能激发人类的创作灵感，而且诗歌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自然的叙事，是人与自然相互影响而产生的文本。承认自然具有施事能力和叙事能力有助于摆脱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状态，建立人与自然平等的整体生态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