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全民

(首都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048)

20世纪80年代末，国内部分学者开始研究社会文化史。20世纪90年代末，西方新社会文化史(新文化史)理论传入中国。关于社会文化史，中西方之间名称相同，来路与理论却有差异。部分学者就中西社会文化史的各自来路进行了不同视角的探讨，代表性成果有李宏图的《当代西方新社会文化史述论》(《世界历史》2004年第1期)、 周兵的《西方新文化史的兴起与走向》(《河北学刊》2004年第6期)、 李长莉的《交叉视角与史学范式——中国“社会文化史”的反思与展望》(《学术月刊》2010年第4期)。部分学者从文化史和社会史发展角度对社会文化史进行了考察，代表性成果有韩晓莉的《从文化史到社会文化史——兼论文化人类学对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影响》(《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张俊峰的《也论社会史与新文化史的关系——新文化史及其在中国的发展》(《史林》2013年第2期)。中国20世纪80年代末自身生发的社会文化史被看作本土社会文化史。已有学者论述了中国社会文化史“萌发的本土性特征”(1)参见梁景和的《西方新文化史与中国社会文化史(代序)》《中国社会文化史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吕文浩的《本土崛起与借镜域外——社会文化史在中国的若干发展》(《南京社会科学》2015第5期)。该文也从本土视角梳理了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早期发展。。如果进一步参照西方社会文化史发展内涵进行认识，中国社会文化史发展中的文化史、 社会史转向社会文化史研究也属于“本土性”的发展。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本土性”主要体现为“萌发的本土性”、 文化史与社会史转向社会文化史的“本土性”特点和理论观点的“本土性”色彩。据笔者所见，目前还未有关于中国社会文化史上述发展特征的综合论述。为此，笔者欲将过去中国本土社会文化史发展进程进行一次整体探析。为使论述集中具体，笔者择选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文化史研究室(2)该室于2013年更名为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室。、首都师范大学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 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湖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等四家研究机构，考察其相关研究理论与实践，梳理中国本土社会文化史的发展脉络和理论观点，分析其阶段性特征，并就其未来发展问题提出几点建议。

一、 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生发

198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文化史研究室刘志琴《复兴社会史三议》和《社会史的复兴与史学变革——兼论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共生共荣》的发表“标志着‘社会文化史’这一学科概念的最初形成”[1]。刘志琴针对一度活跃的社会史研究在学界已沉寂多年的现实，从文化史与社会史的连带关系角度探讨社会史的“复兴”问题，并引出社会文化论题，“文化史从文化的结构和功能上认识文化现象，揭示社会文化的形态和特质，社会史从社会的结构和功能上认识社会现象，揭示社会文化的形态和特质”[2]，呼吁开展社会文化研究。

刘志琴提出“社会文化”论题是基于20世纪80年代中国史学自身的学术语境。改革开放后文化史与社会史的繁荣构成了社会文化史生发的学术基础。20世纪70年代末思想解放潮流在学界引起的反应之一就是文化研究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于1980年成立。文化研究到1984年更发展为全社会的“文化热”。因时得到发展的还有社会史。改革开放推动中国社会转型，中国社会史研究迅速由过去30年的冷寂转向热盛，1986年首届中国社会史研讨会召开后，社会史研究开始快速发展起来。刘志琴的两篇论文就是在此种社会与学术背景下出现的。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文化史研究室在20世纪90年代对社会文化史理论进行了系统探讨，这些探讨反映了他们的早期认识与主张。在1990年中国社会史第三次年会上，该研究室的李长莉就社会文化史的定义、 研究对象、 研究方法、 研究意义等基本理论问题专文作了系统阐述。1992年该研究室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 《社会学研究》编辑部召开了以社会文化史为主题的第一次学术研讨会，讨论了社会文化史学科建设、 研究内容和方法等理论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文化史研究室1998年出版的《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变迁录》，系统表述了关于社会文化史的认识。吕文浩评价“它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研究团队10年探索经验的总结”[3]。刘志琴认为，“社会文化史是文化史的分支，与文化史有相似的命运，不相同的背景和起点”[4]。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对象是大众文化、 生活方式、 社会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文化史研究团队的研究实践活动分布在社会生活、 风俗习尚、 文化信仰等三个方向上。[5]

20世纪80—90年代具有自觉意识的社会文化史研究者还有首都师范大学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负责人梁景和。梁景和1992年在《辽宁师范大学学报》发表的《辛亥革命80周年全国青年学术研讨会关于社会文化史问题的讨论述评》，是中国大陆最早的社会文化史综述文章。梁景和早期的社会文化史思考，主要集中在《近代中国陋俗文化嬗变研究》的论著中。龚书铎认为：“作者没有满足于陋俗文化现象的简单罗列，而是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去探讨社会生活和观念形态之间的相互关系，既注重了显性的社会生活，又深入分析了隐形的精神状态，力图挖掘出社会精神面貌的深层结构。”[6]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成立于2006年。(3)国内第一个以社会文化史命名的学术机构。早在该中心组建以前，梁景和就系统阐述了其社会文化史的理论观点。梁景和认为社会文化史是“研究社会生活与观念形态之间相互关系的历史”[7]。梁景和强调社会生活的研究，对“社会生活”做了专文论述[8]，梁景和社会文化史研究对象，指向“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关系问题”“社会文化与国家意志的关系问题”“社会运动的社会文化意义”等内容。[7]26-27这些思想具体贯穿在该中心有关婚姻、 家庭、 性别、 娱乐、 礼俗等生活论题的研究成果中。

从自觉意识的角度看，刘志琴、 梁景和等学者属于新时期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开拓与探索者。他们的学术实践反映了中国社会文化史在此时期的发展特征。在20世纪80年代文化史与社会史相继发展的背景下，这些历史研究者发现了文化史与社会史研究的共同之处，研究社会文化，探析中国社会中大众文化、 生活习俗等内容，揭示在近代社会转变中社会生活与观念之间的影响互动，拓出社会文化史这一史学研究的新领域。

二、 文化史、 社会史到社会文化史

中西方社会文化史发展均经历了文化史、 社会史到社会文化史的过程，但又有各自的发展特征。西方社会文化史由西方文化史历经“经典”阶段、 “艺术的社会史”阶段、 大众文化史阶段发展而来，也被称为“新社会文化史”。[9]其理论来源之一是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发端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法国年鉴学派的“文化转向”将社会史研究发展到了新社会文化史阶段，成为整个新文化史潮流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后中国复兴的文化史、 社会史也在20世纪转向了社会文化研究。但中国文化史、 社会史的社会文化转向不是对以往路径的颠覆，而是一种前后接续的深入发展。湖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和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两个机构的学术实践充分印证了这一点。

湖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于1989年成立，该所出版了冯天瑜、 周积明、 何晓明等人著述的《中华文化史》《中华元典精神》等一系列创新性与影响力较大的文化研究专著。上述论著均属于思想文化史研究成果。湖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在20世纪90年代涉入社会文化领域。具体研究成果有周积明、 宋德金和郭莹主编的获得学界高度评价的《中国社会史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郭莹对中国传统社会“帮会文化”“传统处世之道”和湖北地方文化进行了研究。21世纪初，周积明、 郭莹合著的《震荡与冲突——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思潮和社会)》，进一步分析了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思潮与社会状况。[10]湖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由研究思想文化出发，于20世纪90年代转向社会文化研究，其发展路径反映了中国文化史到社会文化史的发展是一种“递进”式发展，与西方新文化史走过的发展阶段不同。就研究论题而言，西方新文化史的论题包含了物质文化史、 身体史、 表象史、 记忆史等，中国社会文化史是从思想文化扩展为包括社会文化事项或者大众文化研究。

南开大学历史系是改革开放后社会史研究的倡导者之一。在社会史研究起步阶段，冯尔康等学者主张“中国社会史研究历史上社会结构与日常社会生活的运动体系”[11]，对南开社会史研究着重点做了说明。他们在社会生活、 社会结构两方面推出了《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清人社会生活》等一系列影响甚著的研究成果。在改革开放后社会史研究发展了10年之际，常建华梳理总结了过去成果，进而表明新的看法，指出了社会文化研究的意义与地位，“社会文化研究，揭示历史的精神面貌”，“特别是文化人类学的一般分类中的制度文化，亦即社会文化，是生活方式的重要部分，正是新时期社会史主要探讨的领域”。[12]到21世纪初冯尔康认为社会史研究走向深化需要研究文化与社会的互动关系。[13]南开大学社会史研究的深入发展取向于社会文化史。(4)笔者以该中心日常生活史和医疗社会史研究为例。常建华从推进社会史研究的高度指出，“中国社会史研究再出发”要“从‘社会生活’转向‘日常生活’”。[14]日常生活史研究主张“以‘人’为中心，不能以‘物’为中心”[15]。“如果说传统的社会科学设定了一个客观的关系体系，那么现在则应该站在组成该关系的男人、 女人和孩子的角度来研究社会和文化世界。”[16]常建华认为“生活史研究的最大价值，应当是建立以人为中心的历史学”[15]。由此他从研究社会结构、 社会关系发展到日常生活史研究，由关注结构进而关注生活中的人。南开社会史研究中心的医疗社会史研究表现在以余新忠为代表的研究实践中。在《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出版10年后，2014年余新忠在该著作的修订版序言中反思自己的研究认为，“就研究视角来说，本书可以说基本属于纯社会史的著作”，中国医疗史研究如与国际史学接轨，就要在内容、 方法与理念上展现新意，引入社会文化史与日常生活史的视角，探寻瘟疫的社会文化意涵。[17]关于推进医疗社会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余新忠指明了运用社会文化史与日常生活史的视角与方法。(5)余新忠对社会文化史理论方法的重视也表现在他关于“史料”“灾荒”等问题的探讨中。具体可见余新忠：《新文化史视野下的史料探论》，《历史研究》2014年第6期；余新忠：《文化史视野下的中国灾荒研究刍议》，《史学月刊》2014年第4期。常建华、 余新忠等学者的早期研究成果属于典型的社会史作品，进入21世纪后他们转向探讨社会现象的文化意义，代表了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在过去经历了由社会结构研究并关注社会文化到社会文化史取向的发展过程。但这不同于从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结构史”或者“总体史”社会史到第三代年鉴学派的心态史，到第四代年鉴学派发展为社会文化史的过程。西方社会文化史发展是一种反制于传统社会史的发展。

无论湖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从文化史到社会文化史的发展，还是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从社会结构史到社会文化取向的发展，均有别于西方文化史和社会史到社会文化史的发展内涵，其根本区别体现在历史研究依据的思想理论方面。这一点也是中国文化史和社会史的共同发展特征。西方社会文化史不仅是文化史发展的新阶段，更属于西方史学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经历的“文化转向”发展潮流，就其中理论主张来说，西方社会史的这一次转向表现为从经济决定论到文化决定论，甚至如后现代主义反对任何决定论。中国文化史、 社会史研究也表现出了新论题、 新方法的特征，但这些应属于研究内容对象的丰富扩展，或者说适应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的论题调整以及对西方史学的一般借鉴，理论探讨尚未深入到社会文化现象的根源、 决定者等根本性问题层面。南开大学和湖北大学的社会文化史研究路径是“本土性”的发展。

三、 延续与借鉴

在西方新文化史理论传来后，中国本土社会文化史在延续与借鉴中继续发展。“国内的社会文化史基本上是20世纪80年代末独立发展起来的，到20世纪末也受到了国外新文化史的影响。”[18]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史研究室社会文化史研究团队在21世纪对他们的理论主张作了新的阐述。在西方新文化史理论引入和本土社会文化史理论需要创新的现实面前，刘志琴主张“从本土资源建树社会文化史理论”，认为“社会文化史既以研究生活为本，责无旁贷地要担当从生活中建构中国文化观念的系统、 建立自己的学科理论的重任”。[19]刘志琴也做出了较有影响的理论建设。刘志琴认为“礼俗互动是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特色”，剖析了生活日用与社会伦理观念的互动，构建出一套“百姓日用之学”。[19]李长莉认为：“凡是从文化视角来研究历史上的社会问题，或用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文化史问题，把社会生活现象与思想观念结合起来进行研究，都可称为社会文化史。”[1]她在反省过去25年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后，认为“民间社会”“社会治理”“生活方式”“价值系统”可能是社会文化史未来理论实现创新的“关键论题”。[20]左玉河强调社会文化史研究“既要关注社会生活，更要揭示生活背后隐含的文化观念”[21]。

首都师范大学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成立后的学术实践特征是注重社会生活研究，具体专注于婚姻、 家庭、 性别、 性伦、 娱乐、 身体等反映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生活变迁的文化事项。梁景和综合论述了五四时期社会文化嬗变和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嬗变。余华林研究了民国城市妇女婚姻问题。韩晓莉的“秧歌小戏”研究揭示出国家与乡村之间的互动联系。秦方主要以新文化史方法或者后现代思维进行晚清女性研究。宋卫忠与高永平分别对北京与村落社会文化做了较多探讨。该中心的硕博士论文选题也多专注于上述领域。(6)这里仅列举已出版的博士和博士后论著。具体有：李慧波的《北京市婚姻文化嬗变研究(1949—196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出版)、 李秉奎的《狂澜与潜流：中国青年的性恋与婚姻(1966—197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出版)、 黄巍的《自我与他我——中国的女性与形象(1966—197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出版)、 王栋亮的《自由的维度：近代中国婚姻文化的嬗变(1860—193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出版)、 董怀良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婚姻“私事化”研究(1978～200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出版)；韩晓莉的《革命与节日：华北根据地节日文化生活(1937—194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出版)。在《社会文化史行进的四重维度》一文中，梁景和就社会文化史的理论方法等问题表达了自己的最新思考：“未来社会文化史在理论方法探索方面有很多发展趋向，而笔者的建议是：要注重一个关键词、 一组概念、 一种理论。一个关键词是‘感受’；一组概念是‘封闭’与‘开放’；一种理论是‘人的精神进化’理论。”[22]梁景和近年提出开展“生活质量”研究，进行了理论探讨，该论题可能会成为首都师范大学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新的知识增长点。

湖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在21世纪的学术实践，表现为坚持文化研究传统和吸收西方新文化史理论的特点。湖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的社会文化研究，具体包括中国社会文化与湖北社会文化两个方面。除前述“社会现代化”“帮会文化”研究成果外，湖北区域社会文化研究集中展现在《湖北文化史》一书中。周积明等“利用《汉口中西报》中发掘的史料，研究该报对湖北咨议局的监督和批评”，“由此展现了湖北立宪运动的历史轨迹以及湖北近代媒体在立宪风潮中的风貌”。[23]张卫东的《晚清报刊与粤汉铁路废约运动》也是一次关于新闻媒体报刊与近代社会运动关系的论述。周积明转换“麻城孝感乡”移民史研究的传统视角，从“历史记忆中的移民心态”着手分析，深化了“麻城孝感乡”移民史研究。有学者评价说“这种研究取向已颇有西方新文化史的味道”[24]。湖北大学这一学术群体中的年轻学者们将进一步推动其社会文化史研究走向繁荣。如郑维维的汉剧研究、 卢文芸的宗教研究、 刘元关于慈善事业和佛教寺庙的探讨等。

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也同样在社会文化研究理论方法上表现出对西方史学的一些借鉴。近十多年来常建华呼吁并力行于日常生活史研究。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从2011年起，围绕日常生活主题举办了连续五年的系列学术会议(7)具体主题有“中国日常生活史的多样性”“日常生活视野下的生命与健康”“中国史上的日常生活与地方社会”“中国史上的日常生活与民生问题”“中国史上的日常生活与物质文化”。，与此同时开展了多项日常生活的课题研究(8)该中心围绕“日常生活”的属于教育部课题阶段性成果的有：常建华：《明代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史学集刊》2014年第3期；李金铮：《众生相：民国日常生活史研究》，《安徽史学》2015年第3期；余新忠、 郝晓丽：《在具象而个性的日常生活中发现历史——清代日常生活史研究述评》，《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7年第2期。另有闫爱民：《20世纪以来的秦汉日常生活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2017年第5期。，推动日常生活史研究。日常生活研究已成为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的重点研究领域。常建华主张社会文化史研究也应把日常生活作为基础。在新时期社会史发展走过第三个十年之际，常建华总结认为“新的社会生活史或者说日常生活史研究，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借鉴‘新文化史’或者说社会文化史。”[25]从社会文化史视角研究医疗史，余新忠选择了卫生与身体作为论题，倡导从身体史出发开展文化史取向的医疗史研究，具体研究成果有《清代江南的卫生观念与行为及其近代变迁初探——以环境和用水卫生为中心》《卫生何为——中国近世的卫生史研究》《晚清的卫生行政与近代身体的形成——以卫生防疫为中心》等。余新忠认为：“对于医疗史的发展来说，若能在国际学术发展的新理念的关照和指引下，打通学科壁垒，以跨学科的视野和理念，在医学与社会文化之间发现、 思考和解决问题，创建相对独立的医史学科，无论是对医学还是历史学的深入发展来说，都将具有重要的意义。”[26]

社会文化史的学科性质问题可以进一步说明中国本土社会文化史发展中的延续与借鉴特征。刘志琴在《青史有待垦天荒(代序)》中认为：“社会文化史是文化史的分支，与文化史有相似的命运，不相同的背景和起点。”[5]在2001年由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文化史研究室主办的“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学术研讨会上，社会文化史的学科性质曾被集中讨论。刘志琴预估到“它有可能成为一门新兴的交叉性学科”[27]。李长莉主张将社会文化史看作一种研究视角，即“社会文化交叉视角”[27]。常建华和周积明等学者仍将社会文化研究看作社会史的一部分。还需说明的是，他们在社会史的性质上也存在着观点分歧。常建华等南开社会史学者认为社会史是一种专门史。周积明则认为：“‘思想文化史’不是一个学科，而是一种视角、 一种研究方法，正如‘社会史’一样。”[28]2013年在第五届中国近代社会史年会上，郭莹提交《社会文化史的学科定位》一文，认为社会文化史是“20世纪西方‘新史学’—社会史发展的新阶段；是以大众文化为内涵的新文化史；是与历史人类学紧密结合的后现代史学”[29]。郭莹的观点指明了中国社会文化史学科问题的新变化。

四、 几点建议

在过去的30年间，中国本土社会文化史经历了独立生发与面对西方新文化史理论冲击的发展过程，理论方法与实践研究均实现了长足发展。但中国本土社会文化史如何实现进一步发展的问题也很突出。中国本土社会文化史要在未来保持研究本色的同时并实现不断发展，笔者认为必须在以下三个方面进一步思考、 努力。

其一，积极借鉴西方新文化史理论，但应强调现实的阶段性特征。很显然，直接借用西方新文化史理论是求新的发展捷径，但学者们更清楚西方新文化史发展基础包括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 文化人类学等多种理论与实现现代化后的社会背景。抛开理论发展部分，从社会背景比较，中国依然走在追求现代化的道路上，而本土社会文化史也属于现代化史的一部分。中西方社会差异对相互间史学理论借鉴利用意义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所以我们应在明辨中西差异后引用西方理论，我们应着力于借用西方新文化史理论反思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发展中的社会文化现象与问题。

其二，提炼符合社会实际发展需要的论题加以研究。史学研究仍需要关注与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相符的问题。余新忠在《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个医疗社会史的研究》“重版序言”中，详细说明了“非典”疫情的发生是自己著作能引起学界外高频度关注的重要因素。[17]近年常建华等呼吁的生命、 生计和生态“三生”研究，梁景和提出的“生活质量”，李长莉主张的“社会治理”等论题都反映了这样的思路。史学研究论题多种多样，能引发共鸣的应是那些抓住了社会发展特征，且又具有前瞻性的思考结果。

其三，深入研究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创新本土社会文化史理论。随着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不断变迁转型，传统逐渐褪色，但一些属于民族特有的习性已如同民族基因一般再也无法完全消失。而且人类社会各种文化孰优孰劣不能绝对看待已成共识，现代化无法以简单摆脱传统束缚的方式来实现。无论理论还是现实都要求我们关注传统社会文化。中国本土社会文化史理论创新需在深研传统社会文化中实现，如此方能真正发掘中国历史的未明之处，为现实提供鉴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