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治霖

2月15日，武汉下了一场大雪，天气极为寒冷，狂风足以把雨伞掀翻。而街上的行人极少，到了晚间，白雪掩盖了大半个武汉。这是封城后的第23天，每个人都在等待雪融冰消。

冰雪很快在第二天消失，但春天还没有来。我从武昌区去往青山区，见到的路障比行人还多。寒风依然萧瑟，在驾驶到一座长江大桥时，我看见两岸密集的高楼建筑，在雪融后变得明亮刺眼，像是一座钢铁森林。

武汉更加封闭了。数日以来，对新冠肺炎病人从提倡居家隔离，变成了“应收尽收”，每个区设立了方舱医院和隔离点，病人们各有各的归属。而对其他市民，管控也趋于严厉，从禁止驾车，到出入管理，再到彻底封闭社区。对疫情发起总攻的武汉，仿佛一个大型的军事化管理的校园。

但是，有的人必须出门。

“急救中心120”承担了一部分运输任务。我来到青山区的一个急救站，他们已经坚持了一个月的高强度工作。在最忙的时候，他们运输发热的疑似病人、确诊病人，以及其他有就医需求的病人。每天出车20多趟，24小时无休息。

即便在平时，急救车也是浓缩了“生老病死”的一个场景，疫情时期的它，更是为数不多观察武汉的一个移动窗口。通过这扇窗口，能看见特殊时期疫情导致的伤痛，也有反复发生的武汉的日常。

武汉“孤岛”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吧。”陶玲非常热情地招呼我，她是今天这班的医生。医生、护士、司机各1名，加上担架员2名，是急救车上的基本配置。她一边把短发利落地扎起，一边对我说：“虽然急救站是开在医院的，但我们人员是归武汉120管……”

话没说完，警铃大作，一串尖锐短促的“叮……”，像是上课铃。

它是一个信号：该出车了。其他4个人急忙从宿舍出来，急救站的站长也来到跟前，嘱咐说：“穿好防护服。”这话是对初来乍到的我说的，他们都已经熟练，动作不紧不慢，却在一分钟内变魔术似的穿好了。

这种一身白的防护服，质量不算好，好的防护服是有条纹和胶带的。但陶玲他们没有好的，只能用它面对现场的一切可能性。

防护服是件通身雪白的连体衣，要拉开上半身的锁链，提着它将双脚放进去，整个过程不能着地，不然会影响效果。接着，穿好袖子，把锁链合上。后来我才知道，这种一身白的防护服，质量不算好，好的防护服是有条纹和胶带的。但陶玲他们没有好的，只能用它面对现场的一切可能性。

不过，出这趟车的任务，不是接送病人，而是开一单死亡证明。我们来到一家民营的养老院。院长早就等在楼下，见到救护车赶紧招手。陶玲跳下副驾驶，从车里提出行李箱样大的心电仪，快步迈着台阶。护士提着另一箱仪器，在后面紧紧跟着。两位女性轻喘着气，但脚步从不放慢。

跟平常不同，如今她们有全身防护，挂着口罩、戴着护目镜，喘出的气很快在护目镜上液化，视线变得越来越模糊。我们跟着院长到了4楼的养老院，電梯打开是一道阴暗的长廊，彼此就更难看清楚了。去世的老人在左边第二间房，院长说：“他在昨天还好好的，突然就不行了。他没有发烧也不咳，不是那个病。”

“那个病”是说新冠肺炎，它现在是武汉人绕不过去的一个词。

在逝者对面仅1米的床上，躺着一位看上去有功能障碍的老人，他看见房间里全身防护的人，眼睛瞪得很大，显得有些激动。但他发不出声音，手也被布条捆在床杆上，只能小幅度的上下滑动，意义不明，或者根本没有意义。

在陶玲开死亡证明时，我回到了走廊观察。老人们没有任何防护措施，他们聚在有电视看的过道里，或者聚在走廊尽头有阳光的地方，除了电视机在发出声音，这条走廊非常安静。过道里的老人，不是真的在看电视，他们有的闭着眼睛，有的看着我，我看着他们，也没有话说。

开完死亡证明，我们回到了急救站。陶玲教我，先要洗手，把手套扔掉，再把防护服小心翼翼地脱下来，它的质料很薄，可千万别弄破了，毕竟是要用一天的。脱下来的防护服挂在急救车里，车内的紫外线可以消毒。

约半小时后，我们再次出车，这次是运输一位腹痛患者，疑似有肾脏结石。急救车将他送到了普仁医院的急诊科。

“情况明显好转了。”陶玲看着我，她清楚我来访的目的，这一趟没有遇上。她说，救护车现在运输的病人，很少有发热的了，因为发热病人一般由社区登记，再由社区对接隔离点、方舱医院或者定点医院。“早一周来的话，你能看到的，全部是发热病人，而且几乎都是新冠肺炎患者。”

救护车现在运输的病人，很少有发热的了，因为发热病人一般由社区登记，再由社区对接隔离点、方舱医院或者定点医院。

司机李林对此记忆深刻，他说，在刚过年的几天，病人太多但救护车太少，他们常常接到十几二十公里外的单子。到了医院，大厅、过道里都是病人，太多的人等待核酸检测来确诊，否则无法得到床位。

然而，核酸试剂盒与床位都太少了，由此形成了一个“怪圈”：得不到确诊和床位的病人们，大量而重复地来医院排队，反而进一步加剧了病毒传播。据央视2月17日报道，国家卫健委官员接受采访时说，在武汉初期，很多病例没有得到及时救治。“重症病人从发病到住院的时间平均9.84天，说明有10天的时间变成了移动的传染源。”

官方在后来加大了防控力度，相继实行分级诊疗等制度，社区成为病人与医院之间的“把关人”。对李林来说，最直接的感受是，需要救护车运输的病人变少了，现在每天的出车量是10趟多一点，接近平时的每天7、8趟。病人也以非新冠肺炎患者为主，事实上，在武汉越发严格的管制措施下，新冠肺炎病人还拥有社区的通道，而其他病人如在“孤岛”，更需要救护车来运输。

李林没能说完他的话，烟才刚刚点燃，警铃又响了。陶玲跑到门口叫他：“出车了！”她特地又对我喊道：“这次是个发热病人！”

不到10分钟，救护车开到了丹青苑小区的门口，病人是个70多岁的老爷子，他被老伴搀扶着徐徐走来。不过，他对医生说：“我没有发烧。”

他不想去定点医院。

陶玲做好了全身防护，把他扶上了救护车。她没多说什么，拿出体温计给老爷子，叫他量一量。老爷子起初不肯，强调自己没有发烧，陶玲解释说：“不是说你有那个病，是现在的情况下，每个病人都要量体温。如果你发烧了，去急诊科也没用，他们不会收。去了也要量体温的。”

老爷子听了，只好量起体温，陶玲两次嘱咐说：“夹紧、夹紧。”体温量出来是37.6摄氏度，属于低烧。老爷子和他老伴很纳闷儿，说刚刚量时都没烧。陶玲没争什么，她甩了甩体温计，安慰老爷子说：“没事啊，没事，我们再量一次。”结果依然是37.6度低烧。

但是，两位老人执意不去定点医院，他们怕去了被交叉感染。救护车最后开到了普仁医院的发热门诊，两位老人进去挂号了。回去站点的路上，陶玲和李林相视笑了笑，他们见多了这种情况。

“病人不说实话，是怕我们不送他了。有的是侥幸心理，觉得自己不是新冠肺炎，很排斥去定点医院。”陶玲解释说。

另一个“怪圈”

出了4趟车后，时间将近中午1点，站长端出了盒饭。

陶玲和护士两位女性在办公室，边谈笑边吃饭，不一会儿饭盒见底。陶玲看到我的碗里还有少量饭菜，突然不好意思起来，捂着嘴笑说：“我是不是吃太快了？”她又赶紧辩解：“没办法嘛，我们干这一行，平时2分钟就吃完了。”

确实，在急救站里，做事都是争分夺秒。午饭过后，5个人很快回到宿舍。他们要抓紧时间休息，因为在这一天的24小时里，他们都要准备着随时出发。

他们这天的运气不错，午休了1个小时，也睡得很沉。直到下午2点，铃声终于响起。众人被惊醒，很快在两三分钟内集合完毕。他们还不知道，即将出的这趟车，是近些天里最难的一趟。

病人在武钢医院。没过多久，救护车开到了院区。是位71岁的男性老人，躺在一张不知哪儿来的床上，两名男性家属陪护着他。他们显然是被拒收了，只能在发热门诊的门前、医院绿化带的边上，等着救护车给他们一个去处。

陶玲接过诊断报告，一看：“陈XX，男……考虑为：细菌性肺炎。”

他罹患了细菌性肺炎，而新冠肺炎是“病毒性肺炎”。武钢医院在2月15日被征用为定点医院了，不能再收治他。然而，他的情况十分危急，血象指标达到了19000（正常人在8000～9000）。他躺在床上，呼吸都非常吃力，疼痛中发出浑浊的声音，眼睛无法睁开，没有说话能力。

他罹患了细菌性肺炎，而新冠肺炎是“病毒性肺炎”。武钢医院在2月15日被征用为定点医院了，不能再收治他。然而，他的情况十分危急。

一位家属告诉陶玲：“武钢现在只收病毒肺炎了，快把我爸转到普仁医院去。”

陶玲明白，事情没那么简单。

武钢医院是不能收治了，但普仁醫院也不能说去就去。现在全力抗“疫”时期，收治非新冠病人的医院太少，床位一定很稀缺。陶玲对病人家属说：“到时候还不能收治，就连这张露天的床也没有了。他情况又这么严重，站都站不了，怎么排队？等得及吗？”

家属坚持要先转出去，病人儿子陈章明说：“这里肯定收不了了，何况他一个细菌性肺炎的，在这里交叉感染了怎么办？”

做了决定后，担架员将病人抬上了救护车，一路开到普仁医院的急诊科。

和陶玲的猜测一样，来对接的医生摆手，表示收不了。她对陶玲和家属说：“现在一个床位也没有了。”她指了指旁边的病区，说：“不信我可以把门打开给你们看，我们这里吸氧的地方都没有了。这里还有疑似新冠肺炎的患者，现在还转不出去。”

接着，两边陷入了无用的对话。陶玲拿出诊断报告，说病人情况很危急，但又不是新冠肺炎，只能来普仁医院了。家属试图“软硬兼施”，说要打“市长热线”。

女医生仍是摆手，重复地说“收不了”。她说：“我们（医院）没有床啊。我病区这里还有两具尸体，就放在那里，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拖走、把床位腾出来。现在殡仪馆都排了很长的队。我估计你们病人也等不了这么长时间。听明白没有？”

她接着说，排除了新冠肺炎的，还可以去同济、协和、湖北省人民医院，它们也收非新冠肺炎的病人。

家属似乎看到了希望，问：“它们会不会也没有床位？”

医生回答说：“有可能，你试一下啊。不试一下连希望都没了。”

白跑一趟后，在下午3点半，救护车来到了湖北省人民医院。他们把病人留在车上，陶玲和家属先到急诊科咨询。但是，希望又落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