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715）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从传统社会过渡到现代社会的转折点，它之于现代社会的意义不仅来自它在思想文化领域所产生的影响，更来自它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成为不断被言说的话题，各种各样的阐释创造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丰富意义。20世纪30年代，在尖锐的社会矛盾和严峻的思想挑战面前，知识分子试图通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开掘出新的价值资源。多重面向的阐释形成“五四”言说的众声喧哗，茅盾是其重要的发声者。不同于其他言说者，茅盾既拥有“五四”新文化参与者的经验，又随时代变化而面临着社会和人生难题，他的言说理路具有鲜明的个人性和独特性，隐含着通向其思想转折关口的线索。茅盾的“五四”言说既是理解其文学思想变迁的参照，又是观察茅盾一代知识分子在20世纪30年代发展变化的重要角度。

一

“五四”新文化运动在现代思想文化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该意义亦随社会历史的发展而不断被开掘和建构。20世纪30年代，伴随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并逐渐超越思想观念层面的民主、自由，革命与阶级斗争等成为多数知识分子关注的对象，相关问题的讨论还引发社会性质论战。现代知识分子基于对社会现实的感知以及对社会发展的预判，试图通过“五四”言说介入问题的讨论，各种话语激荡形成“五四”言说的多元格局。

胡适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他关注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价值，肯定了“五四”“个性解放”的意义。胡适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自觉的反对传统文化中诸多观念、制度的运动，是一场自觉的把个人从传统力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运动[1]。

鲁迅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态度较为复杂。一方面，他肯定文学革命的意义，坚持“五四”的启蒙立场[2]；另一方面，他对思想启蒙的成效和限度较为悲观，对“五四”精神的失落满怀忧虑，发出“回忆五四时，殊有隔世之感”[3]的喟叹。另外，他没有乐观地将民主思想看作救治中国的良方，他对民主观念本身是既坚持又质疑的[4]。

周作人从“个人本位”脉络中的个性与人情角度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他认为“五四”新文学是“将思想和感情表达出来”[5]的言志文学，是抒发个人真挚情感，是从思想文化层面对个人“主体性”[6]的肯定。而对新文学演化为洋八股的警惕，则从侧面反映了周作人对具有真挚情感的文学及个体的重视。个体在思想革命中得到发现始终是周作人确认“五四”新文化运动价值的基本维度。

瞿秋白则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价值，认为“五四”的个性主义与自由主义脱离群众，具有落后性。瞿秋白指出，“五四”文学革命“是失败了，是没有完成他的任务”[7]，而“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落伍了的，“对于民众仿佛是白费了似的”[8]。只有“无产阶级是唯一的彻底反抗封建残余和帝国资本主义的阶级”[9]，由这个阶级领导的文艺才是最先进的。他热切呼唤具有彻底性、代表进步力量的无产阶级开辟大众文化道路。

另外，还有一些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对社会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在接触或接受马克思主义后不断倾向于无产阶级革命话语，他们有意接续的“五四”话语资源的言说中提升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位置。

20世纪30年代的“五四”言说中，茅盾是重要的参与者之一，这一时期，他发表了多篇文章阐释“五四”新文化运动。但是，他讨论的并非作为事件的五四运动，而是“火烧赵家楼的前二年或三年起算到后二年或三年为止。总共是五六年的时间”[10]的“五四”新文化运动。1931年8月5日，茅盾发表《“五四”运动的检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报告》一文，他在该文中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性质、价值以及局限的讨论代表了他20世纪30年代“五四”言说的基本立场，直到1939年，他在《中国新文学运动》与《“五四”运动之检讨》两篇文章中，依然沿用了之前的观点。在《“五四”运动的检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报告》一文中，茅盾将“五四”新文化运动定义为：“新兴资产阶级企图组织民众意识的资产阶级的‘文化运动’”[11]。在之后的《“五四”谈话》（1932）、《“五四”运动之检讨》（1939）等文章中，他都将“五四”新文化运动定义为资产阶级文化运动。1938年5月，茅盾在《“五四”的精神》《忆五四青年》中较为全面地阐释了“五四”精神。此外，他还在《从“五四”说起》（1934）、《中国新文学运动》（1939）等文章中论及了“五四”精神。

二

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矛盾催生了超越“五四”、走出困境的焦虑和激情。茅盾带着时代难题反复掂量“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价值与局限，试图找到介入问题的新角度。20世纪20年代起，他多次发表文章纪念并阐释“五四”新文化运动，他的文学评论中也有相关讨论；到了30年代，他更是从性质、价值以及局限等方面细致剖析“五四”新文化运动。该时期的“五四”言说中，他肯定最多的是“五四”精神中的“个性解放”，在单独讨论“五四”精神或零散提及“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他的肯定较为明显，表露出的情感也更为真切。

茅盾认为民主思想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核心精神之一。他在《“五四”的精神》一文中作了陈述：“‘德先生’和‘赛先生’果真是五四运动的精神么？——是的！反封建，反吃人的礼教，反笼统……都是为的要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五四’的建设就是‘人的发现’和‘个性的解放’。这是‘五四’运动所以能震撼全国青年的心灵，激发他们的活力的原因。”并且，在“德先生”和“赛先生”底下的“‘个性解放’是不容非难的”[12]。他还在《“五四”运动之检讨》中强调了“五四”民主思想的意义：“‘五四’运动所以称为‘新文化运动’，因为它在思想上，对向来的传统的思想制度，完全立于反对的地位，它是反封建的，在中国历史上，它是空前的——所以是‘新’的思想运动。”[13]这就从“人的发现”和“个性解放”角度肯定了“五四”民主思想。但是，这种肯定与胡适有所不同。茅盾将知识分子对普遍群体的关注与传统士大夫的救世精神联系起来。他指出：“传统的‘士’的救世精神，至今日不但余风未沫，并且有了新的觉醒，——‘五四’以来的学生运动并不是从什么外国学来的新花样，而只是我国传统的士的救世精神之复活！”[14]胡适也探讨“五四”精神与中国人文传统的一致性，强调“大我”精神以及个体对社会群体的贡献，但他的重点始终在个体精神的独立上。茅盾和胡适理解“五四”精神的角度不同，而茅盾对传统士大夫精神的强调，极有可能将他对“个性解放”的关注引向对普泛社会群体的关怀。

在肯定“五四”民主思想的同时，茅盾还立足社会问题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他以政治、经济背景为参照，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虽有反封建反帝任务，但受现实条件的限制无法完成这些任务。他认为，新兴资产阶级是推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力量，而他们的一部分“是军阀官僚豪绅地主的变相，他们又是和封建势力关系很深的。新兴资产阶级这本身上的矛盾就使得他们虽有政权的要求却一方面仍和封建势力妥协”[15]。他还指出，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因为封建势力只是帝国主义的工具，而且依赖帝国主义的扶植。资产阶级领导的五四运动始终不敢明明白白地反帝国主义[16]。他强调，“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爆发“有着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害冲突的背景了。这里就伏着‘五四’失败的根”[17]。最后他作出总结：“本身内包含着矛盾成分而且依赖妥协性非常浓厚的中国新兴资产阶级，自始即不能发育健全而成为独立的民族阶级；这‘先天’的脆弱使得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反封建与反帝两任务不能负荷而达到完成。”[18]由此，他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失败了的。

茅盾不仅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失败，还进一步指出其无法满足新时期的斗争需要。他认为：“‘五四’的口号完全是资产阶级性，所以在无产阶级争取政权的现阶段，虽然同时仍须注力于铲除封建势力，但‘五四’在现今却只能发生了反革命的作用。”[19]紧接着，他指出：“反封建的任务由资产阶级的手里移到无产阶级的手里了”[20]。茅盾将“五四”新文化运动看作社会进化链条上的一个环节，它虽然具有反封建意义，但不够彻底，而“历史的轮子是必须向前进的，中国的被压迫民众从痛苦的经验中认明了只有反帝反封建的胜利，才是民族的生路，而且只有他们才是反帝反封建斗争中最坚决的分子”[21]。由此，他将反封建反帝重任交给无产阶级革命。可以看出，茅盾借助马克思主义理论阐释“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方面，他在进化论维度上凸显无产阶级革命的先进性。另一方面，他以阶级理论阐释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在《“五四”运动的检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报告》中，他就指出：“在检讨‘五四’的本身以前，我们不能不先考察‘五四’前夜的中国政治经济，换言之，就是构成‘五四’这社会现象的下层基础。”[22]这些论述具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意味。

可以说，20世纪30年代茅盾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态度整体呈现肯定与批判交织的状态。这种态度与他的思想状况有着内在的关联。大革命失败后，严酷的现实使他陷入精神困境，他指出：“我有点幻灭，我悲观，我消沉”[23]。此时，他面临着“不愿盲目追随时势又不肯轻易放弃自我追求的两难境地。时势要求革命继续前进，茅盾对理想与主义当然不会轻易放弃；但激进的革命者要求‘革命的不断高涨’”[24]。在激进的知识分子猛烈抨击“五四”新文化运动，热切呼唤无产阶级文学与革命时，茅盾将坚守“个性解放”与“人格独立”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看作时代的落伍者，同时将彻底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进的知识分子的观点看作超过现实的“左倾空谈”[25]。他在肯定“个性解放”时强调无产阶级革命的先进性，并对其深化“五四”民主思想充满了期待。

1928年的革命文学论争也影响了茅盾的言说。创造社、太阳社的成仿吾、钱杏邨等批判“五四”新文学，指责“五四”文学先驱倡导反动的小资产阶级文学。茅盾反对这种批判，肯定“五四”文学的反封建意义，但是他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论争的影响，他自觉使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剖析“五四”新文化运动与这次论争不无关系。可以说，革命文学论争促使他更热心地提倡无产阶级文学，自然也会影响到他，使他的“五四”言说凸显出无产阶级革命的先进性。“左联”的任职经历对茅盾的“五四”言说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930年4月下旬，茅盾成为“左联”成员。1931年5月，他被任命为“左联”行政书记。在批判“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础上建设无产阶级文化是“左联”的任务之一。因此，这一时期茅盾的“五四”言说必然会受到影响。此外，瞿秋白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茅盾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阐释。20世纪30年代，茅盾与瞿秋白的关系较为密切，1930年8月，瞿秋白夫妇回国后特意看望茅盾。1931年，瞿秋白曾在茅盾家中避难并与之讨论总结“五四”新文学和普罗文学运动以及吸取经验教训的问题。茅盾在20世纪70到80年代所写的回忆录中称《“五四”运动的检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报告》一文，是遵照瞿秋白的建议写成的，在写作前与他交换过意见。当然这一说法有夸张的成分，不能说明他与瞿秋白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看法完全一致，因为他补充说，这篇文章真实地反映了他当时的认识水平[26]。

三

20世纪30年代，茅盾走出了大革命失败后的消沉，这一时期他对无产阶级革命解决社会问题充满信心。他在《现代青年的迷惘》（1933）中指出：“只有到十字街头到农村中去体验铁一般的事实，青年们的迷惘才能得到真正解救”[27]。此时，他倾向于通过无产阶级革命解决各种社会问题。而且反封建反帝是茅盾始终关注的重大问题，他指出：“这个任务从‘五四’至今二十年来是没有改变过的，并且还需要我们继续努力去完成它。这个任务是什么呢？就是反帝反封建的基本任务。”[28]随着介入问题的思路改变，他通过“五四”言说开掘资源的视野有了变化。1924年5月4日，他在《今天的希望》中呼唤青年不要忘记“五四”新文化运动，不能继续酣睡。1929年5月4日，他在《读〈倪焕之〉》中回顾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道路，并提醒人们不要割断历史。他强调：“没有了‘五四’，未必会有‘五卅’罢。同样地会未必有现在之所谓‘第四期的前夜’罢。历史是这样命定了的！”[29]显然，20世纪20年代，茅盾肯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文化价值对于解决社会问题的意义。30年代，他既汲取革命话语资源讨论社会问题，又设法通约不同的话语资源。

茅盾立足社会问题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试图为社会发展提供有益的思路。他考查反封建反帝任务在20世纪30年代的处境后，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失败了且无法在新时期发挥作用，无产阶级革命却有推进反封建反帝的积极作用。由此，他逐渐倾向无产阶级革命话语。该过程中，他以温和的反思而非激烈的批判参与了“五四”革命话语的建构。他在肯定“五四”民主思想的同时给出“五四”新文化运动无法成功的结论，这一论述具有潜在的指向，且在“五四”言说的发展中产生了更为持久深远的影响。

茅盾调整自己大革命失败后的低落状态后，一方面有限度地认可“五四”精神，另一方面紧跟时代潮流，努力寻找应对社会问题的价值资源。茅盾认为“五四”这个启蒙先生“被时代的巨浪打走了；接手的那位‘先生’用的课本是不同的。不但课本，前先生与后先生的出身，头脑，也是完全不同的”[30]。但是，他试图超越“尾巴主义”和“左倾空谈”，这使他忽视了无产阶级革命与“五四”新文化运动面临着不同且紧迫的任务。民主与平等均是“五四”知识分子倡导的重要理念，但到了20世纪30年代，“经济的发展深刻地颠覆了传统中国的社会秩序和城乡一体化结构，造成了都市与乡村、沿海与内地的严重的二元结构”[31]，社会平等成为比民主、自由更为尖锐的问题。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同样关注平等问题，但是，他们对平等的理解不是均等意义上的，并且以坚持“五四”精神为前提。另外，他们侧重从学理层面讨论自由与平等的关系。对他们而言，深入地辨析自由与平等的复杂关系并从思想观念层面对社会产生影响更为关键。而革命话语则倾向于以彻底的阶级革命解决平等问题，因为在秉持革命话语的知识分子的视野中，批判自由主义理念，积极宣传阶级思想，有力地动员工人和农民加入无产阶级革命队伍更为紧迫。在这种情形下，茅盾对推进“五四”民主思想的困境没有清醒的认识，同时也没有进入无产阶级革命理念内部整合出有益的话语资源，他借“五四”新文化运动阐释开掘话语资源的努力并未取得很大的成效。

茅盾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意义在于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但“拥护是做到了，把它们确立在生活中，却一点也没有做到”[32]。他感叹“五四”精神没有深入人心，并将深化的希望寄托于革命，呼唤“五四”精神在战火中得到复活甚至升华：“在抗战的烽火中，或者当年的‘五四’精神能够复活而且能够升华到更高一阶段罢？我祈祷着，但我也看见了端绪了。”[33]茅盾的“五四”言说立足社会问题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将“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无产阶级革命看作进化论链条上的不同阶段并逐渐倾向于后者，这简化了二者的关系，避开了20世纪30年代的价值难题，而他自身也因此陷入深刻、持续的矛盾当中。从其小说《蚀》三部曲到《子夜》的变化与《子夜》存在的问题，也能窥见他的思想变化与困境。

茅盾创作于20世纪20年代末的《蚀》三部曲生动地展现了革命青年寻求出路的迷茫、挣扎以及坚持。该系列小说对革命青年的思想与心理作了全面的展示，既呈现出他们独立、自由的一面，又对他们思想上存在的问题给予暴露。而30年代的《子夜》在题材和内容上有了明显的变化，小说呈现了民族资本家的灭亡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壮大。茅盾虽然贴合革命话语勾勒时代画面，但是《子夜》中的话语裂隙折射出他的思维混乱。他想要呈现资产阶级走向灭亡的必然，却对民族资本家吴荪甫表露出欣赏；他想要展现知识女性的落伍，却呈现出她们独立的一面。并且充分呈现革命发展壮大的农民革命并未按原计划写就，不匀称的小说结构和篇幅设置对于凸显主题欠缺力度。这种艰难的自我超越和随之而来的困惑持续存在于他的思考与创作当中。

总之，20世纪30年代，茅盾反复阐释“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显示出他对“五四”精神的重要性有清醒的认识。他指出“五四”未完成反封建反帝任务有一定的合理性，他对“五四”民主思想没有深入人心的看法也比较准确。但是他没有触碰到深化“五四”精神的核心问题。客观来说，茅盾跟随时代潮流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思，不利于“五四”精神像他期待的那样得到复活和升华。茅盾的反思最终促成他的思想转变。作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重要领导者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他的讨论从一个向度影响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这一影响折射出茅盾一类的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同时，茅盾20世纪30年代思想的发展转变显示了知识分子在尖锐的社会矛盾中探索有效价值资源的艰难。茅盾面对的难题和困惑始终不同程度地伴随着后来的知识分子，而他通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开掘话语资源的尝试和困境带来诸多启示，既为深入认识“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五四”精神提供了参照，也为相关议题的深化提供了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