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兰萱

（武汉大学 湖北武汉 430072）

陆贾生活在秦汉社会变动之际，《新语》是其现存唯一文本，也是研究其思想的主要依据。陆贾思想属于儒家还是秦汉新道家？他的思想性质历来有较多争论。而探究陆贾思想性质，离不开对陆贾的时代背景和《新语》文本分析。

陆贾《新语》成书

《新语》成书时间没有明确的记载。唐晏认为《新语》成书应是“去秦焚书才六年耳”[1]223；根据《史记》叙事按照时间顺序的特点，学者基本认定《新语》成书在汉高祖派遣陆贾出使南越即高祖十一年（前196）之后，确切来说是高祖十一年。《新语》是陆贾现存的唯一文本，是陆贾思想的主要载体。陆贾思想受历史环境的影响，并不是单一的儒家思想，而是以儒家思想为主线同时兼收各家的思想。

陆贾的生平经历了秦朝、汉高帝、孝惠帝、吕后、孝文帝，见证社会的分裂到统一、君主专制制度基本框架建立的过程，体验了百姓颠沛流离的生活，因此他对如何勾画社会蓝图，怎样使国家长治久安深有感触，在分析秦亡的原因以及社会发展的问题上，更能够从社会实际出发。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他所经历的是思想趋向统一、相互磨合并且向前探索的时期。战国末期，各家思想已经有了相互采纳的融合趋势，荀子的思想儒法并蓄，韩非子的学说法道兼用。秦汉统一之后，在意识形态上也需要一个统一的思想，出现了综合百家的思潮，如秦朝的《吕氏春秋》、西汉的《淮南鸿烈》。这些著作不同于先秦时期的作品，不再是某一家思想的阐述，而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对先秦的各家学说兼收并用。[2]99-100

《陆子新语校注·序》记载“或者谓陆生为荀卿弟子。”[1]222陆贾早年跟随荀子门人学习，受到荀子思想的影响，奠定了儒家思想的基调；同时受到社会思潮交融碰撞的影响：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形成了《新语》一书。

《新语》儒家说？

关于《新语》性质，现在有儒家说、道家说、法家说、杂家说这四种观点。有学者认为《新语》是强调“以仁为本”和“圣人史观”的儒家思想；也有学者认为《新语》是强调“无为而治”“道”与“德”的道家思想；还有少认为《新语》属于法家、杂家。班固将陆贾的《新语》列在“诸子略·儒家类”，将其定位成继承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的儒家传人；王充将陆贾与董仲舒并论：这基本奠定了陆贾儒家说。宋人黄震虽怀疑其真伪，但仍然认为其属于儒家；明人钱福、《四库全书提要》、严可均、唐晏认为《新语》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作。宋人石介[3]111-115较早怀疑《新语》儒家性质，他认为陆贾的思想并不是纯粹的儒学，而是霸王道杂之。

《新语》不是单一的儒家性质，他思想的杂糅、兼容决定他不是纯粹的儒学。对这一点，很多学者都同意。熊铁基和萧萐父给《新语》进行了新道家的界定；胡适认为“此书仍是一种‘杂家’之言”[4]64；王利器、徐复观认为它是兼有儒、道二家；清人谭献[5]84认为属于法家。同时，也有学者认为陆贾的思想是一种超越儒家、道家等思想在具体的汉初社会条件中所形成的存在[6]。近年来，一些学者尝试从新角度来研究陆贾的思想及《新语》：从汉代政治体系的构建分析陆贾思想的作用[7]，从汉代统治者对社会思想控制的政策来探究陆贾思想的产生、发展和影响，陆贾生平事迹的考证[8]，《新语》中赋以及言语用词的研究[9]21-31，《新语》中的文艺问题研究等方面：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新语》思想的复杂性。

关于《新语》的性质，学者大多延续宋人黄震逐篇分析的方法，找出《新语》与《老子》《庄子》或《吕氏春秋》对应的文本。熊铁基分析《新语》的新到家属性[10]276-279，以第一篇《道基》为例：将“天生万物，以地养之，圣人成之。功德参合，而道术生焉”[1]1与《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11]174“大道泛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衣养万物而不为主……”[11]146“生，养万物者皆为道”相对应，认为《老子》以道为最高的抽象，《新语》直接从具体的“天生万物”来讲，但是两者都在解释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这里的道与天不相矛盾。将《新语》“圣人成之”中“先圣”“中圣”“后圣”的观点与《老子》中“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混乱，有忠臣”[10]72-74“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11]152相联系，认为《新语》中的思想是由《老子》中发展而来的，都在解释文化的起源。之后的十一篇，基本也是按照这种方法来对《道基》篇的补充说明，最后得出《新语》是汉初新道家的代表作品。

这种分析确实能够找到文本中的道家或者由道家发展而来的思想，但是这种方法具有不可避免的缺点——由于分析的文本都是部分截取的，很容易断章取义，分析结果往往片面和不完整。

为了避免这种问题，势必以《新语》整体文本为基础更好。同样以《道基》篇为例：开篇“张日月，列星辰，序四时，调阴阳，布气冶性，次置五行，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阳生雷电，阴成霜雪，位之以众星，制之以斗横，苞之一六合，罗之以纪纲，改之以灾变，告之以祯祥，动之以生杀，悟之以文章。”[1]2将阴阳家的思想与道家思想结合，用来阐述“天生万物，以地养之，圣人成之”[1]1这一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而得出“故在天者可见，在地者可量，在物者可纪，在人可相。”[1]5的结论。接下来用 “于是先圣乃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图画乾坤，以定人道，民始开悟，知有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别，长幼之序。于是百官立，王道乃生”[1]9，中圣“设辟雍庠序之教，以正上下之仪，明父子之礼，君臣之义，使强不凌弱，众不暴寡，弃贪鄙之心，兴清洁之行”[1]17来教化群众，后圣“定五经，明六艺，承天统地”[1]18来确立纲纪。在先圣、中圣、后圣的具体论述中，分别用到了《周易·系辞下》《谷梁》的内容，解释圣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整体来说，虽然是由道家、阴阳家解释人与自然的关系出发，但是在主体内容和关键论点上还是回到了儒家思想的体系之中。如戴彦升所言“《道基》篇原本天地，历叙先圣，终论仁义。”[1]1清人唐晏所说“此篇历叙前古帝王而总之以仁义”[1]1，尽管开始于天地之道的论说，但最终回到了仁义上。从这一篇的分析中可以看到，《道基》文本中确实有道家的思想，但是从整体上讲，强调的并不是道家思想或者是道家思想的起源，而是将道家思想当作一种辅助的手段，用来解释、突出圣人、仁义在社会中的作用 。因此熊铁基在分析《新语》道家思想的方法上是值得商榷的，他由此得出的结论以及认为《新语》是新道家代表作品这一观点，也是不合适的。

《新语》文本思想性质

择取片段片面分析是一直以来研究讨论《新语》思想属性的一个较为普遍的问题。片面关注自己所讨论的一家思想，从局部来分析思想属性，容易忽略别家的思想或者是整体。但是要想真正了解《新语》的内容，分析其性质，探究其中所代表的时代特点，需要从文本的整体出发。

篇章内的逻辑前文以《道基》篇为例已经阐释过了，这里不详加讨论。《新语》的结构比较简单，每一篇的逻辑结构和《道基》篇是类似的，每一篇开篇提出小论点，然后结合儒、道、法、阴阳等有利的思想进行各方面的论证，最后再回到论点。因此，分析出每一篇的论点，再加以整合，基本上就可以找到《新语》整个文本的逻辑和主要论点了。

第一篇《道基》立论，追古至今，认为“仁义”是统治的根本之道；紧接着《术事》提出“权变”的“仁义”，认为古今发展，施行仁义的方法不是一成不变的，应该根据时代的变化有所调整，统治者在施行仁义时要持有这种观点；第三篇《辅政》讲选用贤良的人才，因为只有贤良的人才懂得施行仁义；《无为》主要是针对施行“仁义”的主体——君主，君主不要过多地干涉百姓的生活，应当为他们创造好的生活环境；第五篇《辨惑》提醒君主要分辨奸佞和忠臣，而评判的标准就是“仁义”；《慎微》篇对君主提出了保持仁义之心的要求；第七篇《资质》讲如何识别人才，招贤辅佐治理国家；《至德》篇主旨在以德修身治国，取得民心；第九篇《怀虑》 强 调臣子侍君要专一，摒弃多于的欲望，君主治国要本于仁义的治国之道，这样国家才能长久；《本行》开篇为“治以道德为上，行以仁义为本”，接着用段干木、魏文侯、陈蔡之厄等例子强调“道德”与“仁义”对个人为人行事、君主治国的重要性；第十一篇《明诫》借用天文虫灾之变的五行灾异学说，继续阐述君与臣要“明于德、笃于义”、使人道与天道相和的重要性；最后《思务》是对整体君臣行仁义的总结“故仁者在位而仁人来，义者在朝而义士至。是以墨子之门多勇士，仲尼之门多道德，文王之朝多贤良，秦王之庭多不详。故善者必有所主而至，恶者必有所因而来。夫善恶不空作，祸福不滥生，唯心之所向，志之所行而已矣。”

从整体框架可以看出，《新语》文本确实是以儒家思想尤其是以“仁义”为主题，贯穿文本的始终。从提出“仁义”为根本之道（《道基》）开始，以君主为施行仁义的主体，向内和外展开：向内，即是对君主自身为政方针（《无为》《术事》）、道德修养（《慎微》《至德》《本行》《怀虑》）、选贤任能（《辅政》《资质》）、辨别忠奸（《辨惑》）、处理天人关系（《明诫》）能力的要求；向外，即是君主在施行仁义的过程中对百姓、臣子、天之间关系的处理。在向内、向外施行仁义的过程中，道家、法家、阴阳家等思想作为辅助手段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以《无为》篇为例：

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何以言之？昔舜治天下也，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寂若无治国之意，漠若无忧天下之心，然而天下大治。……故无为者乃有为也。

秦始皇设刑罚，为车裂之诛，以敛奸邪…秦非不欲治也，然失之者，乃举措太众、刑罚太极故也。

是以君子尚宽舒以褒其身，行身中和以致疏远；民畏其威而从其化，怀其德而归其境，美其治而不敢违其政。民不罚而畏，不赏而劝，渐渍于道德，而被服于中和之所致也。[1]59-64

反思秦朝过重的刑法，将道家无为政策与法家的威严相结合，找到两者的平衡点以达到“被服于中和”的结果，即周公、舜治理天下的无为政策。借君子的“宽舒”与“威”来解释把握道家无为与法家重法的重要性，也是儒家“无为”政策的重要性，通过无为而无不为来实现仁义。

《明诫》篇以阴阳五行的思想来解释天人之间的关系，以此来强调施行仁义的重要性：

圣人承天之明，正日月之行，录星辰之度，因天地之利，等高下之宜，设山川之便，平四海，分九州，同好恶，一风俗。《易》曰：“天垂象，见吉凶，圣人则之；天出善道，圣人得之。”言御占图历之变，下衰风化之失，以匡盛衰，纪物定世，后无不可行之政，无不可治之民，故曰：“则天之明，因地之利。”[1]157

正如熊铁基分析：《新语》杂糅了儒家、道家、法家、阴阳家的思想。各种思想交织在《新语》中，但同时应该意识到，《新语》中儒、道、法、阴阳之间的关系是有主次之分的——以儒家为主，兼容道、法、阴阳，即形成了以儒为根本，其它各家为辅助作用的思想体系。

陆贾的《新语》是以儒为主兼容道、法、阴阳等的思想，反映了秦汉之际不同思想间的碰撞和社会政治对思想的影响。陆贾早年接受儒家思想，受到各种思想碰撞融合的影响，跟随汉高祖体验社会的分裂与统一。在西汉初期的政治形势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之下创作了《新语》，论述对君主如何以“仁义”治理国家的观点，掺杂着当时政治社会上影响较大的道家、法家和阴阳家等思想，是以儒家为体其他各家为用思想。这一体系在当时的政治上没有产生大的作用，但是成为了研究西汉初期思想状况以及西汉初期儒家思想发展的重要材料，对后来儒家思想体系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注释：

①刘汝霖的《汉晋学术编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