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赐名号作为一种政治行为，是中国古代统治者驭人治国的惯用手段。“夫以名使人，用之贵则贵，用之贱则贱”［1］。黄修明认为姓氏人名的社会政治功能通过君主赐姓赐名的方式得到最大程度的体现与发挥［2］。赐名号作为蒙古社会的一种政治文化传统和民族特色，在蒙元时期颇为盛行，“盖元初本有赐名之例，张荣以造舟济师，太祖赐名兀速赤……世祖赐名尤多，刘思敬赐名哈八儿都……并有一赐再赐者”。［3］

蒙元时期赐蒙古名号的现象颇受学界关注。蔡志纯认为元明统治者为了突出统治民族的地位，通过赐姓赐名推行强制性的民族分化与同化［4］。那木吉拉直言赐姓赐名是蒙古统治者为笼络人心进而巩固统治及分化异族的一种政治策略［5］。李治安侧重从汉人蒙古化的角度阐述改用蒙古名所带来的影响［6］24-50。韩二帅汇总了《元史》传记中的赐名现象，但有所遗误［7］。胡博文、崔思朋对“受赐得名”和“汉人自取”进行了量化分析，认为蒙名汉用肇始于帝王的官方赐名［8］250-251。李莎对蒙古皇帝的赐名号也有所谈及［9］。

纵观前人成果，多侧重于对汉人受赐蒙古名现象的归纳汇总或民族分化与同化的探讨，从赏赐这一政治性角度探讨的较少，对赐名号的影响也多关注民族融合，而对其给赐名者和受赐者双方所产生的影响关注较少。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更全面地搜集材料，对各族受赐蒙古名号再梳理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统治者赐予名号的政治意图及效果，并对赐名号给受赐者及其家族带来的影响做进一步探析。

一、各族获赐蒙古名号的概况

蒙元时期，统治者赐予各族人士蒙古名号的现象由太祖至顺帝朝始终不辍。不少人士因救护之恩、骁勇善战，或率众降附、祖父辈功勋，抑或才干出众、个性品行深得圣心等获赐答剌罕、拔都等蒙古名号。这些名号各有其特点，若加以分门别类，大致如下:

(一)荣誉称号

1.答剌罕。答剌罕，又译为答儿罕、达尔罕等，为北族官号，北魏文献中已显其迹，历经诸多北族长时段的沿用，语意多有不同。蒙元时期的答剌罕尤为尊贵，“答剌罕，译言一国之长。得自由之意，非勋戚不与焉”，［10］26其作为特权封号并不轻易赐人。

蒙元时期，获赐答剌罕者较多，史料中可见22人。从时期上看，答剌罕的封赐经历了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太祖封赐答剌罕较多，共7 人，且受赐者皆对太祖或儿辈有救护之恩，如召烈台抄兀儿因告知太祖札木合等人欲谋袭之事获赐答剌罕［11］3022;太祖之后受赐者多为有功之臣或功臣后代，答剌罕渐由初兴时的恩赏变为功赏，“赏御者克薛杰功，封为答剌罕”［12］。从族属上看，获赐答剌罕者皆为蒙古、色目人。虽在世祖时，有议加汉人赵璧答剌罕的特例，但其力辞不受，概因答剌罕原则上不予汉人南士。获赐答剌罕的独特之处在于可以世袭并享有一系列特权，如启昔礼受赐答剌罕，子哈剌哈孙袭，孙脱欢亦得以承袭［13］，其家族是有元一代甚为知名的答剌罕家族。获赐者可享受如许喝盏、教带弓箭、九罪弗罚等特权［14］。

2.拔都。拔都，又译为拔突、八都鲁、把阿秃儿等，“拔突者，国语勇敢无敌之名也”。［15］264拔都常用作蒙古部落贵族的一种美称，成吉思汗之父也速该即称也速该把阿秃儿。蒙元时期，拔都之号兼做赐名之用，用以封赐骁勇善战、军功卓著之人。

在成吉思汗起家创业及后来坐拥天下之际，因起兵、征战及平乱以战功获赐拔都类名号者为数最多，可见38 人。从时期上看，拔都的封赐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变化，集中于前四汗及世祖时期，共计35人。前四汗和世祖时期是成吉思汗家族的创业至攻坚期，军事征伐可谓一条主线，伴随着频繁军事征服和政治动乱，涌现出了一大批骁勇善战之士，多被赐以拔都名号。如西夏人哈石，骁勇善战，“太祖皇帝嘉其鸷勇，锡名霸都儿”。［16］克烈部腯虎随忽必烈北征叛王时，挺戈出入敌阵，壮其骁勇赐号拔都［11］3015。汝南人高兴，屡立军功，成宗践祚后“赐玉带号拔都鲁”。［17］世祖后，伴随着相对和平的政局，军事征伐渐少，受赐者亦较少。从族属来看，获赐拔都者除蒙古、色目人之外，有不少汉人南士，且多为降蒙军政将领。拔都的封赐几乎都与军事战争有关，受赐者均曾在军事战争中立有战功或担任大小将领。此外，蒙古有一种精选勇武之士组成的敢死队，用以冲锋陷阵，即八都鲁军。一些受赐拔都者可总管拔都鲁军，如完颜拿住征战有功，“赐号八都儿，佩银符……总管八都军”。［11］3886

(二)蒙古部族名

蒙古台等表示所属姓族的名号亦予以赐人。散祝台意为散祝部人，台、歹是表所属姓族的蒙古语人名后缀。蒙古大汗常以此类名号赐予非蒙古人，以示宠信优渥。如济南历城人张荣孙张宓，其家“两世功烈，载在国史……具于家乘”，［18］张宓自幼便以质子身份侍奉武宗于潜邸，获赐蒙古台。大都路顺州人石天麟，十四岁入侍太宗，勤悫英悟、通习多国语，被耶律楚材选为参佐，每事岨峿，没赖以济，太宗赐名蒙古达，“华言犹国族也”。［19］757此类受赐者共计8人，虽为数不多，但荣宠至极。从时期来看，皆在前四汗及世祖时期;从族属来看皆为非蒙古人，多为几代效忠黄金家族或幼侍潜邸之人。受赐者在获得荣誉的同时，还被直接赋予了一种象征性的国族身份。

(三)能工巧匠名

兀兰、兀速赤分别为弓匠与水手之意。出于军事战争的需要，蒙元统治者尤为注意搜罗善造弓甲等攻战之具的能工巧匠。如浑源人孙威幼时便沉鸷有巧思，善造兵甲，携业投献后，“尝以意制蹄筋翎根铠以献，太祖亲射之，不能彻，大悦。赐名也可兀兰，佩以金符。”［11］4542太宗曾训诫诸将:“能捍蔽尔辈以与我国家立功者，非威之甲耶!”。其子公亮生于漠北，“英明多艺能，慷慨有大志，练习国典，通晓译语”，［20］宪宗时特赉貂裘，亦赐名也可兀兰，后在世祖南攻及讨伐昔土木时，献优质甲胄，深得圣心。者别、默尔杰等表善射之意的名号也被用以赐人。如察哈札剌儿氏搠阿精骑射，太祖赐号默尔杰［11］3054。此类名号的封赐亦与蒙元的军事征战密切相关，受赐者6 人皆在前四汗时期，汉人南士亦有。

(四)文辞智者名

蒙元统治者亦将表贤者、书吏及能士之意的薛禅、必阇赤等名号赐予其看重之人。“薛禅”意为贤者，蒙古族常以其作为贵族称号。所见获赐薛禅者3人，皆为蒙古显贵，如木华黎曾孙乃燕，以贤能著称，忽必烈在潜邸时，常与论事，“敷陈大义，多所开悟，援引典故……以为可大用，因称之为薛禅。薛禅者华言大贤也。”［21］352世祖尊号薛禅，自其被尊为“薛禅汗”后几乎不予赐人。“为天子主文吏者，曰必阇赤”［11］2524，西夏皇族后裔李桢以文学得近侍，太宗嘉之，赐名玉出干必阇赤［11］3051。也而添图古捏、月吕鲁那颜皆为能士、能官之意。西域人习礼吉思出使蒙古时，太祖爱其谈辩，赐名也而添图古涅［21］606;博尔术之孙玉昔帖木儿，世祖对其宠爱有加，赐号月鲁那延［15］285。此类受赐者7 人皆在前四汗及世祖时期。

(五)动物之属名

牛、虎之类动物指称的不花、巴儿思等亦被用以赐名，如太原人杨邦宪奉版籍内附，卒后，其子杨汉英随母见世祖于大安阁，世祖悯其母子孤寡，命其承袭父职，锡金虎符，赐名赛因不花［22］297。其子杨嘉贞至治二年来朝时，英宗赐名延礼不花［23］。绛州人姚天福，为人正直，任监察御史时不惧权臣，敢于直言，世祖锡名巴儿思［15］285。此类获赐者3 人，皆为汉人。

(六)颜色样貌名

昔剌、哈八儿都等表颜色和相貌特征的名号，亦在统治者的封赐之列。耶律楚材身长八尺，美髯宏声，太祖呼之吾图撒合里而不名，“吾图撒合里，盖国语长髯人也”［11］3456。哈八儿都意为长鼻子，成宗时月禄那延为御史大夫，“奏事御前，简在上心……赐名哈八儿都”［24］。渤海人高觿为世祖宿卫，至元初年被选为才俊之人入官，执掌艺文，后监作皇太子宫，规制有法，世祖锡以金币、厩马，赐名失剌［11］3978。此类获赐者7 人，多在太祖及世祖时期。

(七)其他名号类

除上述名号种类外，亦有其他名号被用以赐人，如为伴当之意的那合儿、归顺之意的失都儿忽等。保定行唐人邸顺、邸常率众归附，屡立战功，获赐察那合儿、金那合儿［11］3570。西夏末主李睍上表乞降，贡物备礼，赐名失都儿忽［25］。此外，亦有一些不详其义的名号如塔儿虎汉、侈稔虎等予以赐人。朱绂生于医学世家，精通医术，忽必烈召其为御诊太医，赐名塔儿虎汉［26］。大宁路川州人乌冲祖父塔塔儿台，因帅军民归附得以赐名侈稔虎［27］。此类名号者可见22 人。

蒙元时期受赐各色蒙古名号者共计113 人，获赐答剌罕、拔都者达60 人，约占总人数的53%，受赐蒙古台、兀兰等其他名号也为数不少，但较为分散。蒙古大汗的赐名号多集中于前四汗及世祖时期，中后期渐少，在数量上呈现出明显的动态变化趋势。前四汗及世祖时期赐名号的政治手段频繁使用，与时代大环境笼罩下的军政局势相适应。中后期赐名号的减少，不仅与大一统后相对和平的政局和用人政策相关，也与元朝的汉化密切相关。即随着汉化的加深，与赐名号作用类似的封赠制度、旌表制度的日益建立及完善，使赐名号不再像初期那样重要，故而减少。受赐名号者并不局限于蒙古、色目人，广大的汉人南士皆可获赐;受赐者既有文才武将，亦有工匠、医师和庖人等。细观之，受赐者多为与蒙古大汗亲近之人，或为备受宠信的开国功臣及后代，或为侍奉左右的降蒙军政官员及后代，亦或是被虏私属等，大汗与受赐者之间的关系带有“信—任型君臣关系”①信—任型君臣关系，参见侯旭东:《宠:信—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上)》，《清华大学学报》，2006 年第6 期。的色彩。

二、蒙古大汗赐名号的政治意图及效果

名号是一种社会文化符号，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很少变更，而统治者的赐名号常带来名号的变动。蒙元时期，太祖时已有赐名号之例，世祖时尤多，甚至对某些人屡次更名，但这并不意味着统治者的赐名号是随意为之。

相较于自改名号，赐名号作为皇权统治的重要工具，很大程度上带有浓厚的强权政治色彩。赐名号首先是一种褒奖，但并非只限于褒奖，此举措背后隐含的政治意图尤为重要。有言北朝的赐姓名意在处理境内的民族关系，元清则实力强横无需假借赐名加强统治［28］，这种观点似有不妥。就蒙元而言，其以武力打天下时，各族人士出力甚多，坐拥天下之时，为数甚少的蒙古族面对偌大的疆域依然需要通过一定的手段来实现其统治集团的利益。无论对于蒙古人还是非蒙古人的赐名号，都是出于统治集团利益的需要，而如何通过赐名号达到其初衷又是耐人寻味的。

蒙元时期，许多人士获赐各色蒙古名号，表面上获赐的原因不尽相同，实质上皆因符合统治者的利益需求才有幸获赐，战功及才能等都是一些促使因素，赐名号的另一层原因是出于认可。在“家天下”色彩浓重的蒙元时期，身份差异和主从界限十分严格，大汗是凌驾于众人之上的最高统治者，身份极为尊贵。赐名号在褒奖之外，暗示把受赐者当成所中意的自家人，视为可以信任的家臣，进一步明确受赐者的身份，所期待的是其拼死效忠。受赐者间接获得了家臣身份，这种身份并不局限于受赐者本人，其主从隶属关系更可延伸至家族后代，不仅其本人要对统治者效忠，后代也要尽忠职守。统治者也乐意对其所信任的忠诚效力之人赐予蒙古名号，促使受赐者更好地为其服务。

蒙元时期，充当黄金家族的奴仆家臣是件十分荣耀和能够带来巨大权势利益的事。蒙古、色目人趋之若鹜，一些汉人南人很难有机会跻身于黄金家族奴仆家臣的行列［29］。统治者的赐名号则提供了这种契机，获赐名号不仅是一种政治殊荣，更为可贵的是其背后隐含的身份认可及这种认可所带来的诸多权益，故而受赐者对获赐名号的认可度极高。赵寅达谈及两宋赐姓名时，指出“无论是国家内部的大小官员，还是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首领，除了唃厮啰家族外，大都对所赐姓名的认可度不高，甚至还有诸如李继迁兄弟接受恩赐却依然反叛的事件发生。”［30］反观蒙元，则大不相同，许多人受赐后，以所赐名号行甚至原名失传。攸兴哥受赐哈剌拔都后，以攸哈剌拔都行［11］4380，昌平人张拔都受赐拔都后以其行，原名失传［11］3580。受赐者卒后，碑传中也多载其获赐名号，如《真定新军万户张公神道碑》记载张兴祖受赐拔都之名［31］。可见受赐者业已自视蒙古统治者的赐名为一种荣耀，其认同采纳的积极性显而易见［6］。在受赐者认同的基础上，统治者的政治意图才得以更好实现。

受赐名号者，不论是蒙古人还是色目人、汉人及南人乃至受赐者的家族后代皆对统治者忠心耿耿。如察哈札剌儿氏搠阿因善射赐号默尔杰，随铁木真统一漠北有功，从攻乃蛮时一人挡敌军精锐，与蔑儿乞部作战兵溃时，其与弟拼力护卫太祖等待援军［11］3054。李桢虽非武将，却曾以单骑入敌垒劝敌来降，还曾上言取襄阳之利:“襄阳乃吴、蜀之要冲，宋之喉襟，得之则可为他日取宋之基本。”［11］3050泽州人郑鼎受赐后，随忽必烈南征，拼死攻关破寨，六十三岁仍领兵平蕲、黄之乱，直至战于樊口时舟覆溺死。其子纳怀也竭力效忠，扈驾东征乃颜时，请求赴敌自效，世祖不许，其请愈力［11］3635。史天泽髭髯已白却一朝染黑，其言:“臣览镜见髭髯白，窃伤年且暮。尽忠於陛下之日短矣……而报效之心不异畴昔耳!”［10］22，可见其忠诚报效之心。诸如此类受赐拼死效忠者为数甚多，不予赘述。

由上可见赐名号的手段收效甚好。各族受赐者及其子孙皆隳肝沥胆，拼死效忠，在蒙古开疆拓土及政治统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对汉人南士的赐名号，使之身心俱献。通过赐名号这一手段，统治者笼络人心的同时，将君臣间的尊卑关系发展成一种更为稳定的主从隶属关系，并使之固定化。有了这层私人隶属关系后，主奴化色彩进一步加强，无形中加强了对受赐者的控制，促使受赐者心甘情愿地效忠，为蒙古统治者服务。统治者假借赐名号达到了强化君臣效忠关系，吸收人才加强军事征服与政治统治的初衷。

三、赐名号对被赐者及其家族的影响

蒙元统治者对其宠信的各族人士赐以蒙古名号，对受赐者来说首先是一种荣誉，表面上看仅是名号的简单变更和荣誉的获得，并无直接的政治经济利益;实际上，获赐名号会带来身份地位的变化及其所承载的诸多权益和发展机遇。对非蒙古人而言，不仅带来了身份地位的蒙古化，也带动了一些受赐者及其家族文化传统上的蒙古化。

(一)赐名号带来的身份地位变化及政治发展机遇

无论是蒙古人或非蒙古人，获得大汗亲赐名号，不仅是一种政治殊荣，更获得了一种身份认可及这种认可所带来的诸多优越之处。

在获赐的各色名号中，答剌罕尤为典型。蒙古早期社会，答剌罕作为一种承载着特权的封号，指称奴隶或者平民因对黄金家族有救护之恩及其他勋劳而被主人解放的人。获赐者不但被免除了对主人的人身隶属关系和赋役，并可享有一系列特权，成为大汗亲赐的一方之长，实质上身份地位已跃升为统治阶级。即使后期答剌罕演变为对功臣勋戚的封号，但仍以某些特权酬功臣，如“进封答剌罕太平王，以其地为食邑……珠对衣宝带一具。”［32］

获赐一般蒙古名号也意味着获得了统治者身份上的认可，这种认可在密切受赐者与统治者关系的同时，赋予了受赐者被重用的机会及享有一些权利的资格。弘吉剌氏自特薛禅受赐得名始，其本人及子孙得以备受重用从而累世显要，家族中诸多人受赐那颜、拔都儿之号且与黄金家族世代姻亲，“生女世以为后，生南世尚公主”［11］2915，荣宠至极。唐兀小丑本为括诸色人匠时的俘虏，进献弓业获赐名怯延兀兰，后担任工匠百户［11］3264。赐名是其身份转变的一个重要途径，由地位低下的俘虏成为大汗信用的家臣，其卒后子塔儿忽台袭职。阿速国主杭忽思率众归降，“赐名拔都儿，锡以金符……命领其土民”［11］3205，太宗亲征时其与长子阿塔赤扈驾。后阿塔赤入侍太宗，世祖时平叛有功，亦入值宿卫。卒后，子伯答儿承袭军职，后长孙斡罗思，由宿卫仕至隆镇卫都指挥使。降将杭忽思及其家族在蒙元的发家也是以赐名带来的身份转变为契机，获赐名号后家臣身份明确，统治者乐意信用他们，从而带来了立功效忠的机会，仕途也会愈加畅通。

有元一代，蒙古统治者实行有差别的民族政策，优待蒙古人，兼顾色目人，将广大的汉人南士置于外围和边缘地带。但受赐蒙古名号的汉人南士及其子孙已被视为可以信用的家臣，深受重用。如宣德人刘敏获赐玉出干之名，“出入禁闼，初为奉御”［11］3609，在太祖破西辽诸国、征回回时皆随行，后授官晋职，宠信颇多，其子世亨袭其职，赐名塔塔儿台，次子世济获赐散祝台，为必阇赤，入宿卫。石天麟获赐蒙古台后，从征西域，任断事官，拜中书左丞，古稀之年世祖亲赐金龙头杖，以便他出入宫掖时之用。成宗践祚，又加升为荣禄大夫、司徒，宴饮微醉时竟以御辇将其送归。武宗时又升其为平章政事。其子石珪累次升迁，至荣禄大夫，南台中丞［11］3619。

蒙古大汗的赐名号给一些受赐者带来身份转变的同时，还为受赐者本人乃至家族提供了潜在的发展机遇。受赐名号后，统治者对其更加重视进而愿意委以重任，不仅受赐者本人的仕途通畅，其子孙也获得了授官进职的政治资本。

(二)赐名号带来的“同化”现象

蒙元时期，受赐蒙古名号所带来的文化象征意义尤为突出。对非蒙古人而言，不仅带来了身份地位的蒙古化及诸多权益，而且带动了一些受赐者及其家族文化传统上的蒙古化趋势。

蒙元时期，各族人士对获赐蒙古名号的认可度极高。一些人不仅自身以所赐的蒙古名号行事，也乐意为其后代取蒙古名。石天麟诸子中有四子皆为蒙古名，四个女儿中有三人也皆为蒙古名，其孙哈蓝赤也为蒙古名［19］759。大兴人贾昔剌受赐昔剌后，特许“俾氏族与蒙古人同，甚亲幸之;又虑其汉人，不习于风土，命徙居濂州”，［11］3639可见对其宠信，其家族的蒙古化趋势颇为显著。不仅其本人以昔剌之名行，汉名失传，其子丑妮子，孙虎林赤，曾孙秃坚不花，玄孙班卜、忽里台、也速古等皆为蒙古名，其家族文化传统呈现出明显的蒙古化倾向。西夏老索家族成员的取名也带有显著的蒙古化色彩，老索次子忙古□、孙忽都不花、曾孙讷怀等皆为蒙古名［33］。若说赐名号多少带有强制色彩，那为子孙取蒙古名则是一种主动性的自觉行为，或是出于政治需要，但也可从中窥探出向蒙古人趋同的文化心态。民族文化心态的异化是加速受赐者蒙古化的催化剂。对于受赐者给后代所起的蒙古名，统治者并未表示异议，更将其视为可信用的家臣。旧制，汉人不得留守大都，但至元二十五年忽必烈巡幸上都时，令郑制宜留守大都，制宜力辞，忽必烈却言:“汝岂汉人比耶!”［11］3637可见其本人也被视为可宠任信用的近臣。更有甚者，统治者对受赐者子孙亦赐予名号，如对刘敏二子及杨汉英子的赐名，对这些汉人及其后代的连续赐名加速了其蒙古化倾向。

受赐者及其家族的蒙古化不仅表现在名字上，婚姻方面也有体现。受赐者及其子孙在婚配上多有娶蒙古女子为妻的现象，如老索妻以蒙古康里真氏，郑鼎子郑制宜“配可烈真氏，丞相孛罗公之女”。［22］514这种民族间的通婚在促进血缘交融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会促使文化上的同化。此外，一些受赐者及其家族成员在为官任职与社会交往中或多或少地习蒙古语，从蒙古俗等，这都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一些受赐群体及其家族的蒙古化。

赐名号不仅带动了一些受赐者及其家族的蒙古化，而且带动了有元一代自取蒙古名的时代潮流。蒙元时期，除封赐外不可随意改称蒙古名号。伴随着获赐名号而来诸多权益，一些非蒙古人尤其是汉人南士为求仕途，进行主观变通，自取蒙古名日渐常态化，且成为一种新的时尚。蒙元时期出现了一种反常态的“常态”现象，即自取蒙古名者蔚为大观，“自有赐名之例，汉人皆以蒙古名为荣……故虽非赐者，亦多仿之”。［3］元代自取蒙古名在数量上占据着“蒙名汉用”的主体，但“受赐得名”方式影响深远［8］250。自取蒙古名的盛行概因拥有蒙古名号后其身份的变更及这种变更所带来的诸多机遇，驱使一些人趋之若鹜，这也是特殊历史环境下的一种变通。当然，一些获赐者在渐趋蒙古化的同时，不免也会带动与之交往群体在某种程度上的汉化。“元代多元文化体系内的交流影响，并不局限于文化的单向变动，而是蒙、汉、色目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涵化”［6］24。

四、结语

出于军事征服与政治统治需要，蒙元统治者对中意的有功、有才、有恩或者亲近之人赐以各色蒙古名号。伴随着军政局势的演变、用人政策的变化及汉化的加深，赐名号数量在不同时期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变化，集中于前四汗和世祖时期，中后期减少。虽然有元一代“大抵皆内北国而外中国，内北人而外南人”，［34］但受赐名号者除蒙古人色目人外，亦有不少汉人南士，可见蒙古统治者更为看重的是一个人的忠诚效力而非仅限于族属。统治者的赐名号在褒奖之外，更深层的用意在于通过赐名号进一步限定受赐者的身份，加强主从隶属关系并将其延伸至受赐者的家族后代，促使受赐者更加效忠，心甘情愿地为蒙古的军事征服及政治统治服务。在主奴化色彩浓厚的蒙元时期，罚是体现主从关系的直接形式，而作为赐名号的赏既是对主从关系的反映，又是加强主从隶属关系的一种政治怀柔手段。

对受赐者而言，获赐名号在带来荣誉的同时，伴随着身份地位的变化及其所承载的诸多权益和发展机遇，恩及自身的同时也荫及子孙，在很大程度上为其本人乃至家族赢得了潜在的发展空间。在民族界限分明的蒙元时期，非蒙古人获赐蒙古名号显示了超越民族界限的一种认同，受赐者获得了统治者赋予的一种象征性的蒙古身份以及这种身份的变更所承载的一系列特权与机遇。此外，对非蒙古人的赐名带动了一些受赐者及其家族文化传统上的蒙古化，也带动了有元一代自取蒙古名的时代潮流。伴随着这些非蒙古人受赐蒙古名号及自取蒙古名所带来的蒙古化趋势，以及一些获赐者在渐趋蒙古化同时带动与之交往群体在某种程度上的汉化，这一切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蒙元时期的民族大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