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1941年，美日双方为赢得时间、加紧备战，在华盛顿进行了长达8个月的秘密谈判。1941年4月16日，美日两国秘密谈判正式开始，谈判先后经历了4个阶段。中国共产党对于美日谈判，始终保持着坚决反对的立场。尚在美日谈判刚刚开始时，毛泽东就代表中国共产党郑重指出：“日美妥协，牺牲中国，造成反共、反苏局面的东方慕尼黑的新阴谋，正在日美蒋之间酝酿着。我们必须揭穿它，反对它。”[1]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华日报》高度重视美日谈判的进程，及时发出“远东慕尼黑”预警，呼吁美国彻底制裁日寇，分析首脑会谈背景下美日的各自立场，呼吁美国停止谈判积极备战，为抵制绥靖妥协逆流、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作出了积极贡献。

一、美日双方提出谈判方案，中共发出“远东慕尼黑”预警

1941年2月14日，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向美国总统罗斯福递交国书，并表示“决以全力增进两国间之谅解”[2]，此后分别于3月8日和4月14日两次会见美国国务卿赫尔。会见中，“赫尔提出要对《日美谅解协定草案》的一些条款进行修改。双方协定，美日秘密谈判于近日开始”[3]。1941年4月16日，在首次谈判中，赫尔代表美国提出了谈判的四原则：“1.尊重一切国家的领土完整和主权。2.维护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3.维护平等原则，包括贸易机会平等原则。4.除了可以通过和平手段改变外，不允许打乱太平洋现状。”[4]5月3日，日本外相松冈洋右提出日美谈判的三项基本方针，即“一、有助于中国事变的处理；二、不违反日、德、意 三国条约；三、不破坏国际信义”[5]。松冈企图利用三国同盟来牵制美国，阻止美国参加欧洲战争，并使其不再插手中国事变。5月7日，野村提出订立日美中立条约问题，赫尔予以拒绝。5月12日，日方提出修正案，强调履行同盟义务，要求美国“彻底承认汪精卫政权与日本之间的既成事实，只对蒋介石提和平建议，完全不干涉和平条件”，在南进问题上，日本“难以保证不被迫诉诸武力”[6]。此时，日本的《朝日新闻》也趁机恫吓美国：“美国苟参加欧战，日本即将履行对轴心国之条约义务。”[7]美国对日本的这一方案当然是极为不满的。赫尔认为，“从这个文件中几乎看不到一丝希望。日本所建议的绝大部分是对它自己有利”[8]。但是，从谈判的角度出发，这毕竟是日本第一次提出正式的谈判方案，美国无论如何都要将这个机会保留下来。为此，5月16日，赫尔在与野村的会谈中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之后，美日之间又进行了十几轮谈判，其实，所谓的美日谈判，这时候才真正进入实质性的阶段。

《新华日报》对于美日谈判的关注和报道，最早是从周恩来主笔的一篇代论开始的。1941年5月25日，《新华日报》一版刊登周恩来题为《论目前战局》的代论。这是《新华日报》首次就美日谈判问题发声，对英美与日本之间的妥协的可能性及程度进行了深入分析。代论指出：“如果能推迟太平洋上的冲突，而又能使中国抗战拖住日本，以便其先对德后对日，英美是会不惜任何代价以缓和的，但这两个条件的配合运用，又需要辩证的发展。假使因为缓和对日的冲突而牺牲中国利益，固然可以引起中国抗战的失望和失败，但假使因为援助中国抗战而引起日本更加积极的发动武力南进，这更是英美所顾虑的。英国在保住新加坡，美国在推迟太平洋冲突的主要要求下，暂时的对日和缓不是不可能的，不过也不会和去年一样主动的封锁滇缅路和承认东亚门罗主义，损害中国利益到那样程度，因为时代不同，去年是三国同盟以前，而现在已经是三国同盟的缔结半年以后了。”[9]可见，英美为了实现先对德后对日的战略目标，是会不惜任何代价同日寇妥协的。当然，也应该看到，由于中国抗战的坚持，英美与日寇之间的这种妥协也不能不顾及中国方面的态度。

5月27日，罗斯福发表了“宣布全国进入无限期紧急状态”的“炉边谈话”，但在谈话中没有提到日本，也没有抨击日本，这引起外界的广泛猜测。5月29日美京路透社传来一个消息，“据曾于罗斯福总统发表演说前数小时，与罗氏谈话之国会负责人士讲：政府当局相信日本依赖轴心之程度，最近或将减弱。当局对此推断之信心，现渐增强。该人士谓：总统于广播演说中，未提及太平洋问题，即其一例”[10]。对于这一消息，6月1日，周恩来在题为《论时局中的暗流》的代论中进行了深入透彻的回应。对此，周恩来指出，当前进行的日美谈判是日本维持现状派中的保守分子即所谓实业界老外交人士挑起的。他们看到扶植汪精卫、与国民政府直接谈判这两种方案都无任何结果，“于是便想经过美国来调解中日战事，为着达此目的，更须先缓和日美关系”。因而，在罗斯福“炉边谈话”之后，日本的这部分保守分子便开始渐渐抬头，美国的少数分子也在频频响应。至于罗斯福在演说中未提及太平洋形势，也未提及日本一事，“是在精神上留了罅隙”。至于罗斯福为什么要留此罅隙，周恩来指出：“我们很懂得，罗斯福所以留此罅隙，美国所以没有全面对日禁运，全是为的以太平洋舰队一部调往大西洋，以便先对德后对日”。有鉴于此，“我们在东方，指出这种暗流，反对这种暗流，是绝对必需的”[11]。

6月2日，《新华日报》又刊载了石西民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一文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作者认为美国官方关于日寇可能疏德、美日接近之门将大开的情报也并非完全可靠，“这些令美国当局作会心微笑的事实的确不少，可是光靠这些活动，要来推翻日寇政治上军部革新势力的优势，那还差得远。所以由此看来，美政府的‘日本依附轴心之程度或将减弱’的判断，可作证明的客观的事实还少，美政府自己主观上的希望，恐占更多的成分”。对此，作者大声呼吁“我们千万不可忽视！”[12]中国共产党意在通过这种方式呼吁有关各方认清日寇的真实面目，提醒大家勿上其当。

6月8日，《新华日报》再次刊登周恩来主笔的代论《论敌寇的两面政策》，对日寇的两面政策和“远东慕尼黑”的暗流进行了坚决揭露。周恩来提出，日寇在军事上将封锁交通运输和摧毁有生力量与经济基础为中心工作，为南进做准备；在政治上却企图以“远东慕尼黑”的引诱来缓和美国，并经过美国调解中日战事，同时又放出挑拨流言，企图以此分化中国内部团结，便于实施其诱降的诡计。这是一箭双雕的两面政策，而且，“后者较前更为毒辣，虽然在目前还是暗流，但在日寇方面，这种暗流已在增长，已非完全烟幕作用，而是有其政治基础的”。他还强调，近来日本驻美大使之所以在美大放厥词，其目的就是要在中美日中间找到妥协的共同点。对此，周恩来明确强调：“日美愿意避免战争，而且愿意友好，这是他人的自由，但是如果以调解中日战争换取日美的妥协，那便是侵犯了中国的自由”，“我们更希望美国政府公开的拒绝这种提议，我们尤希望我国政府公开的申斥这种阴谋，那么，远东慕尼黑的暗流，也才会受到有力的打击”[13]。可见，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于美日谈判的态度就是，从战略角度分析美日双方妥协的原因、可能及程度，提醒国内外舆论警惕“远东慕尼黑”阴谋。

二、美日谈判陷入僵局，中共呼吁美国彻底制裁日寇

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以后，派兵进驻法属印度支那的问题在6月25日联席恳谈会上作出了正式的决定。但是，这个问题在6月30日召开的讨论对德通告的会议上出现了反复。松冈主张不要在南方点火，要进攻北面。而绝大部分军政人员认为北进不能解决日本所需要的战略物资问题，主张利用机会南进。7月2日，日本御前会议终于通过了一个《适应形势发展的帝国国策纲要》，其基本方针是，“无论世界形势发生如何变化，帝国也要建设大东亚共荣圈，并要坚持有助于建立世界和平的方针”，“帝国仍要努力应付中国事变，并且，为了确立自存自卫的基础，要加快进入南方的步伐，同时要根据形势的发展解决北方问题”[14]。

7月3日，美国副国务卿威尔斯就日本御前会议关于德苏战争问题已有所决定并对外国记者表示：“美国政府对于日本政府之决策，以及其所遵行之途径，自希望其具有维持太平洋和平之性质。”[15]对此，《新华日报》发表短评文章认为，法西斯与侵略是分不开的，日寇今天的调整绝不是根本放弃了南进或北进的梦想，“他所待的是有利的时间而已，这一点特别要看得清楚。因此我们甚惋惜美国国务卿威尔斯之言，威尔斯希望日寇御前会议对太平洋和平有所助力，这种希冀是毫无现实性的。强盗怎能发善心？！我们愿提醒威尔斯，美国今天应该利用有利地位，对日寇加紧经济制裁，要加紧援助中国，打倒这东方的法西斯匪徒，任何幻想，都不能不应该存在的！这才是真正太平洋和平的保证”[16]。

7月21日，美国副国务卿威尔斯召见若杉公使时说：“日本将于近日武装占领南部法属印度支那，我们已经获得了这种情报。这种行动是公然违反日美两国为了维持太平洋的和平而进行的对华精神的。”[17]7月23日，维琪政府发言人对外宣称：“法国已同意日本‘暂时占领’越南之战略根据地与机场。”[18]这一天，威尔斯与野村会见时表明，“维希政府在法属印支问题上的让步，是迫于希特勒政府的压力。日本的意图是，以法属印度支那为基地，进一步侵入南方地区”[19]。当天，日本驻美大使发给日本外相的电报称：“我国南进对日美关系的影响正在迅速扩大……可以认为，已经发展到了断绝外交关系的边缘。”[20]7月24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召见野村，对日本的行动提出了严重警告，“如果日本继续向荷属东印度推进，那就是远东的全面战争”[21]。当然，罗斯福也表示，希望能以石油换取法属印度支那的中立化。但是，日本不顾美国的反对，仍然于7月24日派兵“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同一天，美国国务卿威尔斯发表声明斥责日寇的侵越行动，但声明中却丝毫没有制裁日寇暴行之意。对此，《新华日报》发表时评文章称：“我们忠告美国政府，今天的太平洋上反抗日本法西斯的责任，大陆上固然由我们中国军民英勇抗战来负责，而海洋上则靠美国义无反顾的担负起最大责任不可。英国正在西欧作生死的奋斗，我们不苛求其先来对日，而美国政府如不积极起而制裁日寇若再事观望苟且，那么整个人类反法西斯侵略的事业，将受重大的影响，到头来美国又何以能避免法西斯侵略者的危害呢？历史的教训屡试不爽，时机已经紧迫，急起直追还来得及，如再存‘姑息’之念，定将有噬心之痛。”[22]

作为“回敬”，7月25日，罗斯福总统下令，“自明日起，封存日本资金。总统之声明讲：按照新措施，一切关系日本利益之金融上出入美国之交易，全部受政府统制”[23]。同日，英国外交部宣布，“自二十六日始，所有英帝国各地之日本全部资产予以封存”，与此同时，“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已通知日本外务省，宣布过去英国，英国自治领及印度对日所缔结之一切贸易条约，一律废弃”[24]。7月27日，《新华日报》对英美的这一行动给予肯定，“英美对日的这个进一步的经济压力，是值得赞许的。应使之发挥实际的效力”[25]。但是，应该看到，美国此时的对日制裁还仅仅局限于封存日寇资金，而没有像英国一样断绝同日寇的一切贸易往来。对此，《新华日报》及时发表时评《加强对日寇的制裁》进行呼吁。时评指出：“在今天的远东局势中，美国更应从进一步的经济制裁日寇，进而毅然决然抛弃对中、美不利的一面，集中力量发挥对中、美、英有利的援华制日的政策。”[26]

7月26日，日本采取报复措施，“日本政府顷下令封存美国在日资金”，“官方公布英帝国在日资金，亦已由政府下令封存。凡牵涉英人之交易，需获政府特许”[27]。8月1日，罗斯福下令，严限飞机用油出口，“即禁止马达油，飞机用油以及制造上述油类之原料出口，根据是项措施，此等产品除西半球各国，大英帝国以及其他抵抗侵略各国未被占领之土地以外，都在禁运之列”[28]。命令虽未直接提及日本，但很明显，命令就是针对日本而下达的。8月4日，《新华日报》发表时评《罗斯福的禁运油类令》。文章认为，罗斯福的禁油令，是继封存日寇资金后，美国对日寇的又一打击。然而，“罗斯福总统现在禁运的两种油，只占美国对日的石油及石油产物的输出总额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因而，美国对日禁运的油类，“还有着极大的漏洞。这个漏洞，主要的是美国还在供给日寇以原油！”。为此，时评大声疾呼：“美国再不能姑息了！等到日寇的‘东亚共荣圈’套上了南太平洋，马后炮的全面禁运，就已经被日寇破了。美国要认真尽其反法西斯东方强盗的努力，就得在现在拿出并应用全面禁运的武器！”[29]8月15日，美国宣布禁止一切货物运往日本。至此，“日美之间一切金融、商业活动完全停止。日美谈判陷入僵局，两国关系到了断交的边缘”[30]。

8月24日，《新华日报》刊登了《美国应彻底制裁日寇》的社论。首先，高度肯定了美国政府对日本采取的制裁措施，认为“美国当局这些反对日本法西斯的措施，无疑的，是对日寇的严重打击，自然博得举世赞同，尤其是博得中国人民的欣慰”。其次，对美国政府的对日姑息政策给予了毫不留情的批评。社论指出，“美国对日政策，往往采取制裁与姑息之两面政策是也。我们认为美国在认识上应完全根绝对日的幻想，不要认为日本还可以脱离轴心国家”。再次，提醒美国不要为假象所迷惑，不要上日寇的当。“日寇之侵略野心，是无止境的，得陇望蜀，事实已屡见不鲜，美国对此应有彻底认识。至日寇之于轴心国家，日寇已屡次宣言通力合作，美国不应违反现实，作此单相思。而且轴心国家的侵略方针，是各个击破，此种痛苦经验美国应当接受。否则就中了轴心和美国国内第五纵队之毒计”。最后，呼吁美国政府给予日寇以更加彻底的制裁。社论认为，苏德战争爆发以后，纳粹德国对美国的直接威胁大为减少，这给了美国以极大的可能“利用时机肃清对日姑息之念，不给日本一滴油，不给日本一片金属，不买日本一文货，用彻底的经济制裁，进而对日军事制裁，与太平洋各国结成反法西斯的联合战线，共同打击日寇”[31]。

三、日本建议举行首脑会谈，中共透彻分析各自立场

美日谈判陷入僵局以后，8月7日，日本首相近卫文磨提出了日美首脑直接会谈的建议。但是，由于美国对首脑会谈并不感兴趣，所以近卫的提议未能得到及时的回应。8月28日，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向美国总统罗斯福递交了日本首相近卫给总统的亲笔信。日本再次希望安排最高级会议商谈日美关系及亚太地区问题。从9月6日开始，9月13日、22日、23日、25日，日本多次对谈判方案进行修改，不断向美国提出谈判建议。9月27日，近卫督促美国尽速举行首脑会谈。美国政府于10月2日以备忘录的形式对日本方面9月6日的建议作了明确的答复。具体内容是：“一、确认作为国家间基本原则的前述四项原则。二、从中国和法属印度支那全面撤军。三、放弃日华间的特殊密切关系。四、放弃三国条约的实质性部分。”[32]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华日报》刊载了多篇社论，对美日谈判的不同动机、美日妥协的可能性、美日谈判的进展、美日谈判未能迅速获得成效的原因等内容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

第一，美日双方谈判的不同动机。就日本方面而言，9月10日，《新华日报》转载延安《解放日报》社论指出：“日本对美谈判的目的，在于延宕时间，缓和反侵略国家对日压力，以便伺隙而动准备进行更大的冒险勾当和侵略战争。”[33]9月21日，吴克坚在《论美日谈判》一文中进一步指出：“日寇在这种外有包围，内有恐慌的苦境中，企图以美日谈判，来缓和英美压力，骗取英美资金，瓦解英美苏合作，动摇中国抗战的决心，麻痹日本国内反战情绪，以便赢得时间机会，攫取南洋资源，进而取得美国经济帮助，壮大自己，进攻中国，加强实行南进北进的准备。”[34]就美国方面而言，吴克坚也指出：“在英美看来，其主要原因，为要集中力量反对纳粹……日为纳粹帮凶，有在东方策应德国西方行动的义务，但英美对日实力，现时还不愿在太平洋对日作战。为应付此种局势起见，英美认为有使日寇脱离轴心的必要，使其不北进南进，以便好集中力量对付希特勒德国”。为此，“一个要等祸走，一个要补祸，这就是美日谈判的原因所在”[35]。10月6日，《论美日谈判》的社论讲得更为明确，认为近卫致书罗斯福以来，“美日谈判，与其说是为了解决两国间不可调和的基本争执，不如说双方都企图延宕时间，与暂时的局部妥协。美国所要求的是日本停止在太平洋上武力扩张的行动，疏远以至脱离轴心；而日本所要求的是，则为启封在美资金，取消对日禁运，允许日货销美，解除ABCD的对日包围，美国限制对华援助，甚至劝中国妥协等等”[36]。

第二，美日妥协的可能性及程度。吴克坚在《论美日谈判》一文中指出：“美日妥协是要依附许多具体情况而定”。在此次美日谈判中，“据中央社华盛顿专电‘美国政府负责外交政策之当局，认为罗斯福与野村，继续举行谈话后，可商定相当具体而满意之解决办法。’是美国负责外交当局，既认为日美间初步妥协是可能的，那么，我们何必去根本否认，根本否认，反而松懈自己的警觉”。由此可见，美国有对日寇妥协的可能。就美日妥协的内容与程度而言，吴克坚认为，虽然牺牲中国利益的条文成为各通讯社热点关注的话题，但就当时的情况而言，“今日显然还在试探性质的阶段，其具体化当有待时间与时机”。他指出，“今日可以看出来的近似实际情况的，即美国要求日本脱离轴心，予日以南洋经济利益和美国和缓或取消对日局部经济制裁”。但是，吴克坚也强调，日对轴心虽然保持半独立的状态，但日本外交在基本上还是依附轴心的，“故此时美国希望日本脱离轴心全是幻想”，日寇向来轻诺寡信，“美国实不应再上其当”[37]。

第三，美日谈判的进展。近卫文磨致信罗斯福以来美日谈判的具体进展，美日双方的宣传口径是不一致的。美国当局坚持谈判似属试验性质，而日方则宣传双方已取得初步谅解。对此，《新华日报》10月6日社论分析指出，“日寇此举，在于离间太平洋反侵略国家之团结，其心至为险毒，估计一般情势，罗斯福对近卫信件迟迟未复，若杉忽忽赶反东京，美日谈判有如各通讯社所说，正在焦灼的状态中”。社论认为，在欧战正酣，美国日益接近全面参战的情况下，美国为了集中力量对德，美日谈判还是可能继续下去的。至于这一谈判的前途问题，“这是要看欧战的紧张程度，美国参战的迟近和日本的内部演变而定，而我国抗战的进程，已成太平洋局势之一重要因素，无疑地，也将给予美日谈判以莫大的影响，我国愈能给日寇以有力的打击，愈能削弱日寇，则美国对日妥协的必要愈形减少”[38]。

第四，美日谈判未能迅速获得结果的原因。其一，日本当局要求美国先行放松经济封锁的“紧箍圈”，然后继续谈判其他条件，“因为这样日本可以在外交上之胜利，消弭国内极端法西斯分子对近卫的攻击，但是美国当局知道日寇的狡猾万端，非日本先行切实保证停止在太平洋上扩张与疏远或脱离轴心，不但不放松对日经济压力的‘金箍圈’，而且有随时抽紧一些之可能。双方讨价还价，都不愿先行缴货，这就使谈判的过程遇到阻碍”。其二，日寇深陷中国抗战的泥淖，在美日谈判中，不可避免地涉及中国问题。我国上下坚持抗战的决心，“全国将士对日寇进攻的有力打击，特别是八路军在华北反‘扫荡’战的胜利，粉碎了日寇诱我妥协的阴谋，而使全世界视听为之一新，友邦人士对我敬慕之心油然而生，更难于停止对我正义的援助，遑论在远东演慕尼黑的故事。这也是使美日谈判发生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39]。

四、东条内阁继续谈判，中共呼吁美国停止谈判积极备战

日美首脑会谈虽然没能实现，但野村—赫尔会谈的大门尚未被关死。1941年10月18日，东条内阁成立，东相茂德出任外相。东条内阁急于在谈判不成功时采取战争手段，“日美谈判完全成为掩护其战争意图的烟幕和争取时间的手段”[40]。因而，谈判的破裂，只是一个时间问题。10月23日，新内阁与大本营首次举行联席会议，讨论与开战相关的十一个问题。经过一个星期的连续讨论和酝酿，初步提出三个方案：“第一方案 极力避免战争，卧薪藏胆。第二方案 立即下决心开战，并将政略和战略上的各种施策都集中到这一方针上来。第三方案 在决心开战的前提下，一方面完成作战准备，另一方面继续采取外交措施，努力达成妥协。”[41]

11月1日到2日，联席会议决定采用第三种方案，并将这一方案具体化为：“一、决心对英、美、荷开战，发动武力的时间预定为12月初，依此做好作战准备。二、至12月1日零时以前，外交工作继续进行，如在此期间外交工作获得成功，则停止发动武力。”[42]会议还讨论了《对美谈判要领》，提出了所谓的甲案和乙案。11月7日，野村大使向赫尔国务卿递交了甲案，主要内容是：“（一）在中国和法属印度支那的驻兵及撤兵问题；（二）对华贸易无差别待遇问题；（三）对三国条约的解释和执行问题；（四）四项原则等问题。”[43]11月18日，赫尔国务卿对野村表明，“只要日本同德国合作，调整日美关系就极为困难，如果不首先排除这个根本困难，日美之间不可能进行对话”[44]。11月20日，野村、来栖两位大使会见赫尔国务卿，正式提出了乙案，主要内容是：“一、日美两国都不对东南亚及南太平洋地区诉诸武力；二、日美两国为获得荷属东印度的物资要相互合作；三、要使日美通商恢复到日本资产被冻结前的状态，并且，美国要供应日本石油。”[45]据不完全统计，这一阶段，《新华日报》上刊登的关于美日谈判的新闻报道、各类评论、专题文章就达56篇。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这些报道和文章集中表达对美日谈判的态度和立场的。

第一，分析东条内阁继续谈判的原因。东条内阁虽然是准备发动全面战争的法西斯军人内阁，但它仍然继续了近卫内阁的对美谈判策略。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具体而言，首先，争取备战时间的需要。如果说近卫内阁对美谈判所追求的是“主观上建立在英美可以接受的假定上的妥协”，那么东条内阁对美谈判则“完全成了欺骗和拖延美国，松懈美国在南太平洋上认真的加紧的进行对日的军事准备，乃至助长美国孤立派在政府中之反对援苏援华的影响，以便利日寇的大冒险行动”[46]。其次，凝聚国内各阶级战斗意志的需要。“东条内阁虽然带着浓厚的火药气味，然而在决定日本帝国主义命运的大战之前，却不能鲁莽从事，即要战争也必需获得全体统治阶级的支持，以便动员国内民众。因此，东条仍旧继续了日美谈判，以便在使用武力之前，作最后的努力以获得美国的让步。即使谈判破裂，也可以将战争的责任加诸对方，对内可以消灭现状维持派反对战争的借口，并可以煽动国民对美国的敌意和重新煽起战争的情绪”[47]。再次，日本内阁的投机心理。不论日本内阁如何更迭，都不能摆脱它的投机性的特点。“只是冒险与投机之主从，是不同的。东条内阁正是积极准备新的冒险而同时不放弃投机的内阁。因此他上台伊始，便继续近卫内阁时已经开始的美日谈话，以威胁和哄骗，来打开美国对日妥协之门，从而诱致美国走上全面妥协，以至于对日投降，以达成日寇不战而胜的终极目的”[48]。

第二，指出美日谈判有局部妥协的可能。美日之间虽然在基本原则方面距离甚远，无法一致。但是，随着谈判工作的深入进行，双方可能在某一较小的问题上达成共识和成立某种临时性的协定。比如，“在双方让步之下，日寇以不南进不北进及撤退在华驻军的空言，骗取美国允许恢复正当商务及南洋资源的供给。从美国说来，是可能上当的，因为这个妥协，使美国可以暂时回避太平洋的战争，更可以使世人相信美国确是坚守不牺牲中国利益的诺言，而日寇在获得美国在资源方面的直接间接的援助，内可以和平南进自炫，外可以利用这些资源继续侵华，更可于在时机成熟时北进。这样，双方都可以感到暂时的满足”[49]。而且，在国际局势对日不利的情况下，日本的现状维持派“必定用尽一切方法，来牵制东条，或通过美国内部的孤立派来劝诱美国当局，竭力促使日美谈判成功，或使其迁延时日，不致马上破裂，他们这种活动，不能不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美日谈判”[50]。因而，在美日谈判进入到最后的决定阶段，虽然双方的基本要求不能一致，谈判破裂的可能性也比较大，但是谈判的继续拖延以及局部妥协可能性仍然存在。

第三，继续提醒中国要注意“远东慕尼黑”阴谋。在全面抗战的形势下，美国固然有援华的一面，又有对日妥协出卖中国的一面；在对日谈判的情况下，在对日关系上既有威胁日本妥协的一面，又有同日本妥协的一面。美国对华和对日政策的这种两面性，就为新的“东方慕尼黑”的阴谋提供了生存的土壤。中国问题，是美日谈判的一个重要议题，成为美日谈判中的一个症结，这就又为日寇提供了可乘之机。这其中的主要问题包括美国答应说服蒋介石承认“满洲国”，与日本讲和，同汪精卫傀儡政权合并；日本则承认在日中协定的基础上，不在中国驻兵，保持“中国独立”，恢复“门户开放”。对此，章汉夫的《美日谈话再检讨》一文，可谓刀刀见血，对可能产生的阴谋给予了无情的揭露。章汉夫指出：“从这些情况看来，日寇如能取得美国对伪满的事实上的承认，和华北特殊化，亦即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则日寇只要仍然保持得经济开发和内地杂居等特权，并在汪精卫王揖唐诸逆之外，借分化毒策之施行，另造傀儡，破坏抗战，结束中日战争，就不战而胜了！只要美国放松第一步，它便逐步前进。这也就是东方慕尼黑的实现！”[51]

第四，突出中国在美日谈判中的作用。中国问题既然作为美日谈判条件的重要内容，作为谈判能否顺利开展的关键节点，理应受到世人的注目。中国战场作为远东反对轴心国家侵略的主要战场，自然有权利决定自己国家的前途命运。因此，一方面，太平洋上的问题，中国有着重大的决定作用。“中国已决心团结抗战到底。蒋委员长于国民参政会开幕词中，重申‘九一八’纪念日之宣言说，‘中华民国的领土主权，不容有尺寸丝毫的放弃，我中国境内，不容有敌军一兵一卒的存在’。这是我全中华民族的一致的意志和决心，决不是任何外力所能左右”[52]。另一方面，决定中国的命运和远东的前途的，绝不是美日谈话，而是中国。“近四年余来，中国独立抗拒着远东法西斯强盗日寇的侵略。这固然是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却也是艰苦的尽力反法西斯侵略的远东急先锋的光荣任务。中国的国策是团结抗战，决不动摇……我们坚决反对任何足以损及我国的一切活动，我们坚决反对背着中国而以中国为问题的谈判。我们全国人民是团结着的。纵然在汪汪诸逆外，尚有少数败类甘为日寇走卒，暗中活动，但是他们的活动是要遭受到打击的”[53]。

第五，呼吁美国停止谈判，积极备战。东条内阁继续了近卫内阁的对美谈判，而且更注重对美谈判的投机性，企图以谈判收不战而全胜之效果。对此，中国共产党呼吁美国政府放弃对日姑息纵容的态度，停止谈判，积极备战，不要上日寇的当。1941年10月21日，也就是东条内阁成立的第三天，针对日寇一面施骗、一面恫吓的行径，《新华日报》刊登社论指出：“今天美国为了援英、援苏、援华，为了保卫它在太平洋上的利益和安全，更为了自己，只有立刻消除对日姑息妥协的念头，赶快停止美日谈话，采取新局势中的必要的行动。”[54]来栖赴美后，章汉夫在《论美日谈话》一文中对日寇的“国策”给予了坚决的揭露，“美国应该了解‘解决中国事件’与‘建立东亚共荣圈’是日寇既定不变的国策”，为今之计，“我们认为美国应该立即停止对日谈话，以去世人之疑，以坚美国反侵略之心，以挫孤立派之势，以破日寇之诡计，以振奋世界反侵略的阵线，更迅速的行动起来，坚决的援助中、苏、英，对日备战”[55]。赫尔对日提出声明以后，《新华日报》以《美国政府勿再“拖”了！》的短评大声疾呼，“就事论事，美国本不应与日寇进行谈话”，但现实的情况是，美日谈判已经持续8个多月，“往者不可追，来者犹可及”，“从人类祸福前途着想，从全世界正义人士的要求着想，美国政府当局今天应该是不能再因循了！我们要求美国公开宣布停止对日谈判”[56]。

11月26日，赫尔国务卿对野村和来栖两位大使表示，不能同意日方的“乙案”，并且提出了新提案，也就是所谓的赫尔照会。这一文件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原则声明，重申了美国一直坚持的门户开放、不侵犯他国领土完整和主权等基本原则，第二部分是美日两国政府应采取的措施，包括美、日、英、中、荷、苏、泰等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日本从中国和印度支那撤军，美日只承认重庆政权，美日放弃在中国的一切治外法权及美日谈判解决经济制裁问题等10条[57]。11月27日，日方大本营与政府联席会议讨论后得出如下结论：“一、赫尔备忘录明显地是对日本的最后通牒；二、日本不能接受赫尔备忘录。美国明知日本不能接受这项建议，却还是提了出来；三、可以判断，美国已下决心要同日本打仗。”[58]12月1日，日本御前会议最终通过了对美宣战的决议。2日，日本山本司令官向联合舰队发布了《登上新高地！一二〇八》的作战命令，把开战的时间定在12月8日凌晨（日本时间）。4日，联席会议决定在8日凌晨3时（日本时间）前向美国通告停止谈判，以便在开战前既不破坏“国际信义”，又能最大限度地达到偷袭效果。罗斯福则为了作出最后的姿态，12月6日（华盛顿时间），致电日本天皇：“我们希望结束目前的日中冲突，我们希望太平洋和平，在此危机之秋，陛下能和我一致行动，想方设法驱散乌云。”[59]历时8个月的日美谈判，最后以谈判破裂、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而告终。

综上所述，对于美日谈判，中国共产党一开始便表示了明确的反对态度，而且这一立场贯穿于美日谈判的全过程。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态度也由最初的呼吁对日全面禁运到最后的要求停止谈判、积极备战。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民族解放战争、反对美日妥协、决心维护民族利益的坚定立场。中国共产党的这种立场，不仅使国民党在对待美日谈判的态度上有所顾忌，而且还使美国政府在决定以牺牲中国利益为代价对日寇妥协时亦不得不慎重考虑。没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是难以为继的。美国政府更清楚地认识到，如果不是中国人民四年来英勇顽强的抗日战争拖住了日本的手脚，牵制了日军的主力，日本是不可能寻求与美国的谈判的。可见，中国共产党以自己坚定而英勇的斗争，顶住了美日绥靖主义的逆流，巩固和发展了中国抗战的形势，并且使英美统治者认清中华民族的伟大力量，从而为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