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玉环

作为中国当代“十七年”政治抒情诗的代表者之一，郭小川被誉为“战士诗人”，他的诗歌总是充满了昂扬的斗志和激越的革命情感。郭小川创作于1957年的叙事诗《一个和八个》，长达1200多行，在中国新诗史上，它是一首题材独特、引人入胜、充满张力的叙事长诗，他曾在日记里写道：“这是一首真正用心写的诗。”恰恰就是这首诗，让郭小川十多年间深受其苦并付出了沉重代价，“成为后半生解不开的心结”。诗人在世期间，这首诗并未发表过，它首次刊发于1979年第一期的《长江文艺》上，这是一首搁置22年方得发表的诗歌，作者当时已去世两年多。《一个和八个》不仅在郭小川的人生中具有重要意义，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也占有不容忽视的一席之地，它所经受的22年的坎坷经历被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

这首长诗题材独特，强烈充沛的情感与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相融合，读来一波三折，令人心情激荡，这其实也是一部革命小说的绝佳题材。八路军某营教导员王金被当做奸细抓进随军监狱，与八个犯人关在一起，这八个犯人中有三个土匪、四个逃兵和一个敌特分子。王金是一个被诬陷的“好人”，他与另外八个“坏人”完全不同。王金的“傲慢”使他与其他八个犯人格格不入，最初八个犯人对王金的态度充满敌视，尖锐对立，为挫败王金的傲气和锐气，他们对他“咬牙切齿地诅咒和辱骂”。在夜行军时，王金以其坚定的革命本色感化了除敌特外的其他七个犯人。关系缓和后王金对犯人们讲述了他十分复杂的案情：他曾在天津被日本人抓住，遭受严刑拷打但坚贞不屈，阴险的敌人并不处死他，而要派遣他回八路军当奸细，遭到王金断然拒绝。在日寇宪兵司令部监牢过道，他与叛徒王世臣打过照面，叛徒作为打入我军内部的奸细被识破后，供称王金在他之前已叛变，和他一样是潜伏在八路军中的奸细。王世臣偷偷给王金写过一封信进行试探，但王金根本不明白这封信有何含义，面对叛徒的指认，王金无法证明自己的清白，他从日寇屠杀中死里逃生的过程十分离奇且无人作证，故而他的辩词令人难以置信。

因战事紧张，这九个犯人跟随部队转移，他们也随时面临最终的审判，死亡的阴云笼罩在每个人心上。锄奸科长虽然不能完全确定王金是否是真正的奸细，但革命紧张时刻无法耗费时间精力加以确证，于是九个人被一起执行死刑。正当行刑时刻，部队遭遇日寇袭击，在生死关头王金沉着冷静率先英勇抗敌，其他七个犯人也效仿而奋勇杀敌，终于将敌人击退，受伤的锄奸科长被救。王金的表现完全证明了他是被冤屈的，他是个真正的革命者，故事结局最终是光明圆满的。这个故事在1984年被搬上了银幕，即使是在上世纪80年代，故事情节的特殊性依然让它显得有些“刺眼”。电影学者倪震把它的主题概括为“冤屈和忠诚”，他说，这是“关于一个人的忠诚受到怀疑，在极度危险和冤屈中，用血和生命去证明自己清白无辜”的主题，而这个主题在“文革”前的中国革命文学史上是罕见的。

关于这首诗的创作缘起，在1959年接受批判时郭小川有过说明：

远在二十年前，我就听了这样一个故事：“王明路线”或“张国焘路线”肃反时，押了一批犯人，都是被冤枉的好同志。一次，敌人围攻时，这批“犯人”就起而抵抗，大部分壮烈牺牲，只剩下几个人逃生。这同样的故事，后来还听说过几回。

（《我的思想检查》，《郭小川全集》第11卷，外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版）

其实这首诗的出现并非偶然，它是时代文艺政策与诗人的创作追求、个人经历发生合力共振的结果。首先，时代文艺政策提供了一个创作氛围相对宽松的空间。1956年文艺创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倡，鼓舞了期望在创作上有所突破的作家们，当时22岁的王蒙发表了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对政治体制的弊端有所触及。创作干预生活、表现人性，揭露阴暗面的作品成为风气，到1957年5月达到高潮，《一个和八个》初稿就在这个时候完成的。其次，这种题材内容独特的诗歌并非郭小川创作的特例，就在1957年4月，他的长篇叙事诗《深深的山谷》发表，诗作讲述了一位从思想到心灵与革命秩序、战争环境格格不入的知识分子，由于精神上的绝望而跳崖自杀。因为题材新颖、人物独特，获得了圈内的好评，也使他坚定了自己文学创作的理念。就在这个时代契机和外部环境促使下，郭小川用了7天时间写就了1200行的诗作初稿，并一直坚持修改，在1957年11月20日改定了作品。明知道这首诗的题材敏感，发表有一定风险，但他之所以坚持想发表，是因为他不相信在反右派斗争中，挨整的都是坏人。他的心愿是试图告诉那些在运动中挨整的好人，“受了冤屈我们应该如何对待”。（《一个人和一个时代：郭小川画传》，《郭小川纪念文集》，P288）郭小川与妻子杜惠的不平经历也是激发诗人创作动机的深层因素。1943年，“（郭小川）在3月开始的整风运动的审干阶段受审，次年审查结论为：无政治历史问题。杜惠被隔离审查，在社会部监狱关押，至1945年8月释放，结论为：无政治历史问题”。（《郭小川年表》，《郭小川全集第12卷》）杜惠并无政治历史问题，却在监狱中度过了两年零五个月，夫妻二人共同的“受冤”经历，不能不说也是此诗创作的一个深层动因。

“我打算写一个坚定的革命家的悲剧。”这是经过诗人深思熟虑、反复酝酿的结果。但这首诗却让他深受其苦，屡次遭受批判，这首诗成了诗人心中的一个伤疤。这首诗经历奇特，郭小川的女儿郭晓惠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7月版的《一个和八个·写在书前》中说：“这首诗的经历，也使其负载的价值，远远超出了文学的范畴。”

文学作品与产生的时代密切相关，但要成为历久不衰的经典之作，它不能只是时代的传声筒，必定有其超越时代的永恒意义和文学性价值。“相比他此后创作的《甘蔗林——青纱帐》《祝酒歌》《厦门风姿》等，《一个和八个》形式上可能没那么新颖、夺目，但却充沛着更加内在的张力和人性的魅力。”（《一个和八个·写在书前》）《一个和八个》中有血与火的战争考验，有冤屈与忠诚的矛盾斗争，有个人的情绪对时代政治局勢的抵触，有革命者的人生信仰与犯罪分子反动派的精神较量，多种矛盾冲突加剧了诗作内在的张力和紧张感。郭小川遭受了多次批判，有人指责他在诗中“把土匪写得多么好”，“党的组织连土匪不如”，郭小川自己也做了深刻的思想检查：“它的确是歪曲了我党我军，诋毁了肃反运动，美化和赞扬了反革命分子、叛徒和杀人犯。——这个罪行是极端严重的。”（《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关于我解放后十七年来的基本情况》，《郭小川全集》第11卷）这些检查文字也许是迫于形势不得已写下的，但诗中的确有一种或隐或显的情绪存在，正如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指出的，虽然作品的显性话语是“‘克服精神上的‘危机和实现转化”，其故事本身却体现了“在情感上对个体价值的依恋，对人的生活和情感的复杂性的尊重”。

郭小川关注的是战争年代人的生活，思考的是人性的复杂性。八个“土匪、奸细、逃兵”，固然无法无天、“枉生为人”，但王金相信，“如果有一支钥匙/打开他们的心灵的门扉/他们在生活的真理面前/也未尝不可能有一点愧悔。”王金，正如诗人给予他的这个名字，他有金子般高贵的心灵和纯粹的革命信仰，就是在和八个犯人关在一起的屈辱时刻，他也没有完全失去理智、颓唐崩溃，而始终不忘自己是一个坚定的革命战士，不忘自己的责任，思考此时还能为党做什么贡献。正因为他具有坚强的革命意志和坚定的革命信仰，面对八个“坏人”的敌视和仇恨，他毫不畏惧。就在无处申冤令人窒息的沉重苦闷中，改造这八个犯人的思想、打开他们心灵的门扉，让他们认清罪行悔过自新，竟成了王金新的“战斗任务”，他依靠丰富的思想工作经验去感化和教导这些人。因为他相信：

阴郁的天空有时忽然透了亮

在一个很短很短的瞬间

一条干瘪的小河一下高涨

在那潮湿的霉烂的败草中

突地出现一支美丽的荧光。

这些“坏人”或许并非天生就坏、彻头彻尾反动，他们的人性可能并未完全泯灭。他顺着“大胡子”的话劝导他们：

只有香的

也就是为人民服务的

才是真正的美好的人生

当然，就是好人最后也会死

可是临死前他还会感到欣幸

他是个乐观的共产主义战士，对党的忠诚之心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让他充满自信和满足：

我活着的一生值得我死后欢愉

因为我没辜负作为战士的声誉。

他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克服了自身精神上的“危机”，也最终拯救了自己。

诗作中充满了昂扬激越的情感、叙事引人入胜，每段六行、格式整饬，多处用到了对比的手法：王金清秀外貌与强大内心的对比，王金高尚睿智的品格与犯人粗鲁无赖的人格形成对比，犯人认罪态度前后变化形成对比，开篇含冤入狱与结尾平冤昭雪形成对比，等等。王金中等身材形象清秀斯文，他曾受地下党委派在天津海河上当码头工人，很快就成了“经得起沉重的马”，通过对比突出他吃苦耐劳的精神和钢铁般的意志力。他之所以能够赢得八个犯人的尊重，成功打开他们的心扉，就是靠170里夜行军中所体现出的过人的精力和忍辱负重的坚定品格。而“大胡子”“粗眉毛”等其他七个犯人，从最初的破罐子破摔到后来的奋起抗日，思想上发生的巨大转变，也揭示了人性的复杂和精神变革的多种可能性，这些人没有被塑造成概念化和符号化的“反面人物”。王金不是万能的，八个犯人中的敌特分子最终顽抗逃跑被打死，更增强了故事的真实性。但是，在一个认为“人性论”反动而且虚伪的年代，人的复杂性是被拒绝讨论和关注的问题。

21世纪的今天，当我们重新解读这首红色经典之作，《一个和八個》特殊题材、作品主题与时代历史的关联，是其最为引人瞩目的部分。郭小川曾经多次检讨自己“说别人不敢说的话，写别人不敢写的题材”的创作追求在今天看来绝不是一种缺陷，已成为这首诗的一枚闪光的徽章，历经坎坷的《一个和八个》最终给予了诗人最好的历史回报。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