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树有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革命失败。在危急关头，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八七会议，确定了以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在全国先后组织和发动武装起义。1928年9月，中共崇安县委组织领导了以上梅为中心的崇（安）浦（城）农民暴动；1929年3月，毛泽东率领红四军入闽，揭开了创建中央苏区（福建）的序幕。崇浦暴动和红四军入闽，促进了建（瓯）松（溪）政（和）人民革命斗争的兴起。1929年6月，在中共崇安县委领导下，爆发了以松溪路下桥为中心的建松政农民暴动。随后，成立了中共松溪特支，创建了建松政地区第一支工农武装和第一个革命政权，揭开了建松政革命根据地创建的序幕，为后来建松政苏区划归中央苏区闽赣省奠定了基础。

一 松溪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

路下桥地处松溪西北角，是当时松溪、水吉、政和、浦城四县的边陲，是闽北山区腹地，境内山高林密，地势险要，是开展游击战争的天然之地。

20世纪初叶，松溪农村的雇农、贫农、中农和其他劳动者占有土地仅20%，地主、富农占80%；国民党横征暴敛，各种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土匪横行，人民生活困苦。

20世纪20年代，路下桥只有30余户人家，地处穷山僻壤，没有阔户官僚，可是这里的田地、山林、祠田、庙产大都被山外的地主霸占。那时，苛捐杂税极多，“花会”（赌博）盛行，匪盗四起，“大刀会”风行，社会风气败坏，广大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建松政边区农民为谋求生存自发组织起来，开展各种形式的反抗斗争。从抗租、抗粮、抗捐、抗税、抗债的“五抗”斗争开始，发展到一个村甚至数个村的农民武装起义。1925年春，松政边境农民数百人聚义奘山，携持鸟铳、梭标攻入东常市（今东平镇）杀富济贫，破仓分粮。1927年10月，松溪东路游墩、大布的农民军会同政（和）建（瓯）边的农民军1000多人，一度攻占松溪县城，占领国民党县党部，极大地鼓舞了建松政边区人民的革命斗志，为松溪土地革命斗争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二 建松政农民暴动与红军连的创建

1928年秋天，崇安农民打土豪、抗捐税的消息传到路下桥一带，广大穷苦农民深受鼓舞，希望自己的家乡也闹起革命。第二年清明时节，崇安“民众局”成员张天送回路下桥为母亲扫墓，在串亲访友中，向大家宣传崇安上梅暴动的消息，激发了路下桥民众的革命热情。西溪村的杨振有等几位热血青年听了宣传，增强了斗争的信心，主动上门向张天送表达了起义“造反”的决心。

1929年4月，中共崇安县委书记陈耿派遣参加上梅暴动并任民众队班长的伍弟奴等人返回松溪，来到路下桥西溪村，和杨振有等取得联系后，通过亲戚串亲戚、朋友串朋友等方式，秘密宣传革命道理，号召群众效法崇安农民组织起来，团结在民众会的旗帜下，开展“五抗”斗争。

在伍弟奴等人的宣传发动下，松溪的塘边、竹后、中村、庆下、西溪头，浦城的莫上、豪村等地的农民，相继加入了民众会秘密组织。他们白天分散行动，串连朋友，扩大人马；晚上聚集开会，互通情况，听候指令。不久，张天送再次从崇安来到路下桥，和伍弟奴、杨振有等17位青年策划起义，决定先除去这一带民愤极大的税棍“太保爷”，以鼓舞斗志，调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

6月19日，伍弟奴等17人带上土铳、大刀、长矛，摸黑闯进庆下村杨牯仔家，捉拿这个外号“太保爷”的税棍。杨牯仔闻风跳楼逃跑，其弟杨理明被捕获并连夜押往崇安白水街镇压。崇安县委表彰了伍弟奴等人的革命行动，正式命名路下桥农民秘密组织为“民众会”，隶属于崇安民众局的一个排，由伍弟奴任排长。崇安民众局还安排他们到上梅参观学习，参加镇压反革命的群众大会，大家亲眼目睹了自己抓来的敌人被处决，十分高兴。不久，伍弟奴等人带着民众局赠送的几支枪回到驻地西溪村新庵，袭击反动民团，打击土豪劣绅，民众队员个个扬眉吐气。

10月，为迅速开辟这一地区，崇安县委书记陈耿亲自到西溪村视察，指导武装斗争，传授军事知识和作战技巧，提高民众队的战斗力。在一个月的时间内，民众会先后攻打了浦城水北街、松溪县祖墩、水吉马岚、建阳等地反动民团，打得敌人闻风丧胆。他们英勇斗争的事迹也多次受到崇安县委的嘉奖。在党的领导与群众的支持下，路下桥民众队逐步发展壮大，成为活跃在松溪、浦城边区的一支有组织、有领导的红色武装。

11月5日，伍弟奴、叶贵生向崇安县委汇报近期的工作情况。随后，县委书记陈耿指派陈学华、蔡旺生、林贵民等十几位同志陪同伍弟奴、叶贵生返回松溪。10日，他们带回了崇安红军局赠送的2支长枪、4枚手榴弹、200发子弹和100个印有“红军”字样的红布袖标。14日，在松溪浦城交界莫上村召开民众队改编为红军庆祝大会。

1929年底，在革命浪潮的推动下，民众队扩大到300多人，民众会迅速发展到1OOO多名会员。崇安县委将民众队扩编为1个连3个排，编入闽北第一支正规的工农武装——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十五团，分别任命伍弟奴、刘智有为连长、副连长。这是建松政地区第一支红色革命武装，对外仍称“民众队”。

路下桥苏维埃政府旧址

建松政边区人民的革命斗争，引起了福建省委的高度重视。1930年10月，福建省委《闽北巡视的报告》对松溪苏维埃区域的发展、革命斗争的开展情况、红军武装和地方党组织的建设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如象松溪北部。只要有我们的一点工作的影响，于是便发生起游击战争来”；现在“已经走到游击战争的地步了……农民已自动起来攻打民团，用鸟枪、梭标去和他们五六十杆枪的民团开火，结果民团被赶跑，还缴了一杆短枪，同时还杀了一个大土劣。他们自己成立起红军来，请崇安派人去，同时把缴来的枪支送给县苏。……为加强建阳、松溪的工作，也建立了建阳及松溪的特支”。

三 中共松溪特支的建立

建松政农民暴动之后，中共崇安县委高度重视松溪党的组织建设。1929年10月，县委书记陈耿带领8人亲临路下桥视察,指导建党工作，指派党代表蔡旺生、指导员林贵民、党员陈学华等3人留在路下桥领导民众会开展工作。蔡旺生、林贵民、陈学华经过考察，吸收民众会主要骨干伍弟奴、潘文锡等7人入党。12月16日，在松溪浦城交界的莫上村社王庙组建了松溪第一个党组织——中共松溪特支。松溪特支隶属中共崇安县委领导。自此，松溪有了共产党，松溪人民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

中共松溪特支成立旧址——莫上村社王庙

1930年2月，松溪特支改属中共闽北特委领导。7月，中共中央决定将原属福建省委领导的闽北党组织划归赣东北特委（后升格为闽浙赣省委）领导。建瓯、松溪、政和的党组织仍由福建省委领导。1931年3月，建松政党组织改属福州中心市委领导。这一情况一直延续到1933年6月，闽北各地党组织才统属闽北分区委领导。

松溪特支虽然隶属福建省委（后为福州中心市委）领导，但创建苏区的斗争仍然得到闽北分区委的支持、领导。如1931年4月，闽北分区委在崇安坑口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总结了执行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经验教训，确定了“建立松溪、浦城工作，和浙南斗争取得联系”；“派遣同志去松溪、浦城、建瓯股匪中，建立工作，发展党的组织，发动群众斗争，改造士兵成份，逐渐的转变为红军”等扩大闽北苏区的主要路线。6月，中共赣东北特委指示闽北分区委要“巩固崇安东乡，向建阳、松溪发展”。同年5月成立的路下桥苏维埃政府，也隶属于闽北分区革命委员会。

四 路下桥苏维埃政府成立

在中共松溪特支的领导下，伍弟奴率部打击土豪劣绅，袭击反动民团，摧毁了路下桥外围的反动政权，消灭了反动民团，为建立红色政权奠定了基础。1931年5月上旬，建松政地区第一个革命政权组织——路下桥苏维埃政府成立，隶属于闽北分区革命委员会（苏维埃政府），还提出“打土豪分田地”的政治纲领。刚从屏南脱险的伍弟奴任苏维埃政府主席，苏维埃政府由内务、生产、财政等部门组成，黄振荣、张火生、潘文锡分别担任内务、生产、财政等部门负责人。同时还成立了妇女、儿童等群众团体，何小妹为妇女队长，罗天喜为儿童队长。路下桥苏维埃政府隶属闽北分区革命委员会，下辖松溪、政和、水吉、浦城边区的48个村级苏维埃政权，建松政苏区雏形形成。据史料记载，当时民众会会员达1000多人，其中武装骨干300多人，初步形成以大浦岩岗为界，岩岗以北的路下桥地区为土地革命活动区域的武装割据局面。

路下桥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建松政苏区红军广泛出击，先后消灭了松溪、政和、浦城、建阳边界十余股反动民团，控制了以路下桥为中心，包括松溪塘下溪、黄屯和建阳、浦城、松溪三县交界仙山岗一带的48个基点村。这些基点村的民众会员都暗中为民众队当向导、送情报，有的会员还打入祖墩、花桥、东平等民团内部。红军在对敌袭击战中之所以能够屡屡得手，就是得益于红军在民团中安插了“内应”，能够及时准确提供情报。

五 苏区军民的反“围剿”斗争及挫折

革命武装发展壮大，使松溪县国民党反动派和地方反动民团惊恐万状。时任国民党松溪县长余青梯在给上峰的报告中哀叹道：“路下桥一带久已成为赤匪活动之区域，民风凶悍，事事阻碍无可进行……此情形实无法应付。”号称“松溪北路一霸”的祖墩乡反动民团团长张枫庭对民众队的存在如鲠在喉，欲除之而后快。

为了扼杀这股革命势力，国民党松溪县政府伙同地方反动势力举兵镇压。1930年4月20日，国民党驻在花桥的一个排和省保安团的一个中队，在张枫庭民团配合下，气势汹汹杀向路下桥，妄图一举消灭红军游击队。红军早已从“内线”得到情报，在来犯之敌必经之路下田村“龟颈亭”设伏，歼敌4人，缴获长枪4支，进一步巩固了以路下桥为中心的建松政边区革命斗争良好局面。

1931年，建瓯、建阳、浦城等县反动保安团和1000多名大刀会会徒开始大举“围剿”苏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伍弟奴等领导因急于改善武器装备，革命警惕性不高，求战心切，导致连续发生以下几起重大事件，严重地削弱了革命武装的力量。

“塘边事件”。2月，屏南土匪张汉周带80多人窜入路下桥，诈称路过，向民众队示好，可低价卖给红军30支枪，每支100元，1支枪配送50发子弹，并声言他们有兵工厂，还可再卖30支枪，请求准许他们暂住塘边报恩寺五六天。此时，建松政红军正在发展时期，人多枪少，急于补充枪支弹药，改善武器装备。连长伍弟奴轻信张匪的花言巧语，甚至与其喝鸡血酒拜为兄弟。几天后，伍弟奴、叶林生带领30名红军，背着一袋银元，前往报恩寺买枪。张汉周背信弃义，突然开枪，打死红军1人，并将伍弟奴等29人劫持押往屏南匪巢。伍弟奴被绑架期间，红军在副连长刘智有带领下，仍然活跃在路下桥地区。5月初，伍弟奴等4人逃出屏南张汉周匪巢，回到路下桥继续领导红军开展革命斗争。

“大庙事件”。4月，副连长刘智有通过在北京读书的松溪进步青年李含阳的关系，从国民党军第五十六师驻地南平买到30支步枪、1支短枪、100套军装，在返回松溪途经建瓯小松大庙时遭建瓯大刀会伏击，枪支全部被抢走，30多人壮烈牺牲。

“登山事件”。祖墩民团团长张枫庭进攻路下桥屡屡失败，怀恨在心，于是重金收买和豢养祖墩登山一带大刀会头目和师傅。大刀会在学法练武中，喊出“踏平路下桥，活捉伍弟奴”的口号。为了打击敌人嚣张气焰，打开新的工作局面，伍弟奴于7月20日凌晨率部300多人在登山、黄塘之间的村外旷野上与大刀会徒展开激战，损失惨重。红军在登山反“围剿”战斗失利，伍弟奴身负重伤，退避浦城县莫上一带，建松政苏区遭受重创。伍弟奴不得不赴崇安苏区求援。9月19日，途经浦城石陂被捕牺牲。10月间，副连长刘智有去寻找党组织关系，在建瓯党城受阻折回松溪，投宿梅口村时被捕牺牲。

伍弟奴、刘智有相继牺牲后，建松政苏区革命活动一时转入低潮。但历时3年的红色武装割据有形无形地延续下来，路下桥一带始终是建松政党组织活动的重要区域，也为后来建松政苏区划归中央苏区闽赣省奠定了重要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