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延模

《国语》，是我国先秦时期一部重要的国别体史书，是西周、春秋时期列国君臣治国理政的言论和重大历史事件的历史资料汇编，内容极其丰富。其思想以儒家为主，道家、法家、墨家等各派思想兼而有之，先秦诸子各个流派的思想都可以在《国语》中找到痕迹，而其思想的核心要素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其实质是强调以人为中心，尊重人的生命价值与独特地位，肯定人民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人与宇宙的关系中，人是宇宙的中心，《礼记·礼运》云：“人者，天地之心也。”在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中，人是万物之灵，《尚书·泰誓》云：“惟人为万物之灵。”《说文解字》云：“人，天地之性最贵者也。”《管子·霸言》云：“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古人深刻认识到，人民是国家的根本，这个本理顺了、牢固了，国家才能巩固。反之，这个本搞乱了，国家势必危亡。“以人为本”的思想在《国语》中表现得非常充分。

君与民的关系问题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命题，《荀子·王制》云：“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唐太宗李世民亦以此论君民关系：“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国语》中体现了正确的君民观。《鲁语上》曰：

晋人杀厉公，边人以告，成公在朝。公曰：“臣杀其君，谁之过也？”大夫莫对，里革曰：“君之过也。夫君人者，其威大矣。失威而至于杀，其过多矣。且夫君也者，将牧民而正其邪者也，若君纵私回而弃民事，民旁有慝无由省之，益邪多矣。若以邪临民，陷而不振，用善不肯专，则不能使，至于殄灭而莫之恤也，将安用之？”

鲁成公问晋厉公被杀是谁的过错，里革直言不讳地回答说“君之过也”。里革认为君王一定要处理好君和民的关系，为民众做出表率。如果君王自身不正，则无以安民。爱民之君一定得到百姓的拥戴，虐民之君必将遭到百姓的反对，“桀奔南巢，纣踣于京，厉流于彘，幽灭于戏”，都是没有处理好君和民的关系而身死国灭的典型。所以，虽然君对民具有绝对的权威，但民又是君的基础，对君具有制约作用。只有君和民各尽其道，才能达到尊君爱民的和一境界。

君王要惠民利民。治理国家有不变的法则，但最根本的还是让人民获得利益。《淮南子·氾论训》云：“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君王一定要认识到民生问题关乎战争胜负和国家兴衰，因此重视民众需求并广施恩惠，才可以赢得民众的支持。《鲁语上》曰：

长勺之役，曹刿问所以战于庄公。公曰：“余不爱衣食于民，不爱牲玉于神。”对曰：“夫惠本而后民归之志，民和而后神降之福。若布德于民而平均其政事，君子务治而小人务力；动不违时，财不过用；财用不匮，莫不能使共祀。是以用民无不听，求福无不丰。”……“中心图民，智虽弗及，必将至焉。”

长勺之战是春秋时期以弱胜强的著名战役，鲁国弱，齐国强，力量对比悬殊，但最终鲁国取得了胜利。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鲁庄公虚心纳谏，接受曹刿的建议，能够“布德于民”，在战前做了“取信于民”的政治准备，为展开军事行动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君王只要做到“中心图民”，心里始终装着百姓，心里时刻想着百姓，就一定可以达到目的。历史告诉我们，国家的命运前途取决于民心向背，“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君王要尊重民意。在历史的兴亡更替中，古人已经认识到“民意不可违、民心不可欺”的道理，非常留意和重视民意。《尚书·泰誓》云：“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民众的想法代表上天的意志，民众所希望的事情，上天必然会听从，民意不可违背。周代很早就建立了“采风”制度，周天子派专人负责到民间采风，从而体察民情，了解民意，把握执政的得失，及时采取措施缓和、化解社会矛盾，以维护和延续自己的政治统治。但是，这样的良好传统到了西周后期已经不被重视。《周语上》记载，周厉王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他任用佞臣，橫征暴敛，对民众的压迫无所不用其极，引起了国人的强烈不满，民众对暴政议论纷纷，邵公对厉王进行了规谏，他不但没有改正自己的过错，反而变本加厉，采取了极端的止谤措施，“得卫巫，使监谤者”，国人稍有议论，便横加杀戮，以致“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邵公谏曰：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雍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朦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

厉王仍置若罔闻，却不知沉默中积蓄着更加巨大的反抗力量，“三年，乃流王于彘”。邵公修辞设喻，以“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警策之语昭示后人，要汲取历史教训，顺应民众心声。民众的议论，是统治者执政的一面镜子。唯有体察民情，尊重民意，国家才不会有覆舟之患。

《国语》所体现出的“以人为本”，与《尚书》“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管子“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的思想是一致的，这些论述形成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爱民、利民、顺民的政治思想传统，充满了人文主义情怀。今天，发扬“以人为本”的思想，顺应民心、关注民生、尊重民意，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切实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和向往，不断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拥护和爱戴，体现的正是以人文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

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核心思想，是中国古代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准则和最高境界。古人认为人与自然是相通的，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应该顺应自然，崇尚自然，达到与自然和谐的状态。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上天从不夸耀自己的功劳，春夏秋冬轮回交替，万事万物茁壮生长，一切都是自然的作用。古人在对四季运行、万物生长、人类自身以及社会发展规律准确把握和深刻认识的基础上，形成了朴素的生态意识，强调人与天地万物和谐共生。《国语》中正包含着天人合一的生态思想。

中国古代是农业社会，先民极其重视农耕，形成了专门的“藉田礼”，孟春正月，天子在藉田中举行亲耕仪式，以劝农耕桑。《周语上》记载周宣王即位后却不举行藉田礼，虢文公直言进谏：

夫民之大事在农，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事之供给于是乎在，和协辑睦于是乎兴，财用蕃殖于是乎始，敦庞纯固于是乎成。是故稷为大官。古者，太史顺时脉土，阳瘅愤盈，土气震发，农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庙，土乃脉发……

虢文公认为农业生产是民生大事，上帝的祭品、民众的繁衍生息、国家大事的供给、财用的增长、民风的形成，都出自于农耕。藉田礼是农耕时节到来的标志，立春之时，土地解冻，地气升腾，就可以开始春耕生产了。可见，先民已经对农时和农作物生长规律有了很好的把握，在劳动生产中积累了丰富的生产经验，知道尊重自然规律对农业生产的重大意义。

人类与动物和植物的关系极其密切，在顺应自然、征服自然的过程中，古人通过对草木和虫鱼鸟兽近距离的接触和精细的观察，对自然万物有了理性的认识，极其重视动植物的休养生息，提倡对自然资源合理开发和适度利用，《国语》中体现了这种意识。《鲁语上》记载，鲁宣公夏天的时候在泗水撒网捕鱼，里革把渔网割断后丢在一边，并给宣公上了一堂生动的生态保护课：

古者大寒降，土蛰发，水虞于是乎讲罛罶，取名鱼，登川禽，而尝之寝庙，行诸国，助宣气也。鸟兽孕，水虫成，兽虞于是乎禁罝罗，矠鱼鳖以为夏犒，助生阜也。鸟兽成，水虫孕，水虞于是禁罝罜，设穽鄂，以实庙庖，畜功用也。且夫山不槎蘖，泽不伐夭，鱼禁鲲鲕，兽长麂麌，鸟翼鷇卵，虫舍蚳蝝，蕃庶物也，古之训也。今鱼方别孕，不教鱼长，又行网罟，贪无艺也。

里革指出，新生的枝芽，初生的草木，以及小鱼、小鸟、幼兽、幼虫，都应该“网开一面”，万物方可繁殖生长。唯有如此，才能保证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反之，过度捕捞和砍伐，必然会破坏生态平衡，造成生态灾难。这些古人留下的教训，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国语》所体现的生态思想，与儒家学者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述而》）、孟子“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上》）的生态保护思想是一致的，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些都是古人在生产实践中积淀的生态智慧，我们应该从中汲取营养，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尊重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和而不同

“和而不同”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在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上，中华文化历来主张“和”，“以和为贵”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和基本价值取向。“和”字的造字就蕴含着古人“和谐”的观念。“和”字之所以从禾，因为古人认为禾是和谐的代表，“禾苗是人为种植的，但必须得到天地、日月、空气、水土、种子、肥料等自然条件的协调，是人与自然最好的合作，也是天地之气最平衡的交流”。（王宁：《汉字与中华文化十讲》，三联书店2018年版，P103）“和”是人和、事和，是社会人际关系和谐的美好状态。“和而不同”是对“和”这一基本理念的具体阐发。古代先贤圣哲的诸多箴言，如“和为贵”“致中和”“中庸之道”“中和之美”等，都包含着“和而不同”的哲理。《国语》对“和而不同”有非常精辟的论述。

“和合”一词，最早见于《国语》。《郑语》记载，郑桓公与史伯在谈论“兴衰之故”和“死生之道”时，提出“和合”的概念：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

史伯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认为虞、夏、商、周之所以能够成就与天地一样长久的赫赫功业，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能够在天地和人事之间创造和合关系。“和合”思想经过历代学者的不断阐释，代代相传，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之中，构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郑语》记载，郑桓公对西周王朝因专制统治而面臨衰亡的局面深感忧虑，向史伯请教，寻求避祸之道和应对之策，希望找到天下兴衰之由。史伯赞同桓公认为周王朝将要衰亡的判断，并从自然规律和历代圣君求“和”的具体事例中，阐发了“和而不同”的思想：

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支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纪以立纯德，合十数以训百体。出千品，具万方，计亿事，材兆物，收经入，行姟极。故王者居九畡之田，收经入以食兆民，周训而能用之，和乐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于是乎先王聘后于异姓，求财于有方，择臣取谏工而讲以多物，务和同也。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王将弃是类也而剸同，天夺之明，欲无弊，得乎？

史伯提出了先秦哲学中一对重要的矛盾范畴：“和”与“同”。指出“以他平他谓之和”。意思是承认事物的多样性，允许不同事物的存在，把不同的事物加以协调和平衡，实现多样性的统一。“和”是和谐、统一，“同”是相同、一致，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和而不同”就是在承认个体差异性和事物多样性的前提下，追求内在的统一，而不是表象上的一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这是一个自然的规律。实现了和谐，万物即可生长发育，如果完全相同，则无法发展、继续。史伯以“声无一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为喻，揭示出一个普遍性的道理，任何事物都不是单一要素的简单相加，而是多种要素的和谐统一。国家的兴衰存亡全在于一个“和”字，“和而不同”一定兴旺，“去和而取同”必定衰亡。

《国语》所提出的“和而不同”的思想，在春秋时期得到了继承与发展。《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子从国家政治层面阐述“和而不同”，认为君臣之间应该允许不同看法和不同意见，需要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达成“和”，才是国家政治应有的状态和理想境界。孔子将这一理念引入到社会领域，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合”（《论语·子路》），用来阐述做人的道理，“和而不同”成为区别君子和小人的标准之一。“和而不同”这一两千多年前的古老思想今天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它所表现出来的开放、包容、互鉴、共享的人文情怀，成为处理人际关系、国际关系的思想指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张“世界名片”。

（作者为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