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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权杖把红海分开

2020-03-05李志娟

上海戏剧 2020年1期
关键词:商贩悖论舞台

李志娟

2019年的年末,由法国导演阿兰·迪马尔执导、法国奥勒剧院出品的话剧《孤寂棉田》来到上海大剧院展开连续数日的演出。《孤寂棉田》由法国剧作家贝尔纳-玛丽·柯尔泰斯创作,該剧有弱化人物肢体行动的倾向,并以戏剧主角彼此间的大段对话为特征,有着独特的“案头剧”色彩。因而在接近两个小时的演出过程中充盈着大量的台词,令观众在观看之余,不由深思主角对话背后语意的真谛。

《孤寂棉田》的主干剧情非常简单:如阿尔蒂尔·兰波在夏季蓝色的黄昏中踏上幽径,两位陌生男人亦在暮色中相遇于城市一隅。大幕拉开,观众可看见舞台上的灰墙、满地落叶、一只沙发和一架旧自行车等物,一切皆透露出荒芜破败之意。两位男人正是在黄昏时走入此处,如演员所说,这是在“特殊的时刻、特定的地点”所发生的故事,然而剧作家却在设置的场域中渐渐融化了时间的秩序、隐藏了地理空间的标识,让观众在观剧时感到犹疑,进入虚实交织且具法式悖论感的弥天大梦之中。

“悖论”实为同一命题中隐含的两个互相矛盾的部分,当作为独立个体的两位男性一在舞台上相遇,其人物关系便已造就了悖论的雏形。不同于一般的叙事性话剧,剧作家并未告诉观众两位男人的身份、地位和社会背景。观众对他们所知甚少,只能从其着装中窥见端倪:其中一位男子身着笔挺西装、拿公文包、戴着一副眼镜,似为身居巴黎的中产阶级;另一人则穿皮衣、戴针织线帽、提着一只旅行包,身型犹比前者高大宽阔。至于二人相遇契机、来自何处、去向何方,甚至他们存在于舞台上的动因,皆成谜团,观众们只能从其对话中获取有效信息方得解惑。当穿着皮衣的男人企图向穿着西装的男人贩卖商品后,两位男人才在“贩卖”这一动态交际过程中被赋予了商贩和顾客的身份,整出戏剧的悖论色彩也由此加深。除了商贩和顾客的身份、二人身份认同感和戏剧情境各互为悖论之外,两人亦频频谈论起与悖论相关的形而上问题:商贩多次提到世界上的社会人与自然界野兽的对立,两人相遇的原因是“一条本来笔直的道路在遇到我的一刻就已经扭曲”,顾客认为都市生活是“升高和下落”,在交易中“说‘不的所有方法,就是先用所有方法说‘是”,世界是“公牛的一只犄角末端或三条鲸鱼的背上”等等,都阐述了同一个命题中的两个对立部分。正如商贩认为地球上的绝对不公平便是大地本身,他说:“(大地)因寒冷而贫瘠,也因炎热而贫瘠,却很少因寒流和热浪相交融的温暖而肥沃。”因此,发生于大地上的一切事物都不可避免地具有强烈的悖论色彩,又如商贩对顾客语“不论您最初所走的路线是多么绝对、多么笔直,它现在已变得如此相对、如此复杂,既不直也不弯”,商贩和顾客之间存在着命中注定的悖论感,一如加缪所言“生活的全部平衡正取决于和晦涩不明之物的永恒对立”。“物无非彼,物无非是。彼出于是,是亦因彼。”至此,人和兽、买和卖的对立法则,终在一片模糊的语言色块中水落石出般显现。

两位男人的身份虽得以确定,话剧的逻辑却并未在日常生活语境中进行。对于一场商品交易而言,受到社会的法律条文保护本应是这一过程的保障与基石,也如剧中顾客所言,城市中有着生意场所营业时发出的“合法的光线”,但在这场交易中,商贩选择交易的“特定的地点”却在城市阴暗一隅,为朦胧的夜色庇护,只能隐隐看到远处高层公寓的灯光。不同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油画中游移、幽微的光尚有基督教的救赎之意,在剧作家的笔下,光线暧昧的黄昏和城市偏僻的角落共同构成了一个“人与兽的野性相结合的时分”。交易之初,商贩以一个邪恶客体般的、阻挠别人自由意志的形象出现在舞台上:他陌生而孔武有力,蛮横地拦住了一位匆匆路过、看起来颇有资产的路人,反复质问对方的欲望。当顾客拒绝配合时,商贩举起拳头欲打,顾客几次企图逃跑,亦被商贩吼叫而止步。在所谓“充满着野兽的嚎叫”的世界中,观众可看见商贩的恫吓、追赶、逼迫与顾客的胆怯、逃跑、躲避,二者行为形成鲜明对比,令观众不仅从现场演出中直观地体会到某种危险的游戏感,更可见舞台上正在发生的欲望蔓延与权力倾轧。随着商贩和顾客的交谈逐渐深入,观众们会发觉在这场交易中不仅商贩对要贩卖的物品语焉不详,顾客对自己的需求也是讳莫如深。对于商贩而言,贩卖是其天性,向顾客贩卖的欲望作为持续的动机而成为舞台上一切行动的出发点:为了贩卖,商贩采取了多种心理攻势,他时而暴躁,时而软弱,时而在黑暗中与顾客交心,时而让顾客感到“本该挨打却被爱抚”的奇妙心理体会体验等等。为了贩卖物品,商贩不遗余力地引诱顾客说出心中的欲望,“欲望”成为谈话的母题。围绕着欲望,两人在社会、历史、梦境、记忆、心理等方面展开了大量扑朔迷离、艰深晦涩、充满哲学思辨意味的对话,言语纷落间闪烁着“丘也与女”的撕裂与吊诡感,皆可体现剧作家精心设置的悖论陷阱:舞台上的顾客和商贩之间进行着一场没有明码标价的“交易”,这场“交易”作为一个不曾执行、无限延宕的动作,只存在于二人的言谈之间,顾客和商贩之间的界限也仍因这场不曾发生过的交易清晰地存在。

值得关注的是,话剧中人物关系的进展若骤若迟,在观剧过程中,观众们可发现商贩的态度渐渐不那么强硬,他对自己的暴力进行了辨白,对于交易的停滞产生了沮丧和挫败的情绪。顾客在几次躲闪、逃离后仍选择重返原处,继续和商贩攀谈,随着情节的深入发生的权力反转实为二元对立体系中,各自的权力此消彼长的动态博弈过程。商贩将人际关系归纳为“相遇的两个人除了打架别无选择,不像敌人那样暴力,就像对兄弟那般友好”,表明了看似复杂的权利博弈亦可被极简化为驯化与驯服、支配与从属、反抗与顺从等关系。而二人对话中屡次谈到“美女与野兽”、顾客对商贩说“在您面前,我好像站在那些化装成男人的人妖面前,到头来,根本不知道对方的真实性别是什么”等语,预示两位男人拥有阴柔、纤细、敏感的女性气质,性别认知可谓模糊,似为剧作家本人同性恋生命经验的外部投射。商贩和顾客两人在“都市一隅”这一地理空间中相遇,实则暗含了二位被社会所边缘化的“少数派”男性的可能性,在这样模棱两可的对话中,语词纷纷失去了固有的含义,被覆上了一层绰约不清的朦胧面纱。

在顾客和商贩之间暧昧的权力倾轧中,两人脱了上衣、往脸上抹了泥浆,顾客号召商贩剥去悖论和语言的外衣、击碎无远弗届之历史语境中的价值取向,和他一起成为“圆满的、互不切入、暂时平行的零”,商贩却不愿先前关于交易的尝试以失败告终而对其阻拦,顾客还将商贩的外套掷在地上踩踏,二人终爆发了最激烈的争执。两人的关系中“没有规则,只有手段,只有武器”,对于“美女与野兽”而言,前者的美和神秘便是武器,而对该剧中的顾客和商贩而言,两者的交易关系既可理解为两性关系中的征服与驯化,亦可延伸到人类社会关系中去理解:这世界上尚存着永恒的权力倾轧。话剧落幕时,商贩离开舞台,顾客长跪不起,可谓曲终人散、人走茶凉,此前种种被构建起来的贩卖关系最终也失败了。科尔泰斯在文本的舞台提示中便写道:“贩卖”是一场以物品交换为基础、在贩卖者和购买者二者之间进行的商业交易。既然在整个贩卖过程中既没有出现贩卖的物品,最终二人也未成功进行交易,是否能意味着“商贩”和“顾客”二元对立的关系也消解了?两位男人以后还能继续寻找到属于自己的身份吗?

走出剧场,再度回想《孤寂棉田》,该剧从主体在客观世界中的位置、个人与商品社会的关系出发,探讨“存在”“贩卖”“权力倾轧”等话题,最终落脚点却为同性视野中的身体权力,可谓曲径通幽,意境遐远。观众们或许记不清剧中男人们大段哲学宣言般的辩论,却能记得二人在一片孤独的黄昏中的质询与诉说,以及剧中人被解构的重重欲望。欲望也是人类社会中最早的希求、最初的祈祷、最先贩卖之物以及最原始的商品。《圣经》中摩西率领族人劈开红海,将其分成对立的两个部分后,中间变幻出了一条集体的生路,似乎驾驭于背反的二律之上,掌握了控制矛盾的力量。现实世界中的人与人的际遇却恰恰如被分开的海水,又如两条平行线永不相交,只有在一个特殊的诗意的黄昏中才会短暂地结合,随后又很快分开,成为矛盾永远互不交融的两面。  (作者为上海戏剧学院在读研究生,摄影/王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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