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卫 平

(辽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081)

茅盾不是讽刺家，讲讽刺文学一般讲不到茅盾。但茅盾并非没有讽刺艺术，也并非没有讽刺作品。《子夜》里就有讽刺形象的塑造和讽刺艺术的呈现；短篇小说中的《喜剧》《有志者》《尚未成功》《无题》《“一个真正的中国人”》《某一天》《小圈圈里的人物》等就是地道的讽刺小说；《右第二章》《第一个半天的工作》《夏夜一点钟》《拟〈浪花〉》《搬的喜剧》《烟云》《手的故事》《过年》《一个够程度的人》《春天》等也不乏讽刺笔法和嘲讽意味。但在以往的茅盾研究中，这个问题并没有引起研究者足够的重视，往往是在茅盾研究的专著中或简略地介绍或概括地评述《子夜》中的“新儒林”人物以及短篇中的讽刺篇章；在专门论述茅盾短篇小说的论文中，对于其讽刺小说也只是简单地提及，不作为论述的重点。至今没有一篇论文研究茅盾小说中的讽刺艺术，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也许讽刺艺术不是茅盾的专长，讽刺小说在茅盾的小说中无足轻重，但从上面所列举的讽刺小说加上具有讽刺笔法和嘲讽意味的短篇占到茅盾短篇小说总数的1/3。中外的许多文学大家，往往也都是讽刺艺术的高手，从莎士比亚到塞万提斯，从巴尔扎克到托尔斯泰，从鲁迅到钱钟书莫不如此。茅盾作为中国现代小说大家，他的讽刺笔法和讽刺艺术也不应该被忽视或轻视，也有值得珍视、值得肯定和赞赏之处，这或许是本文研究的一点意义。

一、《子夜》的“新儒林”人物和讽刺

茅盾在《〈子夜〉后记》中介绍说：“我的原定计划比现在写成的还要大许多。例如农村的经济情形，小市镇居民的意识形态(这决不像某一班人所想象的那样单纯)，以及1930年的《新儒林外史》，——我本来都打算连锁到现在这本书的总结构之内。”所谓《新儒林外史》，无非像吴敬梓的《儒林外史》那样展现新时代(1930年代)知识分子的讽刺形象。这个计划虽然没能实现，但现存《子夜》中仍留下了“新儒林”的形象，虽然笔墨不多，但却颇有趣味，再加上对封建地主的嘲弄，对冯眉卿的“美人计”的揶揄，以及在国民党党证问题上的调侃，都是比较精彩的讽刺故事。蓝棣之在1989年发表的《一份高级形式的社会文件——重评〈子夜〉》中，对《子夜》几乎是全盘否定的，引起了轩然大波，但他唯独肯定了《子夜》的讽刺和嘲弄艺术，认为《子夜》的讽刺故事“是很高明”的，“我觉得，倒是在讽刺艺术的辛辣和幽默上，表现出《子夜》的文学性水准”(1)蓝棣之.一份高级形式的社会文件——重评《子夜》[J].上海文论，1989(3):50.。但是，这并没有引起研究者的重视，因为它不是《子夜》的主体，人物也仅是陪衬人物，连次要人物都够不上。《子夜》的核心人物当然是民族资本家吴荪甫，其他中小资本家都是次要人物，对他像众星捧月一样，还有作为买办资本家的赵伯韬以及地主、官僚、政客等。文人的形象因缺乏独立的人格，只能属于陪衬人物，这在《子夜》的写作之初就早已设定好了，他们或依附于吴荪甫，或投靠赵伯韬。正是这种依附性而缺乏独立性，所以，古往今来，文人最适合作为讽刺形象，在茅盾这里也得到了印证。

《子夜》中的“新儒林”人物有经济学教授李玉亭、律师秋隼、颓废诗人范博文、“万能博士”杜新箨等，构成一个依附的、缺乏独立人格的、不学无术的文人系列。比如，经济学教授李玉亭，在小说中被称为“灰色”的教授，小说第六章写吴芝生与范博文的一段对话，就揭露出了李玉亭的本质：

“‘灰色’的教授自然会使得需要‘强烈刺激’的张小姐失望；但也犯不着有什么愁闷！那就很不配她的有时候会流露的诗人气分！”

“但是你还不知道李教授对于素素也感到失望呢！”

“什么！灰色的教授也配——”

“也有他很配的，例如在铜钱银子上的打算。”

“哦——又是和金钱有关系？”

“怎么不是呢！因为李教授打听出素素的父亲差不多快把一份家产花完，所以他也失望了。”(2)茅盾.子夜[M]∥茅盾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159.

吴芝生的话，可以说，揭出了李玉亭的老底，他对张素素之所以感到失望，主要在于她父亲没有了家产，还是和金钱有关系。李玉亭只爱钱袋，不爱人。在李玉亭、秋隼这类讽刺形象中，茅盾依据社会科学的观点，意在证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显然在努力强调他们对‘钱袋’的依附关系，他们维护资产阶级秩序的合理性。现存的社会关系，左右着他们的行迹。当吴荪甫鼎盛的时日，他们是吴公馆的上客、知己，终日为吴府奔忙；当吴荪甫日暮穷途时，这些人便又嚷嚷笑笑地簇拥身材高大的汉子——赵伯韬去了”(3)孙中田.《子夜》的艺术世界[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143.。

作为知识分子的另一形象范博文，在小说中是青年诗人，也是个颓废诗人。作者描写“他有潇洒的仪表，他有那凡是女人看见了多少要动情的风姿。”他有“最能吸引20岁左右多愁善感的女郎们的爱怜的一张脸！然而假使也能够博得活泼天真不知世上有愁苦的十五六岁少女们喜欢，那是因为在这脸上还有很会说俏皮话的两片薄嘴唇，常常是似笑非笑地嘻开着”。他有诗人的多愁善感，宣称“诗是我的眼泪，也是愈伤心。我的诗愈精彩！”他诅咒金钱的罪恶，但另一方面也把钱存在钱庄里。结果，钱庄倒闭了，他作诗的灵感和金钱一样化为乌有。他也有文人的怯懦和软弱。恋爱失败而总想自杀，以博得多情少女同情的眼泪。他自己设想：这样一个青年诗人，又有着潇洒的仪表和动情的风姿，如果突然死了，“那还不是十足的惊人奇事？那还不是一定要引起公园中各式各样的女性，狷介的、忧郁的、多愁善感的青年女郎，对于他的美丽僵尸洒一掬同情之泪，至少要使她们的芳心跳动？那还不是诗人们最合宜的诗意的死？——范博文想来再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能使他的苦闷转为欣慰，使他的失败转为胜利！”(4)茅盾.子夜[M]∥茅盾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157.这是典型的“阿Q主义”。然而，正像小说中的吴芝生所说：“范博文是不会自杀的。他的自杀摆在口头，已经不知有过多少次了。”“像他那样的诗人，不会当真自杀的。你放心。”(5)茅盾.子夜.茅盾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161.这话道出了范博文的本质，他终究是个怯懦者，这样的人是没有自杀的勇气的。

在《子夜》中，杜新箨是位穿洋服的青年，他是杜学诗的侄子，杜竹斋的长子，刚从法国回来，人称“万能博士”。作者写他“在法国的三五年中，他进过十几个学校，试过各项的学科：园艺、养鸡、养蜂、采矿、河海工程、纺织、造船、甚至军用化学、政治经济、哲学、文学、艺术、医学、应用化学，一切一切，他都热心过几个星期或几天，‘万能博士’的雅号就是这么来的”。近代以来，留学生、博士屡被文人描写和揭穿，他们多是被揭露、被嘲讽的对象。前有《留东外史》，被认为是第一部留学生小说，书中揭露和讽刺了留日学生的不思进取、享乐轻浮和沉迷钱色。后有老舍笔下的赵子曰和文博士。《赵子曰》中的主人公赵子曰宣称：“咱若是要学位的时候，不要哲学博士，不要文学博士，咱要世界第一，无所不有的总博士。”《文博士》揭露留美的文博士原来是一个不学无术却精于权术的文痞政客。还有许地山笔下的《三博士》，他们到国外留学镀金，有的写什么“油炸脍与烧饼的成分”“北京松花的成分”等所谓的论文，骗取博士头衔，有的干脆假冒博士，到处骗人。到20世纪40年代又有钱钟书《围城》中的方鸿渐，作者的描写也很相似：“方鸿渐到了欧洲，既不抄敦煌卷子，又不访《永乐大典》，也不找太平天国文献，更不学蒙古文、西藏文或梵文。4年中倒换了3个大学，伦敦、巴黎、柏林；随便听几门功课，兴趣颇广，心得全无，生活尤其懒散。”最后，花30美金买了一张假博士文凭。回到《子夜》中的杜新箨，他不学无术，却什么都看不惯，但又什么都不在乎，茅盾嘲讽这是他的“万能”中之一种。他有理想吗？茅盾说：“他的理想很多很多，说得正确些，是当他躺在床上的时候，他有异常多的理想，但当他离开了床，他就只有他那种‘什么都看不惯，但又什么都不在乎’的气质。”(6)茅盾.子夜.茅盾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172.

《子夜》中的这些“新儒林”人物，虽然着墨不多，但已成为该小说的动人部分。茅盾对他们的嘲讽、戏谑和挖苦是明显的。但有的学者在自己的专著中说茅盾对这一类形象群“不仅没有讽刺，更不是批判，而是满怀善意并倾注了巨大的热情，对他们美丽而酸涩的青春作了丰富多彩的审美表现，极富审美意义”(7)李城希.《子夜》的艺术世界及周边问题[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73.。我认为这是不符合茅盾的本意和作品的实际的。如果说，茅盾对林佩珊、张素素等新女性的描写确实存在一定的展示甚至欣赏的话，那么，对于像范博文、杜新箨之流则主要是嘲讽和批判了。

二、属于讽刺小说的短篇佳作

作为以长篇小说创作为主要成就的茅盾，同时也兼写短篇小说，他一生写的短篇小说共有54篇，这个数量并不少于巴金和老舍。对于茅盾的短篇小说，通常认为成就最高、最有意义的是《林家铺子》《农村三部曲》，在研究中也最受重视。其次是早期写的穿恋爱外衣的女性小说，也就是收入《野蔷薇》集子里的作品。接着，是从日本回来写的几篇历史小说，这几种类型的小说都有专门的研究论文。但对于他1935年以后写的短篇，除了对《水藻行》一篇有过专门评论以外，其他就没有人专门研究了。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这一时期茅盾写的短篇时间跨度大，作品杂，较难归类，同时，自然也认为茅盾的短篇创作高峰已过，作品平平。其实，茅盾1935年到1949年写的短篇占到30篇，其中，固然有因生活的颠沛流离以及编辑的索稿而产生的急就章和浮泛的作品，但也有可圈可点之作。从小说的类型来说，也不单一。就本文所要论述的讽刺小说和具有嘲讽意味的小说大都是在这一时期写的。依我的判断，属于讽刺小说的有《喜剧》《有志者》《尚未成功》《无题》《“一个真正的中国人”》《某一天》《小圈圈里的人物》，共7篇。这些讽刺小说作为一种独特的小说文类，和鲁迅、张天翼、沙汀的讽刺短篇相比也不显得逊色，只是因为这类作品在茅盾的小说中不占主体，自然也就被研究者忽略不计了，而鲁迅、张天翼、沙汀都是以讽刺建构自己特色的，所以，是更受重视的。

《喜剧》(写于1931年)是茅盾短篇小说中第一篇讽刺佳作。小说具有双重主题：既有政治讽刺，也有人性讽刺。一方面讽刺国民党所谓“革命成功”其实是一种假象和骗局，实际上是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而富人更加享乐腐化。小说开头就别具一格，青年华反复数着他衣袋里的4个铜子，他作为一名国民党党员，5年前因发传单被捕，现在刑满出狱。他想用身上的全部财产——4个铜子买两个烧饼，可卖烧饼的山东大汉说“两个烧饼卖8个子儿！”原来，什么都涨价了。这使他愤愤不平，“革命！革命！吃的穿的都革贵了！他妈的革命！”另一方面，也讽刺了他满脑子装着金钱和美女。他徘徊在马路上，看到“女人们都剪了发，胸前高高地耸起一对乳房，脸上擦得红的红，白的白，臂膊和大腿都是光光的露在外面”。小说结尾颇具特色，作者说：“他的衣袋里依然没有半个铜子，他的脑袋里却也没有疑问，而是满满地装着金钱和美女了。”整个作品由悲而喜，悲喜结合，收到了强烈的讽刺效果。

《“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写于1937年)也是一篇讽刺小说，小说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这一历史事件相联系。作品标题是带引号的“一个真正的中国人”，聪明的读者马上会想到这是一个自封的、所谓的“真正中国人”，实际可能恰恰相反。果然如此，这位老爷原来是养尊处优、颐指气使的“主战派”、反共分子。但他却口口声声宣称“服务社会”“服务民族”，甚至“每一根神经纤维(不是每一滴血)都贡献给民族了，个人的享乐早已抛在脑后”。当他听说国家大事“什么和平解决”，顿时大骂“他妈的！”他对太太说：“打几仗，死万把人，算得什么！可是偏偏有一些人主张和平解决。连钱老板那样的大银行家也要和平，怎么叫人不生气。”茅盾通过反语、反讽，通过人物的言与行、言与言的自相矛盾达到对人物的讽刺和谴责的目的。

如果说，《“一个真正的中国人”》所写的那位老爷还比较含蓄，没有明确说他就是国民党的“主战派”，那么，《某一天》则直接讽刺国民党官僚。小说写于1941年，和蒋介石倡导的所谓“新生活运动”相联系。作品只写了W处长一天内的几个事例：在办公室，去礼堂作时事报告，饭局。其中，作时事报告写得最精彩。作品描写：“谁要说W处长算不得雄辩家，那他就是没有耳朵。正和我们这时代的一切干员一样，W处长那张嘴实在神妙，死的他能说成活，黑的会变成白。不过，纪念周上这些听众们如果听到后来都会成了半死不活，那又不是W处长的报告不够刺戟，而是因为听惯了，听熟了，以至失去应有的作用。20多个职员都在屏息静听，眼观鼻，鼻观心。礼堂的四壁，回荡着W处长的响亮的声音。照例是那样慷慨激昂，义愤填膺。十分钟过去了，W处长还是口沫四溅，精神抖擞。”回到办公室，总务科长告诉他“今天处长有3个饭局……”。小说结尾，W处长在一个家庭宴席上当众宣布了三件喜事：第一件，上月做的几桩买卖全都赚了；第二件，我升了官了；第三件，今天下午确息，抗战还是要继续！说完，举杯一饮而尽。最后，在饭局上酩酊大醉，吐了一地，但还喃喃地说醉话：“就是和了，我们……也还有……和的办法，不过，眼前……还望望再……抗一年……嗯，一年也够了！那20辆卡车……该赚进多少钱？”至此，读者彻底明白了，这位处长虽然口口声声讲抗战到底，原来却是借抗战之机大发国难财的家伙。茅盾通过“这一个”辛辣地讽刺了“这一批”国民党官僚发国难财的丑恶行径，揭穿了他们的真面目。

《有志者》《尚未成功》《无题》是茅盾1935年创作的带有连续性的三篇讽刺小说。茅盾在回忆录中说：“我这三篇连续的短篇，用的是讽嘲揶揄的笔调，在我的短篇小说中也算别具一格。后来有人把这三篇与‘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对称，戏称为‘城市三部曲’，其实哪里够得上‘城市’，它们只不过讽刺了一下那几年文坛的一种颓风罢了。”(8)茅盾. 茅盾全集：第35卷·回忆录二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34.也有研究者将这三篇小说称为“文人三部曲”(9)王嘉良. 茅盾小说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39.，还有人称为“‘创作’三部曲”(10)丁尔纲. 茅盾评传[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8:334.。我倾向于用《文人三部曲》来指称。从茅盾的回忆录来看，这三篇小说讽刺的对象是有生活依据的，是对文坛颓风的洞察。两年前，茅盾写过一篇随笔《一个文学青年的梦》，文中劝文学青年写不出好作品不要怨没有优越的条件和环境，而应从自身寻找原因。在该文中，茅盾写道，我们的文学青年“他觉得自己的作品即使当真不行，那过失都在‘环境’，他没有那产生伟大作品的‘环境’！他想起了伟大的托尔斯泰伯爵因为不愁衣食，有幽静的别墅，有美貌聪明的太太做伴，一篇作品横改竖改，不论几多次，总有太太的纤手给他誊抄，所以托尔斯泰的作品就不凡了；他又想起了许多别的大作家都是在名山胜水古刹高楼悠闲地写作，白天骑马游泳，晚上喝了一杯浓浓的黑咖啡，衔着雪茄，美丽的打字员坐在一旁，自己不用动手，只要一面踱着方步，一面念出来就行了。创作原是要在这样的‘环境’下才能产生的呀！”我们的文学青年这样想着，又怡然自得起来，于是做起梦来：他梦着“忽然得了三五万的横财……，于是明窗净几，爱人相伴，宁心静虑，一个字一个字慢慢地写”(11)茅盾. 茅盾全集：第19卷·中国文论二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483.。这就是茅盾写的一个文学青年的梦。接着，茅盾告诫他“很可惜，我们的文学青年竟忘记了高尔基的初期作品并不是坐在大洋房里、桌子下面堆满了卢布，很悠闲地像托尔斯泰伯爵那样地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一部作品也是肚子半饿时写的；还有巴尔扎克他一生就只住了阁楼吃着沙丁鱼夹面包，一生被债务压着，可是他写出了他的《人间喜剧》”。所以，文章最后，茅盾奉劝“我们的文学青年还是收拾了那样的‘梦’，而在‘明窗净几、爱人相伴’等等粉红色的条件以外去根究他失败的原因罢！”(12)茅盾. 茅盾全集：第19卷·中国文论二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483-484.

两年后的《文人三部曲》，和《一个文学青年的梦》有着互文性。茅盾辛辣地讽刺了一位毫无才学、却一心想当大作家、想出名的中学教员(后成为职员)，他写不出作品，却怨天尤人，埋怨夫人进来换衣服打扰他，因此，他想有个书房，没有书房产生不了伟大的作品。于是，他独自住到了庙里，预定要在这庙里住上6个星期，写出他5年来朝思暮想、要一鸣惊人的伟大作品。第一天，他布置完适宜于“创作”的书房，天已经黑了，灵感还没有来，他便上床睡觉。他觉得此番大规模的“创作”，应当备一点咖啡，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全仗了两万几千杯咖啡。当夫人把咖啡寄来，已经第4天了，灵感还没有来。稿纸上依然只有一个“一”字。他决定开夜车，可是蚊子又来叮咬。他听说西洋的大文豪不自己动笔，他们有女打字员，这么想着，觉得有点悲哀了。以后他历试西洋大文豪们各种各样的写作习惯。然而，6个星期已过半，咖啡已尽，钱袋已空，他终于回家去了。又抱怨没有生活，并把创作的希望寄托在明年。

到了《尚未成功》，茅盾写他创作了，发表了，也有人批评了。但他大骂了批评家。他告别了“教鞭”，来到内地省会一个清闲的衙门当一名科员，薪水不仅比教员多，而且还有4间房子，生活有了保障，他可以安心创作了。每天去签个“到”字，然后就可以把全部精力贡献给创作了。可是，4个星期没写成一个字。他又想好了第三个计划：先积累资本，然后去游历，怎么积累资金呢？买奖券。

再到《无题》，茅盾着重写他的夫人听他朗诵他未完成的“杰作”，朗诵到惊心动魄处，丈夫突然关了灯，说是制造环境气氛。一个多月过去了，他是耐心地写，又修改，又重作，最后，他的“作品”还是遭到了退稿。

上述《文人三部曲》，作者以略带夸张的文笔进行较客观的描写，收到了较好的讽刺效果。其中，《有志者》讽刺的文笔细腻，又富有幽默感，描写真切，“小丑”的形象更加鲜活，喜剧效果更佳。《有志者》发表后，罗荪就写了评论《读〈有志者〉》，发表在汉口《大光报》副刊“紫线”上，文中称：“茅盾先生用了幽默的笔触，把一个等候灵感的青年人活生生地放在我们的眼前了。”(13)唐金海，刘长鼎. 茅盾年谱：上[M].太原：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6:426.应该说，《有志者》和后来钱钟书写的短篇《灵感》有异曲同工之妙。《尚未成功》和《无题》略显简略一些、单薄一些。“茅盾对这类文学青年十分熟悉，写来也入木三分。奇怪的是50多年来，此《‘创作’三部曲》也备受冷遇。究其实，恐非源于缺少知音；倒可能因其辛辣的讽刺对准了文坛，人们怕照这面现形的镜子所致！”(14)丁尔纲. 茅盾评传[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8:334.这样的分析有一定道理。

《小圈圈里的人物》的讽刺的是大时代里的小人物，她们在狭小的圈子里精力过剩，钩心斗角，以迷恋打麻将作为全部的生活意义。茅盾对牌桌上4个人物的讽刺是跃然纸上的。尤其对贝师母的描写，作者说她“是一个中国式的现实主义者，她的感觉和老鼠一样灵敏，稍有风吹草动，似乎要损及她的利益了，她就躲避的跟老鼠一样快；”“她之所以和祥师母不对，无非因为祥师母的嗓子比她好，上课时10回有9回能够喊的学生们不能瞌睡，而且校长也会在众人面前称赞她。”她要报“仇”，拉祥师母打牌，“弄空你的钱袋，看你的嗓子还能响么”？对于黄太太，贝师母也看不顺眼，“原因是黄太太比她有钱比她手面阔绰，比她大方，特别是(她以为)不见得比她漂亮，然而黄先生居然不讨小，而最后这一点，尤使她‘愤愤不平’。甚至有一次她在路上遇见黄先生和一个年轻姑娘同走，她便断定了这是黄先生的情人，立即兴兴头头跑去告诉黄太太，她想亲眼看见黄太太的苦痛，好给自己一个痛快。就是不巧，结果却发现那和黄先生同走的年轻姑娘不是别人，正是黄先生的胞妹”。这都是什么人？对别人这样嫉妒、恨。作品对她的讽刺效果是很出色的。小说的结尾，写祥师母由于痴迷打牌，上课时不知念的是什么书，她自己听的全是啪啪的牌声，至于学生听到的是什么，她就顾不到了，同样收到了良好的讽刺效果。

三、带有嘲讽意味的短篇小说

在茅盾的短篇小说中，除了上述的地道的讽刺小说以外，还有一些带有讽刺笔法和嘲讽意味的小说，这类小说，我不把它划入“讽刺小说”，因为讽刺还不是该篇的主体或风格，只是“带有”，或有“一些”，或有谐谑成分，《右第二章》《第一个半天的工作》《夏夜一点钟》《拟〈浪花〉》《搬的喜剧》《烟云》《手的故事》《过年》《一个够程度的人》《春天》等就属此类。这类作品多写于后期，多写小人物的日常生活，通过生活中的小“浪花”，反映时代的悲喜剧，小说写出了小人物生活的艰难，也嘲讽小公务员、小知识分子的自私卑琐、钩心斗角，揭示了人性的弱点。

《右第二章》以上海“一·二八”战事为背景，描写到了商务印书馆在战火中被毁，着重写了在战争背景下的两个人物，一个是商务印书馆的编辑李先生，另一个是工人阿祥，作者有意用对比手法，写出这两个人的不同表现，李先生是贪生怕死，自私利己，面对战火，惊慌失措，避难在法租界。阿祥则把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小说写道：“阿祥住的地方没有烧，可是谁也没有了，点灯也不亮了，米也吃光。这一切阿祥都不放在心上，他和春生两个每天忙着替十九路军搬运子弹，搬运一大车一大车的慰劳物品。他简直忘记了还有一个老婆不能饿着肚子的。”小说的结尾，阿祥的老婆冲着李先生惨厉地叫道“还我人来！你是晓得的！”(此时阿祥已经牺牲)“还我的阿祥来！……”“李先生打了个冷噤，心扑扑地跳，抽身急走，再不敢回头看一眼。”面对战争，面对灾难，两个人，两种表现。茅盾对阿祥是歌颂的，是赞赏的；对李先生在同情的描写中是包含嘲讽的，对他的矛盾的心理和恐惧的神态也刻画得入木三分。《搬的喜剧》和《右第二章》属于同一类型。小说写黄先生和黄太太听到一点战乱的风声就悄悄搬家，和李先生一样是贪生怕死的小人物。小说的结尾，写晚上“六点钟刚过，黄先生满脸慌张回家来了，夫妻两个各人要抢先地交换了‘情报’”，黄先生依据“司令部前已经堆了沙包”；黄太太依据“隔壁人家昨夜连夜搬走，以及赵小姐的话”，两人达成共识：搬家。可是警察走过来说“不准搬了，上头有告示！”这样的结尾不无讽刺意味。《一个够程度的人》写一船人乘船逃难的拥挤不堪，嘲笑了自称为“够程度”的体面绅士(小说称他为“那位非凡的人物”)在逃难时的惊慌失措，通过一个光头和一个博士头讥讽他是一不瘫，二不病的软体动物。小说更像一篇生活速写，人物刻画用力不够，给人的印象不够深刻，讽刺性也不浓。

《第一个半天的工作》《夏夜一点钟》《拟〈浪花〉》三篇都写于1935年，时间很近，内容、手法也较接近。《第一个半天的工作》通过黄女士第一个半天的工作反映她职业生活的不愉快。早上8点半，她跨进某公司的办公室，迎接她的是几个人的低声嗤笑，职员们交头接耳，打情骂俏，黄女士一忍再忍，“再也忍不住眼眶红了”。作者讽刺了这种工作环境。《夏夜一点钟》是一篇不足三千字的短篇，叙述女主人公失宠于黄主任后，参考所谓《情书大全》写信指责黄主任不尊重女性。当初，黄主任送给她的钻石手表还是快5分，这让她讨厌，她大骂黄主任欺骗她了。作者对这位女主人公是带有嘲讽之意的，只因小说太短，缺乏对人物的细致刻画，使得人物形象并不十分鲜明。《拟〈浪花〉》源自叶圣陶发表的《一个小浪花》，颇有感触，顺手牵羊，采用《拟〈浪花〉》为题。小说通过吴先生的车夫阿二给自己的两个孩子买布料缝棉衣一事，反映了物价上涨给穷人带来的辛酸和苦楚。有钱人如吴先生可以趁物价还没涨足先囤积一点，而像车夫阿二则束手无策。小说是写小人物和生活中的小浪花，反映的是时代和社会的问题，因此，更具有悲剧意味。《过年》也是讽刺物价飞涨的社会现实。主人公老赵是公司的小职员，10年的伺候上司的生活，造成了他走路眼皮低垂，视线不出面前方丈之地。一年到头，他白天上阴暗的公事房，晚上回到一丈见方的阴暗的家。“物价的波动却像暴风雨似的震撼了整个山城。”迫使老赵一上街“就像是在逃难，总是低头疾走，他相信他唯有用这一方式才能够抵制老婆儿女买东西的要求。”遇到节假日，老赵更为难。他希望衙门里干脆不放假。像这类写小人物的辛酸的小说，喜剧的意味越来越淡，悲剧的意味越来越浓。

在写小人物日常生活的作品中，《烟云》写的细腻、冗长、含蓄，讽刺和同情暗含在细致的叙事之中，不动声色，不露锋芒。《烟云》按照茅盾的自述，“意在画出两张面孔”，“完稿后尚无题目，匆匆忆及‘烟云’二字，便给填上算数。《烟云》发表后，曾有读者写信问我用意何在；那里有什么用意？我见到有这样的两张面目，在被逼之下，就画之以应王统照的需要罢了”。(15)孙中田，查国华.茅盾研究资料：中[M]∥茅盾.烟云集后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26.20多年后的1958年，茅盾在编《文集》时又说《烟云》是个中篇，“自己很不满意，又太长，不值得浪费纸张再印，所以这里不收”(16)孙中田，查国华.茅盾研究资料：中[M]∥茅盾.茅盾文集第8卷后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72.。茅盾之所以没有把《烟云》收入《茅盾文集》第8卷，不光是因为“自己很不满意，又太长”，恐怕也因这篇小说的内容是写家庭的男女私情，这在1958年是不合时宜的。可今天看来，这可能是影视改编的好材料。小说与其说写“第三者插足”，不如说审视家庭中的妻子是否“出轨”。茅盾所说的“画出两张面孔”应该是家庭中的丈夫和妻子。丈夫陶祖泰是铁路局的公务员，小说开头写“凡是公务员，都盼望星期六早早到来。”“陶祖泰却是例外”。他“心里横着两个念头：怕回家去，然而又不放心家里”。因为他的妻子陶太太一到星期六就和朱先生等人打牌，他总觉得朱先生对他妻子图谋不轨，因此总是“发神经”。黄太太替陶太太抱不平，认为这是不尊重她的人格，是封建思想。陶太太只读过小学三年，不懂得什么是人格和封建思想，她只爱打牌，每逢星期六非去打牌不可。陶祖泰无奈，就去“监督”，他发现朱先生和陶太太在桌子底下腿碰腿，于是“他坐下，两腿直伸出去，在桌子下构成了一道‘防线’”。回到家里，他和夫人虽然睡在一床，然而精神上像隔一座山，他痛苦地想自杀。陶太太要回上海娘家看母亲，没钱买船票，陶祖泰预支薪水不成，去到黄家借钱也无果，最后还是朱先生掏钱给陶太太买的船票，而且两人一起前往，又住同一个船舱。这使陶祖泰更加怀疑，更加不安，后来，乘船追到上海。这时，陶祖泰猛然发现太太的小腹微微隆起，是身孕，又发现了“姓朱的”长信，“证据”确凿，于是和太太摊牌：“这就是证据，这不是我的，不是我的！”太太叫道“是你的，是你的！”小说结尾以“陶祖泰忽然也掉下眼泪来”结束。至此，陶太太到底“出轨”没有？聪明的读者已经明白。有人说，《烟云》写“第三者”插足，“陶太太是个庸俗无知贪图小利不惜失身以放纵贪欲的市侩女人。但茅盾重点鞭挞的，却是乘虚而入以金钱为诱饵玩弄女性伤害善良的市侩文人朱先生”(17)丁尔纲. 茅盾评传[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8:335.。这似乎不符合作品的实际，重读《烟云》，感到茅盾并没有重点要鞭挞谁，而只是在同情中轻轻地“刺”了一下陶祖泰，而对朱先生着墨极少，看不出有何鞭挞，陶太太也不是什么“放纵贪欲的市侩女人”。

《手的故事》开头关于“猴子的手”“人类的手”的叙述是很俏皮的，也用反语。可是随着小说情节的推进，越写越沉重，越写越注重写实性的呈现。小说讲述的是国民党的所谓战备活动在小县城惹起的一场风波。张不忍、潘云仙这对青年教师夫妇回乡正赶上备战活动，于是，他们义务为民众做有益于备战的工作，可是，土豪劣绅勾结官僚却诬陷他们是汉奸，罪证竟是手粗大。小说结尾，写整个街头巷尾都在聚谈张不忍夫妇被县长“请去”的消息，一些人眼睛睁得滚圆，一些人唾沫飞溅。X县是天天在热闹紧张的空气里。通过这场风波，暴露了国民党当局和地方势力的真面目，小说的暴露性多于讽刺性。

《春天》是茅盾的最后一个短篇小说，发表于1949年1月。小说写了一个未来的故事。春天来到了大地——暗喻新中国成立以后，北方国有农场正在举行一年一度的“迎春大会”，但国民党的一小撮“毒虫”也在蠢蠢欲动。其中在抗战初期就鼎鼎大名的华威先生(茅盾有意借用张天翼笔下的华威先生这个人物)，现在却成了民主人士。然而，他驾轻就熟的那一套——赴会、演讲、唱高调如今已经行不通了。但他仍然像老鼠一样到处钻营、窥探。他的上司向人民政府自首了，华威感到了自己的可怜，也想到“自首”二字。但是，他毫无生活技能，而且贪图舒适，怕劳动，悔过自新做什么好呢？他觉得还是观望一两天再说。小说的结尾颇具象征意味：“春来了，一切有生机的都在蓬蓬勃勃发展，呈现它们的活力，但陈年的臭水沟也卜卜地泛着气泡。”这篇小说可以看作是“华威先生后传”。

通过以上我们对《子夜》及茅盾短篇小说的讽刺形象和讽刺艺术的观照，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茅盾不是以讽刺形象的塑造和讽刺艺术的特色见长，但和中外许多大作家一样，茅盾也是有讽刺艺术才能的，他也塑造了一些鲜活的甚至不朽的讽刺形象。以往我们对此重视不够，研究不够，这是需要“补课”的。过去，我们一向重视茅盾的宏大叙事和社会政治主题，但也有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叙事，体现世俗的一面，体现诙谐幽默的一面，这在他的讽刺短篇和带有讽刺意味的短篇中鲜活地体现出来。它有助于我们认识多面的茅盾，认识讽刺幽默的茅盾。当然，茅盾的这类作品不一定是经典(能成为经典的可能是少数的几篇)，也有这样、那样的局限或者缺陷，但作为研究是不应该遗漏的，而且应该好处说好，坏处说坏，这才是正确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