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 星 寰

(辽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081)

作为俄罗斯文学“莫斯科题材”的重要文本，格里鲍耶多夫的《聪明误》(Горе от ума，或译《智慧的痛苦》)反映了俄罗斯历史文化中与“莫斯科问题”相关的重要话题，表现了19世纪上半叶“大墓地”般的莫斯科的传统社会与外来的、充满生机的启蒙新思想的碰撞与冲突，形象而生动地再现了以主人公恰茨基为代表的、接受了法国启蒙思想的新一代俄罗斯知识分子与以法穆索夫为代表的保守落后的贵族阶层之间的思想对决；与此同时，它初步奠定了俄罗斯文学“莫斯科题材”文本在诗学上的一些重要特征，为俄罗斯文学“莫斯科传统”做出了开先河的贡献。

一、格里鲍耶多夫的莫斯科——“法穆索夫的社会”

1823—1824年冬季，格里鲍耶多夫在莫斯科创作了《聪明误》这部喜剧。在剧中，他展示了“自己的莫斯科”——作家生活和创作的城市。作者借自己的主人公们揭示了社会各阶层人士与莫斯科之间的关系。第一个阶层就是“少数派”——接受了西方先进的启蒙思想的“多余人”，在剧中最鲜明的代表就是恰茨基。他是作者借以抒发己见的人物，是初显“当今时代”莫斯科人特征的代表。然而，在这个莫斯科里，更普遍地存在着的是另一个阶层，即“多数派”，他们被称为“法穆索夫的社会”。这些人在莫斯科的各个上流社会的舞会上现身，并以议论他人为业。法穆索夫以及与他类似的人们非常看重财富和官场地位。这些属于“过去时代”的莫斯科人以欺下媚上、巴结逢迎、收受贿赂等各种手段爬到了他们所觊觎的人生巅峰。“法穆索夫的社会”成员们企图相互钳制、互相利用，他们服务的不是公共事业，而是人，是那些能够帮助他们升官发财的人。正是这些人表现为格里鲍耶多夫笔下的莫斯科人。正如剧中人法穆索夫所言，俄罗斯的首都还没有迈向“当今时代”，但他也明白，他们无法阻挡新时代的脚步，只不过他们更留恋过往时代的规则。

格里鲍耶多夫笔下的莫斯科是一个社会“名流们”为自己的“生与死”而殚精竭虑的城市。这些名流及其他们的家人代表着一个统一的形象，即聚集在莫斯科贵族家庭舞会上的“法穆索夫的社会”，它反映了莫斯科贵族社会所有的真实特征。这个圈子里的中心人物是巴维尔·阿法纳西耶维奇·法穆索夫，一位富有的地主和在莫斯科绅士阶层中地位显赫的官僚。他是一个“旧教徒”，农奴制和专制制度的狂热支持者。因循守旧、冥顽不化和向往过去是他的主要特征。他无限向往地回忆起叶卡捷琳娜那个漫长的世纪：“那时的宫廷哪里像现在，还是叶卡捷琳娜女皇坐龙位！以前的官儿都神气，脑满肠肥棒身体……。”(1)亚·格里鲍耶多夫.聪明误[M].李锡胤，译.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38.贵族官僚们“食金饮玉，养尊处优”“阶上一呼，仆役一大队”“出起门来，高头大马多雄威！”(2)亚·格里鲍耶多夫.聪明误[M].李锡胤，译.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38.法穆索夫代表了当时对亚历山大一世治国理政不满的整个保守势力——即“父辈们”的立场。这些“老人们”讨论国事，语言充满讽刺。那是一些从奥恰科夫时代的被遗忘的故纸堆里和克里米亚的征服中获取自己见解的“退了休的国务大臣”们。然而也正是他们给莫斯科的生活定下了基调并声言：“缺了他们事情就糟糕。”(3)亚·格里鲍耶多夫.聪明误[M].李锡胤，译.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51.所有新的、进步的东西都被法穆索夫的社会视为对他们的主导地位的威胁。这就是为什么他们集体围剿恰茨基，将他视为传播“自由思想”的“危险人物”。

保守的“法穆索夫的社会”从启蒙教育中看到这种“自由”的来源，叫嚣“学习是瘟疫”，是造成当下比以往任何时候疯狂离异的人更多的原因。他们认为只有一件事可以拯救这种启蒙所带来的后患，那就是搜集天下所有的书并付之一炬 。然而，莫斯科贵族的“子辈们”所接受的教育，又使他们与俄罗斯的一切都格格不入。当时的有识之士意识到，正是因为俄罗斯对西方的奴性，盲目的模仿，恐怕在俄罗斯很快就找不到“无论是俄罗斯面孔还是俄罗斯声音”了。

在“法穆索夫的社会”里，看中的不是人品，对于人的评价取决于他所拥有的农奴的数量。法穆索夫毫无避讳地说：“我们有个传统，父亲做官，儿子光荣；只要有两千农奴带田地，大家抢你当女婿，不管人品怎么低。”(4)亚·格里鲍耶多夫.聪明误[M].李锡胤，译.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50.粗鄙狭隘的野心家斯卡罗洛茹勃上校成为令法穆索夫特别中意的未婚夫的人选，因为他“年纪不大地位尊，眼看将军拿得稳”(5)亚·格里鲍耶多夫.聪明误[M].李锡胤，译.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44.。

在法穆索夫及其同僚所服务的官僚政府里，营私舞弊、裙带关系、任人唯亲之风十分盛行。他们处心积虑想获取的就是升官发财。就像斯卡洛茹勃吹嘘到：“讲起处世的、诀窍，做官的、方法，嘿，不是我斯某吹牛说大话，真算得、地道的、哲学家！”(6)亚·格里鲍耶多夫.聪明误[M].李锡胤，译.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49.这些人并不关心国家利益和社会发展，他们只关心个人利益、金钱和官阶品位。

“法穆索夫的社会”的“子辈”以及它当之无愧的继任者是莫尔恰林。他的形象充分显示了官僚世界的所有特征。这个人物要拜谢法穆索夫使他来到莫斯科并得到提升。他那种不声不响、虚与委蛇，倒成了他飞黄腾达的前提，因为“如今哑巴最值钱”(7)亚·格里鲍耶多夫.聪明误[M].李锡胤，译.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29.。莫尔恰林深谙在“顺从和恐怖的时代”“服务于个人而不是服务于事业”定将取得成功，爬上高位。正是如此黑暗而沆瀣一气的“法穆索夫的社会”造成了19世纪上半叶俄国社会的停滞和反动。那么，格里鲍耶多夫浓墨重彩地刻画这样一个社会集团有何用意？这个“法穆索夫的社会”将继续存在吗？冈察洛夫指出：“只要还有人妄想不通过建立功勋去追求功名，只要有人善于钻营，乐于逢迎拍马，‘捞取奖赏和快快活活地生活’，只要造谣诽谤、游手好闲、空虚无聊等不仅不被视为恶习，而且作为社会生活中的自然现象到处盛行，那么法穆索夫、莫尔恰林之流的特点当然至今还会在当代社会中时时出现，没有必要把法穆索夫引以为荣的‘特殊印记’从莫斯科身上抹掉。”(8)冈察洛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文学论文选[G].冯春，选编.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7.所幸的是，在喜剧中还有恰茨基的形象，他展现了“黑暗中的一线光明”。恰茨基谴责所有陈旧的、阻碍历史发展的社会基础，他和整个“法穆索夫的社会”的冲突，体现了社会冲突的本质。

二、《聪明误》中的莫斯科人

格尔申宗认为，《聪明误》中的人物形象，“从来都不是现实的精确副本，也不是纯粹的发明，它始终是艺术家所积累的具体观察的主观加工，是从现实中汲取的原创作品”(9)Гершезонь.М.Грибоедовская москва[M].Москва,Издание,М.и С.Сабашниковых,1914.Предисловие:Ⅳ.。这些人物形象如反射在水滴里的光线那样，将从前莫斯科的所有一切，那个时代的历史画面和道德习俗全面地折射出来。

(一)“莫斯科怪人”——恰茨基

剧本中的恰茨基是一个具有新思想、新世界观和代表新的社会力量的激进青年。他与法穆索夫所代表的社会集团针锋相对。这位受到良好教育的贵族青年，颖悟聪明，能言善辩；他有理想有抱负，正直高尚不苟且，不愿意为功名和金钱所羁绊，崇尚知识与科学，准备献身于创造性的劳动。他才华横溢，积极投身于工作，众人提起他都会说“若论多情、乐观、伶俐，不管你是武职，不管你是文的，谁能及亚历山大·恰茨基？”(10)亚·格里鲍耶多夫.聪明误[M].李锡胤，译.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18.即便是法穆索夫也不得不承认他“能写会译，聪明伶俐”(11)亚·格里鲍耶多夫.聪明误[M].李锡胤，译.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53.。在离开3年后，当他怀揣着报效祖国的浪漫激情重返莫斯科的时候，由衷地感叹：“当我从异地远游归来，故国的炊烟也分外亲切，分外可爱！”(12)亚·格里鲍耶多夫.聪明误[M].李锡胤，译.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26.然而，当他踏上莫斯科的土地，痛心地看到伪善、不学无术之风依然像从前那样控制着这座都城。在那里，“新建筑、旧灵魂”(13)亚·格里鲍耶多夫.聪明误[M].李锡胤，译.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53.。他的爱国主义情怀被盲目崇拜、奴颜婢膝和拙劣模仿的社会恶习所践踏，他痛心疾首地呼吁：“但愿上帝有灵，驱除这空虚而盲目的崇洋病，让有识的俄国人，以自己的言行，来挽回这浇薄的人心。”(14)亚·格里鲍耶多夫.聪明误[M].李锡胤，译.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117.面对法穆索夫的威逼利诱，恰茨基坚持所崇尚的道德观念，即独立和个人尊严，他凛然表示：“秉公服务我高兴，阿谀奉承难遵命。”(15)亚·格里鲍耶多夫.聪明误[M].李锡胤，译.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38.当他看清整个法穆索夫社会的丑恶嘴脸时，悲愤地控诉道：“我此刻恍然梦醒，眼前的一切分外分明；恨不得向女儿和父亲，向这无耻的假‘情人’——向全世界发泄我的孤愤。这样的人！这样的社会！到处是排挤！诅咒！迫害！”(16)亚·格里鲍耶多夫.聪明误[M].李锡胤，译.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149.对于恰茨基来说，莫斯科是一座令人失望、沮丧之城。莫斯科使他“发疯”，他的精神受尽折磨，在那沆瀣一气的人群中，他“如染沉疴”。他带着爱的信念飞奔回莫斯科，而那里却用谎言、冷漠，甚至恶毒回敬他。

恰茨基对于索菲亚的爱情追求贯穿了整个剧本。他对索菲亚的爱情是真挚的，同时也是不幸的。为了爱情，他从七百俄里之外飞奔而来，大胆地向索菲亚表达自己的爱慕。他试图以坦荡的胸怀、诚挚的情义、过人的才华来赢取索菲亚的爱，并且极力地克制自己，承受着被冷落后的痛苦，表现了与莫尔恰林的虚伪迥然不同的态度，表现出一种真诚的高贵品质。遗憾的是，他被自己的一厢情愿的情感蒙住了眼睛，直到发现莫尔恰林在索菲亚与女仆丽莎之间玩弄的龌龊游戏之后，他才蓦然警醒，悟出法穆索夫的社会已堕落得无可救药。他与索菲亚的分道扬镳是对“法穆索夫的社会”的最后告别，是与“讨厌的莫斯科”(17)亚·格里鲍耶多夫.聪明误[M].李锡胤，译.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116.的彻底决裂。

恰茨基作为剧中的主人公，其形象意义在当时饱受争议：冈察洛夫认为他“仿佛是纸牌中第五十三张神秘莫测的牌”(18)冈察洛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文学论文选[G].冯春,选编.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6.令人困惑不解。普希金曾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恰茨基完全不是个聪明人，而格利鲍耶陀夫却很聪明。”(19)普希金.普希金全集·8·书信[G].沈念驹,吴迪，主编；吕宗兴，王三隆，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2:218.他认为，如果恰茨基是一个聪明人，和什么样的人打交道不会对牛弹琴是应该能区分出来的。别林斯基在其论文《智慧的痛苦》中也写道：“他为什么甘心与他们为伍，而不去寻找更适合自己的集团呢？”(20)Гордин А.М.А.С.Грибоедов в русской критике:Сборник ст./Сост.,вступ.ст.и примеч.А.М.Гордина.[C]—М.:Гослитиздат,1958:183.他甚至认为恰茨基本就不应该再回到莫斯科贵族圈里去。在那个圈子里，恰茨基是那么不合时宜，简直就像一个“大嘴巴”“空谈家”和“完美的丑角”。“这是一个新的堂吉诃德先生，一个骑着木棍却以为是骑在马上的小孩……。”(21)Гордин А.М.А.С.Грибоедов в русской критике:Сборник ст./Сост.,вступ.ст.и примеч.А.М.Гордина.[C]—М.:Гослитиздат,1958:184.别林斯基道出了恰茨基这个后来被批评界称为“多余人”的形象特质，即思想的深刻性和前瞻性与周围滞后、封闭的环境之间的冲突，这造成了他对环境的无能为力之感，即便有所行动最终仍以失败告终。在俄罗斯文学知识分子形象集群里，恰茨基属于“与时代错位的人”。所谓“‘与时代错位的人’总体上是指那些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在社会生存中无以施展能力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的存在是历史的必然，他们之所以‘英雄无用武之地’则在于其价值观念和精神气质与时代的错位和偏离。或许应该称他们为‘走在时间前面的人’，由于其所处时代在政治、经济、文化，尤其是意识形态观念上的总体落后，他们或者因迷惘而找不到出路，或者受排挤而趋于社会边缘，即便不是身陷流亡，精神上也处于流亡状态”(22)傅星寰.现代性视阈下俄罗斯思想的艺术阐释——俄罗斯文学五大题材研究[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206.。其实，恰茨基与“大墓地”般的莫斯科的格格不入表现在他的自由思想与莫斯科的保守势力的对决上，正是他的自由思想对保守愚顽的莫斯科上流社会形成了冲击，整个上流社会才孤立他、排斥他。在这场新旧思想的对决里，由于力量相差悬殊，恰茨基最终遭到了致命的打击。然而，从旧时代向新时代过渡的紧要关头，恰茨基这类人物是必然要出现的，他以其特立独行的“怪”与“疯”站到与旧势力斗争的最前列，他是旧时代的牺牲者、新时代的先驱者。他对俄国丑陋现实的强有力的冲击，正是这一形象最深刻的民主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在剧中，恰茨基是伴随着“傻瓜”的称谓出现在法穆索夫家的舞会上的。主人公恰茨基(Чацкий)与“傻瓜”(Дурацкий)的合辙押韵并不是偶然的，它们之间的同位关系：“恰茨基——傻瓜”，暗示出了主人公的未来的命运。这位“锋利、善辩，飒爽多才”的恰茨基，对于整个莫斯科的上流社会而言就是一个“傻瓜”“怪人”“神经病”。这就决定了在喜剧的结尾，他必将背负着一连串强加给他的“傻瓜”“丑角”“疯子”等绰号离开。正是格里鲍耶多夫首次发现了在俄罗斯文学的“莫斯科时空”中，那些在精神气质上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主人公的通常命运并首创了他们在世俗眼光里的一般称谓——“莫斯科怪人”。

(二)“老牌莫斯科”——法穆索夫

“法穆索夫”这个姓氏来自拉丁语“fama”，意为“传说、议论”。格里鲍耶多夫想借此强调说，法穆索夫害怕受到社会舆论的冲击；另一方面，“法穆索夫”这个词还有个英语的词根——即“famous”，意为“杰出的、众所周知的”(23)Фамусов[EB/OL].[2019-11-05].http:∥ Этимология слова фамусов/ru.wiktionary.org.。喜剧中的法穆索夫是一个典型的“老牌莫斯科”(24)亚·格里鲍耶多夫.聪明误[M].李锡胤，译.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17.，是“过去时代”的代表。在官场上虽然身居要职，但从不为公务所累。他不无得意地炫耀说：“我的规矩是这样子，不管是呈文，不管是批示，签上了字，就没有我的事。”(25)亚·格里鲍耶多夫.聪明误[M].李锡胤，译.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16.法穆索夫将公务视为自己的世袭领地，在他周围都是亲眷和熟人：“我这儿手下的人，不是族内，就是姻亲，我最关心亲戚世交，不管是阿狗阿猫，在海底也要将他往上捞。”(26)亚·格里鲍耶多夫.聪明误[M].李锡胤，译.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47.他所代表的顽固守旧势力——沙皇专制制度正阴云密布于莫斯科的天空。他疯狂地维护沙皇专制制度和一切旧有的贵族风俗，恐惧新生事物和新思想，仇视教育和文化的普及，在他看来，学习是瘟疫，学问是罪魁祸首。他迎合公爵夫人辱骂师范院校和教授，叫嚣要把“天下书本，一律，放进炉子里烧点心”(27)亚·格里鲍耶多夫.聪明误[M].李锡胤，译.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113.。他左奔右突，投机钻营只是为了升官发财。以自己的舅父马克辛为榜样，沾沾自喜地向恰茨基传授官场哲学。为了得到帝王的恩宠，马克辛尽管白发苍苍也几次跪倒在皇后面前取悦她。他利用职务之便，命令手下干各种坏事，处理公务更是心不在焉。作为一个官场老油条，他很清楚在这种社会里，只有善于奉迎，利用关系，才能保证自己的一切利益。为此，他甚至将自己唯一的女儿作为筹码，准备将索菲亚嫁给随便什么人，只要对方有钱有势。在他的眼里莫尔恰林是一个既没财产也没身世的穷小子，即使他欣赏后者的谨慎和稳健，也不可能纳入他择婿的考量；而恰茨基简直就是一个“败家子”，四海云游，不务正业，满脑子“自由”思想……他视恰茨基为“烧炭党党员”“危险人物”，唯恐避之不及，更不符合他的选婿标准。因而当他费尽心思地看中了不学无术又粗鄙不堪的斯卡洛茹勃上校的时候，完全不顾身份，低三下四地巴结讨好，只因后者很快要“把将军拿”(28)亚·格里鲍耶多夫.聪明误[M].李锡胤，译.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49.。殊不知，在索菲亚眼中，斯卡洛茹勃却是“口气粗，傻脑瓜”的莽汉，“除了谈打仗，生平不说一句聪明话，嫁给他，不如投河找鱼虾”(29)亚·格里鲍耶多夫.聪明误[M].李锡胤，译.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18.。

法穆索夫作为一种艺术典型，代表的是保守势力，综合地反映了“老牌莫斯科”贵族形象的多方面特征：独断专行、因循守旧，愚昧无知、腐化堕落和惧怕新思想新事物，等等。像法穆索夫这种旧官僚，在当时的俄国社会并不是特例，而是普遍存在的。他们激起了社会进步力量以及被压迫阶级的不满和反抗。而这一种反抗和不满也正是那个时期的时代精神，被格利鲍耶陀夫敏锐地捕捉到并艺术地表现出来。其实，在俄国不同历史时代的官场上都能见到法穆索夫的身影，因此这个典型的官僚形象立意深远。

(三)“寡言慎行的两面派”——莫尔恰林

在剧中，莫尔恰林是恰茨基的情敌，属于年轻一代官僚的典型人物。他出身贫困，位卑言微。他听从父教:“见任何人，尽量讨好，房屋的主人，机关的领导，门房仆役，一概攀知交，见了巴儿狗，也得摸顺毛。”(30)亚·格里鲍耶多夫.聪明误[M].李锡胤，译.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142.他用这种“稳健和谨慎”的处事态度混迹于莫斯科的官场底层，低声下气、乖巧顺从。而正是这种察言观色、见风使舵的能力，使他获得了法穆索夫的认可，由于欣赏他的“才干”，法穆索夫才让他在秘书的位置上干了三年。莫尔恰林为自己定下人生的目标是：成名、获奖、愉快的生活。为了“饭碗”和官爵，他一方面毫无廉耻地承受着索菲亚单纯的爱意，小心翼翼地与索菲亚奉迎周旋、逢场作戏。另一方面又在私底下调戏女仆丽莎，赤裸裸地向她表白“心声”。当事情败露时，他又选择放弃丽莎，调头跪倒在索菲亚面前求饶。当然，这个狡猾的“两面派”最终并没有得到一个两面讨好的结局。

莫尔恰林是俄国专制农奴制官场毒瘤的衍生物。他卑鄙无耻，善于奉迎，为了有朝一日能够攀附上权贵“大树”，不择手段地利用一切可资利用的机会。作为官场上的投机者，莫尔恰林虽然官位低微，暂时会表现得顺从、迎合，但一旦有机会爬到高位，此前的奴颜婢膝定会在瞬间变成颐指气使和自命不凡。正如作家谢德林在《莫尔恰林老爷们》(1874—1878)中所描绘的“莫尔恰林老爷们”，也是由最初的俯首帖耳、低眉顺眼的小官吏最终爬到权力阶层蜕变为油滑老练、心狠手辣的政客。像莫尔恰林这样的小官吏，在当时的莫斯科多如蝼蚁，遍布于社会的各个角落。作为一个成功的典型形象，“莫尔恰林”在后来的很多俄罗斯作家笔下都有所表现。列宁在自己的政论中曾多次引用过“莫尔恰林”这个名字，并把莫尔恰林的“比什么人都更稳健，比什么人都更谨慎”的官场哲学称之为“莫尔恰林式的成功”(31)Ленин В.И.Против бойкота.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т.XII[C].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М.;1968:34.。“莫尔恰林”(молчалин)——在俄语中，表示谄媚者，阿谀奉承者。听从上级的所有命令并隐藏自己的意见，他的主要特征就是“寡言”(32)Молчалин[EB/OL].[2019-11-05].https:∥ru.wikipedia.org/wiki/.。别林斯基对于这个形象的评价可谓鞭辟入里。这是“一个没有灵魂、没有心肝、没有任何人性要求的浅薄之人，一个无赖、谄媚之徒，四脚爬的野兽。总而言之，这就是莫尔恰林”(33)Гордин А.М.А.С.Грибоедов в русской критике:Сборник ст.[C].Сост.,вступ.ст.и примеч.А.М.Гордина.—М.:Гослитиздат,1958:180.。随着时代的变化，虽然在俄罗斯文学的发展进程中，莫尔恰林这类善于伪装的“两面派”形象有了更为复杂的内涵，但这一形象的本质特征——“见风使舵、投机钻营”永远没有发生改变。

(四)“待嫁新娘”——索菲亚

索菲亚是剧中最为复杂的形象之一。在当时曾引起批评界的很多争议。别林斯基指出，索菲亚仿佛是一个“幻影”(34)Гордин А.М.А.С.Грибоедов в русской критике:Сборник ст.[C].Сост.,вступ.ст.и примеч.А.М.Гордина.—М.:Гослитиздат,1958:185.。普希金也认为，这个人物“勾勒得不清楚”(35)普希金.普希金全集·8·书信[G].沈念驹,吴迪，主编；吕宗兴，王三隆，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2:220.。很多批评都指向这个形象与现实之间的疏离。其实，格里鲍耶多夫对于这个形象的塑造和提炼是独具匠心的，既有现实针对性，又揭示出深藏其中的被动、教条、不善思辨的俄罗斯民族性格问题，具有前瞻性。作为法穆索夫社会中的一员，索菲亚年轻的心贪婪地感知着未知的一切，同时吸纳了美好的、健康的和虚伪的、偏执的东西。受法国感伤主义小说的影响，索菲亚将莫尔恰林当作自己理想的心上人，认为他“待人最诚心，从不骄傲，带几分羞涩、拘谨……”(36)亚·格里鲍耶多夫.聪明误[M].李锡胤，译.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20.因此她放弃了青梅竹马的恰茨基，并厌恶他对贵族社会风俗习惯的机智讽刺，说他是一个“疯子”。恰茨基看穿了这一切，所以痛心地向她指责道：“他呀？……整天头不抬，嘴不开，肯听话，能忍耐，可不知他心理有什么鬼；我的天，或许是，情人越看越可爱，你把自己的优点，无中生有，全往他身上栽，这不关他的事，多是你错待。”(37)亚·格里鲍耶多夫.聪明误[M].李锡胤，译.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73-74.在她与莫尔恰林的关系中，她希望扮演这样的角色：“控制这个唯命是从的人，给他幸福，让他成为终身的奴仆。要使他成为未来的‘丈夫兼童仆、丈夫兼听差——莫斯科丈夫们的模范’。这不是她的错。在法穆索夫的家是不可能有别的模范的。”(38)冈察洛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文学论文选[G].冯春，选编.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29.

“索菲亚”一词的词源来自古希腊语的σοφiα，有智慧、明智、学识之意(39)София[EB/OL].[2019-11-05].https:∥ru.wiktionary.org/wiki/.。然而，剧中的索菲亚的性格和表现往往与“智慧”“明智”和“学识”大相径庭。索菲亚在追求爱情的道路上似乎脱离了她所属阶层的常轨，她既没有其父法穆索夫那样“深谋远虑”的能力，也没有“两面派”莫尔恰林那种暗中观察、两面周旋的禀赋。相反，她在爱情上的表现是愚钝和被动的，“没有打算”的，像一个消极等待、没有主见的“待嫁新娘”。索菲亚对于爱情的理解是教条的、理想化的。就比如，她以自己的爱情教条像一把尺子一样去衡量主动接近自己的莫尔恰林，自认为后者是“待人最诚心”、谦虚平和的青年。但究其实质，这种标准并不是索菲亚自己的思想结晶，而是她从感伤主义小说中接收而来，并被这种思想所驱使。从最终的结果来看，与其说索菲亚在等待着一个符合她“尺子”的人，不如说她在等待着一个能够征服她，并且迫使她改变“尺子”的人。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的命运》中谈及俄罗斯民族性格时提到：“俄罗斯像一名新娘似的，期待着那来自高空的新郎……”(40)别尔嘉耶夫.俄罗斯的命运[M]. 汪剑钊，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15.索菲亚的身上折射着“待嫁新娘”的影子，她仿佛是俄罗斯，既被一种力量束缚并驱使着，又渴望被另一种更强大的力量所征服，如此循环，始终在一个被驱使的状态下，很难有自己的主见。在索菲亚的形象里渗透着被别尔嘉耶夫称作消极、保守的“俄罗斯灵魂”的东西。在别尔嘉耶夫看来，这种被动方式如同“待嫁的新娘”，“她期待着新郎、丈夫和统治者”(41)别尔嘉耶夫.自我认知[M]. 汪剑钊，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388.。

索菲亚之所以被批评界贬斥为一个“面目不清”的人物，是因为在这个人物的精神气质里显露出一种人格上的缺陷。她排斥理性，崇尚感情，虽然有着自己执着的爱情意识，坚持着自己的爱情理想：即自己的情郎需是一个谦谦君子。然而，在虚荣傲慢的莫斯科，真正的谦虚是不可能存在的，因而她的理想实际上是虚无缥缈且不切实际的。在恰茨基远赴他乡求学的三年里，索菲亚已在不知不觉中融入了“法穆索夫的社会”，所以，当恰茨基重新出现在她的面前时，她顿时感觉后者“舌似剑，唇似簧，整日价骂槐指桑”。她无法接受恰茨基的犀利，认为他们“儿时的情谊，只不过逢场作戏”(42)亚·格里鲍耶多夫.聪明误[M].李锡胤，译.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19.。她擅自给自己与恰茨基的情谊判了死刑，盲目地沉浸在莫尔恰林的虚假爱意里。而当莫尔恰林的卑劣形迹败露之时，索菲亚又毫不犹豫地放弃莫尔恰林，继续寻找心中的如意郎君。表面看来，索菲亚对爱情理想的追索是执着的，但实则是按照爱情“教条”的惯性的自我陶醉。在这个过程中，她只奉“教条”，却不动真心。其实，作为莫斯科上流社会的贵族小姐，索菲亚身上刻印着“法穆索夫的社会”印迹。正如冈察洛夫对于这一形象的评价：“这是善良本性与虚伪混合的产物，是又有灵活的智慧，又缺乏理想和信仰的结果，是概念的混乱，是精神和道德的盲目性——所有这些都不是她身上属于个人的缺陷，而是她那个圈子的共同特征。”(43)冈察洛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文学论文选[G].冯春，选编.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27.

三、“大墓地”与恰茨基的逃离

将莫斯科比作“大墓地”源于俄罗斯思想界西欧派的杰出代表恰达耶夫。他在其著名的《哲学书简》里，明确指出“大墓地指的是莫斯科”(44)恰达耶夫.哲学书简[M]. 刘文飞，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54.。在格里鲍耶多夫笔下，莫斯科正是一座“大墓地”般的城市，处处散发着腐败的气息。剧本中的每个人物几乎都源于现实生活，性格鲜明，栩栩如生，而且极富典型性。既有认为“伏尔泰，还不如、伍长牌头硬”的粗鄙军官斯卡洛茹勃；也有喜欢搬弄是非，热衷传播流言，嗜赌成性，沉迷于花街柳巷的“混混”列彼季洛夫；还有以奉承得宠的明目张胆的骗子札戈列茨基和奢靡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公爵小姐们……这些以法穆索夫为首的贵族阶级对上趋炎附势、厚颜无耻地巴结，一心只想着荣华富贵，满胸的勋章和驷马高车；对下颐指气使、横眉冷对；他们任人唯亲，结党营私；无聊空虚，耽于享乐，在“写字打牌，打牌写字”(45)亚·格里鲍耶多夫.聪明误[M].李锡胤，译.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80.中混日子。《聪明误》所描绘的是一幅腐败堕落的莫斯科贵族社会的讽刺画卷，与此同时又从侧面反映出了下层民众的不幸和农奴的悲惨生活。正是这种上层的腐败堕落和下层的麻木绝望共同构成了一个毫无生机的“大墓地”般的莫斯科社会图景。

恰茨基崇尚自由思想，而莫斯科却如“大墓地”般的令人窒息。从外归来他所看到的莫斯科，一方面是贵族们的歌舞升平，醉生梦死；另一方面却是底层百姓的饥寒交迫、民不聊生：农奴没有自由，身家性命朝不保夕。农奴主们追逐名利、蝇营狗苟的恶劣风气和农奴们饥寒交迫的生活惨状极大地刺痛了恰茨基的心灵。他珍惜与索菲亚青梅竹马的爱情，然而法穆索夫赤裸裸地拿名利换婚姻的声明，让他发现爱情已经沦为了金钱权势的奴隶。而那些像斯卡洛茹勃之流虽有金钱权势的鲁莽市侩反而成了社会名流。最让恰茨基难以容忍的是，莫斯科的贵族社会简直就是一个思想的牢笼，禁锢一切新生事物，任何进步的民主思想在这里都会遭到阻挠和摧残。随着一声：“我讨厌你——莫斯科”(46)亚·格里鲍耶多夫.聪明误[M].李锡胤，译.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116.的悲愤呐喊，恰茨基最终离开了这毫无生机、一片肃杀的“大墓地”，并决意“从此后，再不会旧地重来”(47)亚·格里鲍耶多夫.聪明误[M].李锡胤，译.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150.。因为对于恰茨基而言，在尚未进入“当今时代”的莫斯科，他就是一个“多余人”。在那里，他没有立足之地。

陈腐落后的社会环境让恰茨基体会到了智慧的痛苦，他用自己非凡的才智向胁迫他的邪恶势力做了针锋相对的反击。面对整个法穆索夫社会，恰茨基的尖刻讥刺、辛辣嘲讽，使得达官贵人们瞠目结舌，狼狈不堪。他犀利大胆的言语，吓得法穆索夫唯恐避之不及，连声惊呼：“这种人，真该禁止进两京。”(48)亚·格里鲍耶多夫.聪明误[M].李锡胤，译.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42.上流社会将恰茨基的民主思想视为洪水猛兽，于是围攻、谩骂、污蔑向他纷至沓来。面对传统的习惯势力的重重围剿，恰茨基虽然苦恼却仍然无所畏惧，孤独应战。于是恰茨基在被孤立、被嘲笑的喜剧氛围里，成了一个悲剧人物。所有这一切始于智慧，终于智慧的被扼杀。正如冈察洛夫所说：“他的全部智慧、全部精力都投入了这场斗争，这就是主题，是他恼怒的来由，‘万般苦恼’之所在，只有在这些苦恼的影响下，他才能起到格里鲍耶多夫所规定的作用，这种作用比失败的爱情意义要重大、高超得多，一句话，使这部喜剧起到应有的作用。”(49)冈察洛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文学论文选[G].冯春，选编.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13.

四、《聪明误》对于俄罗斯文学“莫斯科传统”的贡献

所谓俄罗斯文学的“莫斯科传统”，是指在俄罗斯文学发展史上逐渐形成并世代相传的 、具有莫斯科独特的文化属性的莫斯科神话、莫斯科城市形象、莫斯科风俗、莫斯科人、俄罗斯思想中的“莫斯科问题”等一系列关涉文学的文本诗学和价值诗学的一般规律。它们普遍存在于俄罗斯文学有关莫斯科题材的各类体裁之中。这种传统具有承继性并对文学创作者和读者有着无形的影响和限定。

随着恰茨基这个与莫斯科上流贵族社会格格不入的“怪人”形象的出现，作品首次触及了俄罗斯文学“父与子”的话题，剧中向我们展示的不仅有法穆索夫与恰茨基所代表的“父与子”的思想对决，也有如法穆索夫与莫尔恰林所代表的“父与子”在精神上的一脉相承，表明俄罗斯知识分子问题的复杂蕴含。《聪明误》作为俄罗斯文学较早地反映“莫斯科题材”的作品之一，它对于俄罗斯文学莫斯科文本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丰富了莫斯科——“大墓地”的城市形象内涵。它通过诸多典型人物的塑造，营造出的一种暮气沉沉的莫斯科社会环境，而恰茨基这一代表启蒙新思想人物的出现，对“大墓地”的阴郁之气造成了一定冲击。虽然是一次失败的经历，但又是一次成功的尝试，他已搅动了莫斯科这摊死水，让封闭保守的莫斯科出现了一丝裂痕，为莫斯科的浴火重生奠定了基础。

《聪明误》所塑造的典型形象并不仅仅局限于此剧本身，它也为后来的俄罗斯文学“莫斯科时空”中的形象系统提供了成功的范例，诸如：“莫斯科怪人”“老牌莫斯科”“寡言慎行的两面派”“待嫁新娘”等都在后世的俄罗斯文学“莫斯科文本”中有所再现和发展。与此同时，它在莫斯科形象、莫斯科的家常性和节日氛围、莫斯科的城市空间的意识形态生产、莫斯科的“女性”特质等方面都做出了开先河的贡献。

在格里鲍耶多夫的笔下，莫斯科城可作两种阐释。其一，这是一座令人回忆起童年、家的温暖、害上思乡病的故乡之城；其二，它又是一座固若金汤、封闭落后、令人孤独、逼人发疯乃至逃离的“死亡之城”。作为一部喜剧，格里鲍耶多夫虽然无法触及莫斯科的城市外貌，但是他依据体裁的要求顺势将整个剧情安排在法穆索夫的客厅里展开。因而读者依然可以借助这一特殊空间捕捉到莫斯科独一无二的氛围，辨识出莫斯科的腔调，铭记它的周遭环境。格里鲍耶多夫着重描写了形形色色的莫斯科人，通过他们的形象奠定了莫斯科形象本身。每一个出场的人物，“不管他何等身份，不管他油头光棍！您从头到脚仔细认，莫斯科的事物，都带着莫斯科的印”(50)亚·格里鲍耶多夫.聪明误[M].李锡胤，译.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50-51.。

通常，在以“莫斯科”为背景的俄罗斯文学作品里，往往会把家描写为一个舒适的地方，那是温暖、恬静的空间，与家庭、子女教育和家庭的节日密切相关。恰茨基在离开三年后返回莫斯科直接奔向舞会并不是偶然的，因为对于古老的莫斯科而言，生活仿佛就是由无尽无休的节日组成，正是这些节日将人们聚拢在一起。而且对于林林总总的节日而言，舞会就是一种最常见的庆祝仪式。然而，家是私密而安全的空间，它仅限于最亲近的人的聚合。恰茨基来到法穆索夫的家，仅仅为了索菲亚，因为索菲亚使恰茨基想到爱情的甜蜜和家的温暖。然而当家中设置出“舞会”空间，这个空间就会被很多异己的元素所充斥，因而充满离散性和不确定性。很多“莫斯科时空”里的主人公们的命运正是在舞会上发生了改变，正如恰茨基的命运在法穆索夫家里的舞会上被改变一样。在那个“异己”的环境里，他遭到背叛，被视为“疯子”“怪人”“傻瓜”。

格里鲍耶多夫注意到了特定的城市空间所承载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作用，不仅利用“客厅”来展示上流社会贵族阶层的一般生活，还利用人物的独白来揭示城市街区所代表的价值取向。在《聪明误》中，多次被提及的一个莫斯科街区就是著名的“铁匠桥”(“кузнеский мост”，亦译“打铁桥”)。比如，当法穆索夫指责女儿索菲亚与莫尔恰林在一起时说道：“这都是打铁桥大街的那些法国人，黄色的歌曲，摩登的腰身；刮了我们的钱，坏了我们的心。”(51)亚·格里鲍耶多夫.聪明误[M].李锡胤，译.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9.又比如，当莫尔恰林一脚踏两只船的丑行败露后，法穆索夫又指责索菲亚的侍女丽莎在这件事上没起好作用：“打铁桥大街学来的新身手，拉皮条、做牵头，拨云撩雨样样有。”(52)亚·格里鲍耶多夫.聪明误[M].李锡胤，译.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147.铁匠桥大街是莫斯科最古老的街区之一，它的出现与当时在这个区域的建筑炮楼 (Пушечный двор)有关，它保留了涅格林纳亚河上的铁匠桥的称谓。最早，铁匠桥大街一带是一个涵盖了包括“老铁匠自治村”“铁匠桥”和“敲钟人自治村”等不同社会阶层的文化区域。在17—18世纪，这条街上居住着很多社会名流，诸如梅雅索多夫、萨尔蒂科夫、加加林、谢尔巴托夫、多尔戈鲁科夫、沃伦斯基、沃隆佐夫、戈利岑等诸多显赫家族。从18世纪伊始直到1917年，铁匠桥大街一直是莫斯科主要的“奢华和时尚中心”，服装店、书店、餐馆和照相馆鳞次栉比(53)Кузнецкий мост(Улица)[EB/OL].[2019-11-05]. https:∥ru.wikipedia.org/.。 直到今天，铁匠桥的历史传统仍然被保留。在《聪明误》中，铁匠桥更是一处具有“意识形态”意味的城市空间。在剧中，但凡涉及时装店铺、法式浪漫、风花雪月、腐化沉沦一定会与这个城市街区发生关联。这个区域带着明显的“欧范儿”标签，法穆索夫的社会表面上将“欧洲”元素视为伤风化的洪水猛兽，大加讨伐，而实际上，他们才是一群真正的崇洋媚外、西方盲目的模仿者。正如恰茨基所驳斥的那样，正是他们“抛弃祖国的历史、语言、风俗、人情，甚至连传统的衣衫头巾，也换取了西方的燕尾服、文明棍！”(54)亚·格里鲍耶多夫.聪明误[M].李锡胤，译.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117.

除此之外，在《聪明误》中，格里鲍耶多夫借法穆索夫客厅里那些莫斯科上流社会的公爵夫人和贵族小姐们的形象，触及了当时的俄罗斯正受控于一股强大的女性力量的话题。我们看到，在莫斯科社会，贵族妇女拥有巨大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就是法穆索夫所说的“上流社会的母狮子”的权力。法穆索夫感慨道：“……我们的夫人们，谁敢触犯半分？什么事情都有份，什么规矩都不认！每逢打牌就争论……伊琳娜·芙拉西耶夫娜！卢凯利亚·亚历克塞芙娜！塔契雅娜·尤里耶夫娜！普利赫里亚·安德烈芙娜！叫她们当议员——最最行！”(55)亚·格里鲍耶多夫.聪明误[M].李锡胤，译.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51-52.莫尔恰林一脸崇拜地向恰茨基提及塔契雅娜·尤里耶夫娜凭借“无可争辩的威望”，在任何可能的机会都要显示被“优待”的地位；而残酷的公爵夫人玛利亚·阿列克谢耶夫娜甚至使法穆索夫的莫斯科的“名流们”闻声战栗；恰茨基过去的同事，普拉东·米哈伊洛维奇·戈里奇对自己的妻子唯命是从、百依百顺；有6个女儿的图戈乌霍夫斯卡娅公爵夫人任意指使老公爵，她关心的只是如何成功地将女儿们嫁出去。在这群颐指气使的莫斯科贵族夫人中间，最生动的形象之一就是莫斯科老贵族赫列斯托娃，甚至连法穆索夫都惧她三分：“若是让玛丽亚太太知道。又叫我如何是好？”(56)亚·格里鲍耶多夫.聪明误[M].李锡胤，译.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151.格尔申宗曾在《格里鲍耶多夫的莫斯科》中描述了19世纪上半叶，莫斯科上流社会被女贵族纳斯塔西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奥弗洛西莫娃(《聪明误》中赫列斯托娃的原型)所掌控的真实情景。“所有与她相遇的人都像怕火一样害怕她，不仅是她的儿子们，还有那些敬畏她的、高大的警卫们(谈到他们时，她说：‘我有手，他们有脸’)。”(57)М.Гершезонь.Грибоедовская москва[M].Москва,Издание,М.иС.Сабашниковых,1914:84.格里鲍耶多夫真实地再现了当时俄国上流社会中这一反常现象，形象地揭示了造成俄国社会停滞的又一深层动因。在《聪明误》中，莫斯科的“女性”元素象征着一种反对进步、从源头上消灭男性的惰性力量。在那里，男人们总是处于乖戾、反常的女性权力的控制之中。在宗法制的法穆索夫社会，女人们拥有男人的特征，即权力、果断、意志；与此同时，男人们则逐渐变得软弱无力、优柔寡断，“莫斯科的丈夫是‘妻子’的听差”(58)冈察洛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文学论文选[G].冯春，选编.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26.。这股惰性的女性力量，在后世的俄罗斯文学莫斯科时空中逐渐发展变异为一种超强的控制力，它既魅惑男性又戕害男性，甚至改变了莫斯科城的形象气质，使俄罗斯文学传统的“永恒的女性”形象逐渐发生易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