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莉华

(黑龙江大学，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13世纪蒙古大军西征导致了基辅罗斯国家的衰亡，俄罗斯和乌克兰民族由此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直到16世纪中叶，通过《佩列亚斯拉夫协议》，俄罗斯与乌克兰重新实现联合。《佩列亚斯拉夫协议》是在什么背景下签订的？俄罗斯与乌克兰如何认定协议的性质？该协议给俄罗斯与乌克兰带来怎样的影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和乌克兰史学界围绕《佩列亚斯拉夫协议》性质始终争论不休。乌克兰危机发生后，该协议再次成为俄乌争议的热点问题。有鉴于此，站在第三者的角度，笔者结合俄乌史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最新研究成果，拟对《佩列亚斯拉夫协议》重新进行梳理和分析。

一、《佩列亚斯拉夫协议》的历史背景

(一)立陶宛和波兰统治下的乌克兰多舛命运

基辅罗斯灭亡后，东北罗斯处于蒙古大汗的统辖之下，沦为金帐汗国的属国。西南罗斯走上了与东北罗斯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14世纪末，立陶宛大公国占据了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大部分土地。在立陶宛人侵入乌克兰中部时，波兰占领了加利奇公国。1366年，波兰占领加利奇全境和沃伦部分领土。1471年，基辅及周边地区成为波兰的普通行省。①为了抵御迅速崛起的莫斯科公国和立窝尼亚骑士团的进攻，1569年波兰与立陶宛在卢布林签署合并协议，史称“卢布林合并”。根据协议，立陶宛大公国与波兰合并为波兰—立陶宛共和国，也称波兰共和国。②波兰共和国成为当时欧洲政治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卢布林合并彻底改变了生活在波兰版图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的命运。波兰政府在乌克兰推行自己的政治、经济和宗教政策。事实表明，波兰的统治对乌克兰人民，特别是中下层民众无疑是一场灾难。

在政治上，乌克兰原有的公国体制被取消，推行波兰的行省制度。乌克兰被划分为六个省：鲁西、波多利、布拉次拉夫斯克、沃伦、基辅和切尔尼戈夫省。各省设立省长一职，省长集军事、司法和行政大权于一身。③波兰是一个被称为“贵族天堂”的国家。波兰共和国成立后，波兰的贵族和特权被推广到乌克兰贵族身上。乌克兰贵族拥有担任国家军政官职和对土地、农民的所有权。到17世纪中叶，乌克兰大贵族已经成为波兰价值观的忠实维护者。乌克兰中小贵族有数千个姓氏，占居民总数的5%。这些中小贵族因服军役获得一定的特权，是流动性强、比较活跃的社会阶层。尽管如此，在波兰，乌克兰贵族还是时常感到波兰贵族对乌克兰人及其宗教文化的蔑视。④

在经济上，波兰在乌克兰推行农奴制，农民受到残酷剥削和压迫。卢布林合并后，早就对乌克兰肥沃土地垂涎三尺的波兰贵族地主纷纷涌向乌克兰。历史文献记述了当时波兰人对美丽富饶的乌克兰无限向往：“乌克兰是波兰国王最珍贵的领地。它的原野是美丽的，宛如古希腊神话中的极乐世界。这里风景迷人、庄稼丰收在望，各种飞禽走兽种类繁多，宛如古罗马神话传说中的月亮女神狄安娜和农业之神刻瑞斯的诞生地。它的蜂巢流满了蜜……。如果用一句话不吝赞美—这是上帝应许以色列的土地，这里的河流流着奶和蜜。人们只要来过乌克兰，就再也不会从这里离开。”⑤由于波兰地主和农民向东部移民，17世纪初包括加利奇在内的整个乌克兰居民达到150万。⑥波兰在乌克兰土地上实行残酷的劳役制。按照规定，16世纪波兰农民每周要在份地上为地主劳作1—3天。到17世纪，劳作时间常常达到4—5天。⑦农民被迫在地主土地上干活，生产的所有产品都归地主所有。波兰的税收名目繁多：住房税、教堂税、军队税等，而且农民生产的所有东西都要征税。⑧波兰农民的法律地位十分悲惨。到16世纪中叶，乌克兰农民完全失去了国家司法和行政机构的保护：农民被剥夺了向法院控告地主的权力，地主成为自己农民的全权所有者，对农民拥有生杀予夺大权，甚至连波兰国王都无权干涉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关系。⑨

在宗教上，波兰对乌克兰人的宗教文化采取歧视态度。信奉天主教的波兰人鄙夷乌克兰人的语言、宗教和文化。在波兰人看来，“立陶宛大公国时期的乌克兰人并没有创造出任何灿烂的文化，乌克兰贵族和地主的价值观还停留在基辅罗斯时期的水平。直到16世纪中叶，乌克兰贵族接触了以波兰为代表的西欧文明后才意识到自身的愚昧落后”。⑩这种对乌克兰人的公开歧视使乌克兰贵族处境非常尴尬。乌克兰社会精英阶层不得不称自己“起源是罗斯人，民族是波兰人”。加利奇学者В.Я.亚沃尔斯基在著述中详尽地描写了当时乌克兰东正教徒和神职人员的悲惨处境：“为了糊口神父要种地、干各种农活，还要给地主服劳役，节假日也不例外。天主教神职人员，甚至是大教堂神甫、大司祭称信奉东正教的罗斯人为狗、东正教仪式是狗的仪式，东正教神父是分裂派教徒。天主教司铎不允许被东正教神父做过安魂弥撒的逝者在墓地安葬。如果东正教的复活节与天主教的复活节不一样，天主教徒甚至不允许东正教徒在复活节时敲击教堂的大钟。1436年波兰颁布法令，禁止东正教徒建立和修缮东正教堂，罗斯人只能按照天主教仪式过节。罗斯人的东正教堂被抢夺，改做天主教堂。波兰还颁布法令。按照这一法令，禁止天主教徒与东正教徒通婚，如果后者不接受天主教信仰。”

对东正教徒的公然歧视和侮辱终于导致大规模宗教冲突。罗斯人占波兰总人口近1/4，让所有罗斯人都信奉天主教并不现实。为防止宗教纷争成为社会政治动荡的源头，波兰政府采取了妥协方案：成立一个新教会，保留东正教仪式，同时向罗马教皇效忠。1596年，在布列斯特召开宗教会议，会上宣布了教会合并的决定。罗马教皇成为新的希腊—天主教会或合并教会的牧首，采用天主教的基本教义，但在祈祷时继续使用教会斯拉夫语，保留东正教的仪式。在波兰，反对合并教会的人被称为异教徒。在波兰政府的支持下，东正教徒遭到疯狂的迫害。合并教会的主教夺取了东正教堂和修道院，阻止东正教徒举行宗教活动。东正教修士被逮捕，带上镣铐，关进监狱。在此背景下，大多数东正教主教纷纷成为合并派教徒。一位东正教贵族在波兰议会陈述东正教徒遭受骇人听闻的迫害：“莫吉廖夫、奥尔什和平斯克的教堂被查封，神职人员被驱逐；列辛修道院变成了小酒馆；儿童没有受洗就死去；在没有举行祈祷仪式的情况下，死者的遗体像动物尸体一样被运走……；在利沃夫，谁不接受合并教会，就不能生活在城市，不能经商或在手工作坊工作。在维尔诺，不接受合并教会的修道士被逮捕、殴打，戴上镣铐。死去的东正教徒尸体只能从运送污秽之物的门口运出去。”波兰政府本来试图通过教会合并，将天主教势力扩张到南部罗斯，同时缓和波兰社会矛盾，维持社会安定。然而，宗教合并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目的，还加剧了波兰社会的分裂。

(二)哥萨克的兴起与赫梅利尼茨基大起义

波兰统治者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激起乌克人的强烈反抗。从17世纪20—30年代开始，反对波兰统治的起义不断发生，哥萨克成为乌克兰反对波兰统治的领导力量。哥萨克是生活在波兰、俄国和克里米亚汗国边缘地带、第聂伯河下游沿岸荒原地带的新群体。蒙古入侵基辅罗斯后，第聂伯河沿岸的罗斯东南部土地荒芜了。这里时常游荡着剽悍、富于冒险精神的罗斯人和鞑靼人。他们由逃亡农奴、宗教人士、不满的贵族和罪犯等不受政府管束的自由民组成，除了从事渔业、农业和狩猎业外，还经常劫掠南部的鞑靼人和土耳其人。从16世纪初开始，为了摆脱波兰统治，越来越多的罗斯人逃到南部边境。尽管他们栖息的这片土地名义上归波兰所有，但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不服从任何国家法律。16世纪50年代，哥萨克在扎波罗热地区的第聂伯河岛屿上建立自己的要塞——塞契。塞契有自己的议会——拉达，并选举首领盖特曼。

为了约束这些桀骜不驯的哥萨克，防止哥萨克势力在南部边境做大，同时利用其抵御土耳其和克里米亚鞑靼人对边境地区的进犯，从16世纪中叶起，波兰政府开始利用哥萨克为自己服务。1578年，波兰国王斯捷凡·巴托里招募了一支由哥萨克组成的王国军团，承担戍边任务。这些被编入军队的哥萨克称册编哥萨克。国王赐予册编哥萨克一系列特权，册编哥萨克的统领享有完全执法权；设立独立法庭；除服兵役外免除一切赋税和劳役；拥有土地所有权；准许自由狩猎和经商等。册编哥萨克因此成为土地所有者，获得了贵族享有的权力。然而在波兰人眼里，这些哥萨克贵族仍然是来自第聂伯河流域的野人。波兰大地主、贵族和地方官员极不情愿承认册编哥萨克的特殊地位和享有的特权，千方百计试图限制哥萨克的权利，强迫其缴纳赋税和服劳役。波兰政府将册编哥萨克缩减至1000人，剩下的哥萨克沦为农奴。这引起册编哥萨克的极大不满，普通哥萨克则担心沦为农奴。波兰政府与哥萨克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哥萨克起义时有发生。1648年，由盖特曼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领导的哥萨克起义爆发。一开始，赫梅利尼茨基并不想完全摆脱波兰独立，只是向波兰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诉求：在基辅州和左岸乌克兰取消教会合并；基辅都主教与神职人员有权在波兰议会任职；明确册编哥萨克人数等。波兰政府只答应将册编哥萨克增至1.5万人。在此情况下，赫梅利尼茨基开始酝酿借助外部力量摆脱波兰统治。

(三)乌克兰寻求与俄国的联合

起义开始后，为了寻求莫斯科的支持，赫梅利尼茨基多次试图与沙皇建立联系。1648年6月18日，赫梅利尼茨基托人转给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一封信，希望与莫斯科建立联系。两个月后，赫梅利尼茨基又致信沙皇，建议沙皇趁波兰王位空缺之际夺取王位，俄乌联手抗衡波兰，但是沙皇始终没有回应。除了无法及时、准确获得有关波兰局势的消息外，沙皇对支持乌克兰存在诸多顾虑。首先，俄国非常重视与波兰关系，不敢贸然与乌克兰联合反对波兰。俄国与波兰为邻，数百年来始终保持紧密的外交关系。俄国政府十分重视搜集有关波兰局势的消息，波兰管辖下的乌克兰越来越受到莫斯科的关注。但16世纪上半叶，在与波兰的实力角逐中俄国并不占优势。莫斯科尚未摆脱1632—1634年俄波斯摩棱斯克战争惨败的阴影，不敢违背1634年6月与波兰签署的《波利扬诺夫和约》，甚至连收复斯摩棱斯克等失地的愿望也不得不暂时搁置，更不敢奢望兼并乌克兰。其次，俄国面临的周边外交环境不利。俄罗斯与瑞典和土耳其关系亟待改善。如果俄波围绕争夺乌克兰发生战争，俄国难以寻求可靠的盟友，不得不孤军奋战。再次，俄国内政局动荡不安，宗教叛乱和农民起义时有发生。1648年6月爆发了莫斯科人民起义。虽然起义很快被镇压下去，但国内局势尚未稳定，沙皇唯恐赫梅利尼茨基起义引火烧身。最后，俄国政府对扎波罗热哥萨克缺乏了解、印象不佳。1618年，扎波罗热哥萨克与波兰一道远征莫斯科令俄国人记忆犹新。沙皇和波雅尔谴责任何反对合法君主的斗争。当赫梅利尼茨基从佩列亚斯拉夫派往俄国的心腹、哥萨克军团长费多尔·韦斯尼亚克抵达莫斯科时，莫斯科方面刚刚听说英国议会处死了国王查理一世。于是，沙皇下令断绝与任何反叛本国国君的组织之间的贸易关系。

1651年初，沙皇政府对乌克兰政策出现松动迹象。1月份，俄国派重要外交官拉里翁·洛普欣赴乌克兰，这是沙皇开始认真考虑乌克兰建议的信号。2月末，莫斯科缙绅会议召开，是否撕毁俄波和约和接纳扎波罗热哥萨克军队成为会议中心议题。缙绅会议授权政府与赫梅利尼茨基谈判相关事宜。1652年3月，乌克兰使节抵达莫斯科，重申赫梅利尼茨基希望沙皇接纳扎波罗热哥萨克军队及其控制下的地区。这次沙皇政府的态度有所转变。尽管沙皇仍表示信守俄波和约，但可以考虑接纳扎波罗热哥萨克军队，欲将哥萨克安置在顿河和梅德韦季察河地区荒无人烟的地方。赫梅利尼茨基当然不可能接受这一方案。1653年4月，赫梅利尼茨基派赴莫斯科的使节再次向沙皇提出臣服的要求，并表示，土耳其苏丹和克里米亚汗国多次建议乌克兰归顺。如果莫斯科继续犹豫不决，乌克兰将考虑与克里米亚汗国和土耳其苏丹结盟。在此背景下，1653年5—11月，俄国缙绅会议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决定接受乌克兰，开启同波兰的斗争。

二、《佩列亚斯拉夫协议》的主要内容和性质

为了正式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重新合并，1653年10月，缙绅会议派出了以大贵族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布图尔林为首的使团前往乌克兰。12月31日，使团抵达佩列亚斯拉夫城。1654年1月8日清晨，赫梅利尼茨基召开哥萨克军团长以上长官的秘密会议，最后决定接受俄国沙皇的庇护。随后在佩列亚斯拉夫城的广场上召开了群众大会—哥萨克拉达(史称佩列亚斯拉夫拉达)，当时聚集在广场上的有乌克兰哥萨克军团长官，附近的市民和农民。俄国使团代表来到广场后，赫梅利尼茨基发表讲话，称只有在信奉东正教的俄国沙皇那里，乌克兰人民才可以找到庇护和栖身之处。如果谁不愿意跟他走这条路，去留自便。在场的人们高呼表示同意。布图尔林随即把沙皇的谕旨转交给赫梅利尼茨基。午饭后，布图尔林、赫梅利尼茨基和哥萨克长官一起来到大教堂举行宣誓仪式。令赫梅利尼茨基没有想到的是，对于仪式程序双方存在分歧。赫梅利尼茨基认为，按照波兰惯例双方都应当进行宣誓。他提出由布图尔林首先代表沙皇宣誓保护乌克兰不受波兰欺压，不损害乌克兰人的自由和权利。但布图尔林拒绝了，称这有悖于君主专制传统：只有臣民向沙皇宣誓，哪有沙皇向臣民宣誓之理？最终乌克兰方面做出让步。鉴于俄国使臣坚称扎波罗热哥萨克军队的一切权利和优惠将由沙皇颁赐证书加以确认，赫梅利尼茨基进行了效忠沙皇的宣誓。布图尔林随后隆重将旗帜、权杖、长身上衣和盖特曼头冠授予赫梅利尼茨基。对于乌克兰归顺莫斯科沙皇，反对者大有人在。基辅都主教谢利韦斯捷尔·科西夫和上层神职人员的某些代表人物不支持俄乌合并，拒绝宣誓效忠沙皇，愿意保持独立自主。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时在佩列亚斯拉夫城，赫梅利尼茨基与布图尔林并没有签署任何书面协议。这不能不为日后的乌俄关系埋下重大隐患。至于史学家们提到的《佩列亚斯拉夫协议》，是盖特曼使节1954年3月在莫斯科谈判时确定下来的条款，因此被称为“三月条款”。流传到今天的协议文本是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制定的。它明确了哥萨克的权利和地位，并被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以决议的形式加以确认。因此，该文本也称“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条款”。根据协议，乌克兰承认沙皇的最高权力，同时保留几乎所有独立国家的权力：乌克兰保留哥萨克制度。和从前一样，最高立法权属于哥萨克军拉达，哥萨克军有权选举盖特曼，并通报给沙皇；保留哥萨克军团的行政区划，城市和农民有权选举地方权力机构；保留从前的财政和税收体制；乌克兰享有独立的司法权；保留哥萨克农民和市民的所有权利和优惠。乌克兰哥萨克军队不与俄国军队合并，只隶属于盖特曼政权，册编哥萨克为6万人。对于乌克兰独立的限制归结起来有两个方面：一是承认沙皇是乌克兰最高统治者；二是盖特曼应向莫斯科通报外国使团来访和谈判结果。实际上盖特曼的对外交往没有受到限制，他只需向沙皇通报自己的决定和谈判进展情况，并派人将重要文件副本呈送沙皇。

关于《佩列亚斯拉夫协议》性质，俄罗斯与乌克兰的看法存在明显分歧。即使在俄罗斯与乌克兰国内，学者们对协议的性质也众说纷纭。概括起来，在俄罗斯，关于《佩列亚斯拉夫协议》的性质，主要存在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这是俄罗斯与乌克兰两个斯拉夫民族的重新合并。在帝俄和苏联的历史著述中，这几乎是唯一的观点。1954年苏共中央发表《乌克兰与俄罗斯重新合并三百周年提纲》，称乌克兰人民一直渴望与俄罗斯重新合并，否则乌克兰民族不可能得到拯救。目前仍有俄罗斯学者认为，《佩列亚斯拉夫协议》是俄乌双方自愿的联合或合并。例如，俄罗斯学者Н.М.罗戈任认为：“到1648年，当乌克兰人民解放战争开始时，无论俄国、还是乌克兰都已经形成了历史命运共同体的意识；明白与俄国统一的必要性。这种意识在乌克兰人民中占主导地位，并逐渐渗透到哥萨克精英和乌克兰宗教界上层中”。但是，俄罗斯斯拉夫史学专家Б.Н.弗洛里亚对这一观点提出质疑：“从形式上看有关俄乌合并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有一点毋庸置疑：盖特曼政权在佩列亚斯拉夫拉达之后作为一种特殊的、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实体继续存在，因此承认形式上的合并根本没有解决盖特曼政权和俄国关系的性质问题”。

第二种观点，认为是俄乌双方缔结的“军事政治同盟条约”。这一观点也受到Б.Н.弗洛里亚的质疑：“缔结同盟要求以双边条约形式确立盟友关系，条约中应明确双方的共同目标和相互义务。在俄乌关系中，任何此类性质的文件在佩列亚斯拉夫拉达之后都没有制定过”。

第三种观点，认为协议表明盖特曼与莫斯科公国是一种形式上的附庸关系。Б.Н.弗洛里亚指出，附庸关系应当由宗主国和附庸国之间的协议加以确认，并且协议中应包括附庸国对宗主国的义务。但当时双方并没有商议要制定此类文件，俄国与盖特曼政权的关系是通过其他类型的文件来规范的。

第四种观点，认为协议说明乌克兰被直接并入俄国。Б.Н.弗洛里亚支持这一观点，理由是：“确定俄国和盖特曼政权关系的主要文件是所谓的‘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条款’。这一条款是乌克兰方面提出建议，沙皇予以应允的记录。因此，这份文件的性质既非和约、也非协议，而是沙皇颁赐给新臣属的证书。沙皇颁赐的一系列涉及俄乌谈判成果的证书都是这种样式”。《佩列亚斯拉夫协议》的结果是“乌克兰被直接并入莫斯科公国”。

在乌克兰，关于《佩列亚斯拉夫协议》的性质，也存在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佩列亚斯拉夫协议》是保护国条约，乌克兰是俄国的保护国或附属国。乌克兰移民史学家И.雷夏克·鲁德尼茨基认为，《佩列亚斯拉夫协议》并非俄苏史学界所宣扬两个兄弟民族的重新合并或统一，而是保护国条约。签署该协议是基于“哥萨克精英对当前国家利益的解读……赫梅利尼茨基希望借助于俄国摆脱与波兰战争的困局，实现扎波罗热军对仍属于波兰的西乌克兰和南白俄罗斯土地的控制。其代价是承认俄国沙皇的宗主权和庇护”。

第二个观点：协议是两个国家之间的军事政治同盟。当代乌克兰历史学家В.Н.戈罗别茨认为：“乌克兰与俄罗斯的谈判是权力平等的双边谈判，谈判的目的不是建立共同的国家，而是两个国家缔结军事、政治联盟。”俄罗斯学者Н.М.罗戈任质疑这一观点，理由是：“赫梅利尼茨基的外交官谈到的是臣服沙皇。在缙绅会议和拉达上讨论的也是臣服，而不是结盟。在佩列亚斯拉夫，乌克兰人宣誓表示臣服。最终，赫梅利尼茨基制定的不是与沙皇联盟、而是臣服沙皇的条约”。

鉴于目前俄乌学术界对《佩列亚斯拉夫协议》性质的看法莫衷一是，笔者在此想强调二点：第一，俄国学者、特别是帝俄和苏联学者提出的协议是俄罗斯与乌克兰基于血缘、宗教和文化的相近性自愿联合或合并的观点站不住脚。共同的宗教信仰是双方寻求合作的一个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如前所述，哥萨克寻求与俄国联合的主要原因是波兰对乌克兰的经济剥削和宗教迫害。对于结盟，俄乌双方各有所需。俄国希冀接受信奉东正教的乌克兰以扩充自身实力，伺机从波兰手中收复失地，向属于古基辅罗斯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扩张领土；乌克兰则试图寻求俄国的军事保护来对抗波兰。实际上在协议签订之前，俄罗斯与乌克兰彼此并不十分了解，更谈不上关系亲密。这一点连俄罗斯学者都不否认。圣彼得堡国立大学教授塔季亚娜·塔伊洛娃·亚科夫列娃指出，在签署《佩列亚斯拉夫协议》之前，“俄乌相互并不了解，因此彼此都没有认真对待合并”。“我们常常忽视了17世纪中叶乌克兰与莫斯科公国的差别之大。此前的250年间乌克兰先后成为立陶宛大公国和波兰王国的组成部分。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与莫斯科公国大相径庭。乌克兰盖特曼们出生、成长在波兰，是在波兰的法律和传统下培养起来的。”既然16世纪上半叶俄乌之间互不了解，乌克兰哥萨克甚至与波兰联合远征莫斯科，双方的传统友谊何从谈起？因此俄乌合并很大程度上是双方面对亟待解决的外交难题做出的现实选择。

第二，乌克兰学者认为《佩列亚斯拉夫协议》是两个权力平等的国家之间缔结的政治军事同盟的结论也值得商榷。从16世纪上半叶俄乌之间交往过程可以明显看出，在双方接近或结盟的道路上始终是乌克兰方面采取主动。正如俄罗斯学者而言，乌克兰是在周边外交面临困境，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才最终决定效忠俄国沙皇的。1654年1月8日，在佩列亚斯拉夫举行的俄乌合并仪式上，乌克兰人宣誓“臣服”沙皇。因此，该协议确定的俄乌关系不可能是完全平等的。鉴于乌克兰在表示“臣服”沙皇的同时，保留了除自主外交活动以外的诸多权力，将乌克兰视为俄国的附属国或者并入俄国的高度自治的政治实体更接近客观事实。

三、《佩列亚斯拉夫协议》的影响

《佩列亚斯拉夫协议》是俄乌关系史上的转折点，对俄乌关系以及国际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目前在乌克兰关于该协议对俄乌关系的影响有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协议使乌克兰摆脱波兰—鞑靼人的种族灭绝政策，其种族特性得以延续、民族的前途充满希望；第二种观点：通过协议乌克兰与俄罗斯建立了平等伙伴关系，乌克兰得到大国俄罗斯的承认。第三种观点：俄乌合并后，俄国不断减少甚至根除乌克兰的民族特性。协议对乌克兰的影响是自相矛盾的，乌克兰由此摆脱波兰统治，然而前途未卜；第四种观点：协议是乌克兰严重的战略失误，致使乌克兰失去了国家和民族独立。最后这种观点是苏联解体后乌克兰社会关于《佩列亚斯拉夫协议》最普遍的看法。

对于《佩列亚斯拉夫协议》，苏联史学家们大加褒扬。П.Т.特罗尼科在《俄乌合并的历史意义》一文中指出，《佩列亚斯拉夫协议》“对于乌克兰人民命运的意义首先在于：与俄国合并、成为它的组成部分后，乌克兰摆脱了波兰贵族、土耳其苏丹和其他异族侵略者的奴役。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合并，没有在佩列亚斯拉夫拉达兄弟民族的永久联盟的巩固，没有可靠的臂膀和大俄罗斯人民的经常保护，乌克兰人民将会怎样？俄乌合并还进一步巩固了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18世纪末人民群众的解放斗争和有利的国际环境推动了右岸乌克兰与俄国的合并，从那时起大部分乌克兰土地被并入俄国版图，促进了乌克兰人民的民族团结。……俄罗斯、乌克兰以及其他民族留在一个国家内密切了彼此间的联系，有利于在反对异族侵略者的斗争中加强它们之间的团结”。

时至今日，大多数俄罗斯学者仍对沙皇政府做出接受乌克兰的决定给予充分肯定。譬如，Н.М.罗戈任、Г.А.萨宁指出：“历史证明了我们祖先的决定是英明的。与俄国的统一使乌克兰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保持了自己的国家体制。相比较而言，波兰的哥萨克制度在1699年被废止。合并为俄罗斯国家、俄罗斯和乌克兰人民在17世纪末巩固南部边疆、彻底击败土耳其人的进犯增添了力量，并在18世纪下半叶上解决了黑海出海口这一重要的地缘政治现实问题。乌克兰的自治制度是逐渐消亡的，随着南部危险的减弱，乌克兰逐渐失去了缓冲屏障特有的作用”。А.А.波德沃洛茨基则在《罗斯—乌克兰秘史》一书中指出，《佩列亚斯拉夫协议》是“沙皇外交的胜利。它迫使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接受自己的游戏规则，威严的盖特曼不得不向沙皇—‘全体大俄罗斯和小俄罗斯的专制君主’俯首称臣。虽然‘国家不可食言’，但随着莫斯科公国(其后是俄罗斯帝国)统治者(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女皇除外)的每一次更迭，哥萨克的权力就像卷羊皮一样被缩小”。

也有俄罗斯学者谈到俄乌合并对俄罗斯外交的双重影响。А.П.博格达诺夫认为，俄乌合并增加了俄国人口，扩展了西部领土，却延缓了国家在东部开疆拓土的步伐。“在1653年缙绅会议同意接受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臣服之前，新土地发现者在20年间将东西伯利亚、外贝加尔、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和远东并入俄国，实现了地缘政治发现史上的一次大跃进。1653年缙绅会议的决定使俄国向东方的推进延迟了近半个世纪，从而决定了俄国在东方的大倒退。”

笔者认为，应当从现实主义的国家利益视角评价《佩列亚斯拉夫协议》，它对俄乌关系乃至国际关系的影响是深远的。就乌克兰而言，协议使乌克兰摆脱了波兰的经济压迫和宗教歧视，一定程度上保持了乌克兰种族、宗教和文化的连续性；但从长远看，并入俄国版图后，沙皇政府采取种种措施限制、直至取消乌克兰民族自治权利，将乌克兰由沙皇俄国管辖下高度自治的政治实体变为俄罗斯帝国的普通行省。正因为如此，当下的很多乌克兰人认为，300多年的俄乌合并使乌克兰逐渐远离欧洲文明，迟滞了乌克兰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进程，成为乌克兰民族的历史悲剧；就俄罗斯而言，俄乌合并使莫斯科公国如虎添翼，大大提升其在欧洲政治舞台上的地位。此后俄国卷入同波兰的战争，从波兰手中收复失地、获得古基辅罗斯的绝大部分领土；在17世纪末巩固了南部边疆、彻底击败奥斯曼土耳其的进犯；在18世纪下半叶解决了黑海出海口这一重要地缘政治现实问题。因此，俄乌合并不能不说是俄国外交的胜利。

注 释：

① (美)保罗·库比塞克著：《乌克兰史》，第35页，颜震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孔田平：《波兰在乌克兰危机中的行为及其根源》，载《俄罗斯学刊》，2018(4)。

② ДорошенкоД. Нарис iсторii Украiни. Т.1.Киiв：Глобус，1992. С.111.

③ Игорь Данилевский，Татьяна Таирова-Яковлева，Александр Шубин.История Украины.СПб.，Алетейя.2015. С.101.；赵云中：《乌克兰：沉重的历史脚步》，第101、103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④ Игорь Данилевский，Татьяна Таирова-Яковлева，Александр Шубин.История Украины. С.101-102 .

⑤ Уильям Аллен. История Украины. Южнорусские земли от первых киевских князей до Иосифа Сталина. М.，Центрполиграф. 2016.С.95-96.

⑥ Уильям Аллен. История Украины. Южнорусские земли от первых киевских князей до Иосифа Сталина. С.95-96；Игорь Данилевский，Татьяна Таирова-Яковлева，Александр Шубин.История Украины. С. 104.

⑦ Игорь Данилевский，Татьяна Таирова-Яковлева，Александр Шубин.История Украины.С.103.

⑧ Андрей Андреевич Медведев.Подлинная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го и украин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Москва.，Эксмо. 2015. С.70.

⑨ Игорь Данилевский，Татьяна Таирова-Яковлева，Александр Шубин.История Украины.С.103.

⑩ Игорь Данилевский，Татьяна Таирова-Яковлева，Александр Шубин.История Украины. С.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