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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岁月的妇女解放华章

2020-03-07田泥

博览群书 2020年1期
关键词:沂蒙姐妹妇女

田泥

2009年上映的电影《战争中的女人——沂蒙六姐妹》,与电影《云水谣》《集结号》《风声》等共同构成了新世纪个体与集体记忆中的战争表达,被誉为“中国版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影片具有时代指征意义,也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影片以沂蒙山的烟庄一个女人的特殊婚礼开始,并以沂蒙妇女支前的明线与男人们参战隐线两条线索来延展叙述,讲述了在解放战争时期孟良崮战役中,沂蒙山区六位姐妹带领全村人民支援革命前线的英雄事迹,不仅展示了在烽火岁月中激荡人心、惊心动魄的场景,也表达了人民群众对革命战争的支持与奉献,深具典型性。

显然,电影的“故事核”,即电影主导思想,是要展示战争中沂蒙女性的精神面貌与生命姿态,蕴涵着历史的真实与浪漫的革命情怀。在电影的指称里,“沂蒙六姐妹”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它是具象的,也是一个群体聚合。电影叙事中不仅有真实版的人物李凤兰的故事,还有现代“花木兰”李桂芳的革命经历,更有众多的平凡女性参与了这段历史的建构。“沂蒙六姐妹”为了获得自由与幸福,以生命书写了自我解放与革命解放的实践,表达与演绎了家国情怀,建构着中华民族的积极的女性形象,也为女性本土话语实践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战争中的女人》并非虚构,编剧苏小卫在沂蒙当地采访,并以真实事迹为蓝本,整合了历史当中的现实题材,因此,影片中几乎所有的情节都有原型。应该说,在抗日与解放战争中,在沂蒙大地上反抗的女性构成了整个革命战争时期的群像,构筑了一个时代的壮丽风景。这些女性群体历经了战争和死亡的洗礼,体现了高洁的民族与家国情怀。

《战争中的女人》是基于真实的近乎非虚构故事,但又是艺术创造。“沂蒙六姐妹”各具情态,形象丰满。李春英是一个具有中国传统美德的女性形象,朴实、任劳任怨、坚忍,得知丈夫在前线牺牲了,默默忍着悲痛,选择继续战斗。妇救会长王兰花泼辣、明快,是识字班的学员。父亲是一名地下党员,在传递情报时被敌人杀害了。她坚定投身革命,带领村里仅有的妇女和老人忙着艰巨的支前任务,并鼓励爱慕自己的四喜积极参战。叛逆的童养媳黑燕善良单纯,7岁时被卖到了地主家当童养媳,小丈夫只有1岁,受尽折磨,为做军鞋又挨了婆婆的打,但她并不屈服,召集小鹤、秀秀、月芬点燃自家草棚,以“调虎离山”计救大壮。秀秀当兵的哥哥大壮探望生病的娘,结果中了爹的计被锁在地窖。她着急求援兰花,又告知了黑燕,共同参与“解放”哥哥的行动。“假小子”小鹤憨直、厚实,父母为了掩护革命的后代牺牲了,她和爷爷相依为命,小鹤没有自觉的主张,但关键时刻也绝不含糊。

而最为令人动容的无疑就是新娘张月芬。在写意的画面中,张月芬带着青春的气息,有着对新生活的想象,进入了人们的视线。由于丈夫参军缺席,在出嫁的时候,只能够按照规矩,只能由嫂子抱着公鸡进行拜堂,完成了象征性的婚姻仪式。张月芬选择了坚守与等待,并加入了革命战争的救死扶伤,但张月芬至死也没有等到丈夫,维系她和丈夫的只是一个“绣荷包”和枕头上的印痕。丈夫唯一的一次匆忙探亲,也因她外出借粮而错过。为了追赶丈夫,她拼命奔跑过。即便站在冰凉的河水里,用肩扛着门板跟姐妹们给战士们搭桥,她依然抬起头来找寻丈夫的身影。张月芬是一个从封建传统文化转向革命文化的承载者。

电影中的“沂蒙六姐妹”实是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中的真实女英雄及支前模范形象叠合。张月芬原型李凤兰是蒙阴县李保德村人,在革命战争年代,为了支持丈夫参军打仗,按当地风俗举行了“拜公鸡堂”。之后,她一人照顾公婆,耕种田地,苦等12年,直到解放以后,她才知道丈夫在战场上牺牲的消息。但面对年迈的婆婆,她选择了留守。至丈夫战场牺牲未谋一面,终生未再嫁,领养了两个孩子。李凤兰拥军支前,汇入了革命的洪流中,完成了一生的守护与留守,成为了“永远的新娘”。

其中还有由当年陈毅元帅亲自命名的“沂蒙六姐妹”原型,在1947年孟良崮战役前,离孟良崮不足30公里的蒙阴县小山村烟庄,六个当时只有十八九岁的年轻姑娘,即张玉梅、伊廷珍、杨桂英、伊淑英、冀贞兰、公方莲。她们出身苦寒,有的是童养媳,有的是逃荒户的女儿。由于村庄的男人上了前线,六姐妹主动挑起拥军支前重担,发动全村男女老幼,在战役期间又冒着枪林弹雨,整天为支前忙碌,为部队筹军粮、纳军鞋、护理伤病員等。据不完全统计,在孟良崮战役期间,她们带领全村为部队烙煎饼15万斤,筹集军马草料3万斤,洗军衣8500多件,做军鞋500多双,还要为战士唱歌,搞宣传,鼓舞士气,为战争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1947年6月10日,当时的鲁中军区机关报《鲁中大众报》以《妇女支前拥军样样好》为题,报道了这支模范群体的革命献身精神。从此,“沂蒙六姐妹”的名字声震整个沂蒙山区。时至今日,她们依然被认为是中国革命历史中的传奇。

电影还“嫁接”了主导孟良崮战役中“火线桥”的原型李桂芳,她是在抗日与革命战火中成长起来的女战士。李桂芳所在的岸堤一度成为山东革命中心,被誉为“小延安”。早在抗日战争爆发时期,山东省委、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四支队领导机关、抗大一分校,初期驻岸堤街。她出身贫寒,九岁就雇给本村地主家看孩子,挨打受骂是常事。而革命之火在山东的蔓延,成就了她的反抗。1938年她不顾地主的阻挠和威胁,毅然参加动委会。1939年春报名参加夜校。秋天李桂芳当选为妇救会长,开始组织妇女抗日救国。1940年李桂芳报名参军,分配到沂南县被服厂民运部作民运工作。1941年成为八路军山东纵队野战医院作看护员。李桂芳女扮男装,以打草、放牛作掩护,负责看护伤员。还和放牛的王大爷,从日军盘踞的村落,救出药材所所长张长耕。1947年5月孟良崮战役打响之前,时任沂南县艾山乡妇救会长的李桂芳,奉命5小时内搭一座桥,以配合我军包围孟良崮,突袭敌人。危机时刻,她立即召集邻村女干部们研究方案,并组织32名妇女,准备搭火线桥。5月12日晚,一支部队朝大河急进,后面的大部队也一路小跑即刻到来,李桂芳见状大喊一声:架桥!并率先跳入河中,30多名妇女迅速行动,4人扛一扇门板,站在河中当桥墩。32名妇女集体泡在泥水中,双脚踏在河底的沙石上,忍受着刺骨寒冷,默默地成为32座坚固的桥墩,支撑起一座真实的“女人桥”,战士们见状,犹豫不决。李桂芳大声喊道:“同志们快过桥,别耽误了时间。”等士兵飞奔而过,她们都瘫倒在河岸边的沙滩上。

这些真实史实有机地被容纳在了电影《战争中的女人》里,影片坚守人民立场与民间气息,凸显日常生活场景,取代了惯常的对“战争”的宏大叙事,而是将镜头聚焦了六位平凡女性,展示她们日夜摊煎饼、做军鞋、救死扶伤、强送粮草与弹药等日常生活,尽可能地隐去惨烈的画面。尤其是妇女们在河边为战士洗衣服的场景中,战士们衣服的鲜血混入河流,在冷蓝色的画面中,这流动的红色显示出战争的残酷与气氛的压抑。紧接着战争爆发,进入危机生死关头,故事推向了高潮——架“浮桥”,妇女们跳入冰冷的河水,在炮火声中以血肉之躯扛起了一座生命桥,为战士们开辟了一条前进的道路。

电影以纪实的形式真实呈现了血与火年代中的生命状态,洋溢着革命集体主义精神与乐观的浪漫主义精神。其中有身着红色衣服的张月芬,穿梭在行进的部队队伍中,还有她在冬天的荒地里,望着开拔的队伍,找寻丈夫的身影的画面。在影片中还有依照情节反复吟唱的《送郎参军》插曲:

春风吹,

柳叶青,

我送哥哥去当兵。

哥哥你参军去前方,

我在后方生产忙,

冬有棉衣夏有粮,

请你把心放。

送哥哥到军营,

参加队伍真光荣……

这既渲染了电影的主题表达,也渲染着沂蒙妇女情绪与时代情绪,传达了她们无私与期盼的心声,表达了真正的军民血浓于水,一同患难与共、生死相依的情感。而电影中的《沂蒙山小调》以管弦乐形式始终贯穿,表现出女性的隐忍、悲壮与坚守,营造了凝重的荡气回肠的审美韵味,衬托出战争中的女人们,以勇敢无畏的姿态,选择了革命,肩负起历史的重任,经受了战争的洗礼,谱写出了一曲生命的赞歌。

电影最后,当月芬和嫂子执行完抬担架任务后,携着胜利飞奔回家时,看到的却是“满门忠烈”牌匾下父子三人的牌位跟院子里的白幡。随着牌匾、烟袋、光荣证空镜头的反复回切,影片在《沂蒙山小调》悠长哀恸的音乐中,推出了连续冷色调长镜头,冬日雪花的飘飞,与长跪不起在院子里的婆媳三人、孙子及整个村庄的人们,还有苍茫北中国雪地,构成悲凉肃穆的画面,将沂蒙姐妹的情感与战争的残酷性烘托糅合在一起,在激进的革命情绪渲染中,通过环环紧扣的悲剧性情节和具象化的隐喻,深刻揭示出了她们悲情而崇高、惨痛而瑰丽的生命样态,更是一种对战争带给女人们无端伤痛的强有力地控诉。

无疑,这是一部将女性群体作为主体叙述的电影,也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电影《青春之歌》《江姐》等对女英雄的叙述模式,避开了对女主人公的中心叙述。事实上,如果从人类的高度来看,女性孕育了历史与文化,是最贴近自然的存在;女性的生存现实与历史构成了人类的绵延。女性承载了历史,也以激越的生命雕刻了时间。而女性自我解放的历史也是由许许多多的平凡女性书写的。我们说,战争带给所处时代人们以精神创伤,也带来了血与火的洗礼。事实上,回溯沂蒙六姐妹们的成长轨迹,可以发现,她们身处革命根据地中心,具有了进步的思想意识与女性自觉,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尽管其女性意识依然依托在人的解放与社会解放的脉络中,还处于懵懂的状态,甚至依然被裹挟在不平等的社会环境中。战争带来了致命的伤害,也迫使她们融入到更大的社会空间中,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点燃她们生命激情的是革命根据地政府通过妇女会、识字班的运转,大力倡导妇女解放,要求男女平等,要把女性從受压迫剥削的底层阶级与封建传统文化钳制中释放出来。可以说正是这种革命意识形态文化,将她们的生命照亮。尽管有不同的人生境遇与生命体验,但她们在民族危难的时刻,将小我融入时代洪流,融入民族独立与自我解放。“沂蒙六姐妹”们不仅参与到解放战争中,也汇入女性自我解放的道路,在社会变革中携带着女性自我解放的时代特质,在传统文化与革命文化的脉络中,参与、推动了民族与国家进步征程,进而推动了人类解放事业。更具有典型性的是,体现了她们独有的反抗精神与主体意识的觉醒,这与她们的社会处境是贴合的。正是千千万万沂蒙姐妹投身革命,成就了中国女性解放与革命解放乃至新民主主义运动的本土实践,也推进了人类的解放与进步。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中国妇女作出了巨大贡献。毛泽东充分肯定和赞誉妇女的作用,指出“中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沂蒙六姐妹”们的现实意义在于,女性从个体走向集体、走向群体,融入时代革命洪流,铸就了丰功伟绩,以生命作笔书写了时代丰碑,也参与到妇女自我解放乃至人类解放进程。

如果说《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是以“诗情的悲壮之美”呼唤现代人高尚的情怀和超越自我的冲动,那么《战争中的女人》是“一曲烽火岁月的妇女解放华章”,不仅彰显了中国女性的坚韧、贞正与善良,也蕴含了中华民族气魄与精神力量。她们的精神荡涤我们的心灵,也指引我们永远前行。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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