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郝

疫情信息惊醒公众的时间，是钟南山确认“肯定是人传人”时的1月20日晚。那一天，是大年二十六。层层上级传达和部署，基层一线闻风而动已经是在除夕夜前后。

社区是疫情防控最基本的单元，也是第一道防线，“守住了小区的门，就守住了健康，守住了生命，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社区干净，社会面干净”。2月18日下午，湖北省委副秘书长、省委政研室（省改革办）主任钱远坤在新闻发布会上如此谈到。

社区和村镇，作为中国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当中的一线工作人员“打了一场最艰难的仗”。连续近三十天的全天候工作后，他们甚至感受到“压抑的心理状态”。

随着时间推移，期待中的疫情“拐点”仍未真正到来，然而，企业复工、外地人口返回、儿女复课正在为他们带来更多面的压力。《南风窗》记者采访多地疫情防控一线工作者，接近他们在楼宇乡村间穿梭的身影。

江浙沪：老破旧社区就得用笨办法

疫情信息暴发前，55岁的浙江省西部某市八里台社区书记曹萍已进入“退休倒计时”。3月份，本是她计划中的退休时间，但眼下看来，如期退休已不再可能。疫情防控，是她“退休前的最后一仗”，也是三十多年工作中“最难打的一场战役”。

从大年初二开始，她每天的工作时长都在十六个小时以上。从早上六点出门，到晚上十一点从社区办公室离开，曹萍的红色工作服一直没法脱身。

近十个网格化小区，内部街道四通八达，有一万多住户，曹萍所在的八里台社区是典型的老旧小区，也是一个没有物业管理的社区，住户主要是老年人，多为经济困难户和企业下岗职工。

“居民实现自我管理的难度是非常大的”，在曹萍的解释里，多数老年住户都没有智能手机，就连看似最简单的健康码扫描等互联网工具，在这里施行起来都“寸步难行”。

疫情防控，要求的是精准到户，精确到人，但曹萍和同事们面对的却是“一团信息乱麻”。信息不对称，成为摆在这个老旧社区疫情防控工作面前最难的一道门槛。

摆在百里台社区面前，绕不过去的现实困境是社区里老年人居多，当地政府开发有疫情响应的互联网统计应用，但面对老人机，这些工具很难普及。信息统计还面临着其他的麻烦，人户分离现象较为严重，公安系统里的部分门牌统计又未赶得上实际门牌号的更新。

在错综复杂的住户信息和社区楼宇间，曹萍坦言，能靠得住的就是那些“原始的笨办法”，以及一线工作者心里的活地图。

一天近一百通电话，近两万步微信运动步数，16小时连轴转，6个社区大网格，36个社区小网格，曹萍带领同事们划片分队，挨家挨户敲门统计信息。

大年初二，社区里出现一辆车牌号为湖北鄂州的轿车停靠，放在车窗处的车主电话打不通，寻找车主的工作不能有片刻耽搁，但现有的数据又查不到车主信息。曹萍发动社区楼道长、网格员和志愿者挨个敲门问询。未曾想，车主住在最高的六楼，8个社区工作人员，分头花费4个多钟头寻访100多户才找到对方。

“不可能靠互联网，只能靠着笨办法，踏踏实实地一家一户去做工作。”曹萍心里的弦一直紧绷着，“精神压力很大，真的怕社区出事”。

疫情防控中，曹萍给自己和同事的定位是信息员、联络员、宣传员和战斗员“四员一体”的身份。她知道，疫情不彻底过去，她就不能退休。为此，她牺牲的不止是自己的休息时间，还有与家人的相处时间。

在错综复杂的住户信息和社区楼宇间，曹萍坦言，能靠得住的就是那些“原始的笨办法”，以及一线工作者心里的活地图。

“一家三口，现在是各自照顾自己。”从大年初二开始，曹萍家里就没再吃过一次团圆饭，同为公职人员的爱人和女儿即便回家早一点，也只能吃碗泡面胡乱打发一顿，此前一直由他们赡养的两位八十多岁父母也早早被送到她的弟弟家中。

有着同样牺牲的还有上海市南浦新村街道三泉路1015弄社区书记李锋。除夕夜刚过，他就把上小学的女儿送往父母處。2月16日，李锋生日，晚上回到家，陪伴着他的也只有妻子一人。

因为工作原因，李锋每天要接触不计其数的社区居民和社区外流动人口，为防止可能带来的传染风险，二十多天来，他始终没和父母女儿见面。“看家护院，守好小区这道门”，是他在疫情防控中给社区工作定下的关键任务。

社区共有2268户人家，5000余名住户，当中三分之一为流动人口。大年初三，南浦新村街道即同辖下各社区负责人召开视频会议，工作繁重，千头万绪，“一开始真的累到受不了”。

防控物资一时间无法到位，“要什么没什么”，刚开始挨家挨户摸查时，为做好个人防护，李锋和同事们只能穿雨衣，戴泳镜。一个医用一次性口罩李锋连续戴了三天，没想到每天说话太多，口罩耳带因此断掉，这才舍得把它换掉。

社区里老年人多，对日益严峻的疫情不够重视，“该出来的就出来，该散步的就散步”，语言劝导难以立竿见影，居委会另辟蹊径，把小区广场和居委活动室等公共场合全部封掉，尽可能减少老年人聚集的机会。

社区防控工作人员，需要的是居民的“配合”，然而在实际中，对于部分居民而言，这种“并不耗费时间和精力的配合”实则也不容易做到。在李锋看来，这不单是因为居民对疫情认知不足，更可能源自疫情期间每个人的压抑心理。

“我刚从医院测过体温，为什么还要再测？”“你们的体温枪消毒了吗？会不会不卫生？”李锋记得，小区门口开始实行侧脸体温时，最先对此排斥的竟是两位住在社区内的护士。他明白，疫情期间，护士心理压力大，态度偶尔不好在所难免。

2月2日起，街道实行社区统一代购口罩服务，居民以户为单位上报限额口罩购买需求。某家住户为一次性购买更多口罩，分别以自购的两套住房上报需求。但社区以信息上报顺序实行采购和分发，住户到居委会领取时，只等到第一套住房所购买的口罩，“口罩不齐，一下子着急起来，在居委会里破口大骂”。

李锋对此有充分理解，居家隔离时日越来越久，住户心中“多少都有些憋闷”，防控一线人员工作稍有不慎就可能成为他们的“撒气筒”，对此则只能平和以对，“多讲几句，多疏导几次”。

但让他感到有些委屈的是，居民往往对社区工作者要求太高，“什么都想让我们来想办法”，而实际上，这既不现实，也不应当。有22户人家居家隔离观察，生活物资只能由居委会代购，个别住户购买蔬菜都要把每个品类具体到不同摊位，或者整日不间断打电话到居委会要求自由活动，李锋则只能同对方“讲大局，讲政策”，力求住户理解，积极配合。

“但不管怎么样，你只有把社区保护好才行。”李锋这样告诉《南风窗》记者。

湖北：公职人员到防控一线去

大年二十七，荆州市某部门的25岁女公务员李一晓动身返回镇上的家中前，在市区各个药店四处搜罗，已经买不到任何一片口罩。

这个春节，她最先感受到的是“冷清”。李一晓的亲朋好友中有不少是体制内公职人员，早在除夕前，他们就已受单位分配前往荆州各处一线工作职守。她和父母三人在家，此外没有和任何人有过团聚。

“封闭管理中，能看到大家的期待，希望尽早地恢复正常生活秩序，自由自在地生活。”李一晓同《南风窗》记者这样谈到。

再往后两三天，李一晓感受到的是越来越强烈的“不安”。她觉着，自己同样是公职人员，同样是党员，不能躲在家里袖手旁观，也应该到一线去，“做任何力所能及的事”。

随着湖北各地陆续“封城”后，返回荆州市区已变得不再可能，而她留在市区的同事早已返岗工作。焦灼之中，她的等待未经过太长时间。

2月5日，荆州市委印发《关于组织在职党员干部到居住地村（社区）报到参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文件，要求市、县两级机关事业单位在职党员干部，目前在荆州市辖区内、尚未返岗上班且身体健康的，迅速就近就便向居住地村（社区）党组织报到，服从当地村（社区）党组织统一安排调度，参与相关具体工作。

截至20日，荆州市共有21260名机关党员到355个社区报到，9637名机关党员到1498個村参与防控。而2月6日到临近社区报到参与疫情防控工作的李一晓正是当中一位。

社区发现一例确诊病例时，是志愿服务工作至今最让李一晓和同事们最担心的一次。“有惊无险”的是，这名住户及时上报，同事们“全副武装”将住户送往县城内定点医院。

确诊病例发现后，曾与其有密切接触和间接接触的社区工作者全部被送往县医院进行胸片筛查。李一晓虽未曾与住户有过密切接触，但也作为间接接触者在17日下午进行体检排查。而这一天下午，也是她志愿服务十四天来唯一一次休息。

2月16日，湖北省人民政府发布通告，要求城乡所有村组、社区、小区、居民点实行24小时最严格的封闭式管理。实际上，早在15日，李一晓所服务的社区就已实行全封闭管理。此后，除日常挨家挨户上门检测体温外，通过微信“物资代购群”帮助居民采购和配送生活用品，成为李一晓和同事们最主要的工作。

服务期间，正常吃饭有时都无法实现。志愿服务的第三天，正要在居委活动室吃午饭，社区书记接到居民电话，某家住户有发烧现象，“放下碗筷，饭也没吃”，李一晓就随社区书记赶往发烧住户家中。

防控物资匮乏，在荆州乡镇同样不例外，从春节返乡至今，李一晓从未在社区内见到过防护服和护目镜等物资。一件专用外套，一双专用鞋子，是李一晓参加疫情防控工作以来的固定穿搭。回到家门口，她第一件事就是换掉外出穿的衣物，晾晒在门口。亲人在一线无休的服务行动以及父母的支持，成为她在疫情服务中“几乎最大的支撑力量”。

“封闭管理中，能看到大家的期待，希望尽早地恢复正常生活秩序，自由自在地生活。”李一晓同《南风窗》记者这样谈到。

山东村镇：村干部是防控“主抓手”

大年二十八，副镇长陈思清就已和同事们到县政府参加疫情防控相关会议。她所在的地方为山东中部地区某乡镇。当天，参会者无一例外都已全程戴着口罩。

该县规定，乡镇机关事业单位在职科级干部依照“包村工作制”，一对一定点到村子参加疫情防控工作。大年三十当天，陈思清没有放假。让她没想到的是，二十多天工作下来，她遇到的阻力要远小于曾经到村执法时的情况。

“村民都很给力，有很强的主动性。”疫情信息传达到村民当中后，他们就展现出“强大的行动力”。按照当地习俗，大年初二是走亲回娘家的日子，人群密切接触的风险最大，但各村在大年初一就已开始“封村”，并在村内交通紧要处设立“劝返点”，见到前来走亲拜年的外村人即实行劝导。

村干部是乡镇疫情防控工作中的“主抓手”，而村委会的大喇叭则成为村干部展开工作的“主抓手”。

执法志愿者队伍也在大年初一由村民自发动员形成，年轻人和党员是队伍的主力成员。在村口，志愿者实行24小时值守制，有村民大半夜“偷偷摸摸”在村子间来往，值守点就不能一刻缺人。

志愿者队伍成为村子里最受欢迎的群体，村民自发捐钱捐物送到值守点，这当中，包括毛毯、桶装方便面和肉干。

村民体温登记，占去陈四清工作初期的大部分时间。信息统计愈加严格，到村工作之初，上级要求统计的只是武汉返乡人员体温情况，没过几天，统计对象就扩大到全体村民。一日两次更新的村民体温统计表，以及村民出入登记表，是她作为包村干部要负责的两个主要表格。

村干部是乡镇疫情防控工作中的“主抓手”，而村委会的大喇叭则成为村干部展开工作的“主抓手”。老年人，是防控工作中配合力度最小的群体，他们不戴口罩，喜欢聚集，这让村干部和陈思清头疼不已。大喇叭里一天天喊着疫情信息，陈思清和同事跑到“老人堆儿”里去劝导，“道理多讲几次，总归都能明白”。

“害怕”，是陈思清在村子工作时感受的村民心态。疫情形势越来越严峻，相邻的两县相继出现确诊病例，“老百姓一下子警惕起来”，这种警惕所导致的村民自我管理，甚至让陈思清偶尔感受到自己“在村里挺多余”。

与此同时，来自上级的“不必要的压力”并未增多，线上和线下会议已在尽可能地减少，上级监管主要以县纪委等部门的实地督导来展开。在这次的疫情防控工作中，陈思清感受到的更多是上级和下级的“切实支持与配合”。

随着学校线上复课，身为两个孩子母亲的陈思清压力陡增，晚上回到家中辅导孩子功课，让她“忙到连打一个电话的时间都没有”。回到家，她第一件事就是从头到脚喷一遍酒精，换下外套，洗完手后才“敢”去抱孩子。

疫情暴发二十多天来，她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村民“心里的疲软”。但是，乡镇干部则丝毫不能停息松懈，随着乡镇企业的陆续复工，企业成为他们越来越重视的工作对象。

“只是工作重心有了变化而已，但工作压力本身一点都没有变。”陈思清如此告诉《南风窗》记者。

（文中部分采访对象为化名）