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娟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学报编辑部，河北 承德067000）

中国和日本两个国家的女性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一直被压迫和禁锢着，直到近代才开始觉醒。在西方思想的影响下，中日两国都开始了不同程度的维新、变法、革命，新思潮、新思想铺天盖地的到来，也给两国的女性带来了解放的契机，圆地文子和丁玲就是这个充满动荡与变革时代里的文学觉醒者与呐喊者。

一、战争背景下的心路历程与情感体验

冯友兰在评价王国维时说，一个大诗人必须具有极高的天才、伟大的人格，才能够感知、体验普通人不能感受到的情感，才能成就最高的艺术作品。①吴宁：《王国维天才观思想中的文品与人品的统一》，《九江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也就是说，艺术家的人生阅历、艺术修养、思想品格直接决定其作品的风格和特点。圆地文子（1905—1986）和丁玲（1904—1986）的出生时间只相差一年，且逝世于同一年，她们都经历了二战前后经济、社会、文化的萌发、勃起、衰落以及重新崛起，相同的时代背景、相似的生活经历，注定了她们的人生和创作虽无交集但有共性。

圆地文子出生于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崛起时期，作为书香门第的大家闺秀，其父亲是近代著名的语言学家，曾赴德国留学，回国后担任帝国大学的国语学教授，首次将西方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引入日语研究。因为父亲的阅历与教养，圆地文子从小得以生活在开明的知识分子家庭中。可是，现实却极具嘲讽意味：有着良好出身和开明教养的圆地文子却无法适应日本为战争服务的体制化学校教育，接二连三的入学考试失败让她极度受挫，心灵留下了阴影。圆地文子的祖母对她的创作生涯也产生了特别深远的影响。圆地文子的祖母是与军国主义文化截然相反的日本民间文化的热爱者。她非常喜欢歌舞伎，经常带着儿时的圆地文子一起去观看歌舞伎表演，还经常给她朗诵江户时代的剧本以及《源氏物语》等，这些日本传统戏剧和古典文学作品为圆地文子后来走上文学创作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

圆地文子的家庭环境看似开明宽松，实则依然笼罩在日本战争体系下的父权体制之中。圆地文子无法与自己心仪的恋爱对象步入婚姻殿堂，她只能按照父亲的要求和意愿嫁给一个自己根本不喜欢的人，去扮演贤妻良母的角色，而且这种痛苦的婚姻一开始就是42 年，直到丈夫去世才得以结束。除了不幸的婚姻，圆地文子身体也遭受了巨大的创伤，她被诊断患有乳腺癌以及子宫癌，不得已只能切除了乳房和子宫。经历了如此多的身心灾难，圆地文子开始思索女性的生活，用文学创作来抒发自己的内心。

丁玲出生于清朝末年，封建制度的衰落以及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特别是抗日战争中的亲身体验，让她的作品具有了一定的史诗性质。书香世家的背景，让她的作品又具有了较强的文化品味。丁玲母亲是知府的女儿，父系的官职更高，家族庞大，家境富有。丁玲4 岁丧父，后又家道没落，只能依靠母亲微薄的教师工资过活。丁母虽然是个小脚女人，但却深受新文化的影响。她对民主革命思想非常热衷，并一度强烈支持民主革命，在考入女子师范学校之后，将大部分的时间投入到新思想的传播当中。母亲的身体力行、革命实践给丁玲以巨大的触动和影响，但因为母亲的疏离，丁玲不得不寄居在舅舅家，寄人篱下的生活体验又让她内心有了一种特别的凄凉。

丁玲14 岁考入了桃源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在焕然一新的学习氛围中，在五四新思想的感召下，她积极参与学校各种进步活动。这一切也越发让她看到了旧社会的腐朽，使她决定挣脱封建礼教的束缚，去寻找新的光明的道路。1919 年，丁玲转学到长沙周南女子中学。在那里她读到了梁启超、胡适这些启蒙先哲的作品，并且以新思想来尝试写作。1922 年春，丁玲告别故乡到了上海，经瞿秋白介绍进入上海大学中文系学习，在此期间，她又接触到了很多革命人士，这对她以后走上革命道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战争对丁玲的情感经历是影响深刻的。1924 年，丁玲在北京的时候认识了青年编辑胡也频，在遭遇弟弟夭折和命运艰辛的时候，胡也频的爱对丁玲产生了触动，在丁玲回到湖南老家之后，胡也频竟借钱历经挫折追到湖南，这一举动深深打动了丁玲，两人正式相爱。但是，这段美好时光太过短暂，作为“左联五烈士”之一的胡也频在1931 年被国民党枪杀，至此，战争前夕的国共斗争粉碎了丁玲的第一段爱情。之后，美国记者史沫特莱采访丁玲，冯达做翻译，他的温柔体贴令丁玲无法拒绝，他们结婚了。然而，此后丁玲入狱，有诸多疑点指向冯达就是出卖同志的特务，于是她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离开，从此，他们再也没有见过面。1942 年38 岁的丁玲与25 岁的陈明结婚，这段姐弟恋在人们的嘲讽和挖苦声中持续了很长时间。

从以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战争直接影响了圆地文子和丁玲的心路历程和情感体验：她们都出生于战争前夕的书香门第，都接受过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和新文化教育，具有从事文学创作的坚实基础；受战争的影响，她们在求学、感情中都经历了较大的坎坷，这为她们关注女性、思考战争背景下的女性生存问题埋下了情感因子。

二、战争语境下的女性形象

以女性主义视角来看，“妇女与战争的关系反映了女性受压迫的深刻根源，更揭示了人类社会冲突逻辑背后的重要原因”①梁文敏：《妇女与战争——对西方女性主义战争观的理解与反思》，《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12期。。通过女性与战争问题的研究，可以以新的视角来思考、体验历史。圆地文子是日本现代女作家中首屈一指的人物，获得过1985 年度日本文化勋章，是获此殊荣的第二位日本女性作家。她对女性内心世界的刻划表现出纯熟的文学风格，确立了其坚不可摧的文坛地位，成为日本国家级的作家。丁玲于1952年获得苏联斯大林文艺奖（这个奖项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时代甚至比现在的诺贝尔文学奖还有分量），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各国读者中广泛传播。圆地文子和丁玲都用自己独特的视角来书写女性人生。

（一）以生命和生活为主调的女性独白

《女人的路》是圆地文子的代表作，讲述了在明治时期的一个女子伦的婚姻爱情故事。明治时期的日本社会虽然经历了重大变革，但是传统家长制对女人的束缚仍然根深蒂固。小说中的伦忍辱负重为其夫寻找满意的小妾，并亲自迎娶进门，与其屈辱地生活在一起，最后抑郁而终。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这简直荒唐到无法理解，但当时的父权社会的规则就是：男人在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后，纳妾是理所当然的。这篇小说就是对战前日本社会的生动写照：家里的老婆像“破草”一样可以随便丢弃，扔在家里承担日常杂役；歌舞伎可以被堂堂正正地娶进家门，作为社会地位的象征；而男人则是“醉时头枕美人妻”，醒时掌控天下权利。女人被当作一种物品，这是当时社会男尊女卑的生动体现，并且这种道德约束也成为压制女性的砝码，女性也不得已依附于这一规则。

但是，明治维新之后，特别是二战前的很长一段时间，日本社会的女性意识也逐渐萌发，男性中心地位也在女性精神觉醒和心理裂变中逐渐解冻，女性表现出了顽强的生存意识和斗争精神。小说中的伦一直信守封建时代的女性道德规范，为了丈夫作出种种牺牲，但是当丈夫命令她为其迎娶合适的妾室、继而霸占年轻美貌的少女，并且对自己的儿媳也表现出觊觎之心时，这些男权法则下的种种行为终于将其内心的愤怒激发出来。她用沉默进行抗议，把悲哀和痛苦压在心底，让自己像影子一样消亡。圆地文子在《女人的路》中塑造的伦这一女性形象，从最初的隐忍到最后的无声反抗，体现了战前日本女性朦胧的女权意识。伦就是“一双冷酷的、控诉世间”的眼睛，直至要求当她死了之后，将尸体毫无保留地扔进海里，不举行任何葬礼。一辈子忍气吞声的伦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咆哮了，这是她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有力的反抗。圆地文子小说中的伦用自己无声的幽怨、临终的简单遗言传达出对男权剥削者的抗议与控诉，这也许或多或少会让男权者们不寒而栗。

丁玲的处女作《梦珂》反映的也是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女性意识的觉醒。新文化运动和抗战有着很深刻的联系，抗战时期的思维“不仅继承了新文化运动的救亡和启蒙双重使命，是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而且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条件，还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化的民族化进程和中国精神的复兴”①胡显洪：《抗战时期中国文化思想的演变探析》，《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作品中的梦珂生活在封建没落的大家庭中，这也是二战前夕中国封建大家庭的一个缩影。

梦珂本来是一个正直、善良的女子，但是在历经人世间的现实摧残后，她做了电影明星，为了生存而不再反抗。作品选择新文化运动这一特殊时期，将人物的成长、发展纳入这一动荡的背景下，以点带面，折射出整个女性角色的发展历程。梦珂从没落官宦人家的女儿到挺身而出的模特，直至最后成为忍辱偷生的花瓶式电影明星，她的斗争历程虽然以失败告终，却是这个时代女性抗争的一个体现。作品伊始,梦珂先是反叛于父亲的强势，逃离原生家庭，后又愤懑于渔色男人的丑恶嘴脸。梦珂是被动生存的女性试图摆脱男权束缚的典型范例，其个性是张扬的。梦珂渴望着自由的新天地，渴望实现生命与精神的自由。丁玲用她女性的视角来审视，把女性心理感受的真实性和复杂性表现得淋漓尽致。

与之前的符号式的女性反抗形象不同，圆地文子与丁玲作品中的女性形象都是二战前夕这一特殊的、充满各种动荡与变革的历史时期的女性形象，她们是以生命和生活为主调的女性主体和鲜活个体，她们在爱情与婚姻的压迫之下艰难地呼吸。圆地文子和丁玲在探讨婚姻爱情、探讨人生生活时，赋予了每个女性形象以思想，这也是那个时代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思考的命题，而对这一命题的思考直接导致了两国女性的解放运动与女性地位的张扬。

（二）女性主体与女性反抗

圆地文子《女人的路》中的伦只能通过生命最后的遗言表示对丈夫的反抗，而在《女面》中，女主人公三重子却构思了严密长远的“复仇计划”，去报复她不忠的丈夫，以及向父权体制发出挑战。三重子是个寡妇，年纪过百，也是一个痴迷古典文学的诗人。她19岁嫁入大地主栂尾家后，发现她的丈夫正继在家中早已有小妾。这个小妾在三重子进门前就两次怀了正继的孩子，但是因为是妾的身份只能堕胎，因此对三重子怀恨在心。当三重子怀孕时，小妾故意动了手脚让三重子流产。身体和心灵都受到重创的三重子意识到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并不是小妾而是纵容丈夫的栂尾家，于是她暗暗下决心实施对夫家的复仇计划。年轻的三重子和情人生下了一对大家都认为是栂尾家继承者的龙凤胎。女儿春女天生智障，被送人抚养；儿子秋生健壮，成年后娶了美丽多才的泰子，但是婚后没多久秋生不幸死于山难。三重子的计划是生育一个没有任何栂尾家血统的继承人来继承这个大家族的产业，而这个继承人需有三重子母系血统，此时具有三重子母系血统的只有春女。因为痛失丈夫，泰子异常痛苦，当她得知了婆婆的计划后表示全力支持。在三重子的策划下，泰子利用自己的女性魅力吸引追求她的人，最后偷梁换柱让春女受孕。春女在生下一个如秋生般的男婴后死去，泰子成了男婴的监护人，三重子成功地实现了她的复仇计划。

圆地文子的《女面》情节复杂，内涵丰富。她挑战了一直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学传统，进而颠覆了以男性为中心的家长制度。作品中的三重子成功地在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复仇，转败为胜，而且还让母系血统一直传承下去，这是更加意味深长的胜利。

《莎菲女士的日记》是丁玲用“欲望”和“冲动”创作出来的，也塑造了五四时期具有反叛性格的女性知识分子形象。作品中的莎菲敢于颠覆传统封建礼教，执著追求灵肉统一的爱情。由于社会给予她过多的悲怆而使其呈现出病态，她痛恨和蔑视周围的一切，却不明白要反抗什么和如何反抗。她在北京的旅馆里养病，并在无聊中打发时间。作为一个集合了爱情矛盾体的女性形象，她能感受到苇弟对她爱的真挚，便与他在一起排解孤寂。然而，苇弟是个懦弱无能的男性，因此她弃苇弟真情，没有原因地爱上了徒有虚表的凌吉士。当经过一段时间的热恋之后，莎菲发现了凌吉士的龌龊，又果断地将其抛弃，并决定搭车南下，准备在没有人认识的地方虚度余生。丁玲笔下的莎菲是一个身体羸弱多病的女性形象,但她却将女性的强者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虽然每次都遭遇险境，但是她都毅然施展技能，将男性掌握于股掌之中。因此，王蒙这样评价丁玲笔下的女性形象：她们都具有特殊的魅力，集天使、娼妓、英雄、圣哲、独行侠于一体。丁玲作品中的莎菲是反叛、苦闷的知识女性的典型代表，在她身上，有着对封建礼教的叛逆，对真正爱情的追求和对个性解放的美好憧憬。时代的局限使她执著地追寻人生探寻人生的意义，但又毫无出路；她鄙视世俗，却又被声色犬马深深吸引；她看重爱情，却又痴迷幻想。虽然她竭力反抗，但她的这种反抗又是没有结果的。

以上两部作品中的女主人公都有更加浓重的女性意识和更加强烈的反抗性。三重子不再像伦一样哀怨、隐忍、沉默，而是直接举起了反抗的旗帜，并将自己的复仇计划有条不紊地实施，这样的女性在当时日本社会里是难得见到的，因为三重子看到了问题的本质：男性是压迫女性的根源所在，所以将复仇的对象直接指向男性。当然，她也意识到男性之所以有这样的权利，是这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社会赋予他们的，因此三重子要彻底改变父权制度，她试图用母系的血脉传承代替父系的血脉传承，最后在她的精心策划之下终于取得了胜利。莎菲也不再像梦珂那般脆弱、迷茫，而是具有非常独立的思想，追求自由恋爱，努力探索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她痛恨旧式家庭束缚妇女自我、剥夺妇女自由，愤恨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抑，但最终戏谑的是所有的反抗都陷入了毁灭、绝望、颓废的境地。这是丁玲深沉的精神苦闷，也是当时无法改变的社会现实。不论是三重子还是莎菲，她们都具有新女性色彩。她们都追求“爱”，却无法得到满足；本该风华明艳，却又无奈被摧残。但是，她们都开始觉醒，并意识到这个不平等的世界必须被打破，女性必须独立而自由。这种对自由的追求呈现在小说作品的主人公身上，这是她们追求自由精神的体现。而这种自由精神恰恰是二战期间追求人性自由的直接体现。

文学评论家夏志清在评价丁玲作品的思想内涵时说：丁玲是一个忠于自己的作家，她用女性观点及自传探讨生命的意义。这也言说了圆地文子的创作生涯。她们都是用自己的人生、用自己的心路、用自己的情感去谱写伟大女性作品的新时代女作家、女斗士。

三、强烈的女性意识建构

纵观历史的进程与社会发展，近现代作家的创作和时代以及社会的变革相互联系又相互影响。社会及时代为作家的文学创作提供背景与基础，同时文学作品又是促进、推动社会进程的至关重要的力量。圆地文子和丁玲都是女性意识觉醒的代表性女作家，她们为中日女性的思想解放开辟了新的道路。她们始终站在二战前夕新旧文化交替的时代制高点，成为新旧社会交替时的先进女性代表，前瞻性使她们文学作品中的女主人公成为新时代典型的新女性，为现代文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首先，圆地文子和丁玲都是文学素养极高的作家。圆地文子生长在受西方思想影响的开明家庭，自幼就接触了很多优秀的西方作家作品，但同时她也深受日本古典戏剧文化的浸润熏陶，具有很深的古典戏剧造诣，这些在圆地文子的作品中都有非常明显的痕迹。丁玲对中外文学也具有兼收并蓄的特点。她喜爱莫泊桑、福楼拜、雨果和巴尔扎克，也喜爱狄更斯，还喜爱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高尔基。同时，《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是她更爱读的作品，在她的创作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一种熔各种艺术方法、技巧于一炉的恢弘境界。她们都接受了来自西方的追求自由、平等的理念，并在自己的创作中践行着这个理念。

其次，圆地文子和丁玲作为带领着无数的现代女性一起寻找精神家园的先行者，不断地去探索女性生命的意义所在。她们都经历了父亲离世、求学受挫、社会变革、身心受伤、世界大战等一系列艰苦岁月，但是，痛苦和灾难丝毫没有动摇她们对现代自由主义精神和女性意识追求的信念，反而促使她们完成了从大家闺秀到女性作家、从小资写手到伟大战士的深刻蜕变。她们用隐形的方式将女性意识呈现出来，重新建构了新型的两性关系，打破了封建社会几千年以来“男尊女卑”的世俗观念。她们的作品带着浓厚的反叛精神宣扬女性的独立品格，女性不再是男性的审视对象，相反，女性有权利以独立主体的身份去审视男性甚至对男权社会进行彻底的颠覆：男权社会女性成为男性附属品，生活在封建家族制度下的女性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她们需要有新的女性观念的引领，需要摆脱传统守陈的旧思想，建立女性独立自主的新思想。

在战争前后，圆地文子和丁玲笔下的女性经历过彷徨、呐喊、沉沦、孤独，而在战争这一时代背景下，她们在反抗中又重塑着自己的灵魂,以自我生命的真实体验，寻找属于女性生命的价值，追求着真理之光和对生命苦难的超越，希望在更广阔的社会生活中找到女性解放的真正出路。圆地文子和丁玲把女性的解放与对人生的思索紧密结合在一起，这种特定战争时代的女性意识，使她们成为女性文学中最耀眼的那一束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