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军

（1.天津师范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天津300387；2.武夷学院 统战文化武夷山研究基地，福建 武夷山354300）

郭沫若是20世纪在中国有一定影响的学者，在文学、史学等诸多领域都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并在思想文化界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及现实结合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他既有诗人的浪漫情怀，又有理论家的深刻思想，而且这两个方面相互交织形成了其自身的特色。随着历史的发展，近年来他也受到了种种非议。但是，评价历史人物必须把他的思想与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结合起来，而不是简单地进行“非此即彼”的判断。

一、《马克思①郭沫若当年写作时使用的是“马克斯”，为方便读者，本文引文中的“马克斯”一律采用当前的规范表述“马克思”。以下不再一一说明。进文庙》：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相贯通

五四运动是以反传统、打倒孔家店、否定一切旧文化为特点而展开的。那时，马克思主义虽然已经传入中国，但人们对它的认识还比较肤浅，至于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有机结合，还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许多人甚至并不关注如何在理论上解决这个问题。

1925 年郭沫若发表了《马克思进文庙》，以丰富的想象力和浪漫主义的手法，用寓言的形式勾画出了一幅马克思与孔子对话的生动场景。

文章开头写道：“孔子和他的得意门生颜回子路子贡三位坐在上海文庙里吃冷猪头肉的时候，有四个年轻的大班抬了一乘朱红漆的轿子，一直闯进庙来……于是宾主九人便在大殿之上分庭抗礼。孔子首先自报了自己的姓名，然后又问客人姓名，这才得知这人便是卡尔·马克思。”②《郭沫若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61页。郭沫若的这种书写中隐含着当时孔子和马克思在中国的境遇。孔子“吃冷猪头肉”暗示着当时的儒家学说在中国遭遇的困境，马克思由“四个年轻的大班抬进来”则表明马克思学说已经进入中国并得到一些人的青睐。“分庭抗礼”似乎在告诉大家，当时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和以马克思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仍然处于“对峙阶段”。郭沫若接着写道：“马克思说：‘我是特地为请教老先生而来的，我的主义已经传到你们中国，我也希望它能在中国实现。但是近来有些人说，我所主张的主义和你的思想不一样。我知道你的思想在中国有深厚的影响，我来请教的是你的思想究竟是什么？和我的主义怎么不同？不同的地方在哪里？请老先生明示。’”①《郭沫若全集》（第10卷），第162页。这表明，郭沫若认为马克思主义和儒家文化是可以“对话”的，而且马克思的态度是积极主动的。那儒家思想的态度如何呢？郭沫若写道：“孔子听了马克思的话，连连点头表示赞意。”②《郭沫若全集》（第10卷），第163页。在郭沫若看来，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是认可马克思主义的，而且指出马克思主义“早就传到中国了”，但是“书还一本也没有翻译到中国来”，所以很多谈论马克思主义的人并没有读过马克思的著作，而只是“读过几本东西洋的杂志”。③《郭沫若全集》（第10卷），第163页。

接下来，郭沫若安排了孔子和马克思的正式“对话”。一是关于思想出发点的问题。他在文中描写了马克思在孔子的谦让下开始谈自己的主义：“我的思想对世界和人生是肯定的……我们应当探求的，便是我们的生存要怎样才能得到最高幸福，我们的世界要怎样才能适合我们的生存。”④《郭沫若全集》（第10卷），第163—164页。对此，郭沫若借孔子和子路之口表达了马克思主义和儒家在思想出发点上的相同性。二是关于理想世界的问题。马克思说：“我的理想的世界，是我们生存在这里面，万人要能和一人一样自由平等地发展他们的才能……这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社会。”⑤《郭沫若全集》（第10卷），第164—165页。而孔子在不禁拍起手来叫绝的同时，背诵了一段“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⑥《郭沫若全集》（第10卷），第165页。来应和马克思。这里，郭沫若安排孔子以儒家的“大同”社会理想回应马克思主义的理想社会，意在表明二者在理想目标上也具有同向性。三是关于实现理想社会的途径问题。郭沫若写道：“马克思在这个转折的连接词上用力地说：我的理想和有些空想家不同……我们先是从历史上证明社会的产业有逐渐增殖之可能，其次是逐渐集中于少数人之手中，于是使社会生出贫乏病来，社会上的争斗便永无宁日。”⑦《郭沫若全集》（第10卷），第165—166页。对此，孔子则“连连点头称是”，并且提出自己“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思想。⑧《郭沫若全集》（第10卷），第166页。马克思则进一步表示自己的思想是“患寡且患不均、患贫且患不安”，孔子也跟着讲述了自己“庶矣富之教之矣”的观点。⑨《郭沫若全集》（第10卷），第166页。接下来，他让马克思和孔子通过对话认识到了彼此的相通性，马克思感叹有孔子这样一位老同志与自己的见解完全一致，而孔子则是通过一声长叹把两千年闷在心里的哑气一起发泄出来。最后，马克思在孔子“共妻”的调侃中匆匆离去，而孔子则又回到席上重新“咀嚼冷猪头肉”去了。

在中学与西学、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上，郭沫若不是简单地把两个方面对立起来，而是认为二者的神髓是可以兼容和贯通的。他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与中国传统理想结合起来，既赋予了马克思主义生动的中国特色，又使中国理想主义体现出了新的时代要求。这篇文章既生动风趣又意蕴深刻，它把大同思想从那种深奥的古典语言中解放了出来，赋予了它民众话语的气息；把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理想用中国人的语言表达了出来，把那种晦涩的翻译语言变成了通俗易懂的话语。它以中西对话的方式既揭示出了传统大同思想的内容，又两相对比，说明了中国的传统理想一旦与现代文明相结合，必然形成新的时代生命力。这说明中国人已经对大同思想和马克思的思想及二者的关系都有了全新的理解。如果说当时中国的知识界大都是通过大同思想认识社会主义并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那么就可以说郭沫若的这篇文章为中国人理解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野。

二、《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国化唯物史观的奠基之作

经历了五四新文化的激荡，一方面西方传来的实证主义、社会改良主义、多元主义冲击着中国史学界，另一方面中国也在考古中取得了许多新成就，这就需要对历史从方法论上进行新的解读。其间，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也引起了中国史学界的关注。

研究中国的现实，必须正确认识中国的历史，从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统一上对中国社会进行科学的分析。作为一位学者，郭沫若不是从共运史发展的角度去认识唯物史观与中国社会变革的关系，而是根据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相关论述展开研究，分析中国在古代社会的演变，把唯物史观与中国实际联系起来。他于1930年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这本书不仅对史学界发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对人们认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关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这本书的《自序》中，他说：“本书的性质可以说就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①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6页。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看，这本书对分析研究中国社会历史和未来发展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意义。

首先，结合中国实际，阐释了生产工具进步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在这本书中，郭沫若不是一般地或抽象地论述社会基本矛盾，而是把对这种矛盾的分析与中国古代历史有机地结合起来。他说:“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以经济基础的发展为前提”，“而人类经济的发展却以他的工具的发展为前提”②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9页。，在以石器或青铜器为工具的渔猎和畜牧时代，便是以母系为中心的原始氏族社会。铁器促进了农业的发达，使男子的地位上升，私有财产的出现导致了奴隶制的产生，“私有权一成立，在同一的单位中自然不能不生出造产者与卫产者的分业出来，于是（而）国家的基础是建设在阶级的对立上”③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57页。。冶铁技术的日渐发达，使农业发展了起来，出现了庄园制和工商业的行帮制，“在政治的反映上便成为封建诸侯，于是奴隶制的社会又一变而为封建制的社会”④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12页。。

根据《诗经》中的描述，郭沫若认为，相比周边的氏族部落，我国在周朝初年便已进入奴隶制社会。从周穆王时起，中国社会就发生了为时很久的变乱，“社会的阶层、民族的分配、政治的组织、意识的反映，都起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变更……，那实质上是表明着当时经济基础的变革、社会关系的动摇、革命思想的勃发”⑤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22页。。“事实上周室东迁以后，中国社会才由奴隶制逐渐转入了真正的封建制。”⑥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22页。

在谈到自己研究历史的方法时，郭沫若说：“社会的整个的建筑是砌成在经济基础上的。生产的方式发生了变更，经济的基础也就发展到了更新的阶段。经济的基础发展到了更新的一个阶段，整个社会也就必然地形成一个更新的关系，更新的组织。”①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161页。这样，就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与中国实际结合了起来，为人们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基础。

其次，执中鉴西，为中国历史研究打开新局面作出了努力。

近代以来，在进化论的影响下，中国的史学研究已经逐步削弱了传统保守思想的影响，但在五四运动以后，一方面西方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新理论”和“新方法”又冲击着人们的思想，另一方面“国粹派”也并未完全走出故纸堆的局限。在当时的学界运用唯物史观分析历史问题的并不多见。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提倡批判精神，以在实事求是中求其所以是，这就突破了以历史文献为“国故”的肤浅，把历史研究与考古新发现结合起来，使历史的面目更加真实可信。文献是历代留下来的文字记载，其中也包含了当时人们的粉饰，有许多不真实的成份，因此要“去伪存真”，结合出土实物还原历史的真实面目。在这其中就要借鉴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作为历史研究的指南。

该书考察了《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之反映、卜辞中的古代社会以及周代彝铭中的社会史观，形成了许多不同以往的新见解。历史学家董作宾说：“唯物史观派是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领导起来的，……他把《诗》《书》《易》里面的纸上史料，把甲骨卜辞、周金文里面的地下材料，熔冶于一炉，制造出来一个唯物史观的中国古代文化体系，……郭书所用的旧史料与新史料，材料都是极可信任的。”②董作宾：《中国古代文化的认识》，《大陆杂志》1951年第3卷第12期。

当时，可供人们阅读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并不多，郭沫若的超人之处就在于其有深厚的知识背景、开阔的学术视野和敏锐的透过现象抓住本质的能力，他能够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并把它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扫却了学界的因循守旧和食洋不化的思想，形成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从方法论的角度讲，他提出了新的概念或赋予了旧概念新的涵义，颠覆了许多历史陈见，使人们重新认识历史规律和判别是非的准则，并在其中发现史料的价值，开辟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再次，界定中国封建社会，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提供了参考。

当时的史学界大都是从分封建国的意义上认识封建社会，把它的起点认定在东周，到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它就结束了。郭沫若则认为：“在秦统一了天下以后，在名目上虽然是废封建而为郡县，其实中国的封建制度一直到最近百年都是很岿然地存在着的。”③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23页。他还说：“秦以后虽然号称为郡县制，但汉有诸王，唐有藩镇，明初有诸王，清初有三藩及年羹尧，就是一般的行省总督，都号称为‘封疆天子’，依然还是封建制。到了现在，假使要说中国的封建社会在秦时就崩溃了，那简直是不可救药的错误。”④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23页。他在研究中国封建社会时，更多地是强调它的生产力水平和分裂割据状况。

在古汉语中，“封建”是用土封闭的意思，又有“划定采邑边界”“授予封地”的内涵。到20世纪初，有人把它与社会制度相联系，提出了“封建社会”的概念。郭沫若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西欧经济社会的历史分析和社会发展阶段划分，认定中国有一个长达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并且指出：“这可以说是一种封建制度的变体”⑤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162页。。他认为，中国古人所讲的封建是指封疆，而今天讲的封建是一种社会制度，“故古人的所谓‘封建’，和我们现在所用的‘封建’，在本质上大相径庭。这种字面上的混淆及初步的错误，我们是应该警戒的”①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285页。。

历史与现实总是联系在一起的，确认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着封建社会，这就既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阶段论的思想与中国实际联系了起来，又赋予了“封建”这一古代汉语词汇以新的含义。此后，这一词汇及其衍生出来的“半封建”“封建制度”“封建专制”“封建文化”等术语逐渐上升为主流话语，并为人们认识中国国情提供了参考，也为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注入了生机。

三、郭沫若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及启示

恩格斯在评价席勒的文学作品《阴谋与爱情》时说过：“如果一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来打破关于这些关系的流行的传统幻想，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于现存事物永恒性的怀疑，那么，即使作者没有直接提出任何解决办法，甚至有时并没有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我认为这部小说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5页。郭沫若以自由知识分子的身份，解读马克思主义并把它与分析中国历史结合起来，也体现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求。郭沫若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式和成果，为我们在新时代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一方面，郭沫若从“对话”视角阐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相通性的方式值得学习。郭沫若当年在马克思与孔子“对话”中提出的问题，仍然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要命题。他既不是简单地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也不是偏执地立足传统文化拒斥马克思主义，而是运用“对话”的方式阐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这体现了其研究视角和方法的独特性。当时人多秉持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看待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郭沫若却敢于让马克思穿越时空与孔子“对话”，并寻找到了二者的融通之处，这种研究问题的视角和思维尤其值得当代人学习。《马克思进文庙》一文发表后，立即引起了学界的争论，有学者就认为“马克思哪能进文庙呢？”然而，引起的争论恰恰可以被视为郭沫若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因为，正是在一系列论争中，通过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机结合实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得以不断地深化。有学者梳理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经的11 次文化论争，包括：20 世纪初，“问题与主义之争”；1920 年代，“科学与人生观”“东西方文化”之争；1930年代，“社会性质”“社会历史”“革命道路”“现代化道路”等问题论争，“中国本位文化论”“知识界的全盘西化论”；1940年代，三民主义与新民主主义的“国是”大战；英美模式与苏俄道路之争；40 年代末，以俄为师——以俄为鉴——中苏论战；60—70 年代，以阶级斗争为纲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70年代末，真理标准大讨论；80 年代初，社会主义与人道主义问题；80 年代中，自由化与反自由化；80—90 年代，社会主义本质问题再认识。③刘怀玉：《20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观念旅程：从传统的革命到现代化的变革》，《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虽然每次论争的具体主题在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作为总的问题域始终是在场的。时至今日，“马克思能否进文庙”的问题已经在实践中得到解决，但是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依然是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面临的重要命题。学界有不少学者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贯通研究，并取得了一些喜人的成果，但也有部分学者依然固执中西两立、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不能充分认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相通的神髓。因此，必须努力从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会通与融合不断作出新的诠释，把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放在人类文明的总体进程中进行考量。应基于唯物史观的视域透析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关系，既要用马克思主义引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又要通过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滋养当代马克思主义，努力在实践中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进而坚定新时代的文化自信。

另一方面，郭沫若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社会的方法和成果值得肯定和借鉴。近年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深入，人们对社会发展“五形态”论是否适于中国提出了质疑，也对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的观点有一些微词。但如果把这一问题放到80 年前，就会发现他的研究有不可否认的重要意义。他提出了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存在的问题，不仅打开了历史研究的新局面，而且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理论根据。此后，范文澜、侯外庐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都是依此分析中国历史，毛泽东也是以它为根据认识国情，展开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论述的。革命是20世纪前半叶中国社会变革的主题，这种革命不仅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而且需要借鉴来自古今中外的文明成果，并使之转化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建构中。因为这种理论不是一种自我封闭的体系，而是在开放中不断吸收来自外部的成果的过程中成熟和发展起来的。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反映的是社会各阶层人们的共同呼声，这种呼声往往不是用党的话语，而是以间接的方式，通过不同的语言表达出来的。表达这种呼声的语言和方式虽然没有党内理论家那样系统和规范，但也绝少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影响，它从更深厚的历史背景和更开阔的视野中反映着社会发展的要求。简言之，郭沫若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方式和成果具有较强的历史价值和当代启示。我们应秉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肯定其研究成果的历史价值，更要学习他善于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社会的态度、精神和方法，这些都是当代学者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所必备的素养。

总之，郭沫若学识渊博、视野开阔，在文史哲各领域都颇有建树，但他往往又在政治与学术、严谨与浪漫、科学与艺术之间徘徊，并因此遭到了人们的一些非议。我们不能对前人进行苛求，要求他们尽善尽美。对历史人物及其理论成果的评价，应当根据当时的客观条件，看他比前人提供了哪些新成果或以什么方式打开了新的思路。对郭沫若的评价亦应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