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春华

（安庆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安徽安庆246133）

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和互联网的快速普及使得传统欺凌已扩展到网络领域。与传统欺凌一样，网络欺凌已经被证明会给受欺凌者带来痛苦、恐惧、孤独、抑郁、焦虑、压力甚至企图自杀等严重的心理和社会问题［1］。调查研究表明，网络欺凌现象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如欧盟儿童在线调查发现，有12%的青少年群体曾遭遇过网络欺凌，大学生群体的网络欺凌发生率甚至高达28%［2］；国内研究者发现，超过半数以上的青少年学生经历过网络欺凌或曾经对他人实施过网络欺凌［3］。因此，面对如此严重的网络欺凌现象，理论和实践界应当给予特别的关注和重视。

在网络欺凌情境中，除了直接关联到欺凌者和受欺凌者，旁观者也牵涉其中。因为，旁观者所做出的积极行动能够有效抑制欺凌者的行为,并能减弱欺凌行为对受欺凌者带来的心理伤害。因此，在预防欺凌的干预研究中，从旁观者角度进行介入越来越成为一种重要的视角。

鉴于此，本研究对以往网络欺凌中旁观者行为的研究进行综述。主要分析和探讨网络欺凌中旁观者的定义、角色分类及其行为的影响因素和干预问题，在思考已有研究不足之处的基础上，尝试对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展望，以期为理论和实践界的后续探讨提供参考。

一、网络欺凌及其旁观者的概念界定

网络欺凌的概念是建立于对传统欺凌的三个要素的理解基础上［4］。一般地，欺凌主要由故意伤害、权力不平衡和重复性等三个基本要素构成。相应地，网络欺凌是指“个体或群体使用电子信息交流方式，多次重复性地伤害难以自我保护的个体的一种敌意性的攻击行为”［5］。

从文献分析来看，关于旁观者的概念界定至今尚未统一。2018 年版韦氏词典(Merriam-Web⁃ster Online Dictionary)和2019年维基百科(Wikipe⁃dia)将旁观者定义为“处于事发现场但没有参与事件的个体”，其英文有多种表达方式，如bystander，onlooker，observer，spectator，passerby 等。国外学者认为旁观者是指在欺凌情境中在场者在欺凌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们既不是欺凌者也不是受欺凌者(例如那些强化或支持欺凌弱者的人；那些为受欺凌者辩护的人；以及那些旁观的人)；旁观者是即时观看者或者掌握相关信息的人［6］。我国学者黄勖喆等认为，旁观者是指对那些处于冲突情境中除欺凌者和受欺凌者以外的人群的总称，在传统的校园欺凌中，旁观者即是指那些“目睹了校园冲突情景或暴力事件的学生”［7］。结合以上欺凌研究中有关旁观者的定义，可以将网络欺凌中的旁观者理解为：是那些目睹或感知到网络情境中欺凌事件的个体。

根据对旁观者群体的定义，可将网络旁观者分为四种不同的角色：第一，追随者，指帮助、追随欺凌者参与到欺凌行为中；第二，强化者，指通过某些行为方式强化欺凌者的行为，比如，起哄、为欺凌者点赞、煽风点火等；第三，支持者，指帮助受欺凌者，制止欺凌行为或安慰、支持受欺凌者；第四，局外人，指那些无视欺凌情境、袖手旁观的人。

二、影响网络欺凌中旁观者行为的因素

网络欺凌中旁观者的行为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主要可以归结为两大方面：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亦即情境因素和个体因素。

（一）情境因素

1.友谊

一项元分析结果发现，在网络欺凌事件中，友谊是影响旁观者行为的一个关键情境因素，往往决定了旁观者最终采取何种行动［8］。Fernando 的定性研究指出，年轻人认为互助是友谊的特征之一，好朋友之间应该互相信任和帮助，而不是背叛和置之不理。友谊蕴含着一定的道德意义，在欺凌事件中，旁观者若不帮助受欺凌者，他们将会被冒排除在群体之外或失去朋友的风险［9］。因而，友谊是促进旁观者干预行为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10］。

当旁观者与受欺凌者关系友好时，他们更有可能直接或间接地支持受欺凌者。相反，如果旁观者和欺凌者之间关系很好时，他们往往会袖手旁观，甚至可能加入其中。旁观者和欺凌者之间的良好关系可能成为一种障碍，会导致旁观者消极被动的行为，或阻止其帮助受欺凌者［11］。此外，不认识受害者、双方关系肤浅或交情不深都会阻碍旁观者采取积极行为帮助受欺凌者［12］。

2.社会环境

“社会环境”指的是群体规范以及群体成员的态度和行为。研究表明，社会环境因素，包括社会规范和重要他人的期望、社会文化等，通常会对旁观者的思维和行动产生重要的影响［13］。身处某种情境中的旁观者通常都会遵从社会规范或使自己的行为符合他人的期望［14］。可以理解，在一个特定群体中，当人们对欺凌行为有积极的看法时，旁观者更有可能强化或加入欺凌者；当朋友或家人支持网络欺凌时，旁观者更有可能参与欺凌行为。因此，旁观者采取何种行为很大程度上受群体压力及同伴干预期望的影响，旁观者知觉到的同伴干预期望与其积极行为呈正相关，与其消极行为呈负相关［15］。

社会环境对网络欺凌行为的影响机理比较复杂。自我效能视角研究表明，如果旁观者的行为得到他人的认可和支持，尤其是获得来自同龄人与重要他人的认可和支持，那么当他们面对欺凌者时，其自我效能感和自信心会增强，有助于向受欺凌者提供帮助［16］。互惠视角研究表明，当年轻人期望在未来如果受到欺凌也会得到相应的互惠行为时，其帮助他人的动机就会增强［17］。文化视角的研究表明，旁观者的消极行为可能受集体主义倾向所致，集体主义倾向是东方文化的典型特征，该文化的典型特征是群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18］。例如，年轻人通常认为发生欺凌事件是别人之间的私事，他们不应该干涉和对欺凌事件负责任，甚至会觉得向大人报告这种事是没有意义的［19］。

3.旁观者效应

Latane 最早发现的“旁观者效应”表明［20］，目睹紧急情况的被动个体人数越多，其中任何一个人帮助受害者的可能性就越小。该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为责任分散机制。旁观者效应不仅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而且同社会认知理论一样，也是研究旁观者行为最广泛运用的理论框架之一。鉴于网络传播的异步性和对特定的在线社交网络情境及其中参与者人数评估的困难等问题，在网络环境下“复制”旁观者效应困难重重，尽管这样，还是有一些研究证实了青少年网络欺凌中的旁观者效应。High 的研究表明，旁观者的人数与其提供的帮助行为之间并不呈线性关系，而且，“旁观者效应”出现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旁观者主观知觉到的其他在场旁观者的人数［21］。

4.情境评估

研究表明，缺乏对情况的了解（如不知道事件是否已经结束、问题是否已经解决或者其他人是否已经介入）可能会阻碍网络旁观者采取积极行动［22］。当旁观者分析欺凌行为时，如果他们觉得情况不明晰或是受欺凌者应为欺凌事件负责任，他们往往不会进行积极干预。通常除非受欺凌者被认为是一个极不合群之人，否则当旁观者认为欺凌事件不公平时，他们都有可能采取积极的干预行为［23］。在旁观者认为欺凌事件非常严重时，他们会积极主动地帮助受欺凌者。反之，如果他们认为欺凌情境不严重，往往则不会采取积极的干预行为［24］。此外，忽视网络欺凌造成的心理后果也会阻碍旁观者的干预行为［25］。有研究发现，如果旁观者知道欺凌会对受欺凌者造成伤害则会促进其干预行为［26］。网络欺凌造成的痛苦程度（这是一个与事件严重性相关的因素）被认为是Davis 研究模型里所分析的影响旁观者行为的最有效的预测因素［27］。

5.求助请求

在网络情境中，所有不同参与者的反应（如果没有明确表达出来）以及造成的任何伤害都是不可见的，这会抑制旁观者产生相应的情绪和行为反应。明确的求助请求是有利于网络受欺凌者的有效策略。研究表明，如果受欺凌者进行直接的帮助请求，那么就会减少或消除旁观者积极行为的障碍［28］。相关研究表明，网络受欺凌者主动反应（如寻求帮助）和回击（如对抗欺凌者）更有可能让旁观者意识到欺凌事件很严重，觉知到受欺凌者正试图逃离该情境，而这有助于促进旁观者的支持行为。另一方面，与主动的求助行为相比，诸如受欺凌者忽视欺凌现象等被动行为反应会阻碍网络旁观者进行积极的干预［29］。

此外，网络环境的特征以及对报复的恐惧与旁观者的行为也存在一定程度的相关。有研究指出［30］，网络环境的去抑制性及匿名性通常使“旁观者效应”更容易出现或使欺凌行为更为常见。另一方面，网络的公开性和开放性也有可能减少网络旁观者的消极被动行为。Bastiaensens 等人发现［31］，对报复的恐惧也可能会阻碍旁观者采取积极的干预行为。

（二）个体因素

1.移情

移情是对他人的处境而非自己处境的一种恰当的情感反应，或是一种识别、理解和分享他人情绪的能力［32］。移情可分为两种类型：认知移情与情感移情。认知移情即指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情感移情是指一个人能体验另一个人的情感。在网络虚拟环境中，这种区别尤其重要，因为当缺乏面对面的情感交流时，认知移情的激活似乎是关键，而情感移情只是暂时被激活，不会长时间一直保持活跃状态。

移情是年轻网络旁观者积极行为的重要促进因素。Erreygers把网络旁观者的高水平移情与对受欺凌者的支持行为联系起来，而网络旁观者的低水平移情与其加入欺凌或袖手旁观等行为密切联系［33］。相关研究证明，低水平的移情与旁观者的消极行为相关，而高水平的移情与旁观者的积极行为相关，这些结果与传统欺凌情境下旁观者行为的研究结果相一致［34］。

2.道德脱离

社会认知理论将道德脱离解释为控制道德行为特定认知机制的自我调节系统的选择性或完全失活，这种失活会使非人道行为合法化；或者指个体降低自己的道德标准，认为自己的消极或有害行为是符合道德且恰当的一种歪曲的认知过程［35］。

DeSmet 等人的研究结果显示［36］，正如人们预期的那样，网络旁观者较高的道德脱离水平与其不良意图和消极行为有关，而当他们责备受欺凌者时，其较低的道德脱离水平则有助于他们帮助受欺凌者。一系列定性研究发现［37］，将道德脱离合理化会阻碍网络旁观者帮助受欺凌者。相关研究一致发现，高水平的道德脱离和网络旁观者的消极行为之间存在着正相关［38］。然而，Schacter则惊奇地发现年轻人的道德承诺水平较高，而高水平的道德承诺会促进网络旁观者的积极行为［39］。

3.自我效能感

自我效能感是指个体对自己实现既定目标和控制自己社交和情感领域生活事件的能力的感知［40］，它与旁观者帮助受欺凌者的意图呈正相关。最新研究发现，旁观者的社交自我效能感会影响其对网络受欺凌者的支持行为，高自我效能感的旁观者更有可能向网络受欺凌者提供安慰和建议而很少直接抵抗欺凌者。总体来看，高水平的自我效能感与网络旁观者的积极行为之间存在正相关［41］。但同时也有不一致的研究结论，如Olenik 等人的研究则显示，那些积极干预网络欺凌事件的旁观者与消极被动的旁观者相比，二者的自我效能感水平并不存在显著差异。

4.先前的欺凌经历

研究发现，先前的欺凌和网络欺凌经历会影响旁观者的行为。那些曾经经历过欺凌或网络欺凌的旁观者表现出更强的帮助受欺凌者的意愿。相反，如果旁观者曾有过真实地对他人进行网络欺凌的历史，这将会加剧其消极被动的行为。Ga⁃hagan的研究也证实［42］，无论是传统欺凌还是网络欺凌，旁观者加入欺凌者行为都与先前曾欺凌过别人的经历有关。

5.人口学变量

人口学变量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影响网络旁观者的行为，在大多数研究中年龄和性别被普遍作为控制变量，也有研究将它们与被观察到的旁观者行为联系起来，但不同研究的结果存在争议。如Barlinska 等人的研究认为，年龄和性别变量对旁观者的行为没有影响；而Weber 的最新研究则表明［43］，女孩更倾向于帮助受欺凌者；Barlinska的研究表明，年轻的旁观者更有可能帮助受欺凌者；Olenik 的研究结果显示，年纪较大的旁观者更有可能向受欺凌者提供帮助。

除上述因素外，冲动性、自制力和亲社会行为等个性特质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网络旁观者的行为。Erreygers等人有关网络旁观者的冲动性和自控力等个性特质的调查发现，冲动性越强、自制力越差的旁观者越不太可能帮助受欺凌者，原因可能是在网络情境中提供帮助比较复杂，需要一定的抑制技能。Machačkova 等的研究指出，亲社会行为是指对任何需要安慰或支持的个提供帮助的行为倾向，它对网络旁观者的积极干预行为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44］。

概括而言，正如同传统的欺凌行为一样，网络欺凌中影响旁观者行为的诸因素间的相互关系非常复杂。当我们考虑到所涉及的各种因素及其对行为的影响时，不难发现，旁观者是否会提供帮助以及如何进行帮助，其行为并非受单一因素所影响，而是由情境和个体两方面所涵盖的诸因素间的相互作用来决定的。

三、网络欺凌中旁观者行为的干预

基于对以往的相关研究文献的探析，可以从中提炼出不同视角下的有效干预建议：让受欺凌者意识到在遭遇欺凌事件时向朋友寻求帮助的重要性；营造和促进一种反对欺凌、支持受欺凌者的学校气氛，并重视对旁观者行为进行有效干预；在有可能发生欺凌的情境尤其是学校情境下培养青少年之间的友谊关系；促进社会大众了解网络欺凌对受欺凌者所造成的心理伤害；了解网络欺凌的有效干预策略和技能，提高旁观者的自信心和自我效能感水平；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移情水平，以防止其对网络欺凌现象的麻木，并鼓励旁观者积极干预欺凌行为；降低公民的道德脱离水平，提高其道德意识水平。

四、研究不足与展望

首先，对网络环境中旁观者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研究领域。鉴于对每个因素的相关研究数量的有限性，目前尚没有充足的证据来证实所提出的各项因素，未来研究还需要开展进一步的探索和验证。

其次，在对网络欺凌中旁观者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分类时比较笼统，只是简单地将其划分为情境和个体两大方面的因素，且在对某些因素进行分类时同时涵盖了其他因素，例如，在对友谊的分类中就包括了旁观者与欺凌者或受欺凌者建立的各种同伴关系；同样，社会环境的分类也涉及社会和群体规范、社会压力和社会支持等因素。故而在未来的研究中需要对这些因素做进一步的分析、确证与凝练。

再次，缺乏网络欺凌中旁观者行为的本土化研究。国外针对网络欺凌中的旁观者行为已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且多数研究结果业已证实旁观者对网络欺凌事件具有普遍的影响。但东方文化具有不同于西方文化的特征，目前尚缺乏对东方文化背景下网络欺凌中旁观者行为的研究，未来对网络欺凌中旁观者行为的本土化研究应该引起国内研究者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