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秋生

退休离位多年，最近朋友告诉我，机关兴起一股“出书热”，这多少让我有点吃惊。在我的印象中，机关一些领导历来对业余写稿出书的人是不待见的，认定他们是书呆子，不务正业，不是当官的料，通常让他们坐冷板凳，打入“另册”处理。现在居然出现“出书热”，真的是“时代不同了”？

目下一些机关出的什么书？据说，不论机关大小、层次高低、是否需要，《大事记》、《发展史》、《回忆录》、《经验文章选集》、《领导讲话汇编》、《考察纪实》等等，不一而足。每年出书花费动辄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不等。正是由于这股“出书热”，忙坏了出版社，书号费成倍翻番还一号难求；乐坏了印刷商，生意兴隆，“弹钞相庆”，一时洛阳纸贵。

机关可否出书？答案是肯定的，可以，只要是真的有学术价值或历史传承价值。但出现了“出书热”，出了许多不该出的书，有的书纯属文字垃圾，墨迹未干就直接送入了“回收站”，那就不能视为正常了。

是有关领导者一夜之间观念更新觉悟提高，变得特别爱学习爱读书吗？非也。他们家中酒柜比书柜大，書柜即使摆放了一些书籍，也是落满了灰尘。他们热衷于“出书热”，“醉翁之意不在书”。如今不是反腐倡廉吗？公车不让坐了，公款不让吃了，公费不让旅游了，那我用公款出书总可以吧？这可是为了加强机关思想建设、文化建设、业务建设啊！名义上确实冠冕堂皇，但实际上有不可告人目的：首先是为自己树碑立传，宣传自己的政绩；其次是千方百计把没法花的钱花掉，到手的公款不花白不花，不花掉觉都睡不着；更重要的是打开了一条灰色的“胡志明小道”，把掺上若干水份的印书款打到印刷商账户上，再把本单位一些无法开支的接待费、差旅费、吃喝费、休闲费等等拿到有关印刷公司变通，统统作为印刷费报销。“办法总比困难多”，活人不能让尿憋死，这样何乐而不为呢？

从中可见，这种出书看起来高雅阳光，精神文明，属正能量，但实质上是一种恶作剧，与其他腐败行为毫无区别，只不过是包装得更隐蔽更“高明”一点而已。中国老话说，“树欲静而风不止”，“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出书腐败正是这样的表现。

要看到，用公款出书不是什么新发明。2019年11月2日的《中国纪检监察报》报道，江苏省盐城市政协原副主席、射阳县委原书记徐超动用财政资金编辑《徐超文章选编》26卷，比国家领导人选集还多出许多卷。人一膨胀会失控。更早一些，广东佛山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廖东明落马前有着作家“光环”，作为手握生杀大权的检察长，充分利用公款资源出书并摊派公费购书牟利。安徽省林业厅原厅长唐怀明因受贿和巨额财产来路不明，被判有期徒刑15年。他也是一个“多产作家”，写的《张果老外传》印了6万册，被双规时还有两万册没卖出去。而一些单位因为买的书实在太多，人手几册还发不完，后来干脆当废纸卖了。

“出书热”腐败过去仅仅是个案，是有文字爱好的贪官所为，现在却大行其道，蔚然成风，这个风向不能不引起关注。公款“出书热”很容易成为新型腐败的“防空洞”，造成国家资金无端流失，还会使得一些人增强了腐败的“信心”，认为天无绝人之路。

我以为，要将这种现象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上级领导机关应该明文规定，严禁出书乱象，违者按法规严肃查处；加强审批制度，公款出书，光凭出版社审查通过还不行，要事先向上级领导机关履行立项报批手续，需不需要出，需要出多少，不能由各单位自行其事，随意出版；同时要加强对出版部门的管理，不能“来的都是客”，交钱就出书，要严格把关，讲求出版质量，注重社会效果。对一些只讲效益，任性出版的出版社要责令其检查直至吊消其出版资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