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伯父程开甲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一年了。开甲伯父是我国核试验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

像伯父那样创新：立大志，立长志，独立思考，挑战自我

對于我们这一辈人来说，开甲伯父很长时间以来一直是个谜，由于涉及的两弹一星事业属于国家级最高机密，他隐姓埋名几十年，他鲜为人知的经历也只是在最近十来年，随着项目逐渐解密才慢慢公之于众。由于我父亲和开甲伯父是同根同源的叔伯兄弟，我非常有幸从孩提时代起就听说了很多伯父青少年时期的故事。

早在太平天国年间（1851-1864年），我们程家的一支从徽州迁徙至江苏盛泽毛家弄14号。开甲伯父的曾祖父和我父亲的曾祖父是亲兄弟，都从事纸张生意，置办产业在当地富甲一方，在开甲伯父和我父亲的上一代开始衰败。开甲伯父就是在家境日渐衰落的情况下发奋图强，励志成才，成为程家门这一支第一位大学生，并留学海外，师从物理学大师1954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玻恩（Born），在英国的爱丁堡大学取得博士学位。我的父亲比开甲伯父年幼4岁，也同样是在校学习成绩极为优异，高中毕业时被在读的美国教会学校校长保送去英国的爱丁堡大学免费留学，可是由于我的祖父失业，父亲作为长子只好放弃出国深造的机会早早担起了养家糊口的重担。后来父亲和伯父谈到当年他因家境拖累与伯父在海外同校留学失之交臂的往事，兄弟俩人不胜感慨。

父亲把自己当年未实现的梦想寄托在了我的身上，对我的学习格外关注。在父辈以伯父为榜样的激励下，1965年我小学二年级时只用了一个暑假的时间就突击学习完三年级的全部课程，经考试合格跳班直升四年级。以后十年动乱开始了，学校停课了，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乱了，学生成绩再好，初中毕业便无学可上。直到1971年，教育恢复正常出现了转机，北京开始选拔10%的应届初中毕业生上高中。那年我恰好初中毕业，在我父母的支持下，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上高中。虽然高中毕业时由于政治环境突变，本来直接可以上大学的安排变成了去农村插队，我也从来没有后悔过，因为多学知识，成为向伯父一样的科学家是我追求的人生目标。

在农村插队两年后我被抽调回京，在北京铁路局丰台车辆段当上了工人，以后又被提拔为专职干部，最后上调到管理几十家铁路企业的丰台地区，成为地区铁路系统里最有发展前途的青年干部。正在这个时候，恢复高考再次唤醒了我成为伯父那样科学家的梦想。在家人和原高中老师的鼓励下，我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当时人人看好的职业生涯和已经到手的铁饭碗，参加了1977年高考。受伯父的影响，我的第一志愿就是清华大学的原子能工程类。我收到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时欣喜若狂，爸爸更是为我能进入和伯父类似的尖端科学领域而高兴。

理想总是美好的，但现实却有时是很残酷的。由于77级是“文革”后高校恢复正常后第一次招收的学生，这一届集中了年龄跨度最大的全社会精英，最小的是十六七岁的高中在校生，最大的是“文革”前的老高三毕业生，我在班里年纪居中稍偏大。我上大学前仅仅接受过5年的正规学校教育。高中毕业后，在农村插队劳务繁重，在工厂工作繁忙，也再没时间自学补习。因此，入校的数学摸底考试，我们班有同学考了95分，而我只得了45分；英语按水平分班，班里有的同学免修，而我由于初高中只学过一点俄语，被分在了C班，从ABC开始学起。面对这样的现实，我想起伯父从年幼时留级两年，奋起直追成为杰出的科学家的事迹，就充满了信心。我虽然家在北京，为节省时间周末却很少回家，在校食堂吃饭时也总是挑排队最短的菜买，用挤出的时间弥补知识上的差距。就这样，我的学习成绩逐渐提升并连续3年被评为校级三好学生，最后取得了学校优秀毕业生的光荣称号。回想起这一段在清华大学的经历，我深深感到是清华的优良传统，严谨校风和伯父对理想的执着，对目标矢志不移的精神始终鼓舞着我，激励着我，发奋学习，努力工作。

随着我国核试验工作逐渐解密，我参加过抗美援朝的三叔程铭也常年在大西北的二炮工作，他通过军队内部系统和一直失联隐姓埋名多年在新疆马兰基地任副司令的伯父建立的书信联系。从此，同根同源的叔伯兄弟们在历经几十年沧桑后开始了往来。1981年5月，借伯父出差的机会，他们堂兄弟三人（伯父、父亲、三叔）在北京的国防科委招待所见了面。当时是我在清华大学化工系毕业的前一年，也和在北大当教师的哥哥一同参加了这次聚会。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位既崇敬又神秘的伯父。他的个子不高，虽身居高位，却十分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还有程家人特有的爽朗。会面中除了父辈们叙亲情，谈家史外，伯父还饶有兴趣地了解了我的学业。

本来我的专业对口的就是大西北的核工业，而我也认为在学术界从事理论研究方面自己年龄上没有优势，毕业后回到我熟悉的工业界当一名工程师更能发挥作用。不曾预料的是在和伯父见面后的几个月，化工系和我的导师、时任校党委副书记的滕藤老师考虑到学校出现师资断代，要我参加研究生的全国统考，以后留校工作。经过一个暑假的紧张复习，准备，我幸运地在面对全国的研究生考试中取得了三个第一（总分第一，主要专业课第一和英语第一）的好成绩。于是，系里决定将当年唯一的一个出国预备生的名额给了我。能有机会出国深造，又一次燃起了我儿时成为伯父那样的科学家的梦想，我将成为继伯父之后第二个出国学习的程家人。

为了能尽快出国深造，系里专门为我开小灶，并且明确要求，毕业时间可以提前但课程一门不能少，论文质量一点不能降低。当时有的课由于和实验时间上有冲突，我就晚上靠参考同学的笔记和阅读教材自学，完成作业，最后参加考试。为完成毕业论文，我加班加点，放弃了连续几个月所有的节假日，最后终于顺利完成了所有的课程和实验研究课题，成为全校77级中5位提前半年毕业的学生之一。最令我感动的是我的研究生报考导师滕藤教授在百忙中两次用晚上休息时间请我到他家里了解并指导我的毕业论文，并对我毕业论文最后的结果给与了很高的评价。

经过几个月的语言集训，我于1983年1月出国开始了在美国的留学生涯。上世纪80年代初，国家刚刚对外开放，我们对国外的社会环境几乎完全陌生，我们当时的教育体系基本延续前苏联的模式，教学方法和欧美国家更是完全不同，加上语言上的障碍，初到美国，我突然感觉自己的智商下降了一大截。我所在的匹兹堡大学化工系根本没有任何核专业，连和我在清华大学就读的应用化学相似专业也没有，我于是只好改学化工。由于匹兹堡大学研究生的所有化工课都需要本科的相应化工课作为基础，而我在清华时只念过化工原理一门相关课程。为了早日取得硕士学位，我边学研究生的课，边自学补本科的课。除了应对必修的化工课，为了深度参与科研项目，我还在入学的第一天就担任了我的导师蒋孝宏教授的研究助理，从事高温高压下煤液化加氢的实验研究。我自己动手一面改造，调试设备、装置，一面设计实验，获取数据，分析结果，用了两年时间完成了硕士所需课程，顺利通过了论文答辩，取得了化工工程硕士学位。

来美国的第二年，由于大家的信任，我当选为匹兹堡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联谊会会长。当时，旅美学生、学者联谊会是来自遥远的祖国，对美国几乎一无所知的高知群体报团取暖的组织，大多数美国人也对中国知之甚少。1983年我到匹兹堡时，匹大的联谊会主要是组织留学人员之间的联谊聚会，短途旅游以及接待新来会员的住宿安排，和外界的美国社会没有任何接触和交往。为了使大家更好了解美国社会，也让更多美国人了解中国，并得到校方的支持，我们在全美率先将联谊会正式注册，并在1984年国庆主办了大型庆祝会，当地媒体也纷纷报道，极大的扩大了联谊会的影响，开创了旅美联谊会进入美国社会的“第一”，为此，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还专门组织经验交流会，我做了专题报告。

由于生活环境的变化，学业压力大，加上社会工作繁忙，我小学跳班时留下的偏头痛突然成了我完成学业的最大障碍，有几次在实验时，考试前我突然发病，甚至昏厥数次。正是伯父对知难而进，挑战自我的精神，激励我克服各种困难，最终以所有博士课程全A和圆满完成《水煤浆脱水过程的实验及计算机模型研究》博士课题的好成绩获得了匹兹堡大学的化工博士学位。

像伯父那样拼搏：脚踏实地，坚韧不拔，追求卓越

伯父在英国爱丁堡大学的博士论文和毕业后的超导研究领域都是属于最前沿的理论物理。但是从1960年开始，他领衔主持的核爆炸试验却是和他过去的专长完全不同的领域。当时外界对我国核技术封锁，国家经济、工业和科研基础极为薄弱，伯父正是以一种大无畏的拼搏精神，脚踏实地，坚韧不拔，攻坚克难，用最短的时间出色地完成了地上、空中和地下核试验这一艰巨任务。

拼搏就是不断进取，追求卓越。这不仅仅需要不惧艰难，百折不挠的勇气，同时需要苦干加巧干，用科学创新思维和方法破解难题。伯父一生的成就证明了这一点，我的工作经历也从技术管理的角度证明了拼搏光靠勇气和毅力还远远不够，知己知彼，扬长避短，用科学的方法创新突破常常是最为有效的方法。

1993年，瑞士银行开始实施全新的投资银行二级市场业务全球化的业务模式，当时最大的技术障碍之一就是网络的全球化运营。20多年前计算机网络还处在诸侯割据的时代，不仅语音、视频、数据各走各的路，网络运营软硬件也是五花八门，各不相同。由此造成银行的全球网络的技术和运维没有统一标准，管理模式也是不同地区各立山头，各自为战，这样的格局严重影响了银行业务全球化战略的实施。为此，银行全球信息科技部门聘用了不少业务专家，但没有一人能解决计算机网络全球化一难题。了解到这一情况，出于对新领域的好奇，更是对解决难题的渴望，我决定挑战一下自我，从得心应手的化工、环保领域改行申请了这一管理岗位。当时，我一不懂银行业务，二不懂计算机网络技术，我的优势就是严格的工程训练，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和管理技术以及人员的经验。我深信，我的这些优势正是解决银行网络全球化的关键所在，我同时也有信心通过干中学来弥补我的短板。经过四轮的严格面试，我说服了所有考官给我一次机会用一种非常规的办法解决银行最棘手的难题。进入角色后，我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分析、研究问题，熟悉环境，设计解决方案，并从伦敦、纽约、瑞士借调网络技术人员和在我在芝加哥的人员一起组建了第一个全球网络控制中心。几乎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我对银行全球网络的这一创新管理的效果三个月后就显现了出来，银行的全球网络稳定性迅速得到大大提高，而我也从此在银行站住了脚，一年半后就不断破格提拔成为银行全球计算机网与安全部门的总经理，直接领导分布在全球的近200人团队，管理分布于50多个国家、地区，180多个网点的全球网络的日常运维和系统的技术更新，改造。

像伯父那样奉献：淡泊名利，超越自我，报效国家

伯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淡泊名利，对事业为国家勇于牺牲自我的品格。也许当年他不离开英国，不离开他热爱的超导领域，他会成为在学术上有重大突破的世界级杰出物理学家。但是，为了国家的兴盛，发达，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长达二十多年隐姓埋名报效国家的人生道路，他的专业领域也完全按照国家的需要几经转换，他为此无怨无悔，从不考虑个人得失。

我在美国学习工作期间，中国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这期间我虽然做过计划，甚至短期回国工作，但由于各种原因，我长期回国的愿望一直没能实现，直到2007年底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成立，我真正找到了报效祖国的机会。中投成立之初，除了大量可用于海外灵活投资的资金之外，没有系统，没有制度，缺乏人才，规划、设计并搭建公司的投资运营平台和建立公司投资运营的各项规章制度迫在眉睫。得知这一消息，在有关领导的感召之下，我立即放弃了在美国舒适的生活，单身一人回国加入中投公司担任资深业务主管，负责公司的内控，操作风险管理，承担了公司投资运营平台的设计任务。由于公司刚成立，人手有限，我只能从管理全球几百人团队的指挥员，变成了只有两名直接下属，凡事必须亲历亲为的战斗员。当时在中投公司的工资收入根本无法承担在美国一儿一女高等教育的昂贵费用，更不用说两地分居，儿女在青春反叛期，妻子必须留守在美国。可这一切，和当年伯父离家一人到条件异常艰苦，甚至和家人通讯都很困难的大西北工作相比，我们的这点困难又算得了什么？在家人的理解和支持下，我安心工作；在公司各级领导和各部的大力支持下，我们仅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公司投资运营平台的总体规划和功能设计，并先后梳理、制定并发布了从投资决策到操作风险管理等各项规章制度和业务流程。为此，我被公司推荐并获得中组部和人社部批准成为第一批入选的国家特聘金融专家。

2010年，公司决策成立投资运营部，我承担了部门的组建工作，担任总监。当时公司海外投资涉及面广，种类多，方式杂，资金量大但却没有能及时反映投资状况的报告系统，这严重影响了公司对总体绩效的把握和投资决策。我迎难而上，立下军令状用3个月的时间先用手工的办法攻克这一难题，然后再实现系统化。在90天时间里，我和我的同事们加班加点，几乎放弃了所有的节假日，最后终于在期限内完成了数据模型搭建，数据收集和分析等工作，将公司第一份全公司投资状况周报呈现在每周一次的投委会上。以后，我又在公司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先后建立了公司当时缺失的前台运营服务，投资会计等职能，为公司初创期的规范化运作和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中国的海外投资的迅速发展的同时中国国内金融行业的改革开放也在不断探索中前进，其中资本市场是主要战场之一。2005年开始，国家开始处理资本市场早期野蛮不规范生长遗留的问题，并决策引入外资银行先行先试，优化整个资本市场的生态环境和提升市场监管水平。在处置北京证券由于违规操作造成重大经济损失问题时，时任国家总理温家宝和北京市长王岐山直接过问、同意并由证监会批准瑞银集团收购北京证券。作为开放试点，政府不仅给重组后的新公司（瑞银证券）资本市场经营的全牌照，还给予瑞银集团在只占有不到20%股权的情况下对瑞银证券的管理控制权。我主动请缨并有幸担任了该项目的经理，参与了整个收购与重组的全过程，并在2012年又回到瑞银证券总公司被全体股东（75%为中方大机构）一致同意任命为公司总经理，法定代表人。由于瑞银证券在全国独特的地位，我面临的是当时整个中国资本市场参与者从未有过的挑战：一是平衡好瑞银集团管理控制权和中方股東利益的矛盾；二是平衡好瑞银在国际资本市场通用系统、流程、规则和中国资本市场实际环境中落地的矛盾；三是平衡好公司发展和为中国资本市场发展贡献力量的矛盾。

在瑞银证券工作的5年中，在全体股东的支持下，我和公司各级领导以及全体员工共同努力全面提升了瑞银证券管理水平，使公司连续3年取得证监会券商评级A，大幅提高了公司业绩，创造了公司年盈利两次历史新高纪录。此外，我还受聘为深交所研究所博士后指导导师，直接指导了一名博士后的研究课题。对能为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开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我感到十分欣慰。

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逐步成熟和中国对外资金融机构开放的步伐不断加快，瑞银证券在中国的先行先试历史任务也基本完成，我也决定退休离开瑞银证券，继续用不同的方式为中国的金融行业贡献力量。我和夫人（另一位从中国央行退休的国家金融特聘专家）一起奔向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大湾区，潜心研究中国金融的量化风险管理和为实体经济服务两大领域。近两年来，我们完成了中国企业信用违约量化研究、机器学习在中国信用债违约分析中的应用探索、广东省民营企业信用风险剖析、深圳市福田区供应链金融服务平台规划与设计等多项研究项目，并就大湾区发展，金融科技，金融风险、供应链金融等课题撰写内参、报告近十篇，为高校教师，学生，政府机构，金融机构做专题演讲，提供培训数十场。

斯人已逝，风范永存。伯父在他97岁时写的自传中这样概况他的一生：“我一生遵循热爱国家，热爱科学的信条，为了国家的强大，不断创新，不断拼搏，用自己的科学知识报效国家。”伯父那一代人经历了中国积贫积弱，任人凌辱的年代，他们的发奋图强，艰苦奋斗为中国人民站起来，新中国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们这一代人凭着同样的精神使中国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成为无人可以小觑的大国。一代又一代人的奋斗沉淀下来的是新中国建设者创新、拼搏、奉献的伟大精神。这种精神财富的传承将使我们的下一代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实现几代中国人的伟大梦想。

（作者简介：程宜荪，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1977级化72班成员，198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本科）。珠海德塔芬特金融科技公司创始人，国家首批特聘金融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